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優勢理念的美國霸權戰略及其局限

基于優勢理念的美國霸權戰略及其局限

王帆

摘要：基于優勢理論的美國霸權戰略，其實質是為了美國優勢的謀取、維持和延續。美國的優勢戰略立足于其在軍事、科技和制度等領域不容挑戰的領先地位，進而形成排他性的獨特權力。美國通過主導國際秩序、運用聯盟力量、利用離岸平衡術的借力打力、制造和利用危機以及充分運用軟實力等手段來達到維持和延續霸權的目的。美國基于優勢的霸權戰略有其局限性：“離岸平衡”戰略将最終導緻美國主導權喪失與聯盟解體，甚至促成反美霸權合作力量的形成；目标分散與戰略失衡問題将導緻美國無法集中戰略資源；構成美國戰略優勢根源的地緣、生産、金融、信息與軍事等衆多要素正在不斷流失。這些局限使美國基于優勢理論的霸權戰略難以長久維持，導緻美國不斷調整其對外戰略。

關鍵詞：美國對外戰略；優勢理念；霸權戰略；中美關系

作者簡介：王帆，外交學院院長、教授。

拜登政府上任以來，反複提出“從實力地位出發”與中國交往，這一表述與美國長期以來基于優勢理念的霸權邏輯密切相關。美國霸權戰略是基于其在核心或關鍵領域的優勢而确立和維持的。為了達到延續霸權的目标，美國不惜使用各種手段和策略維持全方位的優勢地位和影響。深入分析美國霸權邏輯及其優勢理念，加強對美國維持和謀求優勢具體措施的認識，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美國霸權戰略中的優勢理念及核心優勢支柱

優勢就是一國具有别國所不具有的獨有能力。美國戰略的“優勢論”從思想淵源上來說，來自于美國文化中的種族優越論，與“美國例外論”、“美國特權”和“美國優先”相關。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随着美國經濟優勢地位的崛起，“優勢論”成為美國霸權戰略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經濟成就是美國通過兩次世界大戰完成霸權轉移的重要基礎。二戰後，美國人口占世界的6.3%，但卻擁有世界50%的财富，在此背景下，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認為，必須“設計一種在不危及我們國家安全的情況下，允許我們保持這種差距的關系模式”。由此，保持、擴大美國在經濟優勢基礎上對其他國家的優勢地位，成為二戰後美國霸權戰略的主軸。梅爾文·萊弗勒（Melvyn P. Leffler）認為，美國二戰後滑向冷戰的主導思想便是優勢戰略。通過遏制共産主義的傳播和蘇聯的擴張，美國官員希望能永久保持美國的優勢地位。杜魯門政府的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指出，“美國和蘇聯正在進行一場争奪優勢力量的鬥争……尋求低于優勢地位的力量将是選擇失敗。優勢力量必須是美國政策的目标”。

自二戰末期以來，随着實力的增長，美國能夠擴大其影響力并對國際體系做出重新安排，因而逐漸形成了一個維持“首要地位”（或稱“領導地位”）的大戰略。該戰略有四個相互關聯的部分：軍事上保持優勢；安撫和遏制盟國；将其他國家納入美國設計的制度和市場；抑制核武器的擴散。這一過程産生基于優勢理念的美國霸權戰略及其局限了美國外交政策建制派精英，他們的思維慣性導緻追求至高無上戰略的延續，隻有在足夠大的沖擊動搖對現狀的認識才能變化。基于優勢理念，美國從力量對比的角度來看待其權力是否衰落。羅伯特·阿特 (Robert J. Art) 認為，國際環境中有一個特點會嚴重地影響到美國的大戰略，即美國相對其他大國的權力急劇下降。它包括以下幾種情況：出現一個全球挑戰者或者勢均力敵的競争者；美國經濟力量崩潰；美國失去其技術競争的優勢地位；以及出現全球範圍内的反美大聯盟或者幾個地區範圍内的反美同盟。史蒂芬·沃爾特（Stephen M. Walt）指出，“美國大戰略的中心目标應當是盡可能長時間地保持自身的首要地位”，“他們更喜歡身為不可或缺的力量所帶來的無限風光和優勢角色，他們一直不願放棄無從挑戰的首要地位”。美國維持帝國地位是出于三個強大的動機：榮譽、恐懼和利益。這其中就包含獨一無二的霸權地位和無可替代的優勢能力。

