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建構——以《德意志意識形态》為中心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建構

——以《德意志意識形态》為中心

林新辰

　　盡管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明确使用“社會學”這一概念，甚至對社會學前驅孔德的實證社會學明确表示了批評，但他們以曆史唯物主義提出一系列有關社會發展變遷的思想理論，在事實上确立了與其他社會學有着顯著差異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列甯提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概念，并系統論述其基本觀點和方法原則，指出馬克思關于經濟基礎發展變化推動人類社會變遷是自然曆史過程的觀點，揭示了社會發展變化的根本動力和客觀規律，把社會學放在科學基礎之上，使社會學得以成為真正的社會科學。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建立，是一個逐漸展開的過程。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恩格斯在大量經驗研究的基礎上，系統探讨了有關市民社會、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鬥争等問題，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理論起點。在《論猶太人問題》《神聖家族》《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著作中，馬克思對物質生産的決定性作用、市民社會、資本主義私有制、勞動的本質和異化勞動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在《費爾巴哈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馬克思、恩格斯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本原則，标志着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基礎的正式形成。

　　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馬克思、恩格斯對曆史上相繼更替的各種社會形态展開分析，大量闡述了自己對“社會”的理解，系統闡明他們對物質生産方式在社會變遷中的重要作用、社會秩序與階級鬥争的關系、個人自由與社會發展間的關系等一系列重要社會學問題的思考，強調物質生産活動是最基本的曆史活動，一切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社會關系都圍繞着人類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産和人類自身的再生産展開。在讨論人與社會時，馬克思、恩格斯着重批判了施蒂納等人忽視現實社會關系、空談抽象的人、用觀念解釋曆史等做法，指出不能局限于通過所謂純粹的利己主義來理解個人的行為，更不能将個人行為歸結于宗教、觀念、獨自性等虛無缥缈的因素，而應該分析人們現實的相互關系及社會結果，“個人的行為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異化，同時又表現為不依賴于個人的、通過交往而形成的力量，從而個人的行為轉化為社會關系，轉化為某些力量，決定着和管制着個人”。

　　由上所述，《德意志意識形态》清算了唯心主義和人本主義等既往哲學思想，對個人自由、利己主義、世界曆史等諸多問題進行了全面探讨，通過批判施蒂納、鮑威爾、赫斯等人有關“抽象個人”的觀點，論述了以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矛盾為核心的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确立了較為系統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原則。本文将以此為中心，聚焦社會變遷的動力何在、社會秩序何以可能、個人自由與社會團結的關系這三大社會學重要問題，深入分析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豐富意涵。

一、社會變遷的動力：物質生産與社會分工

　　“社會”如何形成和演變，是社會學的一個重要問題。在馬克思以前，諸多思想家都對“社會”的原初狀态進行過想象。比如，霍布斯認為，在自然狀态中，每個人都竭盡全力趨利避害、攻擊他人，因而存在着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争，為了防止全體人類因為自相殘殺而滅亡，人們一緻決定通過“社會”對彼此的行為進行約束；盧梭認為，人與人之間為了協調彼此行為，取得更大的共同利益，因而彼此達成社會契約，組成了依據公意統治個人的“社會”；德國的哲學家們則用觀念來解釋曆史，認為社會的演變不過是觀念的發展，等等。馬克思、恩格斯則認為社會随經濟基礎變革而改變，力圖探究人類在全部的勞動過程中的互動關系及其一般法則，從社會的運動中尋求物質現象和社會生活的關系，從科學的角度理解社會變遷的自然曆史過程。

　　所謂社會變遷，指的是社會中的個人及個人間相互關系的變遷。馬克思指出，物質生産方式的變化是社會發展變遷的決定因素。社會是由個人構成的，但不是由抽象的個人而是由現實的個人構成的，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在經曆着活生生的生産和生活，物質世界是人類存在的前提。因此，他們強調：“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們不是教條，而是一些隻有在想像中才能加以抛開的現實的前提。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得到的現成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所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

