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甯的社會主義本質觀:經濟與政治的視角
王中汝
列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締造者。相對于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有着豐富的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在社會主義本質問題上,列甯堅持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觀點,在與資本主義本質的對比中,在艱難的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得出了既具較高理論價值又富有現實意義的結論,為後人深入認識并踐行社會主義本質提供了寶貴理論資源。
一、對人的發展問題的關注
馬克思恩格斯用大量的筆墨來論述人的解放與發展問題,列甯在這方面的直接論述則不多。最早的論述,是在1902年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綱領草案》中:“工人階級要獲得真正的解放,必須進行資本主義全部發展所準備起來的社會革命,即消滅生産資料私有制,把它們變為公有财産,組織由整個社會承擔的社會主義的産品生産代替資本主義商品生産,以保證社會全體成員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發展。”上述思想,經過文字上的略微調整,被寫入1903年、1917年和1919年黨章。1919年頒行的《俄國共産黨(布爾什維克)綱領》的完整表述是:“無産階級的社會革命以生産資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産過程來保證社會全體成員的福利和全面發展,将消滅社會的階級劃分,從而解放全體被壓迫的人類,因為它将消滅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剝削。”1919年黨綱,是列甯去世前的最後一個黨綱。
1902年,俄國革命尚處在幼年時期。1919年,十月革命已經勝利兩年。盡管各方面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但1919年黨綱與1902年黨綱草案的核心思想,是高度一緻的,隻是文字表述上略有差異:1902年黨綱草案的“社會全體成員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發展”,在1919年黨綱中是“社會全體成員的福利和全面發展”,後者删除了“充分”與“自由的”兩個修飾詞。由此可見,“生産資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是手段,“社會全體成員的福利和全面發展”才是社會主義的目的,也從根本上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在黨綱之外,列甯沒有過多談論過人的解放和發展問題。但他在這個問題上,有一個重大的理論貢獻,就是給階級下了明确定義。階級,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核心概念。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原始社會解體以來的社會中,人首先是以階級成員的身份存在的。抽象地談論人及其價值,而無視有着不同職業、不同經濟社會地位的社會個體與群體,是解決不了任何關于人的問題的。階級之間的基本關系,是統治與被統治、剝削與被剝削,不管作為階級成員的個體是否意識到。人的解放和發展,必須通過階級的解放來實現。所以,除少數展望未來社會人的存在狀态的論述,如《共産黨宣言》《資本論》中論及的自由人聯合體,馬克思恩格斯更多地使用階級這個概念來闡明他們的學說。甚至人民這個概念,馬克思恩格斯也隻是在必要情況下才使用——他們認為,人民是分階級的,構成人民的各個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含混地談論人民,隻能模糊階級界限,從而給無産階級解放造成困擾。盡管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卻沒有給階級下過明确定義。這個工作,是列甯完成的。“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曆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産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産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消滅階級”,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消滅階級”的内涵,與“社會全體成員的福利和全面發展”高度一緻,都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揭示與表達。
