當前國際形勢發展的周期規律和階段變化刍議

——兼論中美關系的運動軌迹和發展趨勢

[内容摘要]世界曆史與國際環境的演變有其内在規律。近代以來，國際形勢發展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特征。在不同的周期内，冷戰思維與和平共處思想不斷碰撞，以意識形态劃界和務實發展思路并行存在，單邊主義和多邊主義政策路徑持續展開競争，從而塑造了不同的安全理念、發展理念與外交政策。同時，周期性規律也是分析中美關系的基本規律，1949年以後的中美關系也以大約30年為一個時段呈現周期性變化。當前中美關系已經進入第三個周期，後者的時間約為2009-2038年。在該周期内，中美将圍繞着絕對安全還是綜合安全、經濟霸權還是共同發展、科技脫鈎還是科技合作等關鍵主題展開複雜競合。中國擁有有利的時勢但仍需繼續謙虛謹慎和避免颠覆性錯誤，在正确處理與美國及其他主要力量關系的同時，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關鍵詞] 國際形勢；周期規律；階段性變化；中美關系

[作者簡介] 楊潔勉，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咨詢委員會主任、研究員。

當前，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時期，全球亂象叢生、迷思泛濫，國際社會又一次站在關鍵的十字路口。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國不僅需要應對時下層出不窮的挑戰和困難，而且更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努力探究其根本原因和發展趨勢，從而在發現規律和運用規律的基礎上争取曆史的主動。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社會主義和發展中大國，中國代表世界的進步力量，勇立時代潮流的前沿，正在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而進行艱苦但又光榮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

一、近現代以來國際形勢發展的周期規律

在人類發展進程中，無數先賢與志士們不斷探索曆史發展的規律，但直到馬克思提出唯物史觀後，人類長期對曆史發展的探索之路才被真正照亮。“唯物主義曆史觀和通過剩餘價值揭開了資本主義生産的秘密，……讓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1]從而揭示了人類曆史發展的基本規律。

回顧曆史，人類在主要以采集狩獵和農耕遊牧為主的早期文明時期，社會和國家的形态變化緩慢，相互之間往來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極大，即使是處于鼎盛時期的波斯帝國、漢唐王朝、羅馬帝國等也最多算是實現了洲際聯系的拓展，而沒有使世界真正連成一片。但從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和17世紀的英國資産階級革命起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人類曆史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進入了近代時期，隔絕世界各國的地理與政治壁壘在經濟發展和兵燹戰争之中逐步消退。在此期間，英、法、德等國彼此争霸，歐洲居于世界的“中心”，是當時國際形勢的主導者。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17年的俄國10月革命成為世界現代史開啟的标志，兩次世界大戰不僅使美國得以勝出并成為世界霸權國家，也使蘇聯抓住機遇擴大影響并最終成為世界的“兩極”之一。

二戰結束的1945年被認為是當代史的元年，美蘇主導的雅爾塔體系左右着國際形勢。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國和第三世界開始動搖兩極世界的根基。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也于2002年伊拉克戰争後失去了單超獨霸的地位，新興市場國家的迅速發展加快了世界多極化的進程，而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和始于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則标志着中國開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國際形勢的參與者和主導者都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

1949年後的中美關系蘊含了當代國際形勢發展的周期規律。中國是社會主義大國，也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最強的西方大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執牛耳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美關系在波瀾起伏中貫穿着鬥争與合作，大緻30年左右出現一次大的變化周期。從1949到1979年的第一個周期的主要特征是兩國之間關系的持續調整。中美兩國從冷戰對抗和熱戰對陣到破冰接觸和實現建交。從1980到2008年的第二個周期的主要特征是兩國互動從地區走向全球，即從合作應對蘇聯擴張主義到共同應對國際恐怖主義和全球金融危機。預計從2009年到2038年前後将是中美關系的第三個周期，該周期的主要特征是兩個世界最大強國進行關乎人類命運禍福的互動和磨合。