美國認為隻有擁有優勢才能确保霸權。作為當今體系的霸權國，霸權護持與彰顯本身即構成了美國國家利益的核心部分。霸權的前提是美國須在所有核心關鍵領域和地區保持絕對優勢；如果絕對優勢地位受到威脅或與挑戰國差距縮小了，美國必然會全力壓制挑戰國以維護其原有不可替代之地位。美國優勢戰略的核心保障是軍事實力的一超獨霸，核心基礎是科技領域的高維領先，重要依托是國際規制的主導權。

自二戰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第一軍事強國，軍費開支總額占世界第一，在全球擁有800多個海外軍事基地。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報告顯示，美國2021年軍費開支達8010億美元，遠遠超過其他任何國家。美國軍費總額連續多年高居全球第一，相當于其後9個國家的軍費開支的總和。美國與代表世界人口約25%的多個國家簽有防禦協議，并在80個國家和地區擁有軍事基地。美國的特種部隊部署在全球140多個國家。美國還于2019年12月建立了所謂“天軍”，其終極目标是在24小時内對全球範圍内的任何威脅做出反應。所有這一切，使美國在軍事實力上形成了碾壓式的優勢，也為美國以各種名義不斷發動針對中小國家的局部戰争提供了基本保障。

美國的全球戰略優勢是建立在科技尤其是高科技優勢基礎之上的。科技是核心競争力，也是軍事實力的關鍵所在。美國格外強調科技在市場和軍事方面的轉化能力，并尋求和維持這些優勢以保證其國家利益以及在國際上的主導地位。肯尼迪政府時期，美國把衆多資源用在一個看起來不切實際的登月計劃上，其目标在于确保美國在每一次科技新浪潮中領先，并通過探索太空來推進下一波科技研發，繼續追求科技領先的國家目标。對科技領先的追求貫穿于戰後美國各屆政府的政策中并延續至今。美國認為維護、利用和發揮好僅有的技術優勢，就必須在高科技領域毫不留情打壓任何競争對手，在技術層面嚴控對手的發展成為其短中期的重點。2022年3月28日，美國參議院以68票贊成、28票反對，表決通過了參議院版本的《美國競争法案》，其标榜的目标是增強美國在關鍵技術、産業等領域的競争力，實質是以中國為假想敵，在中國科技力量崛起之時，強行打壓中國的發展勢頭。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2022年9月在全球新興技術峰會上支持這一觀點。他解釋說：“我們需要檢讨過去長期奉行的在某些關鍵技術上對競争對手維持‘相對領先’的做法，過去我們認為保持一定代差就可以。這種做法在今天新的戰略環境下需要修正，在某些基礎技術領域，比如先進邏輯和存儲芯片，我們要維持最大可能的領先優勢。”2023年4月，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演講時強調，“美國公司向中國出口半導體、生物技術、清潔能源技術，等等，政府并沒有要一刀切。但在最先進的半導體、存儲芯片技術上，美國不會允許将某些類别的技術出售給中國，因為美國将其視為國家安全。美國要保持對每個國家的技術領先地位，成為世界領先的技術創新強國，在這一點上美國不會感到任何歉意。”總體看，科技優勢不僅是美國自身實力的關鍵，還是其保持競争優勢的基礎。

制度霸權是美國确保自身優勢地位的關鍵途徑，其核心是通過規範、規則、制度、話語權和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來達到美國對外戰略的目标。與以往的霸權國不同，通過規制和制度來維持自身優勢是美國二戰後的獨有戰略。相較而言，蘇聯隻是在區域陣營内部進行管理，而美國則在全球範圍内制定了國際貿易和金融的規則，謀取了經濟金融等優勢。某種程度上，制度霸權可以視為美國軟實力的一部分。一個國家軟權力的來源可以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文化的普世性；二是設置一系列有利于自身且能夠主導國際活動領域的規則和制度。正如貝特蘭·巴蒂（Bertrand Badie）和瑪麗·克洛德·斯穆茨（Marie Claude Smouts）所言：“現在，實力的定義是在國際競争中一個或數個領域中，控制規則的能力”。

