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甯邊區反巫神運動與鄉村社會改造

陝甘甯邊區反巫神運動與鄉村社會改造

吳承望

　　抗日戰争爆發以後，中國共産黨為了打造穩固的抗日根據地，實現更大程度上的社會動員，不得不對鄉村社會加以改造，将新社會的理念深入到鄉村社會每個個體的心靈之中，促使農民走出家庭私人空間邁向鄉村社會公共空間，改變邊區群衆與政治和革命“絕緣”的狀态。而巫神作為舊社會的殘留，長期以來受到陝北民間的崇拜，攫取了大量财富，威脅着邊區政權的穩定，是鄉村社會的“寄生蟲”，也是中國共産黨開展鄉村社會改造和社會動員的“絆腳石”。因此，為了扭轉鄉村社會的風氣，争取社會民心，将群衆更好地組織起來，反對和改造巫神成為中國共産黨必然面對的問題。

　　近年來，對于反巫神運動的研究取得了較為可觀的成果，然而就反巫神運動與鄉村社會改造的内在關系仍有讨論的空間。因此，本文以《解放日報》中對反巫神運動的相關報道為主要原始資料，力圖走向陝甘甯邊區鄉土社會的曆史深處，詳細探尋陝甘甯邊區反巫神運動的緣起、路徑和成效，并以此展現出在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峙下，中國共産黨如何将革命的意識形态滲透到鄉村治理的神經末梢，并投射到一般大衆的心理基層，進而便于共産黨在更廣泛的範圍實現權力的下探與邊區鄉村社會的形塑。

一、陝甘甯邊區反巫神運動的緣起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巫”文化的傳統，“巫”文化是建立在“萬物有神”的觀念的基礎之上，并通過巫師、巫觋一類的群體，運用某些“超自然力量”（即所謂的巫術）來幫助人們實現某種願望。實際上，巫神就是通過巫術勾連着神與人，并通過“神話故事和主觀臆斷，建構起一套解釋世界的範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觀念世界的操縱者”。陝甘甯邊區将巫神主要劃分為七種類型，分别是“神官、師婆（女巫）、巫神、法師、夢仙、遷送和馬腳”。馬腳一般是在廟會上，假借神的面目出口傳願，其他基本上以騙人的方法驅鬼治病。他們所使用的器具和性質各不相同，一般來說神官用羊皮鼓、巫神用三山刀、師婆用菜刀、遷送用米盅香表等。”由此可見，巫神有狹義和廣義劃分，廣義上的巫神不僅囊括了一些看風水的陰陽先生，也包括了舊式接生的老娘婆等。狹義的巫神則是假借鬼神消災治病，以騙取錢财為目的，但他們自身對醫藥知識一竅不通。由于廣義巫神的概念範圍涉及廣泛，因此筆者主要集中探讨利用“巫術”驅鬼禳病的巫神，即狹義上的巫神概念。

　　（一）邊區群衆對巫神的追捧與崇拜

　　在邊區，巫神勢力極為猖獗。據統計，全邊區巫神多達2000餘人，遠多于從事醫療衛生工作的人數。而這些巫神作為幫助群衆降妖除魔，治病救人的“布道者”，長期受到邊區群衆的追捧與崇拜。

　　首先，長期的貧困和饑荒讓群衆寄托于鬼神之說。陝甘甯邊區是當時“中國最貧瘠、長期落後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區。”由于惡劣的地理環境加上戰亂不斷，陝北地區災荒和饑荒十分嚴重。據統計，“1928年至1933年大災荒期間，單單陝西省就有數百人餓死，1929年中國國際饑荒救濟委員會估計，連續兩年災荒造成了250萬人死亡，幾乎占全陝西人口的1/3，數千婦女兒童被賣身為奴”。面對這樣的世界，許多陝北群衆認為隻有寄托于鬼神才能救助他們逃脫苦難。而作為溝通人與神的巫神通過“巫術”可以幫助他們“治病救人”，逃災避難。恩格斯指出：“人們既然對物質上的得救感到絕望，就去追尋靈魂得救來代替，即追尋思想上的安慰，以免陷入徹底絕望的境地。”因此，從本質上說，崇拜巫神，信仰神靈隐含着人們對于現實困難生活的逃避和對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人們在面臨許多恐懼、未知和可怕的事物之時，傳統的“萬物有神論”深刻影響到邊區群衆，導緻他們去求助于妄稱掌握“神力”的巫神。

