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時代網絡主流意識形态的優化策略

算法時代網絡主流意識形态的優化策略

譚亞莉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必須不斷增強意識形态領域的主導權和話語權。”[1] 在推進新時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牢牢掌握意識形态話語權，才能确保主流意識形态在多元價值沖突和社會思潮鬥争博弈中始終處于主導地位，才能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穩步向前。網絡空間是主流意識形态建設的主陣地和前沿，網絡空間主流意識形态話語能否有效建構，能否引起受衆關注、重視，能否準确、全面得到受衆接受、理解和認同，關乎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在網絡信息傳播中的地位，關乎網絡空間治理和新時代網絡意識形态安全。伴随着算法傳播在互聯網信息世界的強勢擴張，算法時代生成了嶄新的網絡信息傳播形态和話語傳播格局。算法傳播是“以大數據為基礎，經由智能媒體，依靠算法技術驅動的傳播”[2]，它實現了信息的個性化、精準化、定制化，颠覆了傳統信息的生産、分配、傳播、消費模式，掀起了傳播技術的範式革命。在可預見的未來，算法傳播将主宰網絡信息格局。當前，算法傳播對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建構帶來了一系列的新問題、新挑戰，有針對性地考察算法傳播特征及其規律，探索網絡主流意識形态的話語建構的優化策略，對于主動抵制算法傳播所産生的意識形态風險、牢牢掌控網絡意識形态話語權和領導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算法傳播與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建構的互動關系

為了釋放互聯網信息過載負能量，緩解受衆信息選擇焦慮，提高信息傳播效率，以編程、代碼為基礎的算法技術廣泛應用于信息計算、分發、定制、推薦，網絡信息傳播結構和傳播秩序日益優化。《中國移動資訊信息分發市場研究報告》指出，2015年起騰訊、網易、搜狐等為代表的衆多頭部信息分發企業引入算法推薦機制，2016年騰訊新聞算法推送内容占據總量的59.6%[3]；算法技術類應用占據了相關領域主流，2020年基于算法推送的個性化信息内容高達互聯網信息總量的70%[4]，算法已然超過了人工推送成為信息分發主體，網絡信息傳播的算法時代到來了。

（一）算法傳播的邏輯規則作為一種嶄新的傳播形态和傳播範式，算法傳播具有獨特的邏輯規則：

第一，從本質上來看，算法傳播是一種建立在大數據建模分析基礎之上，依靠算法決策的新型傳播形态。數據收集和數據分析是算法傳播的基本單元，算法傳播過程則被簡化為一種數據挖掘和數據驅動，表征為實現一系列象征性數據和符号的編碼、解碼。它不僅包含對一切客觀自然存在或社會存在的數據化表象呈現，而且織就了萬物互聯、意義互通的空間，實現了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的信息高速轉換、交流、循環，打破了真實世界與互聯網大數據世界的邊界。算法累積的用戶數據越龐大、越完整，生成的内容越符合用戶需求，傳播效果越理想。基于大數據，算法可以同時追蹤數千萬個受衆信息行為并建立模型，通過頻率分析尋找最佳模式來獲得用戶特征，通過“用戶畫像”精準掌控用戶習慣、興趣愛好，并在實時監控和反饋下不斷強化或調整生成、分發内容，“實現了千人千面的個性化、分衆化的信息篩選與推送”[5]，推薦信息更新周期短、推送效率更高。

第二，從形式上來看，算法傳播以算法技術為驅動，形成了以“人”為計算中心的供給與需求關系鍊。算法傳播主張“一切可計算”，遵循數據中心主義原則，傳播框架内的對象、内容、方式、效果等都可以被計算。在算法傳播規則中，人的情感、思維、行為、态度、社交關系等都被量化為一系列的數據流，例如具有相似興趣愛好、使用習慣的社交媒體用戶，算法均為他們建構了專屬的心理特征和行為檔案。經過無時無處不在的大數據收集和分析，算法頻率會在特定情境下根據用戶需求自動生産、自動分發融趣味性、偏好化、娛樂化為一體的内容，并實時根據用戶信息獲取體驗反饋，調整分發方式，對傳播對象實施精準營銷。“從算法信息分發的内在機理看，代碼催生的個性化信息訂制蘊含了‘推送何種信息’取決于‘你是誰’的潛在邏輯。”[6] 這種精準個性滿足了信息受衆的需求，導緻網民對算法充滿了好奇與崇拜，自動默認與追随算法推薦的信息内容，沉醉于其中甚至欲罷不能。