規則制定是戰略能力的重要一環，在國際機制的規則制定上發揮更大作用，不僅有助于自身利益的追求，也有助于增進他國對本國的理解和認同，形成更加有利的互助合作模式。美國幫助建立的國際機構不僅影響了其他國家追求利益的方式，而且影響了他們界定自身利益和理解自身行為的方式。美國所擁有的制度霸權是前未所有的。從布雷頓森林體制到雅爾塔體制，從世界銀行到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再到聯合國下設的一些機構，這些機制使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支配地位得以制度化，從而強化了一種令其地位可以持續存在的框架。國際制度本身具有“鎖定”和“限制”效應。美國通過其建立的西方秩序增加了潛在對手的競争成本。

二、美國維持和謀求優勢的對外戰略舉措

基于優勢理念的霸權邏輯，美國認為要保持優勢無以匹敵，才能壓制任何對手，才能使霸權真正長久。為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國在對外戰略中通常采取以下舉措維持和謀取優勢。

（一）主導建立國際秩序，利用國際制度打壓對手

從曆史上看，美國大國地位的形成與發展與其在國際秩序中的規則制定和控制能力密切相關。二戰後美國主要依據兩大支柱來控制霸權：其一是安全領域的聯合國，其二是經濟領域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制度霸權區别于以往靠槍炮打開世界的“炮艇外交”，它依靠的是軟性手段，更具有滲透性和持續性。美國霸權表現為由其主導培育的一系列國際合作及其相關機制。

自1940年代末以來，美國的優勢戰略的關鍵要素包括：創造和維持美國領導下的世界秩序，而這一秩序建立在“美國卓越的政治、軍事、經濟力量和美式價值觀之上”；通過阻止歐洲和東亞的競争性大國的出現，從而最大化美國對國際體系的控制；将維護經濟相互依賴作為美國的核心安全利益。這一戰略的邏輯是：促成全球體系中處于“生産核心區”“技術核心區”“資源核心區”的重要國家與美國之間形成非對稱的相互依賴關系，并以此作為該戰略瞄定的首要利益；權力結構的不穩定或實力的非主導性力量的出現被視為美國主導的相互依賴體系的威脅。在非對稱相互依賴的關系中，會形成一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獎懲邏輯，進而促成追随偏好并打壓挑戰的前景，最終有助于美國鞏固霸權地位并向體系長期征收霸權紅利。當前，拜登政府正在實行一套“非對稱”的競争戰略，即采取各種措施“削弱”中國的實力（限制中國将實力轉化為地區及全球秩序的影響能力），并“打造”美國的實力（“強化”美國秩序的各個基本要素——特别是聯盟關系、生産能力、金融實力、軍事實力、技術領導力、在全球機構中的作用以及對信息流的影響力）。

近年來，随着國際格局深刻演變以及中美戰略博弈的加劇，中美兩國在國際制度領域的競争也逐漸顯現。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有選擇性的“退群”來以較低的成本維持美國制度霸權，拜登政府則緻力于構建排他性的多邊組織阻止中間國家采取對沖戰略，但無論是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單邊主義，還是奧巴馬和拜登政府的排他性多邊主義，其目的都是借助國際制度制衡中國，維護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維護美國制度霸權的邏輯從未發生改變。

（二）聯盟戰略，充分利用盟伴的力量

聯盟戰略的實質是讓盟國或準盟國承擔更多責任，而由美國發揮整合、主導和凝聚作用。戰略聯盟的思想貫穿于美國霸權戰略的始終，美國絕不将自身置于孤立無援的地步，即使要成就霸業，也拉攏盟友的幫持，絕對不搞單打獨鬥。

整體而言，二戰後的美國一直是強強聯手，這充分體現了美國優勢戰略思想。美國在1949年發起“馬歇爾計劃”，并于 1949年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強強聯手的目的在于通過聯盟的強大使抗衡美國聯盟的成本加大，而且無法形成有效的對抗力量。美國通過制造敵人，繼而一拉一打，形成了力量優勢。總之，美國通過聯盟制造分裂，凝聚盟友，同時以陣營的方式維持美國的主導地位，既減少了成本，又維持了其優勢地位。美國與其盟國的戰略交易帶有明顯的利己性特征，比如“馬歇爾計劃”絕非經濟援助那樣簡單，至少有多重戰略目的，從凱南的設計初衷就可以得到證實。對歐援助是為美國戰略大目标服務的，通過援助扶植盟友，培育市場，讓他們成為美國的強大幫手。