很多學者都曾注意到,列甯沒有過多地論述人的解放和發展問題。有學者認為,“諸如人、人的本質一類的哲學規定,似乎是列甯哲學理論構境中的邏輯缺環”。究其原因,“這恐怕是第二國際以來,那些經濟決定論式的理論家們假手實證主義進行洗腦而造成的閉合性理論回路的後果”,“或許”“也是以後全部以後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構架忽視人的問題的曆史原因之一”。這種見解有一定道理,但決不是事實的全部。列甯曾經嚴厲批判過“工人群衆不斷遭受剝削而不能發展人的各種才能”的“資本主義時代”,也曾經寄希望于廣大勞動群衆,能夠在革命勝利後“克服私有制所造成的自私、分散、劣根性和軟弱性”,發揮自己的“全部主動性和活力”,“從自己的實際經驗中真正地學習建設社會主義”,“建立自由工作者的自由聯盟”。更重要的是,理論來源于實踐。從革命實踐的角度看,列甯沒有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過多地論述人的問題,尤其是在他們理論活動的早期,與他所處的環境與時代問題關系更大、更直接。理論上的人的解放和發展問題,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已經得到圓滿解決。關鍵在于,在不同條件下如何落實、實現。尤其是,在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在帝國主義國家挑起瓜分世界的世界大戰之際,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運動陷入低潮、工人階級在相當程度上資産階級化、工人階級政黨改良主義化之時,俄國無産階級與農民階級的解放,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成為列甯關注的主要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列甯的主要任務,是深入分析、準确把握革命新階段資本主義特别是帝國主義的本質,充分利用革命與戰争的新形勢,教育、組織、領導無産階級取得成功;在革命取得勝利後,是根據具體發展程度和現實條件,創造性地實踐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在不同領域展現社會主義本質。
恩格斯曾經指出,要從事物的“曆史的或邏輯的形成過程”中來研究事物。列甯也強調,馬克思“一般是不下定義”的,要從“經驗”而非既有的“法律的定義”認識“事情的本質”。列甯在談到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本質時指出,要“從同資本主義以前的曆史上其他生産方式的對比來看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本質”。這個論斷,無疑也适用于列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不了解列甯對資本主義本質的認識,也就很難理解他的社會主義本質觀。
二、對資本主義本質的認識
科學理解資本主義的曆史演變、精神實質、基本特征與發展趨勢,是無産階級革命順利推進的基本前提。關于資本主義本質的論述,貫穿于列甯從早期到晚期的著作中,盡管不是非常系統,但基本精神卻是始終如一的。
1919年2月,在為黨的八大而作的《俄共(布)綱領草案》中,列甯提出,“無産階級革命在俄國已經開始并在各地迅速發展。要了解這個革命,必須了解資本主義的本質及其向無産階級專政發展的不可避免性。”對于資本主義本質,列甯解釋說,“資本主義和資産階級社會的本質即基本性質”,“我們那個舊的馬克思主義的黨綱曾用如下的表述作了說明”。列甯所說的“舊的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指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接下來,列甯引用了“如下的表述”八段共1200餘字。這些關于資本主義一般規律和發展趨勢的理論表述,在俄共(布)八大上,成為《俄國共産黨(布爾什維克)綱領》的正式組成部分,其中第一段是:“這個社會的主要特點是以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為基礎的商品生産,在資本主義生産關系下,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産資料和商品流通手段歸一個人數不多的階級所有,絕大多數的居民卻是無産者和半無産者,他們由于自己的經濟地位不得不一直出賣或定期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即受雇于資本家,并以自己的勞動為社會的上層階級創造收入。”1200餘字的篇幅,難以合理、簡潔地說明資本主義本質。列甯也認識到這個缺陷,提出“這個初稿有許多地方還寫得不完善,特别是在文字方面,因此有些地方暫時用了解釋性的表述而沒有用綱領的表述方式”,但在正式通過的綱領中,并沒有補正這個缺陷。盡管如此,上面引用的“解釋性的表述”中的第一段也是最重要的一段,為我們認識列甯的資本主義本質觀,提供了寶貴線索。
我們首先看到的,列甯把“以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為基礎的商品生産”當作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特點”。在1893年的《論所謂市場問題》中,列甯分别給商品生産與資本主義下了定義:“所謂商品生産,是指這樣一種社會經濟組織,在這種組織之下,産品是由個别的、單獨的生産者生産的,同時每一生産者專門制造某一種産品,因而為了滿足社會需要,就必須在市場上買賣産品(産品因此變成了商品)。所謂資本主義,是指商品生産發展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不僅人類勞動産品是商品,而且人的勞動力本身也成了商品。”在這段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商品生産包含着不同曆史階段,資本主義生産是其中之一;二是生産者為滿足社會(他人)需要而生産,因而勞動産品經由市場交換而成為商品;三是生産者的勞動力成為商品,是資本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産的獨特标志。