第三，從傳播要素來看，在大數據技術背景下參與算法傳播的自我、群體、媒介，依托數據流實現了深度融合與進化。算法傳播主體“逐漸成為一個自組織的智能系統”，“遠遠超過個體、組織、媒介或人工物所可能具有的能力和範圍，進而生成為一種數據的集體無意識”[7]。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智能算法已成為算法傳播主體，它承擔着生産者、把關人、中介渠道、消費者、反饋者等多重角色，“依靠關鍵詞分析和自動化内容生成，獨立完成了以往需要傳播組織内部分工協同的多項工作”[8]。傳播主體的不确定性與信息邊界的模糊化，促使“人”的主體性和權力不斷退讓，資本和權威控制數據流和信息流，由算法所建構的、穩定的信息控制模式改寫了傳播規則與傳播價值。算法傳播對象也不再是被動的信息接受者，而是轉變為網絡信息再生産和話語權力再分配的積極參與者。

第四，從結果上看，算法傳播激活和釋放了以用戶為單位的信息生産和傳播能量，傳統權威的、單向度的信息生産和信息傳播格局被打破。在Web2.0技術、雲計算、大數據、智能終端、機器學習和個性化推薦技術的加持下，算法傳播體系中的聲像、視頻、圖片、文字處理實現了全自動、全天候、全過程的傳播，沉浸式場景給用戶帶來更形象逼真、更真實生動的感官體驗和刺激，用戶可以自由切換主題、自主選擇信息内容，可參與網絡信息内容生産、信息分發、互動反饋的全過程。用戶由原初受衆轉變為UGC（用戶生産内容）、UGB（用戶生産行為）、UDC（用戶分發行為）參與式傳播，一方面網民的數字勞動、數字交往為媒體和平台生成大量有價值的數據，另一方面網民對感興趣的信息和内容在“朋友圈”内進行二次分享傳播，這種用戶内容分發行為（UDC）對數據實施了增殖操作。值得警惕的是，表面上這是網民自我選擇、興趣使然，實則是算法傳播圈存的結果，網民的認知視野、思維方式、行為習慣都在不斷地接納算法推薦中養成。

（二）算法傳播重塑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建構的拟态環境現代快節奏的生活以及信息過量焦慮，在有限認知能力和注意力時間範圍内，人們将更為依賴各種媒介所建構的拟态環境去獲取信息。“拟态環境是人們對現實環境的一種描繪、摹寫、重構和再現，以現實環境為模版，借助媒介并運用符号系統反映出現實環境的信息，從而構建一個符号化的信息環境。”[9] 算法傳播時代拟态環境對現實環境的媒介化和符号化更快速、更高效，在大數據和算法推薦技術的加持下，網絡空間的信息符号能實現瞬時裂變、即時共享、實時反饋，超越了以往任何傳播語境和傳播組織、傳播中介的阈限，把拟态環境推向了發展新高度。網民接納了一個被算法傳播不斷形塑與修正的拟态環境，與現實環境共同作用于人們的環境感知和價值判斷。伴随算法傳播觸角的不斷延伸與拓展，現實環境信息與算法傳播建構的拟态環境信息邊界逐漸模糊，算法傳播打造的拟态環境必然成為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傳播的新背景、新場域。

算法傳播在依據大量具有說服力的信息資源的基礎上，為信息受衆營造了一個高度可信任的拟态環境，受衆往往對算法推送的信息感到驚喜，并充分相信個人所接觸到的信息是真實的、可靠的。實際上，每個用戶在生産信息過程中為了赢得關注、評論、轉發、收藏，運用各式智能算法争奪流量、操縱輿論，易造成虛假信息、不良信息充斥網絡空間，混淆視聽。傳統信息把關人的地位被不斷弱化甚至隐退，對信息生産主體的資質、動機與目的、信息内容無法進行精準把關，算法傳播下推薦信息能否迎合用戶興趣，有時候比信息内容品質或是否“正能量”更為重要。因此，算法傳播打造的網絡拟态環境所呈現的信息内容并不是客觀存在的，甚至是不真實的，網民所接收到的信息内容可能與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相悖。