二、當前政治思想領域的變化和任務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之日起，意識形态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影響和作用就在不斷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主義國家和迎來獨立的新民族國家成批湧現，使得國際政治出現了非西方力量的崛起。冷戰結束後，美西方因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而認為“曆史終結”，[2]但此種論斷受到中國綜合國力成倍增長的影響而難以一統天下。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勝利為“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3]

（一）冷戰思維與和平共處

受權力政治文化的影響，美國戰略界及決策層習慣于以“你赢我輸、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視角看待國際事務，而根深蒂固的冷戰思維便是這一政治文化的直接産物。為謀求單極格局及秩序，美國往往以簡單的對抗性邏輯處理複雜的國際關系，每當國際格局出現變化時，總是對其自行塑造的對手進行遏制和打壓。縱觀1949年後中美關系，冷戰思維無處不在，但其對華政策因自身所處環境的變化而在不同階段呈現出周期性的變化。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政府内部便認為中國将為“共産主義”在南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擴張提供便利，[4]杜魯門總統則更是将中國視為對印度支那、馬來西亞等地造成威脅的“蘇俄的衛星國”。[5]在兩極争霸的背景下，美國對華采取敵視态度和政策，并試圖通過在周邊地區構築同盟體系的方式孤立、包圍、封鎖中國。随着上世紀70年代末出現蘇攻美守的态勢轉換和世界力量的多極化趨勢，美國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接近并與中國開展合作來抗衡蘇聯的擴張勢頭。冷戰結束後，美國挾勝利餘威試圖将中國納入美國設置并主導的國際體系中去，曆屆美國政府對華戰略的總體基調是通過接觸政策實現這一目标。然而，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令美國産生了嚴重的戰略焦慮，奧巴馬執政後期美國對華政策便開始向“競争”傾斜。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更是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指出大國競争是當前美國面臨的最大挑戰，[6]并将中國視為唯一有重塑國際秩序意圖和能力的競争對手。[7]在這一指導思想下，美國大力推行所謂“全政府”和“綜合威懾”的對華戰略，試圖通過遏制中國維系霸權地位并延緩自身衰落。

與之相反，中國一向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國家間關系的基本準則。新中國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在追求和平時同樣強調通過戰争保衛和平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贊成，我們不贊成戰争。但是，對被壓迫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争我們是支持的”。[8] 作為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明确作出了世界大戰可以避免的戰略判斷，并主張以發展促進和平。他認為：“但是（現在）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争力量的增長……在較長時間内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争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9] 習近平在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便指出：“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其他國家也都要走和平發展道路,隻有各國都走和平發展道路,各國才能共同發展,國與國才能和平相處。”[10]由此可見，當前階段中美博弈的重點之一是到底以競争對抗片面定義中美關系，将世界推向分裂動蕩的“新冷戰”，還是構建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國關系。當然，中國主張的和平共處等原則不可能一帆風順，是需要經過長期和艱苦的鬥争才能實現的。第一，要堅決有效地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在面對事關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祖國統一以及政治制度等核心利益挑戰時，必須堅持原則立場和進行堅決鬥争，打破個别國家妄圖逼迫中國妥協的幻想。第二，營造良好的周邊安全環境。世界的和平穩定離不開亞太地區良好的安全形勢。中國需要與周邊國家維護好、發展好良好的雙邊關系，夯實鞏固既有的小多邊機制，加強地區傳統和非傳統安全機制建設。第三，保持戰略定力。在國際形勢深刻變化且世界和平面臨嚴峻挑戰的背景下，發揮我國政治體制優勢，在亂局中保持戰略定力，提高識變、應變、求變能力，為維護世界和平貢獻堅定力量。