　　其次，陝北地區長期的無秩序狀态，為巫神提供了可乘之機。陝甘甯地區地處三省交界地帶，土匪之禍和軍閥之患甚重。當時為了支撐軍閥混戰的需要，陝西各地軍事稅收達到了最大限度。陝北著名的“土皇帝”軍閥井嶽秀，向人們征收四十多種不同的苛捐雜稅，迫使可憐的農民不得已去當土匪和參軍，其中一些人在混戰時期便染上了不良風氣，這些人失業以後産生的不良風氣仍然影響着他們，成為邊區二流子和巫神的重要來源。李文秀當時回憶說：“我這個二流子啊，就是因為我過去在舊軍隊那當兵養成的，因為那個時候當兵很随便，出發一次就可以搜刮老百姓很多錢，來錢很容易啊，自家（我）就變壞了。”

　　最後，邊區群衆不衛生的習慣、缺乏科學知識、以及醫藥衛生的落後是民衆崇拜巫神的現實原因。無知往往催生迷信，邊區群衆的愚昧落後導緻民衆缺乏必要的醫藥衛生常識。據統計，陝甘甯地區文盲率達99%，學校教育，除城鎮外，在分散的農村，方圓幾十裡找不到一所學校，窮人子弟入學無門；文化設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老百姓因文化知識缺乏，“除跳巫拜佛外，從不知道衛生醫藥何事。” 群衆殘留了許多封建迷信和不衛生的現象與習慣，如平時不洗澡，不洗臉，不常換衣服，有了病也不找醫生看，而是求神拜佛，求老天爺保佑，以緻人口的出生率雖然不低，但死亡率也很大。

　　與此同時，由于邊區缺醫少藥的困境導緻一些力圖希望去醫院治療的群衆不得不求神拜佛，求助于巫神。“子長西一區醫藥缺乏，沒有藥鋪，也不容易請到好醫生，有了病人，人民必須跑到幾十裡以外的瓦市求醫，常常耽誤了病人，窮一點的人家更費不起這錢，隻好找到巫神。”老百姓并不一定相信巫神，但人病了，沒有法子，請不到醫生。就是請到醫生，也沒有藥店，隻好請神官巫神，妄信“退财可以消災”。盡管有些人知道巫神治不好病，但在病急亂求醫的心理之下，不得不拜托巫神，相信巫神，巫神之流便借機趁虛而入，憑借群衆對他們的崇拜而寄生于民間，成為“專吃農民血”的耗子。

　　（二）巫神對鄉村資源的汲取與控制

　　中共中央到達陝北以後，如何使農民擺脫貧困狀态，以支持抗戰時期的戰争動員成為中共開展社會革命的重要舉措。毛澤東對此言道：“我們的工作首先是戰争，其次是生産，其次是文化。”可想而知，在一切服務于戰争的任務之下，巫神汲取和控制了鄉村社會大量資源，給中國共産黨根據地的建設和抗戰動員帶來了諸多破壞。

　　一是，巫神攫取了邊區群衆大量的财富。在抗戰嚴峻背景之下，群衆迷信巫神，浪費了大量的錢财，給邊區财政帶來了巨額負擔。三邊分區當時在統計巫神的花費時提到：“全分區人們每年的迷信花費在2000萬以上，全分區300個陰陽巫神騙取群衆的錢每年都有600萬，群衆用燒香、裱紙和敬神的燈油要費700萬元”。與此同時，巫神也嚴重限制了邊區的生産效率。尤其是一些巫神認為他們不參與生産，或是耽誤别人生産并不會影響他自身的利益。所以，在這種心态趨勢之下，許多巫神就認為：“開墾的工作多無聊，無論他們讓我如何愉快去加入生産勞動，我也用不着去參加，隻要人們還相信我驅鬼逐怪，我便能活得好”。

　　二是，巫神同反動組織相互勾結，化解了群衆抗日的積極性。巫神由于民間的特殊地位，容易獲得群衆的尊重與崇拜，所以一直都是土匪等組織拉攏的對象。再加上巫神同二流子一樣，政治和思想立場不堅定，唯利是圖，有奶便是娘，極易被破壞分子利用。“有的加入了土匪組織，有的加入了漢奸特務組織，有的成為了漢奸特務所常利用的對象”。這些巫神加入這些反動組織後，就運用自身的影響力，大肆宣傳封建迷信和鬼神思想，污蔑和诋毀中國共産黨和八路軍，使相當一部分群衆被反動組織所利用。