在商業價值追逐、資本邏輯裹挾下，算法傳播極易“異化”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輸出工具，以十分隐蔽的形式“使強調價值引導、社會責任、内容為王為主導的話語建構受到擠壓，為消極錯誤思想、西方自由主義思潮、虛無主義思潮，以及僞科學、假消息等開辟了技術的‘自由場域’”[10]。成為導緻網民認知偏向、價值迷失、行為扭曲的一種“隐性權力”。境外勢力借助算法技術先發優勢頻繁對境内網絡進行操控，部分網絡社交媒體或自媒體的信息生産被壟斷，在利益正當性掩護下不斷奪取網絡領域的精神生産支配權。民粹主義、新自由主義、曆史虛無主義等社會思潮披着算法推薦的技術外衣，挑起衆多網絡輿情事件，碎片化的話語體系和網民快餐式浏覽行為助推輿情事件持續發酵，掩蓋甚至淹沒了事實真相。

綜上，基于大數據和智能媒介技術的算法傳播生成了全新的網絡拟态環境，它既可以是對現實世界的真實客觀反映，也可以是偏離或歪曲反映，它與現實環境共同作用于網民對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的認知、态度、行為。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傳播要正視算法傳播對輿情事件或符号信息進行摹寫、加工以及結構化後所形成的信息環境，還要充分考量受衆接受信息的心理環境與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充分借助現代化傳播手段描繪與重構有利于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傳播的網絡拟态環境，牢牢掌握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權和領導權。

（三）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的有效建構可馴化算法傳播相關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對電視收視的研究中，把“馴化”概念由生物學領域引入傳媒領域。“馴化”是指傳媒技術經過消費過程進入私人空間而成為家庭日常生活場景的重要組成部分[11]。人們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過程中，不斷創造媒介技術，推動生産生活的便捷、高效、智慧，時至今日媒介技術也不再簡單作為工具性存在，它們打上了人的主體能動性和價值取向的烙印。當然，人們在創造和變革技術的同時，也會受到媒介技術的約束和影響，被動做出選擇或者做出改變，媒介技術與人成為互相依存、彼此形塑的矛盾共同體。

算法傳播的技術根基是算法，算法從計算機領域為實現特定結果的一套編程表達技術，伴随算法推薦技術在信息媒介領域的廣泛應用，“算法不再僅僅隻是一種技術工具或者技術手段，而是成為一種事物存在的‘形式’深度滲透到社會生活中，并且還會逐漸脫嵌出來形成自身的技術文化與思想範式”[12]。算法由信息傳播手段發展為社會行為導向、思想價值塑造、現實利益分配的一種權力，反向“綁架”和“規訓”人們的生産生活、社會交往和思維方式，挑戰人的主體能動性。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的有效建構可以在思想引導和行為塑造層面堅守“以人為本”的根本原則，從價值理念的源頭上充分體現和尊重人的主體性地位，有效規避算法傳播對人的反向馴化和吞噬。

從網絡意識形态工作發展視角來看，算法傳播可以成為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建構的機遇和載體，成為增強網絡主流意識形态工作實效的渠道與媒介。在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缺場”的陣地，算法傳播叙事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主流意識形态話語行使思想價值引導、人文精神關懷等功能，但算法負載的技術邏輯和價值邏輯易導向信息亂象、社會價值失序、受衆行為失範。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能增強主流價值對算法傳播過程的導向，以算法傳播為主導的平台媒體将不再以受衆偏好、興趣為首要的價值評判标準，自覺加大對符合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内容的推送權重。通過對網絡信息内容的有效監管、篩選和把關，高揚那些體現崇高意義和社會價值的正能量信息，抛卻那些刻意迎合興趣但意義缺失甚至負面低俗的信息内容，讓主流意識形态話語順利穿透算法迷霧，占領網絡空間輿論場域的制高點。