（二）意識形态與務實發展

美國自建國以來，便對其政治制度和價值觀有着超乎尋常的優越感，二戰後的曆屆政府均熱衷于向外推廣“民主”“人權”“自由”等所謂的普世價值。在這一理念的驅動下，美國将與其政治社會制度和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國劃為“異質國家”，并試圖在意識形态領域對華進行攻擊、輸出和破壞。美國操弄意識形态議題的出發點是最大化自身利益。當戰略需求發生變化時，美國政府對華“價值觀外交”的偏好和選擇也呈現出鐘擺式的反複。總體來說，當中美接觸與合作的受益大于矛盾時，美國傾向承認中國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意識形态問題則會在一定程度上淡出中美關系的主要議程。但當中美利益矛盾和沖突較大時，意識形态問題往往成為美國對華遏制的主要抓手之一。例如，在20世紀70年代，随着中美關系出現合作性轉向，美國對華政策的意識形态因素退位于現實利益。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認為美國應根據行動，而非意識形态作為辨認威脅的首要準則，并且需要容忍互相難以相容的國内政治制度。[11] 在這一取向下，意識形态問題在中美關系中逐漸減少。盡管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意識形态問題曾短暫幹擾中美關系，但基于引導中國演變為美國主導秩序下“負責任一員”的思路，老布什和克林頓政府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對華接觸的基本政策，而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兩國關系的發展。但是，随着美國挑起戰略競争，其對華政策重拾“意識形态”對抗的老路。2019年，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部主任基倫·斯納金公開聲稱，美國正以“文明沖突”視角審視中美關系，以應對與中國的“文明較量”。[12]特朗普政府發布的《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方針》明确将中國視為價值觀層面的挑戰，[13]拜登政府則屢次以渲染“民主”“專制”競争的二元對立叙事框架，在意識形态方面打造“反華統一戰線”。拜登更是在演講中吹噓美國成功領導盟友應對“中國對世界秩序的系統性威脅”。[14]美國戰略界則同樣在中美意識形态沖突中推波助瀾，着力污名化中國政治制度，并主張運用意識形态作為紐帶鞏固遏華盟伴體系。[15]

新中國成立後，盡管領導集體認為世界大戰不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16]但務實發展仍然被置于國家戰略的重要位置。毛澤東指出中國面臨的任務便是“把一個落後的農業的中國改變為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17]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的進程之後，中國便明确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前世界的兩大主題。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18]習近平在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時同樣強調：“我們将繼續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把經濟建設作為中心任務，繼續推動國家經濟社會發展。”[19]此後，習近平更是提出了“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的論斷。[20] 由此可見，務實發展在中國的中心地位從未改變，經濟建設的戰略目标始終如一。當前，全球發展赤字有增無減，世界人民更加迫切需要和平穩定而非被意識形态沖突所主導的國際環境。在當前階段，中國應努力将務實發展置于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一方面，中國要繼續堅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情，為世界發展提供信心、活力和機遇。另一方面，中國還要推動“一帶一路”合作走深走實，實現各國經濟文化的高質量融合發展。同時，通過全球發展倡議團結各國人民，加強多邊經濟合作，用實際行動帶領國際社會與美國挑動意識形态對抗的企圖進行不懈鬥争。

（三）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

為滿足自身霸權執念和狹隘利益，美國在“例外論”的支持下習慣于奉行單邊主義外交政策，一方面将國内法作為所謂“國際規則”強加于人，實施單邊手段霸淩他國，另一方面無視多邊機制和多邊規則，時常合則用不合則棄。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始終支持多邊主義，主張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人類進步。冷戰期間，中國支持廣大亞非拉國家反對霸權主義，帶領發展中國家群體沖擊兩極格局，引領政治多極化趨勢。冷戰結束後，黨的十四大報告指出：“兩極格局已經終結，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正朝着多極化方向發展，”[21]黨的十七大報告則指出：“世界多極化趨勢不可逆轉。”[22] 随着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中國在國際政治中更加積極提倡和平共處、公平合理、尊重國際法的多邊主義原則。習近平在日内瓦萬國宮出席“共商共築人類命運共同體”高級别會議時強調：“我們要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國獨霸’或‘幾方共治’。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23] 因此，“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24]在美國等個别國家肆意推行單邊主義政策，全球治理日益失衡的背景下，中國順應曆史潮流，堅決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已成為維護多邊主義與促進國際合作的中流砥柱。當前階段，中國應主動作為，同世界主要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攜手，共同參與世貿組織等國際組織的改革和新興領域治理規則的制定，推動金磚合作機制持續擴容，使其成為擴大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的代表性平台，從而循序漸進地促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同時，中國還需在地區性多邊機制上推陳出新，優化完善上合組織、亞信會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等在内的各類地區性和跨地區行合作機制。