　　（三）巫神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絕不相容

　　抗戰爆發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緻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科學性，就要求改變邊區群衆迷信神靈的現象，改造邊區存在的大批巫神群體，進而重塑邊區鄉村社會的結構，逐步擺脫“神權”對于邊區群衆的枷鎖，消解群衆對于“神權”的依附。因此，在反巫神運動伊始，《解放日報》社論中就明确提出：“巫神與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是不能相容的，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裡，不能容許巫神這種職業公開或秘密的存在”。具體而言，這種不相容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巫神導緻鄉村社會風氣逐漸惡化。巫神作為迷信職業群體，他們本身就同迷信一樣，危害着邊區新社會的建設，導緻鄉村社會風氣的逐漸惡化。毛澤東曾将迷信、不識字與不講衛生作為邊區的三大害之一。以迷信作為穿吃發财的巫神不斷敗壞着邊區社會的風氣，塑造出一種“迷信盛行”的氛圍，危害邊區150多萬的群衆。其實，許多巫神都知道迷信是舊社會的危害，但在利益的驅使之下與邊區新生政權展開了對峙。在一次反巫神鬥争大會上，59名巫神聯名給群衆寫信說：“迷信是舊社會留給我們的禍害，那時我們都不務生産，遊手好閑，看見巫神騙人能夠賺錢，于是我們就借神鬼的名義來混飯吃”。可見，迷信作為一種落後糟粕的文化，憑借巫神作為載體，不斷集聚和放大迷信的危害，并将其傳遞和輻射到更大範圍的區域，從而使整個根據地迷信盛行，科學觀念和革命觀念難以真正深入人心。

　　二是，巫神幹擾了邊區群衆對于新社會的認知。人在感知和接收信息時不僅會利用既有的知識系統來認知世界，同時外部的環境變遷也在不斷塑造着人的認知。巫神作為舊社會的“污濁”部分，具有濃厚的社會基礎，在新的革命認知深入到群衆觀念世界時，巫神通過迷信神學不斷驅逐着革命認知，鞏固着群衆内心的傳統認知，許多群衆由都此深受其害。“當時在政府開展衛生運動時，一些巫神就散播西醫的謠言，并公開宣稱道：‘西醫的針有二尺多長，從腿子裡打進去，從肚子裡出來’。同時還威脅民衆說：‘你們誰要向政府報告我是巫神，我就叫誰家十口人死九口，不信試試看。所以一般民衆都不敢參加反巫神運動’”。這種認知一旦在邊區社會蔓延，不僅給邊區建設帶來了諸多阻力，而且許多人可能因此加入巫神行列之中。“史正才原是一個中農不必靠巫神過日子，後來因為孩子眼睛瞎了找不到郎中和藥，巫神趁機恐吓他說：“白蛇精到你家來頂替啦，你要不頂替他，便會鬧得你全家不安”，史正才很害怕，也做起巫神來了。”

　　總之，在陝甘甯邊區，巫神不僅是鄉村社會中的一員，還是迷信落後的集中體現。他們與中共在意識形态、經濟和衛生等領域争奪普通群衆，汲取了鄉村社會大量資源，阻撓了中國共産黨開展鄉村社會改造的進程。因此，為了打造穩固的抗日根據地，強化中國共産黨對于鄉村社會的治理能力和資源汲取能力，中國共産黨就必須要批判和整治巫神，逐步消解巫神在民間的影響力。

二、陝甘甯邊區的反巫神運動

　　在抗戰嚴酷的社會環境之下，對巫神展開有效治理和改造絕非易事。在群衆思想覺悟尚未提高的情況下，單純的行政手段往往會适得其反，使群衆反感。因此，邊區黨和政府結合各地實際情況，以思想宣傳和醫療圍剿為着力點，通過發動思想教育、建構信息流動空間和争奪鄉村醫療話語權，使巫神逐步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礎。

　　（一）發動思想教育

　　中國共産黨憑借發動思想教育，積極傳播科學知識，動搖巫神賴以存在的思想基礎。毛澤東強調：“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學的發展和普及，科學不發展、不普及，敬神在他們是完全需要的。”邊區黨和政府利用科學教育普及和發展科學觀念，把基本的科學知識散發到民間社會之中，用科學的、正确的、新的意識形态和思想置換存在于群衆頭腦中的落後迷信思想和封建陋習。