　　這裡的“一些隻有在想像中才能加以抛開的現實的前提”指的是：每個人都必須活着才能參與社會活動，而人類要生活就必須有食物、水、空氣等一些生活必需品。一開始，人們可以直接從自然界中獲得這些物品，同時也像動物一樣直接地受自然條件的制約。随着人類能力的增強和人口的增多，人們開始自己生産自己所需生活資料的同時，也開始生産一定的生産資料。為了生産自己所需要的産品，人們必須形成一定的生産方式，即通過一定的方式安排人們的活動，從而在一定的自然條件下從事特定生産的人類群體也就形成了與之相适應的生活方式。因此，社會變遷就取決于組成社會的個人及其相互關系的變遷，進一步說，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産和生活的方式的變遷。這樣一來，馬克思、恩格斯就将社會史問題和經濟史問題聯系在一起，将抽象的人的進步問題轉化為具體的人類社會的生産力發展問題，将對社會如何變遷的研究轉化為對生産方式如何演替的考察，從而使得分工成為研究社會變遷的重要分析工具。

　　自亞當·斯密以後，很多經濟學家都将分工看作是衡量社會生産力水平的重要指标。由于社會存在着偶然性，不同的個人之間存在差異，他們的才能、習慣、愛好等就不完全相同。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群體，要進行生産和再生産，就必須進行一定的分工。“分工起初隻是性交方面的分工，後來是由于天賦（例如體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發地或‘自然地産生的’分工。”在最初的分工中，不同的個人依據其自身特長和群體需要被分配到社會生産的不同環節上，對某一活動的長期投入又鍛煉了個人的專門才幹和勞動技巧。在人類群體中，發揮各自才能、進行熟練勞動的個人之間的協作，使“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産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擴大了的生産力”，這有效促進了群體生産效率的提高，使群體能夠生産出更多的物質産品、供養更多的人口。

　　随着人口的進一步增長，人類群體對産品的需要也進一步增加，既有的生産效率不再能滿足物質生産的需要，曾經簡單的分工形态就必須讓位于更有組織的、更有效率的分工形态，使群體内部根據分工而産生出一定的組織。有組織的分工引起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同關系，引起了不同勞動産品在人類群體内部的分配，進而導緻了群體内的分化，分化固定為相對穩定的社會關系，則産生了所有制，“分工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說，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根據個人與勞動的材料、工具和産品的關系決定他們相互之間的關系”。

　　因此，在曆史發展的早期，分工的變革是生産方式演替和組織形态更疊的主要表現,因而也是推動社會變遷的主要動力。沿着曆史發展的進程，馬克思以西歐為例，詳細分析了分工推動社會變遷的過程。在生産尚不發達的階段，人們靠采集、狩獵等簡單勞動從自然界中直接獲取生活資料，最多有一些簡單的農業勞動。此時，與簡單勞動對應的是不發達的分工，生活在同一自然條件下的不同個人往往從事類似的勞動，“僅限于家庭中現有的自然産生的分工的進一步擴大”。因此，社會結構也十分簡單，隻是家庭關系的簡單擴展，這就是部落所有制。當人們在勞動中積累了一定物質産品、供養了更多人口之後，部落産生了更多的物質需求，因而各個部落之間發生了聯合與戰争，勝利部落的成員掠取财富，失敗部落的成員淪為奴隸，這便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在羅馬帝國衰亡後，生産力遭到極大破壞，地廣人稀的現實生産條件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分工和對立，并形成了與之相應的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

　　至此，馬克思、恩格斯已經說明，分工是社會變遷的動力，是人們聚合為不同社會群體并發生相互聯系的原因。但如果追問分工何以可能，則會得出結論：交往擴大和人口增加帶來的需求增長是促使社會分工不斷完善的動力。中世紀以後，随着生産力的逐步發展，湧入城市内的逃亡農奴日益沖擊現有的行會制度，交往的擴大和人口的增加又使人們的需求不斷增長，由此推動了分工的完善，使社會中形成了新的從事特定勞動的社會群體。比如，随着對衣着用布的需求增長，城市中産生了一個專門從事這方面生産的織工階級，他們所生産的布匹不僅供給國内市場，還能供應國外市場。