“每種技術都有其内在偏向，在它的物質外殼下，它常常表現出要派何用場的傾向。隻有那些對技術的曆史一無所知的人，才會相信技術是完全中立的。”[13] 技術本身并無價值取向可言，但任何一項技術因開發者的介入都會打上價值觀烙印，不存在絕對價值中立或無價值觀的技術。算法傳播所配置的個性化信息的意義、流向以及受衆對信息感知的方式，都帶有或明或暗的不同價值傾向，這種傾向會伴随算法技術更新換代不斷擴大影響力。算法傳播既然具有價值負載性，就決定了它可以被主流價值馴化。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可以在價值層面賦予算法傳播正當性和合理性，纾解人們的算法焦慮。在主流價值馴服、駕馭之下的算法，可以實現技術發展、社會責任與價值擔當的雙向促進，實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辯證統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語境下，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可以為算法傳播提供主流價值标準，它所蘊含的理性、倫理、人文、法律和制度的綜合力量，可以作為算法傳播設計與運行的倫理原則和政治指導，這是提高算法傳播在媒介技術領域的核心競争力、實現其長遠發展的根本前提。

二、算法傳播時代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建構的現狀

（一）算法傳播依托平台優勢，削弱了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的主導力在互聯網技術與移動通信技術賦能下，以智能應用為媒介、以數據為中介的網絡數字平台實現了野蠻生長，為網民提供了直觀、簡潔、快速的信息獲取與豐富的場景沉浸體驗，帶來了生産生活方式的革新。據中國互聯網協會發布的《中國互聯網企業綜合實力指數（2021）》顯示，位居前十的互聯網頭部企業均為平台型企業，主體上包括電商平台、社交平台、娛樂遊戲平台、信息搜索平台、新聞資訊平台、物流交通平台，全方位覆蓋日常生産生活應用場景。網絡數字平台利用多樣化算法推薦機制實現人與信息的智能“連接”，生成全新的信息獲取方式、知識生産模式、社交關系建立路徑，新技能、新信息、新知識、新服務、新關系以“懂你”的姿态俘獲萬千用戶芳心。

以微信、微博、博客、抖音、快手、微視等為代表的社交型媒體平台，網易、新浪、搜狐等主要門戶網站，今日頭條、騰訊新聞、一點資訊等聚合型新聞資訊類平台都在極力運用算法推薦技術，通過信息精準推送、靶向投放，實現信息供給與用戶需求的平衡與匹配，這種個性化定制需求的滿足極大增強了用戶消費黏性。有數據顯示，微信、QQ、微博成為當下中國前三強的社交媒介，是新聞資訊的重要分發渠道，三者累加的用戶使用時長行業占比高達96.2%[14]。“今日頭條等11家新聞客戶端聚集95%以上信息量和網民流量，可産生百倍甚至千倍于傳統媒體的影響力。”[15] 從當前國内互聯網行業發展整體情況來看，商業互聯網公司及其新聞資訊産品在市場滲透率、廣告市場份額、用戶消費黏性等方面遙遙領先，它們通過算法傳播獲得了巨大的媒介影響力，可以主導社會熱點議題的發展走勢，甚至對經濟發展和社會價值共識達成産生重要作用。

在算法傳播主導下，那些特色網站、網絡論壇、大V、短視頻、直播平台所呈現的言語符号系統“有趣有料”、傳播快捷、覆蓋範圍廣、交互性強，其所包含的網絡流行語、亞文化話語等，高度貼合受衆個性化需求，并以強大的情緒情感黏性鎖住用戶。在技術加持、資本裹挾、盈利能力突出的算法平台夾擊下，主流媒體的品牌效應、用戶忠誠度、社會影響力深受沖擊，絕對意義上的話語權威、話語主導地位被打破，傳統主流媒體面臨被邊緣化風險。網絡主流意識形态的話語傳者主要通過傳統主流媒體進行發聲，在争奪有限注意力的智能媒體時代，網民對智能算法的依賴和興趣提升，在比較優勢下削弱了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傳者的“吸粉”能力，侵蝕和壓縮了網絡意識形态話語有效傳播的空間。

從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建構實踐來看，其話語生産傳播機制是單向度、自上而下的，帶有強烈的威權色彩與灌輸意味。話語體系、話語方式、話語資源、話語内容與網民全方位、多領域的需求匹配度不夠，表現出話語使用剝離受衆生活世界、話語信息不對稱、網絡話語與主流話語差異大等症候，導緻話語受衆對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的依賴和信任逐漸減弱。同時，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傳者對算法傳播帶來的傳播媒介、場域、平台和載體的變化缺少全方位分析，對話語受衆網絡思想行為、認知方式、接受特點及興趣愛好缺乏精準研究，因而不能像算法傳播一樣精準投放适應受衆需求、符合受衆特點、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話語内容，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的主導力逐漸式微。