　　首先，邊區舉辦了一系列的科學專題報告、知識普及講座等。據統計，從1941年4月到1942年4月的一年間，自然科學研究會組織了比較重要的報告達到30多次，各專業學會辦過100餘次。1941年9月21日，延安出現了日食現象，自然科學研究會利用機會，開展了日食的科學知識科普講座，用事實教育群衆，破除了群衆中流行的“天狗食日”等迷信說法。邊區黨和政府還利用群衆的親身體驗和經曆使他們轉變和信服科學知識。例如，在給農民講授天上地下、風雨雷電的道理，以及如何種莊稼等許多内容後，農民不僅可以改進種莊稼的辦法，也自然認識到所謂的“龍王爺”“風神娘娘”等都是假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科學大衆化運動和文藝下鄉運動得到普遍開展。大量書刊和宣傳材料被充分用來宣傳科學和衛生。據統計，延安科技工作者1942年至1944年在邊區出版的《王大娘養胖娃娃》等醫藥衛生讀物和宣傳材料就達到7.82萬冊。

　　其次，邊區還通過學校教育深入推進科學教育。《解放日報》社論中強調：“把最為基礎的知識普及到人民中間去……不僅在一般民衆中間，而且在一般的幹部中間，自然科學知識也是極為缺乏的，為普及科學知識，應多組織科學演講，編寫初中級的自然科學讀物。”中央黨校、馬列學院與魯藝等學校專門開設了有關自然科學的課程。尤其像中央黨校通過開設相應的自然科學課程，無疑提升了各級領導幹部的科學觀念，為他們貫徹落實新民主主義文化下移提供了條件。許多學生（包括衆多幹部）不僅增長了相應的科學知識，還促進了科學觀念的進一步傳播。畢業以後，他們攜帶先進的科學觀念深入鄉村，同鄉村落後的糟粕、迷信和巫神開展鬥争。

　　最後，邊區還通過各種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不斷提高幹部和群衆的理論化水平。對邊區“有神論”最有力和最有效的批判，即必須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立場。邊區通過開展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和延安整風運動，在提升幹部和群衆 自身理論化水平的同時，也不斷在他們腦海中構建唯物主義的科學觀念，驅逐既有的迷信思想。

　　（二）建構信息流動空間

　　思想教育的發動，從思想層面初步動搖了巫神賴以存在的基礎，然而若想使整個邊區群衆都了解巫神騙人害人的事實，延伸其影響範圍，還需要借助一定的信息流動空間。列甯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向人民提供各種無神論的宣傳材料，告訴他們實際生活各個方面的事實，用各種辦法接近他們，引起他們的興趣。”正是在這些宣傳材料的傳播與擴散的過程之中，邊區鄉村社會逐步出現了特有的信息流動空間。這一流動空間以報紙為媒介，以鄉村人際關系網絡為鍊接，使信息的傳遞呈現出“報紙—受衆、人際傳播—受衆”的雙向模式，反巫神運動的各種信息也由此傳達到每家每戶，融入鄉村各個角落。

　　報紙對反巫神運動的介紹和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邊區，報紙不僅是黨重要的理論和宣傳陣地，也是反映邊區鄉村社會生活和指導邊區各項建設的重要載體。一直以來，報紙承擔着重要的信息傳播功能，而且還被看作消除文盲、移風易俗的有效工具，受到黨的重視。“我們的報紙應該努力幫助黨員和群衆除去革命前的舊制度對于廣大民衆所遺留的落後狀态：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等。”反巫神運動肇始以後，邊區的《解放日報》就刊載了大量巫神騙人害人的相關報道，表略。

　　從上表可見，為了讓群衆了解巫神騙人害人的事實，《解放日報》發表了諸多報道，據筆者不完全統計，總共有近百篇關于巫神的報道。從發表時間來看，多集中于1944年2月至10月間。報紙作為宣傳、組織群衆，推動工作的有力武器，它在傳達邊區方針政策方面發揮了重要喉舌作用。許多人正是在閱讀了巫神的相關報道後，才認清了巫神騙人的事實。但問題是邊區文盲率達到95%以上，如何讓群衆能夠真正了解到巫神騙人害人具體情況，從而改變自身的社會觀念？其實這也說明了單向度的“報紙—受衆”的線性傳播路徑與中國共産黨所需的革命目标存在一定的脫節。

