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駕馭資本”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駕馭資本”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郗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資本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生産要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既是一個重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既是一個重大實踐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可見，社會主義社會“駕馭資本”的問題即為何要發展和利用資本、如何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如何控制和規避其消極作用的問題，日益成為亟須科學回答的重大時代課題。

　　駕馭資本的前提：變革現代化發展方式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是遵循現代化的一般規律與具有中國特色的辯證統一，關鍵在于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依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合理地駕馭資本，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同時控制其消極作用，以促進人與社會發展。從現代化的一般規律來看，資本在各國現代化進程中都發揮着必不可少的動力作用。我們超越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并不是要徹底否棄資本，而是要合理利用和控制資本為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而從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來看，資本問題就更為複雜，需要具體把握兩種社會制度下資本特性、規律和定位的相似性與差異性。中國式現代化駕馭資本，是将資本定位為“重要生産要素”來服務于人與社會的全面發展。問題的關鍵還是在于資本的社會定位問題：是現代化發展受制于資本邏輯，還是資本要素服務于現代化發展。

　　這體現了世界現代化一般規律與中國式現代化特殊規律曆史的、具體的統一。之所以能夠實現這種統一，正是因為在前提上就實現了發展理念與發展方式的轉換：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是新時代我國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提出并貫徹新發展理念，着力推進高質量發展，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意味着從現代化發展理念到發展方式上的深刻變革。從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視角來看，貫徹新發展理念和推進高質量發展，其實質就是推進現代化發展方式的“内在超越”，揚棄片面化的發展形式，建構一種更為全面的“新現代化”。

　　現代化發展方式的内在超越，是對片面發展模式的揚棄和對更加全面的發展方式的探索。對于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現代化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的超越，絕不是對既有現代化成果的全盤否棄，而是立足于世界現代化進程和中國自身國情的現實條件，走一條内在超越的現代化發展道路。超越畸形、殘缺、片面發展的現代化，而走向一種健康、完整、全面發展的現代化。片面發展的現代化是一種由“合理化”走向“反理性”的發展方式，其根源在于：資本邏輯主導的市場機制滲透和支配整個社會生活，排斥人民的參與共享，将個人和社會都視作資本積累的工具性要素。與此相反，全面發展的現代化則是真正的理性發展：整個社會生活将人的全面發展當作目的本身，整個社會對資本邏輯實現了有效控制和合理利用。

　　現代化發展方式内在超越之所以能夠實現，關鍵在于辯證地區分現代化發展中的“社會形式”與“物質内容”。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是更為全面的現代化，就在于其貫徹新發展理念，克服和揚棄西方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形式，繼承和發展其創造的現代文明成果，發掘和釋放其中蘊含的解放潛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進程的一條關鍵脈絡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自覺“占有”“吸收”人類創造的現代文明成果，并持續走向“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的過程，也就是社會主義的特定社會形式不斷與普遍物質内容即現代文明成果相結合的曆史過程：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先後與民族國家、市場經濟、資本要素等現代文明成果相結合。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的過程，也确證和深化了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現代文明成果與資本主義剝離、與社會主義結合的世界曆史趨勢。基于此，中國式現代化才能合理引導資本自身揚棄，控制其對抗分裂異化形式，發揮其偉大文明創造作用。

　　駕馭資本的關鍵：防止資本“總體化”膨脹

　　中國式現代化在發展理念與發展方式上的革新，體現在對資本的特性、行為規律的科學理解，尤其是體現在資本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性質、地位和功能的重新定位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曆史地、發展地、辯證地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存在的各類資本及其作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是帶動各類生産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紐帶，是促進社會生産力發展的重要力量，要發揮資本促進社會生産力發展的積極作用。同時，必須認識到，資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規範和約束，就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可估量的危害”。這實際上是從唯物史觀高度深刻把握了資本的辯證二重性，對資本做了社會主義性質的科學定位。進一步地，如何保證中國式現代化以人民為中心，而非以資本為中心？其根本保障當然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此基礎上，一個關鍵性實踐策略正是為資本設置“紅綠燈”，防止資本野蠻生長、無序擴張，實際上就是規避資本總體化膨脹為“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即“普照的光”，防止資本與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領域的公共權力相互交換，将資本規約為“有限性存在”，克服和超越西方現代化以資本為中心的痼疾，從而推動現代化發展方式的内在超越。

　　合理駕馭資本，尤其需要防止資本與各類公共權力的交換結合，阻斷資本膨脹為“總體性權力”的趨勢，将資本規約為“有限性動力要素”。正如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具有無止境地增殖、擴張和宰制的邏輯，内在地具有膨脹為總體性存在的客觀趨勢。如果對資本的總體化膨脹趨勢不加限制，那麼勢必會危害人與社會的發展，将現代化發展引向“邪路”。在西方現代化進程中，資本膨脹為總體性權力的關鍵步驟就是資本與政治權力發生廣泛的交換，由此為進一步擴張到其他社會生活領域打通關節、鋪平道路。切斷這個關鍵性環節，也就堵住了資本無限膨脹的門徑，從根本上控制住了資本的生成發展。對此，我們需要對幾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做出探究。