　　因此，社會變遷的曆史，就是勞動産品積累引發人口和需要的增長，從而迫使生産力提升（在早期以分工的進一步完善為主），進而引起社會的生産方式和組織形态變革，由此産生的新生産力又刺激新的需求的曆史。這個循環中充斥着各個社會群體在分工和合作時的張力：已經積累的勞動産品如何分配、各個社會群體如何進一步的分工、如何安排新的生産方式和組織形态下的支配關系、不同社會群體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産生怎樣的新需求，等等，都決定了這個循環怎樣展開、對誰有利。所以，馬克思、恩格斯齊頭并進：“生産力與交往形式的關系就是交往形式與個人的行動或活動的關系。……當然，物質生活的這樣或那樣的組織，每次都依賴于已經發達的需求，而這些需求的産生，也像它們的滿足一樣，本身是一個曆史過程。”

　　這個過程，既是人類群體能力不斷增強、文明不斷進步的過程，也是群體内部矛盾不斷增多、人類分化為相互對立的若幹階級、等級的過程。由于社會分工既是一種功能性關系，又是一種強制性關系。因此，社會變遷既是低水平功能結構向高水平功能結構的轉變，也是一種壓制結構向另一種壓制結構的轉變，其間充斥着鬥争和博弈。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生産力越是發展，人們彼此間的交往關系就越複雜，分工和分化就越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社會也就随之成為一種結構性的強大力量。社會一旦形成，任何在其中出生、生長、生活的人們，都必須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活動，從而生産和再生産出既有的社會關系。

二、社會秩序的兩重性：功能性有機體和強制性結合體

　　社會學是研究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門學科，準确地說，是研究人群與人群之間關系的學科。因此，嚴複最早将“社會學”翻譯為“群學”。彼此相似的個人組成社會群體，群體間相互聯系則組成社會。各個社會群體協調有序，則社會得以良性運行；各個社會群體激烈沖突，則社會秩序崩亂，陷入惡性循環。因此，社會學強調“明分使群”，注重研究社會各個群體之間如何能夠彼此協調，通過構建和諧的社會秩序，促成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馬克思主義運用唯物史觀的視角，以生産的進步和交往的擴大為線索，分析曆史上各個不同階段中不同社會群體的相互關系及其内在原因，為我們思考“社會秩序何以可能”這一重要社會學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強調，“社會”的本質不是某種抽象的、一成不變的空中樓閣，而是現實社會中各種實際屬性的總和，因此社會秩序總是随着現實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人們在實踐活動中形成并發展了各種社會關系，因而“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從曆史上看，人因分工而形成不同的社會群體，社會群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固定化為社會秩序，任何社會秩序及相應的所有制形式都建立在生産和交往的基礎上。

　　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一書中，馬克思、恩格斯通過解剖西歐曆史中城鄉逐步分離、城市形态變化的過程，指出現存生産力與勞動組織的結合是社會制度及相應意識形态的現實基礎，是我們分析各個社會群體相互關系的鑰匙。

　　社會分群以社會分工為基礎，分工導緻不同的個人在社會生産體系中的地位不同，因而其生活處境和利益訴求也不同。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類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分工，也是“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這使得人類被分為兩大階級，即利益不同甚至相互對立的兩個社會群體。“以分工和生産工具為基礎”，一部分人被集中到城市中，從事城市活動，另一部分人則被局限于鄉村裡，從事鄉村勞動，因而他們分别成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和“鄉村動物”，他們在勞動形式和獲利方式上的巨大差異，使得他們形成兩個彼此對立的社會群體，“并且每天都不斷地産生他們利益之間的對立”。西歐進入中世紀後，由于城鄉差距的日益增大和城鄉對立的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農奴逃入城市，使得城市内部的組織形式愈發複雜。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應對逃亡農奴帶來的可能的競争，城市中的各個手工藝人群體組成了各自的行會，結成了“保護财産、增加各成員的生産資料和防衛手段”的聯盟，使隻身進入城市的農奴無力對抗有組織的行會團體，“隻好屈從于由他們的那些有組織的城市競争者對他們勞動的需要以及這些競争者的利益所決定的處境”。在這裡，他們要麼加入行會組織，成為某一師傅手下的幫工；要麼就隻能成為無組織的平民，從事日工勞動。無論哪一種情況，他們都受着城市師傅的宰制。