聯盟戰略遵循強強聯手的思路，聯盟的目的也是為了保持美國在國家間力量對比的絕對優勢。維持優勢需要巨大的成本代價，聯盟戰略可以實現成本分擔。由于美國是主導國，聯盟的力量可以較大程度為美國所用，美國可以将盟國的力量捆綁在其戰車上。一方面形成美國所能主導力量的優勢，另一方面盡可能減少美國的成本過度流失，避免美國為盟國的利益買單。擴大比較優勢，減少成本都是保持美國領先地位和維持霸權可持續的基本需求。聯盟戰略的前提也是建立于美國優勢主導的基礎之上的。對于盟國，美國以保護為名，行主導控制之實。美國對其盟國都保持優勢地位，保持不平等性。美國之所以熱衷于聯盟，是因為美國能夠主導聯盟進程，能夠使聯盟為美國的優勢地位服務。倘若美國無法主導聯盟，而出現所謂平等或對等的局面，美國對于聯盟的投入必然大打折扣。美國力圖通過對盟國的控制保持其對于盟國在經濟科技等方面的比較優勢，并借美國的主導地位巧取豪奪，進一步擴大和維持優勢。美國将台灣地區視為“準盟友”，通過一系列手段，實現包括台灣核心企業和軍事力量的美國化，比如将台積電變成為美積電就是明證。顯然，當前美國聯盟戰略的實質仍是讓盟國和夥伴承擔更多責任，并由美國發揮整合、主導和凝聚的作用，以維護美國的優勢地位。

（三）離岸平衡、借力打力

離岸平衡戰略的關鍵法則在于避免成為沖突直接當事方，而是當旁觀者，時機成熟再成為促裁者以坐收漁人之利。美國充分利用了大國戰略沖突，把握了戰略機遇。美國對烏克蘭危機的政策比較典型地體現了其離岸平衡的做法。史蒂芬·沃爾特和克裡斯托弗·萊恩（Christopher Layne）等學者認為，美國最根本的大戰略目标是确保在西半球的霸權地位，盡快擺脫冷戰期間在歐亞大陸承擔的國際承諾和義務，在沒有美國幹預的條件下，東亞、歐洲和中東等區域内大國自動形成權力均衡，防止出現區域霸權。隻有當歐亞大陸再次出現區域内國家無法制衡的大國，美國才有必要幹預。一旦制衡目标達到，美國就應退出該地區。這一戰略可使美國處于其他區域大國需要倚重但又不會畏懼的有利地位，在提升美國安全的同時大量節省美國的經濟軍事資源和政治資本。正如沃爾特指出的，離岸平衡手最大的成功在于讓别人應對麻煩問題，而不是急于将負擔攬到自己身上。

美國的離岸平衡戰略還體現在借力打力上，即有效利用他國間的權力鬥争發展壯大自己。美國實力上升期就利用矛盾，衰落期就制造矛盾。美國在面對中國實力飛速上升而自身實力相對下降的情況下，不斷在中國周邊尤其是東亞強化或制造危機的做法則是明證。同時，還有另外一種傾向，那就是以盟國來牽制對手國，比如以日、澳制華。

（四）利用或制造危機

利用危機是美國對外優勢戰略的手段之一。基于優勢論的設計，美國在競争與熱點沖突中需要居于主導地位，以主導和控制熱點問題的解決過程。美國并不排斥危機，也無意根本性解決危機，關鍵是利用危機使其為美國所用。對于美國而言，有些沖突是需要制造并保留的，利用沖突比解決沖突更重要。顯然，使别國長期陷入難以解決的危機，美國就能夠具有安全上的主動權和優先權。美國的目的就是将局部争端置于掌控之中，而使自身不會卷入一場系統性戰争。隻要将危機排斥在美國本土之外，美國就樂于利用和制造危機。曆史上，美國多次利用危機，并把危機變成美國的機遇。二戰後，在希土危機中，美國推出杜魯門主義，加速了霸權轉移的進程。朝鮮戰争爆發，美國又強化了在亞洲的存在。在印支戰争中，美國又利用對法國軍事援助之機，介入東南亞事務，一方面以遏制中國為借口，另一方面将勢力範圍擴大到法國的勢力範圍之内。在随後的中東戰争中，美國也是如法炮制。通過一系列危機的利用，美國成功地擴張了地盤和全球影響力，不斷強化了霸權地位。