三、當前安全軍事領域的變化和任務

安全與軍事曆來是國際關系的主要内容，僅就第一次世界大戰百餘年來的曆史發展而言，傳統的大規模戰争發生了兩次（即一戰和二戰），而後是全球冷戰背景下的局部熱戰（如朝鮮戰争和越南/印度支那戰争、曆次中東戰争、南部非洲争取民族解放和獨立的戰争等），還有冷戰結束後開始的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交織的戰争和沖突等。當前，世界已經進入新的動蕩和變革時期，厘清軍事安全領域長周期的變化規律與當前階段出現的機遇與挑戰，有助于正确研判世界和平與戰争、安全與動蕩變化的規律以及階段性任務。

（一）絕對安全與綜合安全

放眼全球和縱觀曆史，每當特定國家或國家集團一味謀求實力的絕對優勢和行動的絕對自由，甚至犧牲他國的安全換取自己的絕對安全之時，國際社會往往會陷入周期性的動蕩和混亂，乃至分裂和對立。冷戰以來，北約為追求絕對安全，持續推進五輪東擴，給歐洲安全埋下了嚴重隐患，造成了集體不安全狀态，并且成為烏克蘭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的原因。美國慣以絕對的軍事實力應對安全威脅，消除一切可能對美國構成威脅的因素，實現絕對安全。正如布熱津斯基所稱：“要維護美國無可匹敵的綜合軍事能力和增強國内的生存能力”，美國“有理由為自己尋求比其他國家實際得到更多的安全”。[25]

然而，時代發展到今天，試圖用冷戰思維來構建世界和地區安全框架純屬過時、乃至反動。安全應該是普遍的，安全應該是平等的，安全應該是包容的。各國都應該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以遵循國際形勢的發展規律，并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正确應對挑戰、把握機遇。正如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内瓦總部演講時強調的：“世上沒有絕對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國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國的動蕩之上，他國的威脅也可能成為本國的挑戰。鄰居出了問題，不能光想着紮好自家籬笆，而應該去幫一把。單則易折，衆則難摧。”[26]有鑒于此，中國近年來先後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和“全球安全倡議”，強調推進各領域安全，倡導總體安全和共同安全，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和可持續的安全觀，從負責任的大國角度進一步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為人類如何在變局中抓住階段性機遇指明了道路。

（二）尋敵同盟與夥伴關系

國家間的結盟古已有之，而且主要是為了對付共同的敵人。查爾斯·馬歇爾将同盟定義為盟友之間為了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而達成的政治安排。[27]喬治·利斯卡認為：“聯盟隻不過是建立在利益或脅迫基礎上的正式聯合。”[28]格倫·斯奈德所說：“聯盟是國家間關于使用或不使用軍事力量而形成的正式聯合，在具體情況下，這種聯合通常是為了反對成員之外的某個或某些國家。”[29]

有别于上述以“尋敵”為目标的同盟關系，中國将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和新中國外交實踐有機融合，在以平等為前提、開放為條件、合作為路徑的基礎上，提出并完善了“夥伴關系”概念。[30]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确提到：“中國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深化拓展平等、開放、合作的全球夥伴關系，緻力于擴大同各國利益的彙合點。”[31]在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182個國家中，雙邊關系定位中帶有“夥伴”稱謂的國家近100個，遍布全球五大洲。此外，中國還同歐盟、非盟、東盟、阿盟等10多個地區和區域性組織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夥伴關系。[32]

中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夥伴關系網絡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争端，不斷完善新型安全夥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33]面對全球秩序失衡、全球治理失度、區域組織乏力、多邊主義停滞等階段性挑戰，中國倡導的夥伴關系正為推動世界秩序和平變革發揮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軍事優先與危機管控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漫長歲月裡，掠奪人口、土地和資源的戰争屢見不鮮。古代帝國如古埃及、巴比倫、波斯、羅馬等都以軍事征服和領土擴張為主要目标。随着現代國家的建立，工業革命的推進為國家提供了大規模生産軍事裝備和組織軍隊的能力，軍事優先的現象更加突出。19世紀和20世紀初，歐洲列強通過擴張殖民地和軍事征服來争奪地緣政治的利益，這一時期的軍備競賽和軍事優先政策導緻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和傷亡。