　　然而，處境相似并不天然地等同于利益相同，地位相同更不意味着天生團結。與許多人的想象不同，受着壓迫的幫工和平民并不能依據他們的共同利益組織起來。恰恰相反，對于加入某一組織的幫工來說，與師傅結成利益共同體并對抗其他的師傅及其幫工是最優的選擇，這将使他在師傅取得競争勝利的同時也分得較多的利益。對于沒有經過訓練的日工來說，他們更不得不争相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通過與其他日工的競争而不是合作來赢得生活所需。這說明，處境相同并不會自動帶來群體的内部團結，在社會生産體系中的位置決定了一個社會群體的内部關系及其與其他社會群體的外部聯系。在社會生産體系中，處于優勢地位的城市原住民們，依據相同的利益形成了組織，使他們能夠有組織地對抗新進城市的農奴，系統性地獲取利益；但處于劣勢地位的幫工和日工，卻不僅沒有形成自己的組織，反而被納入既有的組織體系，在彼此競争中遭受系統性的壓榨；被城市制度壓迫的平民、幫工和農民，即使有過一些反抗，但由于其社會地位和生活境遇所決定的軟弱無力，也沒有造成任何結果。

　　因此，一方面，“單獨的個人所以組成階級隻是因為他們必須進行共同的鬥争來反對某一另外的階級”，而分工則是人類日益被分為處境不同、利益不同、觀念不同、行為不同的諸多社會群體的根本原因，并随着生産的發展和交往的擴大，分工日益精細，分群也愈加複雜，社會群體間形成了更為繁複的社會關系，這種關系固定化為特定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在已經形成的社會秩序下，“階級決定他們的生活狀況，同時也決定他們的個人命運，使他們受它支配”，雖然在社會生産體系中，同一社會群體中的個人本身也是“相互敵對的競争者”，但更加團結一緻、更能協調利益、更有組織力量的社會群體則能通過參與構建社會秩序而獲得更高的地位，并借此剝削處于較低地位的社會群體，此時組織能力和鬥争策略就成為一個社會群體能否在社會秩序中獲利的重要因素。

　　各個社會群體相互鬥争的結果就是各個社會群體之間有差等的關系，這些關系固定化為一定的社會秩序，通過法律和國家等外在形式表現出來，強制性地對所有社會成員起作用，從而使在相互關系中占據優勢的社會群體中的成員得以在既有社會體系内系統性地剝削其他社會成員的勞動。“他們個人的權力的基礎就是他們的生活條件，這些條件是作為對許多個人共同的條件而發展起來的，為了維護這些條件，他們作為統治者，與其他的個人相對立，而同時卻主張這些條件對所有的人都有效。由他們的共同利益所決定的這種意志的表現，就是法律。”

　　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并不是所謂的“沖突論”；相反，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結構具備雙重性質，即社會結構不僅是一個由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實行壓制剝削而建立起來的強制性結合體，同時也是一個由内部各功能部分以相互依賴的方式結合而成的有機體。在一定的社會發展階段中，穩定的社會秩序使各個社會群體得以維持均衡，從而通過社會分工使社會生産力獲得了進一步發展。處境和利益各不相同的各個社會群體總是存在彼此矛盾，各個社會群體都期望在社會體系中處于較好的地位、盡可能在生産和交換時剝削其他社會群體而不是被其他群體所剝削，因而總是需要國家來平衡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之間的矛盾，從而約束人們之間的鬥争。因而國家是公共性的象征，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體現”。因此，盡管存在剝削和壓迫，但在一定生産力發展階段下，與各個社會群體間的相互力量對比相适應的社會秩序常常是“社會有機體”的現實需要，其根本基礎在于物質生産方式及相應的社會交往形式。