美國的地區戰略時常體現出其利用危機維持霸權。在所謂“舊金山和約”中，就有意留下有關領土等曆史遺留問題，為後來東亞國家間的矛盾和危機埋下種子，而美國坐收危機紅利。在危機中，美國一方面充當救火隊員，抑制熱點，另一方面又在利用熱點煽風澆油，比如作為第一大軍火推銷商出售軍火。

美國利用危機一方面可以推進其既定戰略，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實力總體下降的情況下利用危機确保其優勢地位。在實力和影響力下降的大趨勢下，美國面臨戰略上總體收縮的态勢，但這并不意味着美國會迅速地全面撤退，反而會以進為退，在局部地區甚至呈現咄咄逼人之勢。美國承襲當年大英帝國殖民撤退時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方式，通過分化而制造動蕩，搞亂地區關系，以當地人打當地人，形成有利于美國的制衡。從根本上說，美國是利用可控的危機來形成其優勢主導的影響力。美國戰略學者托馬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強調要突破羁絆，創造性地利用沖突的不确定性。當危機演變成局部沖突時，不确定性會随之增強，進而發展成為全面戰争，“逐步”失控。讓“局勢多少有點失控”是完全值得的。

美國在競争與熱點沖突中需要居于主導地位，美國的戰略模糊具有多義性、可變性。模糊是為了保持更多選項，是為了在合适的時候謀取到有利的優勢結果。比如在中日釣魚島争端上，一方面美國表示不選邊站，另一方面又說釣魚島适用于《美日安保條約》。美國的地區戰略并不是立足于解決危機，而是利用危機，甚至是延長危機。無論是中東、中亞還是東北亞均是如此。

（五）注重軟實力，占據道義制高點

為了維護美國的優勢，除了軍事經濟等硬實力之外，美國還特别注意道義和價值觀的推廣，通過搶占道義高地，展現美國的道義形象，形成軟實力的優勢地位。美國的全球聲望在20世紀兩次達到頂峰。第一次是一戰剛剛結束時，第二次則在冷戰結束後。美國的理想主義在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計劃”中得到體現，該計劃與歐洲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傳統形成鮮明對比。國際政治的參與者們清楚地認識到，美國在一戰中的強大軍事幹預，和在民族自決新原則指導下重新劃分歐洲版圖的過程中發揮的突出作用，标志着一個具有獨特思想和物質吸引力的強國已經屹立于國際舞台上。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國務卿約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就認定，東西沖突是一個道德議題，極力避免與蘇聯就任何問題談判，除非态勢發生重大轉變——與英國長久以來的觀點迥然不同。阿薩德·拉蒂夫（Asad-ul Iqbal Latif)認為，

美國在對外戰略中立足通過兩個實力根基以保住其地位：正統性和必然性。美國通過構築其國家意識形态的價值觀所具備的吸引力——讓其在國際上具備了正統性。冷戰期間，西方将“人權”“自由”等觀念影響引入中歐和東歐，對蘇聯采取意識形态攻勢。冷戰結束時，美國和西方世界将自己與人類尊嚴、自由和繁榮等原則聯系在一起，俨然成為人類崇高價值的“保護者”。

三、美國優勢戰略的局限性

美國作為霸權國有其先天優勢，但也有軟肋。第一，“離岸平衡”戰略将最終導緻其主導權喪失與聯盟解體，甚至促成反美霸權合作力量的形成。第二，目标分散與戰略失衡問題将導緻美國無法集中戰略資源。美國作為實施全球戰略的大國，始終面臨戰略重點與目标多元的平衡難題。全球範圍的各類危機與戰略重點的持續投入将不得不分散其戰略資源，從而出現成本大于收益的霸權難題。第三，構成美國戰略優勢根源的地緣、生産、金融、信息與軍事等衆多要素正在不斷流失。