　　第一，在國家權力與資本的關系上，“依法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可以有效防止“資本與公共權力的交換”。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恰恰需要黨和國家依法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國家權力依法規範引導資本”和“資本與公共權力的交換”二者具有本質區别。黨和國家依法對資本進行引導和規範，符合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和中國自身國情，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必要的、合理的。而權力腐敗尋租等資本與公共權力的交換行為，則是不正當、不合理的。而且，依法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恰恰可以防止資本與特定公共權力的交換結合趨勢，真正保障資本的運行能夠體現社會主義性質，能夠推動人與社會的全面發展。

　　第二，在市場經濟與資本的關系上，“市場經濟”并不必然導緻“資本與公共權力的交換”。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決不等于放任資本的野蠻生長和無限擴張，決不等于商品交換可以支配一切社會生活。資本與各類公共權力的交換，不是一種合理的、正常的市場交換行為，而是一種不合理的、異化的市場交換行為。首先，資本與各類公共權力的“交換”不是合法的市場交換行為。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各領域的公共權力并不能成為合法的“财産”，也就無法構成“商品”來參與正常的市場交換。其次，資本與各類公共權力的“交換”排斥人民參與和共享，違背等價交換、公平競争的原則。西方現代化的經驗教訓表明，資本與公共權力的交換關系總是借由資本邏輯支配市場經濟而得以生成繁衍，并從根基處颠覆了市場經濟的公平正義原則。防止資本與公共權力交換的正确方式，不是取締市場經濟，開現代化的曆史倒車，而是依法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加強資本領域反腐敗，堅決打擊以權力為依托的資本逐利行為，築牢資本與各類公共權力的合理界限與規範秩序，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三，在社會生活與資本的關系上，無論“資本”還是“市場”都不等于“社會生活”。商品交換原則雖然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但不适用于廣泛的社會生活、文化生活領域。市場經濟運行遵循價值規律，其基本方式是商品交換行為，其重要動力是資本要素；而社會生活運行的核心是交往、道德、習俗等文化倫理行為。西方現代化的經驗教訓表明，不能将資本關系、市場關系的擴張和發展等同于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發展，也不能将商品交換原則及資本要素無限制地擴張到社會生活所有領域。否則，就會損害和瓦解社會生活的根基，造成物質主義泛濫、人際關系疏離、道德水平滑坡和文明風尚退化等嚴重問題。從更深層次來看，商品交換原則向社會生活領域的殖民和擴張，一個關鍵性動因便是資本與公共權力的交換。過度的商品化對道德生活、人文價值、精神世界的貶損，恰恰與資本逐利本性直接相關。隻有規範和引導資本，理順資本、市場與社會生活、文化生活的邊界和關系，才能規避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保障市場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良性發展、和諧互動。

　　駕馭資本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路徑

　　駕馭資本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方面。駕馭資本是中國式現代化遵循人類社會發展普遍規律、世界現代化的一般規律、體現各國現代化共同特征的重要實踐路徑。根據人類社會發展普遍規律及世界現代化一般規律，中國式現代化中必然包含市場經濟及資本要素這一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必然包含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基礎性層面。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指向在于“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也就是說，以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來合理控制資本的異化分裂形式，充分發揮資本的文明創新動能，以内在推動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激活人和社會發展的潛能與活力。進一步地，駕馭資本是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人類社會發展普遍規律與中國社會發展特殊規律相統一、體現各國現代化共同特征與中國特色相統一的重要實踐路徑。從這一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曆史辯證法來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複雜的系統性工程，需要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态文明建設，尤其要正确處理資本和利益分配問題，深化資本市場改革，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全面提升資本治理效能，以合理駕馭資本促進人與社會全面發展。

　　具體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揚棄資本統治，摒棄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抑制資本積累規律，摒棄兩極分化的現代化，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批判資本拜物教，摒棄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推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開創社會全面發展的現代化；控制資本對自然的榨取，摒棄生态危機的現代化，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開創生态文明的現代化；約束資本全球擴張，摒棄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推進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開創人類共同發展的現代化。

　　總而言之，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在超越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的同時，充分吸取西方現代化的經驗教訓，将資本定位在受社會主義生産方式“普照的光”根本支配下的重要生産要素、重要紐帶、重要力量的“非中心”“有限性”位置，從而改變資本的特性，塑造資本的行為規律，決定各類資本的比重。中國式現代化在駕馭資本的偉大實踐中，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尤其是發揮社會主義生産關系對資本生産要素及生産關系的支配和利用，使之真正推動社會生産力的發展，服務于人與社會的全面發展。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