　　當社會生産力發生變革，各個社會群體間的相互力量對比發生改變，原有的社會秩序也就顯得不再适宜，直至成為社會生産力發展的桎梏。此時，人們将根據新的生産方式和交往形式結合為新的社會群體，從而使作為分工合作體系的整個社會有機體也就從一種結構狀态轉向另一種新的結構狀态。社會秩序也将随之演變。但這一切都不是天然的、絕對的，而是人為的、有條件的，無論是均衡、整合與和諧，還是失衡、分裂和沖突，都是人類實踐的結果，因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根本觀點。“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因此，社會秩序的形成和發展以一定的物質生産方式為根本基礎，但其具體形态如何，也有賴于各個社會群體的相互關系及其實踐活動。

三、社會團結是個人自由的基礎

　　法國思想家塗爾幹提出，個人人格與社會團結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研究的首要問題。近代以來，随着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個人自由得到了很大的進步，與此同時，社會的力量也在增加。個人越自主，同時也就越依賴于社會。塗爾幹認為，這看似矛盾的兩個趨勢，其實都反映的是社會從“機械團結”向“有機團結”的轉變的過程。

　　要分析個人自由與社會團結的關系，首先要明确什麼是“自由”。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一書中，馬克思、恩格斯用了大量的篇幅批駁施蒂納對于“自由”和“獨自性”的理解。在極其詳盡的考察中，馬克思依循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書的邏輯順序，批判了施蒂納基于抽象觀念而形成的自由觀，指出施蒂納忽視了關乎人的真正解放的兩大因素，即客觀的現實需要與個體的自然條件和能力。馬克思、恩格斯着重強調自由與現實、與經驗、與曆史之間的真實關系，從而将個體的人的自由與其所屬的社會群體緊密聯系起來，為我們深入分析現代社會中個人自由與社會團結的關系提供了有益啟迪。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現實生活中，自由從來不是個人對抽象能力的發揮或者對抽象束縛的擺脫，而是人類在特定曆史條件下追求自我解放的現實行動，反映的不是個人的抽象“自由”能力，而是一定社會生産力階段下的目的與手段、需要與能力之間的關系。為了反駁施蒂納所謂的“自由悖論”，即個人在多大程度上為自己争取到自由，同時也就在多大程度上給自己制造了新的限制和任務，馬克思用施蒂納所舉的鐵路例子，論證了生産力發展與“自由”的關系。施蒂納認為，鐵路的發明給人提供了自由，卻也使人感覺到新的束縛，即人還不能夠飛翔。馬克思用嘲諷的語氣指出：“在無所事事的小資産者看來，鐵路似乎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事實上，能夠飛翔的氣球出現得更早，鐵路在氣球被發明很久以後才被人類發明。鐵路之所以能夠被發明、使用并推廣，并不是因為能給人帶來所謂的自由，而是因為生産力發展的現實需要，因為既有的馬車和大車等交通工具已經不再能滿足大工業所要求的交往手段，而鐵路能夠切實地降低流通的費用、提高商業的利潤，“這種發明的可能性甚至絕對必要性，是由實際情況産生的”。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根據生産力發展的不同條件及其帶來的現實需要與獲利機會，不同的發明才得以出現，個人的能力才因之得到擴展，這才是個人自由的真正基礎。

　　一句話，“人們每次都不是在他們關于人的理想所決定和所容許的範圍之内，而是在現有的生産力所決定和所容許的範圍之内取得自由的”。社會需要是個人自由的堅實基礎，沒有一定生産力發展階段下的有效的社會需要，就不會有擴展個人自由的發明出現，就不會有真正的個人自由。随着生産的發展和交往的擴大，人們之間的分工日益精細，在市場的廣泛聯系中，每個人都期望能夠通過他人的勞動而獲益，由此産生新的社會需要又促使人們不斷創新生産技術和組織形态，使社會中的個人能夠借助社會的力量實現更多的自由。