當下，以軍事手段優先解決國家間與國家集團間矛盾的現象仍時有發生。國家在軍事方面的投入和發展仍然是确保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認識到，在國際格局的過渡時期，上升和衰退的力量同時存在，而和平共處與合作共赢則是最好的選擇。[34]不言而喻，國際社會不僅需要認識世界動蕩的原因，還要積極地去探索如何進行有效的危機管控，探索實現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道路。

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一以貫之地秉持客觀公正的态度，恪守國際法原則，呼籲抛卻傳統軍事優先的暴力手段，為問題的政治解決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在雙邊方面，中國在處理中美關系時認為：“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赢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方向……（雙方要）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合作，負責任地管控雙邊關系中的競争因素。”[35]在多邊方面，中國在2023年2月發布了《關于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重申了包括“尊重各國主權”“摒棄冷戰思維”“解決人道危機”等在内的十二條态度，受到世界範圍内的熱烈反響。[36]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後，中國同有關各方密切溝通，積極勸和促談，推動停火止戰，積極推動聯合國安理會履行責任、發揮作用、凝聚共識、管控危機，切實履行了負責任大國的義務。

四、當前經濟科技領域的變化和任務

世界經濟新技術、新産業、新業态、新模式正在快速發展，但也面臨經濟霸權還是共同發展、經濟斷鍊還是經濟合作、科技脫鈎還是科技合作等階段性挑戰。

（一）經濟霸權與共同發展

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主導建立了由世界銀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組成的布雷頓森林經濟體系，憑借其獨步全球的經濟實力和市場地位以及盟友的支持，逐漸形成了國際經濟領域的制度性霸權，對國際經濟規則和資源分配産生了深遠影響。部分發達國家由于曆史、意識形态等多方面因素而受益于美國的經濟霸權，因此竭力維護所謂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經濟秩序。比如日本就認為其在美國主導下的“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中實現了和平與繁榮，維持這一秩序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37]客觀而言，冷戰後全球化的大發展與美國推動自由貿易體系具有密切關聯。因此，經濟霸權并不缺乏擁趸，其理論化身即是所謂的“霸權穩定論”等論斷。

然而，伴随世界經濟格局不斷演化發展，經濟霸權的不可持續性愈發凸顯。當前，經濟發展、金融創新、新興技術、新冠疫情等全球性議題要求更廣泛的經濟治理參與，而廣大發展中國家處于全球價值鍊底端和規則話語權弱勢地位等世界經濟體系邊緣的結構性問題未得到改變。

在此背景下，共同發展理念孕育而生。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如何進一步發展的問題。共同發展強調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各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在共同發展理念下，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将成為全球化的新動力，傳統經濟大國則應當在國際事務中展現更多的責任感，共同實現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經濟新格局。

（二）經濟斷鍊與經濟合作

近年來，美國将中國視為“主要對手”和“安全威脅”，在經貿和科技等領域推動對華經濟斷鍊。從肆意加征對華進口關稅，到推動所謂“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到出台《通脹削減法案》《芯片與科學法案》等排他性歧視性産業政策，再到發布對外投資審查行政令，美國的行為嚴重背離了市場經濟和公平競争原則，嚴重破壞了經濟全球化的正常運行。根據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的分析報告，當中美之間發生極端的地緣經濟分裂，那麼或将導緻全球GDP損失2.3%，特别是低收入國家将面臨巨大壓力，GDP損失或超過4%，從而加劇債務危機、社會不穩定和糧食不安全等風險。[38]