（二）算法傳播的信息個性化、偏好化，分割了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的注意力資源“注意力是對于某條特定信息的精神集中”[16]，人們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需求、期望等，發動所有感官通道對外界可感知的信息，實現快速選擇、關注、提取、反饋，并依此作出是否采取進一步行動的決策。注意力具有對特定的人物、事件、行為等多種信息要素的選擇、保持、調節與整合功能，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特定對象的持久關注和強烈期望效應即為注意力資源。由于個體存在與活動的時空條件所限，注意力具有天然的有限性和排他性，注意力資源必然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在信息資源配置領域，随着信息技術與媒介手段的發展，信息同質化、扁平化、過量化客觀上導緻原本有限的受衆注意力資源嚴重短缺。因此，赢得受衆的注意、關注、重視，是實現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有效建構的前提和基礎。

算法傳播的話語生産和傳播機制迎合了受衆的信息個性需求和趣味偏好，“算法傳播利用Web2.0技術，通過自我量化和自我展示将真實個體信息化，在雲端再造與真實個體息息相關的雲個體，并通過算法挖掘、聚類和分發，實現信息的個性化定制，推動信息傳播從大衆化轉向個人化”[17]。這種信息個性化本質上體現的是用戶至上、受衆本位的算法傳播價值觀，這與用戶對信息接收的偏愛和私人化心理需求是高度吻合的。而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以傳播者為本位，傳受雙方處于“強權威—弱民主”的對話關系，導緻主流意識形态話語與受衆之間的“所言非所需”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較為凸出。在信息過載的負荷、機會成本壓力、選擇偏好心理等綜合作用之下，算法傳播的柔性化和娛樂趣味性強的内容更能契合受衆需求，受衆傾向于把注意力投射到令其情緒情感愉悅的算法信息池。

算法傳播信息的個性化、偏好化收割了絕大多數的注意力資源，側面導緻了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的信息傳遞到達性、閱讀頻率和點贊、轉發概率有所降低。受衆日益沉浸在算法傳播的碎片化、泛娛樂化、虛拟化的情境中，他們所接觸的話語與公共性價值日漸背離，兼具嚴肅、理性與深刻的主流意識形态話語被懸置，并逐步退出其注意力範圍。算法傳播不斷生成的“信息繭房”效應、“泛娛樂化”現象、“後真相”環境，為主流意識形态建構帶來價值無序化、邊緣化、分化和固化等諸多負面影響[18]。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被“不感興趣”标簽自動過濾和清洗，高度個性化和同質化的信息将受衆包裹在“信息繭房”中，造成受衆逐漸疏離具有公共性的主流意識形态話語，沉浸在高度同質甚至低質的個性化信息洪流中。“後真相”又造成網絡次生輿論甚嚣塵上，公衆情緒非理性化、個體思維固化、群體極化，不斷解構傳統主流價值共識與認同，進而産生政治冷漠、信任體系異化、價值虛無危機[19]。長此以往，将削弱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的凝聚力，解構網絡空間價值共識和良好的輿論環境，具有偏見性質的網絡輿論與現實社會問題、公衆情緒疊加，造成公共輿論“巴爾幹化”和分歧，放大了社會風險。

（三）算法傳播遮蔽了受衆主體性和價值判斷能力，加大了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的認同難度

智能媒體的“緻瘾”機制遮蔽了受衆的主體意識與思維能力[20]，數字技術催生的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價值觀，讓受衆欲罷不能、全情投入，盲目接受算法推薦、缺乏反思精神的受衆，将逐漸放棄主動選擇、主動創造信息價值的權利。在算法建構的泛娛樂化、後真相信息圈池中，受衆的理性思考能力、價值判斷能力、意識形态風險防範意識都被削弱，文化分層和價值區隔化也日益窄化網民的視界，弱化了受衆對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的理性認知能力、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那些碎片化、娛樂化信息内容也阻礙網民形成系統性、整體性思維。“選擇性悖論”在算法傳播時代高度張揚，即受衆選擇越多、越被動，越主動去選擇、接受更多的信息，越被局限在算法規則之下，結局即為信息同質化、價值扁平化、主體性缺失。