　　然而，有效的社會需要依賴于緊密的社會團結，依賴于個人通過社會紐帶而形成和諧有序的社會聯系。如果沒有社會團結，則因分工而分化的各個社會群體之間就不會通過和平至少是表面和平的方式進行交往，而隻會通過暴力鬥争而奪取利益。那麼，他們就不能通過協調一緻而促進生産力的進一步發展，反而會使生産力在持續的鬥争中被破壞，那自然也就無所謂有效的社會需要，也無所謂個人自由的進步了。比如，與大市場相伴随的社會需要催生了鐵路的發明，社會中的個人也因鐵路的發明而實現更多自由。但這一事實的前提是：各個社會群體之間形成了相對的勢力均衡和價值共識，在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指引下，主導社會群體（即資産階級）通過建立一整套社會制度，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社會團結，使單個人的私人活動能夠在資産階級的國家和法律保障下彙聚為公益活動，使單個人的逐利行為能通過市場競争的機制較為有效地轉化為人類社會的合力，“這是一種由各種社會關系所決定的關系，而它恰巧就是功利關系”。此時，“資産階級所理解的解放，即競争，就是給個人開辟比較自由的發展的新活動場所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資産階級中的社會團結，極大激發了社會成員創造财富的熱情，極大增強了社會生産力，也隻有如此，鐵路才能被順利發明并推廣，個人才能在市場競争中獲得更多的自由。反之，在清朝末年的中國，由于缺乏相應的社會共識，雖然鐵路的巨大優勢早已被證明，但修建鐵路仍然遭遇許多阻力。

　　既然社會團結是各個社會群體鬥争的結果，這也就意味着，生産力發展并不會自動帶來個人自由的進步，也不會給所有人都帶來均等的自由。如果将人類視作一個整體，生産力的發展确實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改造自然、改善生活的更多手段，給人類帶來了實現自由的更多可能。但人類社會内部往往分化為諸多社會群體，不同社會群體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因而他們在社會體系中享受到的自由也就大大不同。在既有的一切社會形态之中，社會團結都同時伴随着社會不平等，伴随着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壓迫。曆史過程中的任何進步往往伴随着相應的“代價”，“正面效應”總與“負面效應”相伴，“整體利益”的實現常常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犧牲。在曆史上，人類越是分化為不同社會群體，分工越是發達、社會團結越是緊密，社會生産力就越是進步，就越能為人類創造出實現自由的物質手段；但同時，這種手段的分配也就越是不均。在有限的生産力基礎上，社會生産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一部分人通過自己的支配地位而盡可能多地攫取财富，也就因此壟斷了實現自由的物質手段；另一部分人則不得不為了最基礎的生活需要而相互鬥争，用自己創造的大部分财富供養自己的剝削者，從而喪失個人自由。“到現在為止，社會一直是在對立的範圍内發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隸之間的對立，在中世紀是貴族和農奴之間的對立，近代是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之間的對立。”

　　由此可見，社會團結是生産力發展的基礎，從而是個人自由的前提。但既有的社會團結總是與某個社會群體壓迫其他社會群體的社會秩序相聯系的，這意味着在此基礎上發展的社會生産力總是加深各個社會群體的分化，直到既有的社會制度不再能維持基本的社會團結，就會發生社會革命，打破各個社會群體之間的均衡，使原有社會團結走向解體。雖然到目前為止，每次社會革命都隻是破壞了原先的生産力，将另一個社會群體推上統治地位，從而建立起另一種以壓迫為基礎的社會團結。但馬克思主義相信，在共産主義社會中，人類将建立真正的社會團結，即沒有剝削的社會團結，屆時我們将實現真正的個人自由。“在共産主義社會中，即在個人的獨創的和自由的發展不再是一句空話的唯一的社會中，這種發展正是取決于個人間的聯系，而這種個人間的聯系則表現在下列三個方面，即經濟前提，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必要的團結一緻以及在現有生産力基礎上的個人的共同活動方式。”