列甯還以“6個生産者組成的村社經濟體系中漸次發生的變化”為例,勾勒了“自然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各個階段”與曆史過程。1894年,在《民粹主義的經濟内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的書中受到的批評》一文中,列甯進一步完善了上述觀點:“根據馬克思的學說看來,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有兩個:(1)商品生産是生産的普遍形式。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生産機體中,産品都具有商品形式,但隻有在資本主義生産中,勞動産品的這種形式才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個别的和偶然的。(2)不僅勞動産品具有商品形式,而且勞動本身即人的勞動力也具有商品形式。”這段論述,除強調勞動力成為商品外,列甯還強調了“商品生産是生産的普遍形式”。列甯無疑是依據截至他那個時代為止的人類曆史來認識資本主義的。他把商品生産是生産的普遍形式與勞動力成為商品,當作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縱然從生産目的、經濟運行方面突出了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差異,即為自身需要而生産的自然經濟與為追逐利潤而生産的商品經濟,但卻排除了未來社會采取商品生産包括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可能性。實際上,這種可能性,已經暗含在關于“自然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各個階段”的論述中:商品生産不等于資本主義生産,且早于資本主義生産,為什麼不會存在于資本主義之後的經濟社會形态中?這裡存在着明顯的邏輯漏洞。
把“商品生産”作為資本主義的主要特點,是列甯那個時代包括列甯在内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普遍認識,也符合馬克思恩格斯未來社會不存在商品生産的理論預測。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在于以我們今天的高度來看是有重大局限性的馬克思主義常識:占統治地位的商品生産,必然導緻生産的無政府狀态,後者是資本主義所獨有的;在大生産條件下,既定社會對産品的需要,至少在量上是有限度的,因而存在按計劃、有比例生産的客觀要求。正因為如此,列甯強調,“隻是在這方面,即在生産的比例性、系統性和計劃性方面,馬克思才拿小農經濟同‘聯合起來的生産者’的經濟等量齊觀。……資本主義同這兩種社會經濟制度的區别就在于生産的無政府狀态。”
然而,在“以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為基礎的商品生産”論述中,“商品生産”是主詞,但更重要的内容卻是它的限定語即“資本主義生産關系”這個“基礎”。“在資本主義生産關系下,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産資料和商品流通手段歸一個人數不多的階級所有,絕大多數的居民卻是無産者和半無産者,他們由于自己的經濟地位不得不一直出賣或定期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即受雇于資本家,并以自己的勞動為社會的上層階級創造收入。”俄共(布)八大黨綱中這段論述,抓住了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本質:人數不多的資産階級占有生産資料,占人口主體的無産者和半無産者,卻不占有生産資料,不得不依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為資産階級創造剩餘價值。從生産關系特别是生産資料所有制維度認識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本質,較之從商品生産即經濟運行機制維度認識,更準确、更科學。商品生産,在理論上和曆史上都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獨有的,盡管在資本主義社會才取得了普遍形式,不宜作為資本主義的主要特點或本質特征。馬克思恩格斯列甯身後的人類生産實踐,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已經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
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社會主義社會沒有政治,且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幾乎同時勝利。所以,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主要是圍繞人的解放和發展,從物質生産、交換、分配、消費等維度展開的。他們關于資本主義的論述,重點同樣在于資本主義生産對人的解放與發展的割裂、扭曲。在列甯的時代,革命首先在俄國一個國家取得勝利,面臨資本主義的包圍與扼殺。與此同時,在列甯那一輩無産階級革命領袖看來,俄國革命僅僅是世界革命的導火索,他們擔負着作為世界革命先鋒隊的神聖使命。沒有世界革命的最終勝利,也就沒有俄國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這種情況下,有必要從經濟、政治等多個層面去理解資本主義本質、社會主義本質。