在算法傳播所生成的網絡流量社會中，網民既是受衆又承擔網絡信息符号改編、重構的内容生産者角色，在不斷地評論、點贊、轉發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成了“數字勞動力”，推動“網紅”或流量權威的觀點（特别是那些煽動性的、博取眼球的、荒誕怪異等負面信息）實現跨界傳播、持續生産和反複消費，不斷制造網絡狂歡。在利益機制驅策下，算法傳播會向受衆推送更多“感興趣”的内容，基于共同的興趣和偏好，或關注共同議題、輿情事件，網民可以快速建立網絡社交關系，在共同的圈群内保持高度的認同和共鳴，進行信息和情感的交流。而社交圈群化為受衆營造了堅固的“信息繭房”，“不僅會使受衆因為知識結構被固化、身份認同被牽制而迷失，更影響到社會共同體意識的傳播與構建”[21]。受衆習慣待在特定的網絡圈群中，并極易産生錯覺，認為理想他者或社交圈内相似群體都持有與個體相同的“正确的”觀點，并難以跳出情感和心理上的“舒适圈”直至主體價值扭曲。

從網民信息接收和使用習慣角度來看，信息是否“有用”的首要标準是滿足個人現實需求而非參與價值判斷。在算法傳播的強勢建構過程中，網民有限的注意力被碎片化、短效信息高度分割，網民沒有富足的時間和精力去進行深刻的、理性的價值思考和探索，沒有耐心靜待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的意義呈現與表達，“了解”代替了“理解”。長期浸泡在所熟知的信息領地，受衆隻關注、評論、轉發符合自我偏好的觀點，對于新領地和持有不同觀點的他者不可避免的産生排斥性，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被一些網民視為“異見”，話語傳者所持有的觀點或意見無論多麼正确，隻要與他們所持有的觀點不盡一緻，都不可能納入視界範圍，更談不上實現價值内在認同與轉化。另外，算法把關下非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和網絡亞文化内容暢行無阻、極速“吸粉”，青年網民信息化學習力、新生态适應力和謠言辨析力較低，不能正确識别網絡消極文化和錯誤價值觀的危害，極易受到算法意識形态的幹擾，阻隔了主流價值話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認同進程。

三、算法傳播時代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建構的優化策略

（一）重塑生态：強化主流價值對算法傳播的引領網絡空間意識形态工作要反思算法傳播帶來的機遇與風險，轉換理解技術的方式，超越二元對立模式，積極尋求建構和諧共生關系的路徑。要以主流價值觀來調控算法，通過調控、疏導和引領信息生産源頭的算法設計者、信息内容的生産和分發過程，把算法傳播培育成促進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建構的積極力量。

第一，注重對開發者和生産者的價值觀教育與行為規範引導。算法傳播的起點是算法程序和算法規則，它是由人工和智能機器協作完成的一套代碼和編程來實現，而“媒介是人的延伸”，任何一次算法傳播的發生都承載了人的價值傾向，算法傳播引起的價值問題要歸結于開發者的價值塑造和價值教育。要加強對算法程序人員的網絡信息技術倫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使他們堅定政治立場、提高思想覺悟，引導其合理合法合規的開發算法、運用算法。運用算法推薦技術的媒體行業要增強自律意識，自覺把職業道德規範、法律法規内化為自身行為标準和價值準則，強化媒介擔當和社會責任。企業平台要自覺承擔算法傳播信息内容審查責任，阻止破壞網絡輿論環境的不良信息泛濫，淨化網絡生态環境。

第二，加強主流價值觀對算法傳播過程的把關作用。衆多智能媒介技術介入到信息生産和傳播過程中，盡管提高了信息收集和傳播效率，但機械化的技術易被人為控制和操縱，算法把關容易使那些錯誤社會思潮和敵對意識形态以隐蔽而有效的方式充斥網絡空間，遮蔽、削弱甚至壓制主流意識形态，對網民特别是青年網民産生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為此，要加大“人”在算法推薦過程中的參與性與主體性，重新将把關人角色從算法傳播手裡奪回，守住主流價值觀的話語權陣地。在信息分發階段可采用人工篩選和智能機器分揀、過濾協作的方式，如“今日頭條”招聘大量人工編輯來填補算法漏洞，把那些惡意、虛假、淫穢、怪異、低俗等信息粉碎、淘汰，把符合主流價值觀的、積極健康向上的信息分發、推送，最後形成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占主導的傳播态勢。