（一）離岸平衡下的衆怨所歸

美國的霸權戰略建立在優勢的基礎之上，而美國的優勢則是建立在别國永遠處于劣勢的前提之下，為此，美國不惜使用各種手段削弱任何它所認定的挑戰國家，這在現實中是不符合多數國家發展利益的。這就形成了美國霸權優勢戰略的悖論。霸權需要維持優勢，而維持其優勢的手段卻是損害他國利益。從長期看，這必然對他國的戰略自主和發展空間造成極大的傷害，也必然引發多數國家的反對。因此，美國哲學家喬姆斯基強調，“美國的許多優勢來自于可怕的曆史罪行”，這種以盟友“為柴取暖”的優勢是難以長期維系的。一旦對盟友利益的傷害超出了其容忍度，美國就可能面臨西羅馬帝國晚期“衆怨所歸”的命運。

美國所仰賴的地區均勢本質上是“離岸平衡”+“推卸責任”，通過在幕後制造危機，拉攏地區盟友與潛在的戰略敵手進行對抗。看似是美國為地區盟友提供了安全，其實這種地區安全問題本身就是美國制造的，而盟友卻成為沖突時首當其沖并為其火中取栗的戰略抓手。因此，不論在地區盟友還是戰略對手眼裡，美國的這種算盤其實并不高明。盟友之所以願意表面臣服于美國，主要原因在于，如果不配合或者假裝笃信這種羅馬式的和平恩賜，就會被劃為美國需要“改造”的敵人行列。這也使得美國不僅要時刻提防地區性大國的崛起，也要時刻警惕同盟内部的反對。因此，這種優勢戰略因長期成本居高不下而難以為繼。美國優勢戰略是建立在實力優勢基礎之上的，當美國處于衰落走勢時，它隻能全力打壓其所認為的挑戰者。然而，所引發的問題在于，美國打壓挑戰者不僅使對手實力受損，美國自身實力也會受損，因此維持優勢和由此導緻的實力衰落成了美國難以破解的難題。

（二）平衡性問題的持久幹擾

當前美國對外戰略面臨着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為複雜的國内外情勢。美國在決策時始終面臨着東西兩線戰略的平衡、盟友内部的平衡以及國内政治與社會的平衡性三個具體難題，這些難題不可避免地受到更大範圍的、具有整體效應的一系列事件的影響。

第一，東西兩線戰略平衡主要指美國既因戰略承諾可信性問題而在亞歐大陸西部不斷向烏克蘭輸血，同時也要在亞歐大陸東部全力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實施以中國作為最大戰略競争對手的“印太戰略”，這是其戰略重點，但受烏克蘭危機、美俄矛盾升級等各種幹擾，美國如果以俄羅斯為戰略目标做出戰略性調整，其“印太戰略”就會削弱。雖然美國官方多次強調，美國不會為烏克蘭危機而轉移戰略重點，然而，美國還需要應對來自世界各國的各種挑戰。從長期來講，戰略資源的分散将導緻美國無法凝心聚力解決任何一個地區問題，從而損害其戰略信譽。

第二，美國全球同盟體系并非鐵闆一塊。維系軍事同盟的根本因素在于共同的威脅感知。但由于中國始終奉行“結伴不結盟”以及“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政策，包括美國軍事盟友在内的絕大多數中國周邊國家并未感受到來自中國的明顯威脅。美國若要強行綁架其盟國出錢出力為自己的霸權“買單擡轎”，必然會引發同盟内部的不滿與分歧。在當前中美矛盾雖在加劇但仍然總體可控的前提下，一些美國盟友更願意選擇“模糊戰術”在中美之間赢得好處，一旦中美之間戰略沖突風險急劇上升，多數國家都會采取規避風險的政策。