列甯本人就從經濟與政治兩個面向分析過俄國“自由派的階級本質”:“從經濟上來看”,這種本質表現在“資産階級的經濟特權”即“對資本的占有”及其帶來的“利潤”;“從政治上來看”,這種本質表現在“資産階級所珍惜的政治特權”上。在列甯的著作中,多次出現過“經濟本質”的概念。在1916年的《論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中,列甯認為“壟斷代替了自由競争”是“帝國主義的經濟本質”。1917年,在《修改黨綱的材料》中,他對這個觀點進行了修正:“正是競争和壟斷這兩個互相矛盾的‘原則’的結合才是帝國主義的本質”。在政治方面,列甯也使用過“政治本質”概念,但不是用在社會制度問題上,而是用在“小市民”身上。寫作于十月革命前不久的《國家與革命》中的下面這段話,可以充分體現列甯關于資本主義政治本質的觀點:“資産階級國家的形式雖然多種多樣,但本質是一樣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都是資産階級專政。”當然,從根本上決定資本主義命運的,還是它的經濟本質:“用民主共和的管理形式代替君主制的管理形式,絲毫也不會觸動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經濟本質,相反地,隻要把保護神聖不可侵犯的資本主義利潤的鬥争方式改變一下,在民主共和制下照樣可以順利地保持這種利潤,如同在專制君主制下一樣。”
基于以上理解,我們對列甯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相關論述的梳理、提煉、概括,也從經濟與政治兩個面向展開,或者說從經濟與政治兩個維度來認識列甯的社會主義本質觀。
三、社會主義的經濟本質
作為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締造者,在社會主義從理論變為實踐的過程中,面對迥異的現實條件,列甯在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理論的同時,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理論認識與實踐要求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使得對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出現更為複雜的情況。在他的著作中,既存在理論上的社會主義,也存在實踐中的社會主義。
所謂理論上的社會主義,是一個應然問題。“隻要還存在着工人和農民,社會主義就還沒有實現。”“隻有階級不存在了,全部生産工具歸勞動者所有,社會主義才會到來。”至于這個“應然”是否具有現實合理性與可行性,在列甯所處的環境中是不得而知的。因此,他在論及分配問題時指出,“向純社會主義形式和純社會主義分配直接過渡,是我們力所不及的”。無疑,這種“純社會主義形式”,就是一種理論設定——馬克思恩格斯基于歐洲發達資本主義現實而進行的邏輯抽象。這種“純社會主義”,列甯也曾稱其為“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而既然存在着工人和農民,也就存在着不同的階級,因而也就不能有完全的社會主義”。所謂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則是一個實然問題,即受俄國現實條件限制、具有現實可行性的社會主義。對于這個問題,列甯講得很清楚:“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遙遠将來,或者什麼抽象圖景,或者什麼聖像的問題了。說到聖像,我們仍持原來那種否定的看法。我們把社會主義拖進了日常生活,我們應當弄清這一點。”正是根據這種“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主義,列甯才得出以下結論:“在生産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在無産階級對資産階級取得了階級勝利的條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會主義的制度”。
列甯直接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時間非常短促。他關于社會主義的認識,受到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影響。在經濟方面,具體體現在以下幾點:第一,大工業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大機器工業是社會主義唯一可能的經濟基礎。”“開發資源、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礎隻有一個,這就是大工業。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的大工廠,沒有高度發達的大工業,那就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這種認識,沒有問題。不以大工業為基礎的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恩格斯主張的、建立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的科學社會主義。