（二）争奪注意力：推動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變革創新面對算法傳播對網絡信息格局的強勢建構，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必然要實現與算法推薦技術與内容的深度融合，在确保意識形态性、理論性、系統性的基礎上，提升話語的親和力、吸引力、感染力。

第一，從話語内容層面上而言，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要“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22]，必須要與網絡社會發展、時代發展、話語受衆的生活世界相接觸，并兼顧曆史與現實、與時俱進，既要遵循宏大叙事的嚴肅性、理論性，也要結合微小叙事的感性生活邏輯，要既能解決思想問題又能解決實際問題，切實滿足廣大受衆訴求和期待，最終赢得認同、把握話語權。要積極轉化和吸收算法傳播生成的網絡流行語、網絡熱詞、網絡紅人、網絡大V中正能量的、愛國的話語，融入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網絡傳播話語體系中去，壯大主流思想輿論話語内容含量，凸顯話語内容的時代特色、現實關懷。新時代網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比以往更多更高，參與感、獲得感、成就感不斷進階發展，主流意識形态話語要入腦、走心，必然要回歸受衆生活世界提取話語素材，充分關注網民群體特别是青年網民的話語心聲，充分吸收和轉化生活話語、大衆話語、網絡流行語中的主流價值觀元素，打造“共同語言”，最大限度激發話語共鳴。

第二，從話語方式層面上而言，網絡主流意識形态的話語建構要借鑒算法傳播的精準投放、靶向推送的技術原理，基于大數據和多種人工智能技術手段，增強适應不同社會群體、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話語場域的能力，讓話語受衆享受到與算法傳播同等的私人定制級愉悅感、獲得感。在具體表達形式上要多利用可視化、圖像式、立體化、虛實交融等感性形式來呈現主流意識形态話語，摒棄刻闆生硬的純理性話語範式。網絡主流意識形态的話語傳者要多與受衆進行“鍵對鍵”“屏對屏”的溝通和交流，要做受衆的“粉絲”和圈内好友，成功融入受衆的趣緣圈群，及時了解受衆的需求。可結合熱搜議題、時事政治、社會民生百态、日常生活關注等，把政治話語與生活話語相結合，嚴肅話語與網絡流行語相融合，配以表情包、搞笑段子、儀式符号等，将主流意識形态内容有機融入網民日常學習生活，煥發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的人情味、煙火氣，增強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的感染力。

（三）識别接納：提高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受衆的算法素養為了推進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與受衆的有效連接，規避算法傳播風險，必須提高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受衆的算法素養。如果把算法比喻成一個“黑箱”，那麼算法素養就是識别“黑箱”的能力，包括“過濾機制和設計選擇功能的基本知識，以及了解算法對個體的影響是什麼”[23]。算法素養一方面強調要接受算法傳播的存在，勇于接受算法技術和算法思維的挑戰；另一方面也要客觀認識到算法傳播可能帶來的個人主體性損傷與社會風險，提高防範風險、對抗風險的能力。

第一，幫助受衆正确認知算法原理、識别算法風險。調動社會資源，開拓受衆正确認知算法推薦本質及其影響的渠道，倡導那些對網民影響力大的主流社交媒體，适度公開其算法推薦原理，向網民解析平台算法推薦的方式、過程、目的，引導網民在進行信息選擇和信息服務消費時保持理性審慎的态度。開展媒介素養教育，設計專題在線課程，邀請計算機領域專家透析算法傳播所帶來的“信息繭房”“過濾氣泡”“群體極化”“回音室”等效應，深刻認識這些效應對當下社會價值共識凝聚、對個體現實生活所産生的影響。幫助網民全面認知算法推薦原理及對個體和社會可能帶來的風險，可以通過采取什麼方式或行為去抗衡算法影響。支持那些有足夠能力和條件的受衆，通過學習掌握的算法知識進一步建構自己的算法，抗衡或改變算法傳播的不利影響。