面對顯而易見的經濟代價，美國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仍得到了盟友、夥伴的呼應。在理念層面，日本、加拿大、歐盟等國紛紛強調所謂“與共享價值觀的夥伴進行經濟合作”，而與中國等“不共享價值觀”的國家進行經濟合作則被視為存在風險。在實踐層面，無論是宣稱為發展中國家提供高質量基礎設施支持的“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系”倡議、“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還是構建所謂高标準經貿規則的“印太經濟框架”，其将中國擠出以美國為中心的供應鍊體系的意圖昭然若揭。

盡管如此，但世界各國在經濟霸權推動斷鍊政策之際仍緻力于經濟合作，尋求共同發展。2023年8月，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實現成員擴容，巴西總統盧拉表示：“這是南方國家曆史上第一次可以發揮自己的力量，擁有了與G7等發達國家集團平等對話的機會。”[39] 同年11月，中國成功召開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峰會，來自14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參會。論壇期間，各方共形成了458項成果，提出《深化互聯互通合作北京倡議》《“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北京倡議》等重要合作倡議和制度性安排。即使是在美西方國家内部，我們同樣可以觀察到反對斷鍊的聲音。2023年3月，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布魯塞爾發表講話時指出：“與中國脫鈎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歐洲利益。”[40]迫于形勢，經濟霸權同樣在作出調整，如以“去風險”替代“脫鈎”“斷鍊”的表述，但這究竟是幡然悔悟還是新瓶裝舊酒，仍有待觀察和研判。

（三）科技脫鈎與科技合作

伴随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的發展與革新，科技已成為深刻影響全球發展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最主要變量。一方面，科技進步可以加強全球化進程，促進國際合作和交流，助力全球性問題的解決。但另一方面，随着新技術不斷湧現，大國間的科技競争日益激烈，由此出現了科技脫鈎的風險。

當前，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堅持以所謂的“國家安全”為借口，對中國的科技産業采取“小院高牆”政策，限制中國企業的科技獲取和市場準入，将國家之間的科技交流合作意識形态化和陣營化，炮制出所謂“技術民主國家”和“技術專制國家”的分野。這實質上是在以科技脫鈎來維持其在産業鍊、價值鍊的優勢地位，并最終實現穩固霸權的目的。對此，美國卡内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發布報告認為，隻要将對華科技脫鈎控制在有限的範圍内，就可以在維護技術交流網絡的同時，确保美國對華競争優勢。[41]

顯然，基于維護霸權邏輯的“科技脫鈎”無視對全球發展更為深遠的負面影響。針對美西方國家推動的科技脫鈎，中國政府始終強調科技脫鈎不是一個可持續的選擇，而是對全球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阻礙。科技問題的政治化、武器化、意識形态化、小團體化，最終損害的是整個世界的利益。對此，中國提出了以堅持崇尚科學、堅持創新發展、堅持開放合作、堅持平等包容、堅持團結協作、堅持普惠共赢為原則的“國際科技合作倡議”，[42]為人類社會通過科技創新合作探索解決全球性問題、共同應對時代挑戰、共同促進和平發展指明了新的理念。根據第三屆“一帶一路”峰會公布的科技創新合作成果顯示，中國已與80多個共建國家簽署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共建50多家“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在共建國家建成20多個農業技術示範中心和70多個海外産業園，建設了9個跨國技術轉移中心，累計舉辦技術交流對接活動300餘場，促進千餘項合作項目落地。[43]

五、結語

以上的讨論表明，國際社會在前工業社會需要數以千年計的量變才能實現質變，在工業社會已經縮短為百年計，而在後工業和科技革命社會則以十年計了。例如，世界上第一台現代電子數字計算機于1946年2月14日在美國宣告誕生時，用了18000個電子管，占地170平方米，重達30噸，耗電功率約150千瓦，每秒鐘可進行5000次運算。今天，一台性能普通的筆記本電腦大約隻有15英寸大小，重量僅為2至5公斤，但卻能達到每秒種幾十億次運算。即便如此，國際社會的周期規律和階段發展還是需要有孕變、漸變、突變、常變的必要過程。換言之，必要過程可以縮短但不能跳躍，甚至在為數不多“跳躍”的特殊情況下，還往往會出現曆史性的“補課”。