第二,生産資料公有制。這個認識,大體上沒有問題。關鍵在于,公有制的形式以及在整個所有制結構中所占比例。例如,是否100%的公有制才算社會主義,還是50%或某個具體數量标準。更重要的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需要在實踐中探索。第三,國家計劃調節生産和分配。“國家生産和國家分配的制度”是“與以前不同的生産和分配的經濟制度”,“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計算、監督、提高勞動生産率和加強紀律”。從國家主導生産和分配角度看,“用大工業(‘社會化’工業)的産品來交換農民的産品,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實質,社會主義的基礎。”這條标準,與前述的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有關。既然資本主義實行商品生産與交換,且導緻了無政府狀态,那麼作為它的替代物,社會主義就要廢除商品生産與交換,而由某種社會機制(在國家存在的情況下,國家扮演制定生産計劃、主導産品分配的角色)取而代之,因而“計算和監督是社會主義的實質”。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這個概念,才唯一一次出現在列甯的著作中:“我再說一遍,社會主義已經不再是教條,或許也不再是綱領了。……今天社會主義的原則,就是合理和平均地分配糧食。……戰争給我們帶來了這麼大的災難,使我們現在在糧食問題上體驗到了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
在闡述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計劃調節生産與分配時,列甯使用了“商品交換”概念,但他說的“商品交換”同市場、貿易、商業等毫無關系。依照列甯的認識,“幾百年來,貿易自由、交換自由被千百萬人奉為經濟學上的金科玉律,成了億萬人根深蒂固的習慣。這種自由同資産階級宣布并實行的其他‘自由’,如‘勞動自由’(應讀作:餓死的自由)等等一樣,都是十足的謊言,都是用來掩飾資本主義的欺騙、暴力和剝削的。”在無産階級掌握政權的條件下,“商品交換這個概念包括一些什麼内容呢?……它設想,在全國範圍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會主義方式用工業品換取農産品,并通過這種商品交換來恢複作為社會主義結構唯一基礎的大工業。……結果是商品交換失敗了。所謂失敗,是說它變成了商品買賣。……商品交換沒有得到絲毫結果,私人市場比我們強大,通常的買賣、貿易代替了商品交換。”這種排斥商業、市場的“商品交換”,是在依靠國家組織的嚴密計劃來完成的。“商品”之所以依然是“商品”,是因為勞動者生産出來的産品,主要不是供自己使用的,而是通過交換供其他勞動者使用的。隻不過這種情景下的交換,不是通過市場而是通過國家進行的。換言之,列甯所說的“商品”,已經失去了通過市場交換的商品的原初含義。在新的語境中,先進的科學技術,是國家主導商品生産與交換或計劃的條件。所以列甯強調,“沒有建築在現代科學最新成就基礎上的大資本主義技術,沒有一個使千百萬人在産品的生産和分配中嚴格遵守統一标準的有計劃的國家組織,社會主義就無從設想。”
列甯對于組織與組織性的重視,既有鮮活的現實基礎,也有堅實的理論支撐。“組織無疑是工人階級的主要武器。如果受資本家壓迫的、一盤散沙似的勞動群衆不能産生一個能學習做組織工作并親自建設這個大工業、城市生活、整個社會主義文化和文明的階級,那麼勞動者的先進部隊就不能摧毀資本主義,就不能實際着手組織社會主義新社會”。在經濟建設上,組織性意味着生産與分配的計劃性。列甯認為,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壟斷與國家幹預本身,就标志着組織性與計劃性的強化:“建立統一的、由各國無産階級按總計劃調整的完整的世界經濟的趨勢,這種趨勢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已經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必然會繼續發展而臻于完善”。俄國經濟的現實,是個體農民、小商品生産占統治地位與戰争導緻的失序,需要極大的組織性去改變。“讓小私有者的無政府狀态繼續下去就是最大、最嚴重的危險,它無疑會葬送我們……工人階級一經學會了怎樣保衛國家秩序來反對小私有者的無政府性,一經學會了怎樣根據國家資本主義原則來整頓好全國性的大生産組織,……社會主義的鞏固就有了保證”。具體在政策層面,這意味着“農業公社、勞動組合以及一切旨在把個體小農經濟轉變為公共的、共耕的或勞動組合的經濟組織,一切旨在逐漸促進這個轉變的組織”的重大意義,“因為原來那種貧困不堪的農民經濟如果不加改變,就談不上鞏固地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就此而言,“社會主義的前提”是“在勞動者的有組織的先鋒隊即先進部分施行最嚴格的計算、監督和監察下進行社會勞動”,以鏟除“資本主義社會給我們留下了諸如分散的勞動、對公共經濟的不信任、小業主的各種舊習慣這樣一些遺迹和習慣”。共産主義,則意味着“大規模組織起來以滿足全國需要的無報酬的勞動”,這種勞動“是自願的勞動,是無定額的勞動,是不指望報酬、不講報酬條件的勞動,是按照為公共利益勞動的習慣、按照必須為公共利益勞動的自覺要求(這已成為習慣)來進行的勞動,這種勞動是健康的身體的需要。”基于以上認識,列甯認為,即便還沒有達到社會主義社會,“戰時共産主義”政策時期實行的、後因農民反對而取消的餘糧收集制,是“社會主義的方法”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方法”。與“自發地向廣度和深度發展的國内市場和國際市場是在無政府狀态中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組織力量”相反,“按照國家價格執行我們的收購計劃和分配計劃”則意味着“我們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列甯的認知中,社會主義的經濟本質,是不通過市場而通過國家(社會)組織勞動,分配勞動成果,消除生産的無政府狀态。體現在操作層面,包括生産資料社會所有制、社會生産與分配計劃調節。