　　邊區黨和政府實際上也注意到了這一現象。在1944年文教大會上，宣傳部長李卓然總結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和大多數鄉村工作幹部還不識字，不能看報，所以報紙和群衆的聯系是不夠的，這次文教大會所讨論的大衆讀報組、黑闆報與工農通訊員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的”。為了改變新聞報道與現實的脫節情況，讀報組和黑闆報等方式逐步與鄉村社會網絡相結合，并依托人際網絡實現信息的二次傳播。事實上，人際網絡傳播系統在中國傳統鄉土社會中具有重要的傳播價值。鄉村的各種言論通過人際網絡能夠不斷對外傳播，突破邊區文化藩籬的既有桎梏，最大程度上讓邊區群衆了解到各種信息，最終形成特有的民間輿論場。

　　以讀報組為例，邊區通過讀報員的讀和受衆的聽，讀報組有效實現了知識共享與群衆互動。一般而言，讀報組存在三個關鍵要素：即報紙、讀報員與聽衆。讀報組在反巫神運動中既要挑選《解放日報》等報紙上關于巫神害人的相關報道，同時讀報員還要結合現實情況，自主選擇性地開展讀報（自主性包括時間、地點和内容的選擇）。讀報者與聽報者之間還需要建立良好的情感互動關系，讓聽衆既能聽得懂，也要感興趣。

　　此外，讀報組成員還利用其所處的人際關系，實現消息的多次傳遞，進而幫助更多的群衆接受新的革命理念。鄉村社會是熟人社會，在熟人社會中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熟人的監督和道德譴責，作為失當行為的當事人及其家人往往會因某個不當行為而受到熟人不同程度的譴責、歧視和不齒。反巫神運動過程中，讀報組也利用熟人社會的特性，動員巫神的家人和親人勸說巫神改正。

　　（三）争奪鄉村醫療話語權

　　邊區的反巫神運動不僅需要科學觀念的沖擊和信息流動空間的建構，還需要對巫神開展實際性的圍剿。由于巫神往往依靠“治病救人”獲取了邊區群衆的廣泛支持，邊區政府若想打擊巫神，還需從巫神的生活來源入手，推進鄉村醫療革命，最終奪取鄉村醫療話語權，剝奪巫神的生存場域。

　　醫生和巫神的鬥争由來已久，但由于收費昂貴，衛生人員又極為分散，且許多中醫缺乏科學藥理，治理效果往往不盡如人意，所以經常處于下風。更有甚者，“有的偏僻鄉村連中醫也沒有，老百姓病了就沒有早期醫治的習慣，除非病重了才看，有時就找巫神跳神打鬼，浪費許多金錢還要送命。”群衆十分渴望能夠有大批醫生下鄉，解決他們“财旺人不旺”的困境。随着邊區經濟和政治穩定以後，在衛生運動倡導之下，大批醫務工作人員紛紛下鄉，治病救人，清除了許多巫神。

　　深究醫生下鄉驅逐巫神的背後邏輯，不難發現，醫藥成本、醫藥成效和中西醫合作是群衆信仰醫生的重要基礎。其一，邊區各級衛生機關和公家醫院逐步實現免費醫療，極大緩解了群衆“看病難”的難題。以往，邊區雖然有很多中醫，但他們要價昂貴，許多人負擔不起，多是些富裕的政商人士才有尋醫問藥的條件，許多貧苦百姓不得不去尋找巫神。中國共産黨到達陝北後，盡管這種情形極大改善，但在偏僻的鄉村該情形仍然十分常見。延屬文教工作團在鄉村調研時發現，許多家庭總是亂投醫，有的花錢花了很多，一副中藥就花了12000元。

　　針對醫藥費昂貴的問題，傅連暲在衛生行政會議上提出：“無條件給老百姓看病和辦理鄉村衛生，是每一個衛生單位的任務”。像隴東分區醫院從去年下半年成立到現在，總計免收群衆的醫藥費已達44萬元。絕大多數醫藥免費診斷後，前往醫院看病的人數不斷增加。許多群衆經過免費治療後，紛紛感激邊區政府和醫院。例如，張生亮的兒子在醫藥治好後，他在群衆大會上就呼籲說“公家的醫生不要錢，還将自己的血抽給孩子打，救了我娃的命，隻有八路軍才有這樣的醫生，以後生病不要再請巫神，又花錢又不頂事。”