第三，美國國内問題的持續牽制。美國是一個高度複雜且多元的社會體系。其多元社會整合成本愈發高昂，不僅導緻決策難度大，更使得執行過程阻力重重。美國面臨着因國内政治分化、移民問題帶來的人口構成變化、産業鍊轉移帶來的失業、發展不平衡導緻的貧富分化而帶來政治上的潛在危機，近年來這些矛盾持續加劇。同時，在國内政黨紛争以及軍工複合體的綜合影響下，美國易于導緻其誇大戰略對手，且在知覺警覺的敏感度問題上阈值降低。目前美國對中國在全球範圍内的任何舉措都持高度敏感和競争心态。所有這一切，都可能使美國以優勢為基礎的霸權戰略面臨巨大的壓力和阻力。

為了确保其戰略優勢，美國經常把自己的國家利益界定過寬，把威脅界定過多、過于嚴重，在戰略上過度擴張都是這個國家非常容易出現的現象。當前，美國綜合實力在下降，力量被中俄以及其他地區熱點問題所牽制。美國面臨的主要矛盾是力量相對下降，但外部威脅上升，無形對手增多，非傳統威脅仍然存在，亟需防範地理範圍廣泛、應對不暇的多元威脅。美國還存在卷入多重戰争風險的可能性。美國始終需要解決其戰略分散化與集中化的矛盾。

（三）技術領先優勢正在不斷喪失

國内既得利益集團打壓和拒絕新技術會導緻原有強國的技術優勢逐步喪失。曆史上，新的科技革命會快速拉大國家間的權力位差，進而催生出一個時代的新強國。但随着新技術在新強國的廣泛應用，就會出現與之相伴相生的産業和利益集團。在一種技術産業的後期，面對龐大的前期沉沒成本與資源投入，利益集團并不鼓勵創新，而更傾向于通過壟斷性地位獲取穩定收益。為了維護相關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他們甚至會影響國家對新興科技與産業的戰略規劃。這就使得世界曆史中反複出現曾經國際體系中的先進國家，逐漸被沒有前期投入而廣泛推廣新技術的後發國家超越的情況。

今天的美國作為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受益者，其國内已經出現了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正在将美國從一個技術産業立國的國家引向金融資本主導的國家。這種在先進技術上吃“老本”的方式從根本上導緻美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技術差距正在逐年減小。随着第四次産業革命的加速出現，一個基礎設施逐漸破敗的美國——正如其曾經的輝煌——可能因此而面臨戰略優勢的不斷流失。與之相對的則是其軍事與科技力量一超獨霸局面的終結。

為了實現全球主導，打壓對手以維持優勢成為美國霸權護持的常用手段。然而，在各個領域全方位保持優勢對于美國這樣的國家也具有極大難度。二戰後，美國重視優勢戰略是因為有三個方面的大戰略背景發生了改變：第一，美國本身在戰略上的不易受傷害性已經一去不返，超遠程轟炸機和洲際彈道導彈的問世已使美國遭受重挫；第二，美國在技術、制造和金融方面無可争議的顯赫優勢慢慢銷蝕，與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時期相比，所謂“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已不再明顯；第三項改變在很多方面與第二項有關（并且是其反面），那就是自冷戰初期以來全球經濟甚而戰略力量對比業已發生的變化。先前是一種本質上兩極的國際體系，已經轉變為一個多極體系。随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到來，新興國家在全球經濟、科技與安全問題中的能力與話語權比重正在逐年提升，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相對優勢則呈現出明顯式微的現狀和趨勢。

四、結語

美國戰略界從現實主義出發，敵視任何一個可能對其霸權地位産生沖擊的新興國家，不論這個國家是什麼社會制度。2008年在美國率先出現的全球金融危機使美國更加強調和擔心美國的競争機制和發展模式不再具有優勢，且金融危機揭示了美國模式的内在運行壓力。這使得美國加大了對快速崛起的中國進行全方位、全領域和全政府的打壓力度。美國試圖讓其他國家永遠跟其保持一定“安全距離”，使自身永遠保持領先優勢，以便能夠攻擊、壓制和剝奪其他國家。美國基于優勢的霸權戰略并非可以長久持續。人類社會的發展自有其内在規律，不平衡性始終存在。霸權戰略由于其違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意願，必然舉步維艱。當霸權國自身内部治理出現問題時，其原有的優勢必然會逐步喪失，這不是僅靠對外戰略的調整就能挽回的。 （注釋略）

來源：《國際問題研究》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