四、社會主義的政治本質
“社會主義的政治本質”中的“社會主義”,是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非馬克思恩格斯理論中的被列甯所接受的政治與國家已經消亡了的社會主義。正是依照後者,列甯才認為新經濟政策是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實行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并非社會主義俄國。實踐中的社會主義,是“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主義。在“日常生活”中,國家還沒有消亡,政治還發揮很大作用,因而存在一個從政治方面認識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政治本質的問題。
論及社會主義的政治本質,我們先來看看列甯關于資本主義政治本質即資産階級國家本質的論述。列甯指出,“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鎮壓人民、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産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與資本主義政治本質相反,“從資本主義向共産主義過渡,當然不能不産生非常豐富和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樣的:都是無産階級專政。”現實遠比理論複雜。在現實生活中,共産黨人經過一系列經濟社會改造,結束了過渡時期,确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但階級、國家依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依照列甯關于資産階級國家本質的認識,無産階級專政既是過渡時期國家的本質,也是存在着國家、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本質。
無産階級專政,意味着無産階級掌握的國家政權。“同資産階級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相适應的,是一種特殊的國家(這就是對某一階級有組織地使用暴力的特殊制度),即無産階級專政。”列甯強調,“隻有懂得一個階級的專政不僅對一般階級社會是必要的,不僅對推翻了資産階級的無産階級是必要的,而且對介于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産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曆史時期都是必要的,——隻有懂得這一點的人,才算掌握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這個政權,用“鐵的手腕”進行統治:“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會主義革命,即令不發生外部戰争,也決不會不經過内部戰争即内戰,而内戰造成的經濟破壞會比外部戰争造成的更大,内戰中會發生千百萬起動搖和倒戈事件,會造成極不明确、極不穩定、極為混亂的狀态。……要消除這種現象,需要時間,需要鐵的手腕。”正因為如此,列甯警告,“認為不要強制,不要專政,便可以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那就是極端的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義。……對于這個經過了幾次非常急劇的轉變而非常迅速地發展的國家,在災難性的戰争造成慘重經濟破壞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有其他出路。”著名的專政即“鐵的政權”的理論概括,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的。
無産階級專政,意味着無産階級一個階級執掌政權。列甯初次在唯一的統治或一個階級的政權或一個政黨的領導和執政意義上使用專政概念,是在1906年。在《卡·考茨基的小冊子〈俄國革命的動力和前途〉的俄譯本序言》中,列甯指出,“俄國革命也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它決不能導緻無産階級實行唯一的統治或專政。……在當前革命的客觀條件下,究竟哪個階級是無産階級的同盟者呢?是農民”。既然是民主革命,無産階級領導其同盟者所取得的勝利,“不是無産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而是無産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工農聯合專政,意味着農民階級與工人階級分享政權,即便是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所建立的政權,是無産階級政權。“如果我們把無産階級專政這個原出拉丁文的、曆史哲學的科學用語譯成普通的話,它的意思就是:在推翻資本壓迫的鬥争中,在推翻這種壓迫的過程中,在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争中,在創建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的事業中,在完全消滅階級的全部鬥争中,隻有一個階級,即城市的總之是工廠的産業工人,才能夠領導全體被剝削勞動群衆。”由此而言,“無産階級專政是一個階級的政權,這個階級要掌握全部新的國家機構,要戰勝資産階級,要中立整個小資産階級,即農民、小市民階層和知識分子。”