　　其二，醫藥效力是決定群衆選擇的關鍵。一般來說，療效在群衆的選擇中往往占據首位。醫生下鄉後要和巫神進行鬥争，勢必在“效力”上做文章。“延縣豐富區，有兩個婆姨生了病，一個被巫神治死，一個被醫生治愈，此後該村群衆就不再請巫神治病了。”但也要看到，醫藥和巫神對群衆來說其實并無區别，哪種效用好，他們就信服誰，效力成為了他們實際的判斷标準。如在廟會求醫診治時，盡管有人勸說不要迷信，但還是許多人一面進香，一面仍請當地醫生診病。所以邊區醫生應着重提高醫藥效力，同時也要組織開展群衆性醫藥教育，加深與群衆之間的聯系與互動，把醫藥衛生工作真正落到實處。

　　其三，開展中西醫合作，反對巫神，推進防疫衛生，保證“人才兩旺”。邊區若是想壓縮巫神的生存空間，勢必要開展中西醫合作，在“中醫科學化和西醫中國化”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改造巫神，推進防疫衛生。為了貫徹中西醫密切合作打倒巫神的方針，在堅持“民辦公助”的基礎上，邊區成立了衛生合作社、接生訓練班等，許多中西醫以此為平台，經常下鄉為群衆治病，宣傳衛生常識和反對迷信。同時，邊區還培養大批的中西醫藥衛生幹部，争取在每個鄉都成立鄉村醫務所。像“安塞曾召開過中醫和巫神的座談會，當時群衆說：‘過去信巫神，是因為沒辦法，總要盡盡人事，才相信鬼神。以後真能辦到一鄉一個醫務所，誰還信神信鬼呢！這個任務，無疑是要由中西醫合作來負擔的。’”

　　總之，邊區通過衛生運動掀起了一場鄉村社會的醫療革命，不僅改變了群衆的衛生習慣，普及和完善了相關醫藥人員和設施，而且還憑借衛生運動對巫神展開了進一步的圍剿，在醫巫博弈之中，巫神受到群衆廣泛地質疑，群衆逐步樹立起對于醫藥、醫生的信仰。

三、 邊區反巫神運動與鄉村社會的重塑

　　在邊區反巫神運動的運行實踐之中，中國共産黨始終将反巫神運動融入于鄉村社會改造之中，重塑社會新人、重構群衆認同、重樹社會新風、重建社會秩序，使鄉村社會面貌煥然一新。

　　（一）群衆疾病治療與日常行為的去神化

　　馬克思認為：“科學是一種在曆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共産黨人充分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在邊區反巫神運動中，積極宣傳科學衛生知識，打破了邊區封建迷信和巫神泛濫的情況。許多群衆都在這種科學化的影響之下，轉變了迷信和信仰巫神的思想，實現了疾病治療和日常生活中的去神化。

　　其一，疾病治療時的“去神化”。在邊區反巫神運動時，邊區醫生逐步掌握了鄉村醫療話語權，逐漸扭轉了他們“信神不信醫”的舊有觀念，對于醫藥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和信仰，推動了他們醫療觀念的“去神化”。很多群衆開始自覺“揭發”巫神的欺詐活動。甚至還出現了群衆因看不慣巫神騙人，而毆打巫神的案例。例如，瓦市群衆自發地怒打巫神，病人高拴怒打巫神安維林等。另外，一些群衆還自發成立各種醫療合作社、助産訓練班等，也有效地打擊了巫神的威信。總之，随着醫藥衛生運動的興起，巫神傳統的僞治醫療勢必就漸行漸遠，科學信仰逐漸深入人心。

　　其二，日常行為活動的“去神化”。群衆除了患病後不找巫神以外，他們日常生活也減少了大量“敬鬼拜神”的活動，使科學新風逐步在邊區樹立起來。反巫神運動興起後，許多群衆不再信神信鬼，以往“消災免難”“祈求生子”的香煙會和娘娘廟也都變成了“文化棚”和“文化市”。更有一些群衆說：“再也不信神信鬼了，咱們窮人就是财神爺爺。”同時伴随着“救命第一”“預防第一”等Koukao在邊區的回響，很多老百姓改變了不洗澡、不洗衣的生活習慣，養成了不喝生水、修建廁所、打掃糞便等好習慣。