對于大家關心的中美關系，我們首先要從周期性規律中進行分析。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地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是我們定力和底氣所在，也是我們的決心和信心所在。”客觀事實也正如此，世界發展周期的規律和中美關系周期的規律都表明了這點。

在研判和應對中美關系時需要将周期規律和階段任務辯證和動态地予以結合。習近平主席在舊金山峰會上向拜登總統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加強團結合作，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促進世界安全和繁榮。另一種是抱持零和思維，挑動陣營對立，讓世界走向動蕩和分裂。兩種選擇代表着兩個方向，将決定人類前途和地球未來。”[44]當然，中國所努力的是第一種選擇和方向，并為此而進行建設性的努力。

對于中美關系第三個周期而言，第一個階段（2009—2022）是美國通過“重返亞洲”“亞太再平衡”和“印太戰略”等對華實施戰略圍堵和戰略進攻，而拜登總統主動邀請習近平主席舉行舊金山峰會表明，美國在對華施壓屢屢失敗後開始進行局部調整。當前，中美關系正處于艱苦磨合的第二個階段（2024—2032）早期，主要的觀察點是2024年和2028年的兩次美國大選和中國共産黨的兩次代表會議等。在第二個階段10年左右的時間裡，中美兩國的戰略态勢和發展方向将基本定型。在2032年之後的時間裡，将是美國順應還是罔顧曆史潮流的最後的機會之窗，前者将使美國在新形勢下繼續發揮全球強國的作用，而後者則将使美國重複大英帝國的衰敗之路。同時，中國也需要繼續謙虛謹慎和避免颠覆性錯誤，正确處理與美國及其他主要力量的關系，同時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事業。

千裡之行，始于足下。在中美關系發展的第二周期末和第三周期初的交替過渡時期，止跌企穩和穩中求進應當是這一階段的中心工作。為此，要做好中美關系的加減乘除。“加法”是中美擴大共同利益和增加共識，中醫的培本固元和扶正祛邪蘊含着中國傳統哲學的智慧，對于中美關系的病症是一劑良藥。“減法”是共同減少對抗、不搞摩擦、管控風險和防範危機，特别要避免因擦槍走火而引起的大起大落。“乘法”是積極發揮積極因素的乘數效應，諸如中美對話溝通、經濟合作、氣候變化、民間交往等都能産生巨大的連鎖反應。“除法”是與國際社會共享中美關系重返正道的成果，以此公共産品塑造有利于中美關系的國際環境。

On the Periodic Law and Stage Change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Development——On the Trajectory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U.S. Relations

Abstract: World histor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have their own intrinsic laws. In recent tim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a clear cycle. Within different cycles, cold war thinking and the idea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constantly collide, ideological demarcation and pragmatic development ideas exist in parallel, and un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continue to compete for policy paths, thus shaping different security concepts,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foreign polic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law of cyclicality is also a basic law in analyzing China-U.S. relations, and China-U.S. relations after 1949 have shown cyclical changes in a period of about 30 years. Currently, China-U.S. relations have entered the third cycle, the latter of which will last about 2009-2038. During this cycle, the U.S. and China will engage in a complex competition around key themes such as absolute or comprehensive security, economic hegemony or common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China is in a favorable position but needs to continue to be modest and cautious, avoid subversive mistakes, and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hile correctly manag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and other major force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periodic law, stage change, China-U.S. relations

Authors: Yang Jiemian, Research Fellow and Director of the Academic Advisory Committee,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 [德]恩格斯：《社會主義從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0頁。

[2]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黃勝強、許銘原譯：《曆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3]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4]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p.30, https://info.publicintelligence.net/US-NSC-68.pdf.

[5] [美]哈裡·杜魯門著，李石譯：《杜魯門回憶錄（上、下）》，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02頁。

[6]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nss/NSS2017.pdf?ver=CnFwURrw09pJ0q5EogFpwg%3d%3d.