無産階級專政,意味着無産階級對社會的政治領導。1919年,列甯在《論無産階級專政的小冊子的幾個提綱》中指出,“無産階級專政是無産階級對勞動群衆(和整個社會)的領導。”列甯進一步闡釋了“領導”的含義:“專政就是領導,就是聯合那些分散的、渙散的勞動群衆,把他們團結成一個反對資本家的統一的整體,以便戰勝資本家,以便不再重演已經使1000萬人喪命和2000萬人殘廢的血腥大厮殺。為了戰勝這種以強大軍隊和現代文明為後盾的力量,就需要全體勞動者的團結,就需要統一的鋼鐵般的意志。”聯合分散的勞動群衆的任務,隻能依靠說服、典型示範與合理的物質利益保障。在這個意義上,“無産階級專政就是無産階級對政治的領導”。無産階級掌握政權之後,“政治”主要不再表現為暴力。“現在我們主要的政治應當是:從事國家的經濟建設,收獲更多的糧食,開采更多的煤炭,解決更恰當地利用這些糧食和煤炭的問題,消除饑荒,這就是我們的政治。”
無産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的政治本質。然而,這個政治本質,還要通過具體形式體現出來。列甯曾經指出,“美、英、法、德這些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政治形式更加各不相同,雖然它們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在民主的這種或那種形式上,在無産階級專政的這種或那種形态上,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上,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也就是說,無産階級專政,有具體的實現形式或“形态”。在各種形式中,列甯曾經考慮,人民直接參與的蘇維埃,最能體現無産階級專政的本質。蘇維埃,真正繼承了巴黎公社的精神。“公社的真實本質并不在資産者通常尋找的那些地方,而在于它創立了一種特殊的國家類型。這樣的國家在俄國已經誕生,這就是工兵代表蘇維埃!”鑒于此,列甯認為蘇維埃是真正的最高形式的民主。但列甯從來沒有把蘇維埃當成各國都要加以效仿的唯一的無産階級專政形式。與此同時,列甯也認為,由于人民文化程度不夠,還擔負不起直接參與管理的任務,而不得不由無産階級先進階層或先鋒隊——共産黨——來“為民作主”。這也是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中的一個難題,尤其是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
結語
恩格斯指出,“我們對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别于現代社會的特征的看法,是從曆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确切結論;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曆史的事實,是認識社會主義及其本質的最可靠也是最根本的依據。社會主義在不斷變化,社會主義本質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實現程度也有質與量的差别。人們對社會主義本質的主觀認識,永遠處在不斷深化之中。在堅持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的解放的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列甯立足于俄國革命的實踐和經驗,在與資本主義本質的對比中,從經濟和政治兩個維度揭示了社會主義本質。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社會全體成員的福利和全面發展。體現在經濟上,或者說社會主義的經濟本質,是依照與資本主義不同的方式組織生産與分配。體現在政治上,或者說社會主義的政治本質,是無産階級專政,即無産階級通過自己的先鋒隊掌握國家政權并對全社會實施政治領導。列甯的探索及成果,為後人科學認識社會主義本質問題做出了重要貢獻。充分借鑒列甯的探索成果,不斷提升社會主義本質的實現程度與質量,是當代中國共産黨人領導人民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曆史進程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中國共産黨為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做出的重大貢獻。中國共産黨怎麼認識社會主義本質問題,則是另一個需要專門論述的課題了。
(作者簡介:王中汝,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來源:《科學社會主義》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