第二，以主流價值觀來引導算法傳播接收端受衆的信息消費行為。網民要提高信息消費理性，能自覺規避泛娛樂信息和情緒化輿論，提高對消極反動、虛假有害信息的辨析力，堅決抵制錯誤意識形态和社會思潮，積極實踐和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算法傳播激活了網民的主體性，網民不再是被動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動參與信息編輯與信息分發。如果網民沒有較高的信息甄别能力，沒有健康正确的閱讀習慣，反而會造成網絡信息雜亂失衡，最終網民迷失在算法傳播織就的信息牢籠之中。受衆在日常信息獲取過程中，要主動接觸多元信息，自覺防範算法推薦所帶來的圈群化、區隔化的風險，對于所接觸到的信息不應是全盤接受而是過濾篩選對自我有價值的、符合主流價值觀的、正能量的信息。在社交媒體運用過程中，對不當言論要勇于質疑與抗争，盡量避免對那些低俗信息、“标題黨”式帖子的點擊，要理性慎重的參與話題、觀點的評論、點贊、轉發，由此可以淨化算法傳播的受衆“偏好”數據庫，提升優質信息内容的推送概率，優化網絡信息生态。

（四）利用超越：激發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傳者的算法能量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傳者要順應算法傳播潮流，及時轉變理念，清晰認知算法推薦本質與規律，理性研判和審視算法傳播風險，抓住大數據時代算法把關範式帶來的發展機遇，駕馭算法、優化算法、為我所用，在技術賦能下推進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内容的多媒介渠道融合傳播，提升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的輿論引導力、思想滲透力、價值引領力。

第一，推進主流媒體與算法媒體的有機合作，形成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多渠道融合傳播矩陣。主流媒體作為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傳者的主要承擔者，要在媒介競争中堅守“初心”，堅持正确的政治立場、價值取向、輿論導向，做好黨和國家的“喉舌”。同時，要順勢而為搭乘新技術快車，為主流價值傳播插上算法推薦的翅膀，把算法信息分發拆解價值叙事的變量轉化為主流意識形态弘揚的價值增量。主流媒體要組建專業隊伍進駐各媒介渠道對算法推薦信息進行審核把關，打破算法信息壁壘，淨化内容推薦池，促進主流意識形态話語與算法推薦信息有機融合。話語傳者要進駐到新聞資訊平台、社交媒體、自媒體、短視頻、網絡直播平台等算法社會空間，開通賬号發布信息内容、參與議題設置、互動對話，成功打入各類虛拟社群和聚合類媒體平台的“朋友圈”，通過與話語受衆互相關注、轉發、分享中進行意識形态話語宣傳、思想價值引領。借助算法媒體的流量優勢，搭建全媒體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傳播體系，實現不同算法媒體平台間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相互融通、相互呼應。

第二，轉化算法傳播技術優勢，實現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的定制化生産、智能化匹配。話語傳者要充分認知并掌握算法傳播技術和信息機制、生态特點，通過掌握大數據分析方法和智能媒介技術，利用算法建構話語受衆雲端數據庫、智能話語分發平台。話語受衆雲端數據庫包含了大量反映網民利益訴求、思想情感動态、發展性期待等多維信息，利用大數據分析工具可實時抓取生成受衆畫像，建立受衆個性化信息數據流模型，并在有效分析話語受衆認知需求、認同習慣的基礎上，實現話語内容标簽與話語受衆需求智能對接。通過話語智能化分發平台，話語内容可實時、動态化精準推送給話語受衆，并依據受衆信息反饋實時調整話語分發模式，提高話語傳播效度。“在互聯網這個戰場上，我們能否頂得住、打得赢，直接關系我國意識形态安全和政權安全。”[24] 隻有實現算法傳播時代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的有效建構，才能赢得受衆的關注、重視、認同，主流意識形态話語在網絡空間才能“說了有人聽、聽了有人信、信了照着做、做了傳得開”。廣大網民的思想和言論被引向了正确軌道，就會提高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态的認同度，增強國家認同感和“四個自信”，鑄就精神“免疫力”屏障，主動抵制算法傳播所産生的意識形态風險。最終全網形成高揚主旋律的良好氛圍，強勢擴大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态在網絡空間的傳播版圖，确保網絡主流意識形态話語永遠立于網絡輿論場的制高點，進而牢牢掌控網絡意識形态的話語權和領導權。

（譚亞莉：華中科技大學教授）

來源：《學習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