[7] President Joe Bid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8] 毛澤東：《支持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争（1964年6月23日）》，載中共中央文選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頁。

[9]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7頁。

[10] 《習近平在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月30日，第1版。

[11] [美]約翰·劉易斯·加迪斯著，時殷弘譯：《遏制戰略：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280頁。

[12] Steven Ward, “Because China isn’t ‘Caucasian,’ the U.S. is planning for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at could be dangerou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19/05/04/because-china-isnt-caucasian-us-is-planning-clash-civilizations-that-could-be-dangerous/.

[13] 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

[14]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Press Conference | Madrid, Spain,”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6/30/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press-conference-madrid-spain/.

[15] Atlantic Council, “The Longer Telegram: Toward A New American China Policy,”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The-Longer-Telegram-Toward-A-New-American-China-Strategy.pdf.

[16]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頁。

[17] 毛澤東：《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頁。

[18]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在中國共産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s://www.gov.cn/govweb/ldhd/2012-11/17/content_2268826.htm。

[19] 習近平：《攜手合作 共同發展——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五次會晤時的主旨講話》，http://www1.fmprc.gov.cn/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110/1209_679120/201303/t20130327_9337074.shtml。

[20] 習近平：《守望相助共克疫情 攜手同心推進合作——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二次會晤上的講話》，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1/17/c_1126752059.htm。

[21] 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 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https://www.gov.cn/test/2008-07/04/content_1035850.htm。

[22]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s://www.gov.cn/ldhd/2007-10/24/content_785431.htm。

[23] 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求是》2021年第1期。

[24]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産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www.news.cn/politics/cpc20/2022-10/25/c_1129079429.htm。

[25] [美]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著，王振西等譯：《大抉擇——美國站在十字路口》，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頁。

[26] 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聯合國日内瓦總部的演講》，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

[27] Charles Burton Marshall, “Alliance with Fledging States,” in Arnold Wolfers ed., 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9, p. 216.

[28] 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8, p. 3.

[29]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0.

[30] 張偉鵬：《習近平全球夥伴關系理念的理論邏輯與實踐發展》，《國際展望》2023年第1期，第42~57頁。

[31]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載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頁。

[32] 項昊宇：《中國的“夥伴”關系有哪些 ？》，《學習時報》2023年10月9日，第3版。

[33] 陳志瑞、吳琳：《中國全球夥伴關系構建的多邊主義轉向》，《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3年第4期，第23~43頁。

[34] 楊潔勉：《當前國際格局變化的特點和全球治理體系建設的方向》，《歐洲研究》2022年第3期，第1~17頁。

[35] 《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中美元首會晤》，《人民日報》2023年11月17日，第1版。

[36] 外交部：《關于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http://newyork.fmprc.gov.cn/wjb_673085/zfxxgk_674865/gknrlb/tywj/zcwj/202302/t20230224_11030707.shtml。

[37]“インド太平洋時代』の日本外交 ーSecondary Powers/Swing States への対応ー，”https://www2.jiia.or.jp/pdf/resarch/H26_Indo-Pacific/H26_Japanese_Dipl omacy_in_the_Indo-Pacific_Age.pdf.

[38] “Disruption in trade threatens losses to global living standards as severe as those from COVID-19,”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fandd/issues/2023/06/the-costs-of-geoeconomic-fragmentation-bolhuis-chen-kett.

[39] “Lula on BRICS: ‘I am reborn in politics and in hope’ ” https://www.gov.br/planalto/en/latest-news/lula-on-brics-201ci-am-reborn-in-politics-and-in-hope201d.

[40] “Speech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on EU-China relations to the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and the European Policy Centre,”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3_2063.

[41] Jon Bateman, “U.S.-China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A Strategy and Policy Framework,”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2/04/25/u.s.-china-technological-decoupling-strategy-and-policy-framework-pub-86897.

[42] 科技部：《國際科技合作倡議》，https://www.most.gov.cn/kjbgz/202311/t20231107_188728.html。

[43]《共建創新之路 攜手合作發展——首屆“一帶一路”科技交流大會觀察》，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3-11/08/c_1129965220.htm。

[44]《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中美元首會晤》，《人民日報》2023年11月17日，第 1 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