四、總結與讨論

　　本文緊扣社會變遷的動力何在、社會秩序何以可能、個人人格與社會團結這三大社會學重要問題，梳理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的相關論述，并以此探究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學建構。以唯物史觀為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物質生活條件在社會生活中的根本地位、物質生産方式的變化是社會曆史發展變遷的決定因素、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運動、階級鬥争和社會革命等一系列關于社會發展變化的思想觀點，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構建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德意志意識形态》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其中，馬克思、恩格斯以所屬社會群體的特性來解釋個人行為、以現實物質基礎來解釋抽象觀念、以現存生産方式解釋社會制度的分析思路，對一系列社會現象進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不同社會發展條件下人們之間的現實關系及社會結果，表達了經典作家對于社會變遷的動力、社會秩序何以可能、個人自由與社會團結一系列重大社會學問題的深邃思考，不僅深刻闡明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研究提供了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根本指引，更直接觸及社會學人的理論和現實關切，對當下的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組織社會學等領域的具體研究都有現實的指導意義。本文以《德意志意識形态》為切入點，深入分析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對相關問題的重要論述，結合當下的社會學研究，對生産與消費的關系、經濟與社會的關系，延伸出以下幾點思考：

　　第一，物質生活的生産方式制約着人們的生活，“個人是什麼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産的物質條件”。因此，在進行社會學研究時，尤其是在對人的态度、行為、觀念進行分析時，不僅僅要從其個人特性、家庭情況等個體因素出發，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其所屬社會群體在社會生産體系中的位置，分析其獲取收入和利益的來源和方式，分析其參與社會勞動的具體方式及其在勞動中與他人形成的社會關系。這裡最重要的不是利益多少，而是獲利方式。雖然這二者往往是不可分的。在生産體系中占支配地位的社會群體，往往能獲得更多利益；但同時，獲利數量相似的社會群體可能因獲利方式的不同，而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行為邏輯。也正因此，我們在扶貧時不能僅僅提供補貼，而要着重強調産業幫扶，因為勞動方式的變化比起收入增加更能改變人的整個生活狀态。

　　第二，社會需要是促進生産力發展、推動社會變遷的潛在動力，而社會需要又受制于各個社會群體間的相互關系。馬克思關于社會需要和社會分工的思考，展現了經濟與社會的互動關系。“社會”是人類從事各種活動所必須借助的平台或載體，人類必須在社會中形成一定的連結和團結，才能從事自身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各種活動。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學強調研究經濟領域之外或因經濟發展而改變并反作用于經濟發展的社會現象，關注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當下，中國社會正處于快速變遷之中，如何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如何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如何解決供給需求不适配、一些産品産能過剩與高質量供給不足并存的堵點，需要我們思考當下現有哪些社會需要、怎樣激發新的社會需要、如何滿足這些社會需要等問題，探究滿足社會需要與推動社會變遷的關系。正如《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所舉的諸多實例所呈現的，分工的完善、技術的更新、組織的變革背後都隐藏着日益增長的社會需要。在人類曆史的早期，社會需要的增長主要體現為人口增長，但在近代社會，有效的社會需要更多地表現為大工業刺激下的市場需求。也正因此，“需求”成為當代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然而，“需求”從何而來呢？《德意志意識形态》進一步啟示我們，個人的需求不是抽象的，而是主要取決于其所屬社會群體的生産方式和生活狀況。因此，在複雜社會中，社會需要更取決于社會中各個社會群體的生産生活狀況，取決于他們之間的關系。這是馬克思等經典作家給當代經濟社會學研究提供的重要啟迪。

　　第三，人的自由有賴于生産力的發展，而生産力又是社會的産物，因而個人自由與社會團結是不可分離的。每個時代的社會關系都同時具有兩重性質，它既是一種分工關系，又是一種所有制關系，因此社會既是一個功能有機體，又是一個強制結合體。人類作為一個整體集合而成社會，生産力越是進步，人類的集合體的力量也就越強大，人類所能實現自由的可能手段也就越多。但為何許多人認為，技術進步不僅沒有帶來自由，反而增強了人受到的束縛呢？這是因為在以往的一切社會形态中，社會團結都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礎上的，生産力發展雖然為整個人類創造了更多實現自由的手段，但這些手段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的分配是不均等的。因而随着生産力發展，一些社會群體實現了更多自由，另一些社會群體反而受到更多壓迫。當下我國社會結構正面臨深刻變化，互聯網深刻改變了社會觀念、社會心理、社會行為，如何在新的技術變革中處理好個人自由與社會團結的關系是社會學研究的重大課題，馬克思、恩格相關重要論述也有助于深化我們的思考。　

　　來源:《江西社會科學》2023年第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