　　（二）反巫神運動對鄉村社會的革命書寫

　　邊區政府通過大規模的反巫神運動，打破了封建迷信，重構了鄉村社會秩序，形塑了群衆的革命認同，調動了群衆的革命激情，奏響了鄉村社會革命的嘹亮号角。

　　其一，改變了鄉村社會分散的狀态，政府實現了對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巫神作為土地革命後僅存控制部分鄉村資源的群體之一，他們雖非敵對勢力，但卻是鄉村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反巫神運動開展以後，邊區政府逐漸占據鄉村社會邊緣地帶，掃蕩了這群舊秩序的維護者，使鄉村中的所有群體都能被納入政府的動員範疇之中，進而有力地保障了共産黨的生存和前方戰線的補給，強化了邊區對于基層社會的治理，鞏固了邊區政權的穩定。

　　其二，鄉村社會培育出了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相适應的新風尚。中國共産黨在反巫神運動中堅持破與立的統一，以破立并舉的方式推動了邊區鄉村社會的移風易俗。所謂“破”即是破除了封建迷信，改造了以迷信作為謀生手段的巫神。“立”是指在反巫神運動過程中确立了諸多社會新風俗和新風尚。例如，以巫神改造和封建迷信為題材，出現了許多新的文藝作品。像新秧歌劇《算卦》《神蟲》《護士拜年》《趙老太太轉變》《田巫神自新》等，将一些迷信活動以秧歌劇的形式呈現出來。

　　其三，群衆逐步形成了對中國共産黨的認同。反巫神運動雖然僅是邊區黨和政府領導的一次改造迷信職業者群體的運動。但嚴格說來，它暗含了中國共産黨改造舊社會，建立新社會的決心。符合了農民對于新社會的向往，契合了群衆對于國家的價值判斷。群衆從反巫神運動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逐漸形成了對中國共産黨的認同。尤其是邊區通過構建特有的信息流動空間，不僅讓群衆在讀報過程中了解到了巫神騙人害人的事實，同時也傳遞出了中國共産黨的革命理念。即中國共産黨人作為徹底的無神論者，他們的任務不是引領人們尋求神靈庇佑，祈求來世，而是帶領人們打破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群衆也逐步認識到了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他們的生活并非一成不變。

　　其四，調動了群衆的革命熱情，實現了有效地革命動員。一方面，反巫神運動開展以後，許多人從迷信、信仰巫神中解放出來，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發展生産上面，從而有力地保證邊區後勤的補給和前線的抗戰。另一方面，中國共産黨還用共産主義的理念教育群衆，改變了他們的傳統觀念和行為。在抗戰 的大局中，邊區的反巫神運動是中共宣傳革命、動員民衆參與抗戰和消滅各種潛在敵對力量的一次“文化戰争”。中共在反巫神運動中傳播了革命的理念，将革命的理念深入到群衆的觀念世界之中，促使着他們既改變着舊習慣，也改變着“腦筋”。尤其是許多群衆從反巫神運動等一次次鄉村社會變遷中，增強了抗戰必勝和發展生産的信念和力量。

　　總之，社會革命作為共産主義革命的應有之義，中國共産黨人正是通過社會革命不斷實現着自身的理想，也很大程度上獲取了群衆的認同與支持，從而為抗戰動員提供了有力支撐。反巫神運動作為中國共産黨開展社會革命的一次嘗試，在蕩滌封建迷信的同時不斷改造傳統的鄉村社會。使原本落後封閉的鄉村社會不斷呈現着新的氣象。一種組織化的、團結互助的、有革命溫度的、活潑的鄉村社會逐漸取代了傳統慵懶散漫、落拓不羁、迷信盛行和不思進取的生活狀态。

結 語

　　由改造人到改造社會，由重塑人生到重塑理想社會，由蕩滌舊思想到接納新思想，中國共産黨通過反巫神運動讓邊區群衆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邊區社會所産生的巨大變化。從更長遠意義來看，邊區反巫神運動的經驗是深遠持久的。一方面邊區黨和政府改造巫神的經驗，為建國後改造各種”三教九流”群體提供了重要借鑒。另一方面，在反巫神運動中所體現的黨的領導和責任意識、注重宣傳教育以及充分尊重群衆的主觀意願等經驗仍然能夠在曆經歲月洗禮後，煥發着新的時代價值。

　　來源：《科學與無神論》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