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稱《整風文獻》為經書

毛澤東為何稱《整風文獻》為經書

胡為雄

   1942年11月，毛澤東在西北高級幹部會議上做報告時稱整頓“三風”的文件“是一部經書”。毛澤東為何這樣高度評價《整風文獻》，學界對此似未曾關注，雖然有些論著對《整風文獻》版本及文本篇目進行了研究，可是深入分析其篇章結構、理論構成的幾乎沒有，且受國外學者影響，認為其中沒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故本文從《整風文獻》的篇目選擇、内容結構着手，分門别類研究其各篇文獻的特殊作用及各篇組合在一起的整體作用，以理解毛澤東在何種意義上稱《整風文獻》為“一部經書”。

　　毛澤東稱《整風文獻》是一部經書，具體是在1942年11月21日、23日。他抽出時間專門在西北高級幹部會議上做報告講解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并參照闡明中國共産黨如何進一步實現布爾什維克化。毛澤東在講解中首先指出，從路線、工作、經驗、覺悟程度、同群衆的聯系來說，中國共産黨是一個布爾什維克黨。如果拿完全布爾什維克化的标準來說，我們黨那還有許多條件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接着，毛澤東逐條進行講解，以斯大林講的十二條為标準、借鑒，對照中國共産黨20餘年革命曆程，結合運用自己投身革命與指揮革命戰争的豐富領導經驗，系統闡明了學習與把握馬克思列甯主義的重要性，并着眼中國與世界總體形勢指出了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戰争時期面臨的新問題與新使命。毛澤東在報告最後重點提到全黨整風：“這次整頓三風的文件，就是一部經書，二十二個文件，再加上三個，一共二十五個文件，全部隻有十二萬九千字，不到十三萬字，我們讀八個月，這樣讀下去。”“所以讀馬列主義，精通這本書是完全可以的，特别是有工作經驗的同志，一讀就有效力。”内容結構表明《整風文獻》确實是“一部經書”，作為黨的領導幹部整風學習的通用本，收錄的文件多由中央宣傳部公布。1942年4月由解放社以《整風文獻》為名初次出的版本，收錄了18個文件（290多頁）。1943年6月《整風文獻》又出版訂正版，增加了4個文件，共22個。

　　《整風文獻》在兩個月之内出兩版，是因為所收錄的整風文件由中央宣傳部分兩次公布。1942年4月3日，中央宣傳部出台《關于在延安讨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規定了整風學習的18個文件：（1）毛澤東二月一日在黨校的報告；（2）毛澤東二月八日在延安幹部會上的報告；（3）康生兩次報告；（4）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5）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6）中央關于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7）中央關于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8）毛澤東在陝甘甯邊區參議會的演說；（9）毛澤東關于改造學習的報告；（10）毛澤東論反對自由主義；（11）毛澤東農村調查序言二；（12）《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13）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14）劉少奇論共産黨員的修養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節；（15）陳雲論怎樣做一個共産黨員；（16）紅四軍九次代表大會論黨内不正确傾向；（17）宣傳指南小冊；（18）中央宣傳部關于在延安讨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

1942年4月16日，中央宣傳部在《關于增加整風學習材料及學習時間的通知》中又增加了4個文件：（1）斯大林論領導與檢查；（2）列甯、斯大林等論黨的紀律與黨的民主；（3）斯大林論平均主義；（4）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與幹部教育政策，文件共22個。同年6月，解放社又出版了《整風文獻》增訂本，增加了《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論黨内鬥争》《斯大林論自我批評》，删去了《康生兩篇報告》（主要是因為是傳達文件的性質、内容與毛澤東的相關報告重複），這樣，《整風文獻》的文件增為24篇。1943年及以後，《整風文獻》（訂正本）又收入《中共中央關于領導方法的決定》《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這樣，《整風文獻》收錄的文件達27個（篇名有修訂）。

　　《整風文獻》收錄的文件是毛澤東審閱過的，編輯也相當精細，内容相當全面。最初收入22個文件的《整風文獻》從1942年起作為幹部必讀的通用本，其後增加了5個文件、收錄27個文件的訂正本也很重要。為了更全面些，本文把收錄27個文件的《整風文獻》作為研究對象。從這27個文件來看，内容可大緻分為四方面：一、整頓黨風、學風、文風；二、共産黨員的修養與黨的組織建設；三、黨的領導與幹部政策，黨内批評與鬥争及黨的紀律與民主；四、黨的使命、宣傳與領導以及布爾什維克化。現對這四方面分做簡述，并對在中國共産黨向現代政黨轉型過程中，《整風文獻》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裡程碑般的地位作一評價。

一、整頓黨風學風文風   

 　　整頓黨風、學風、文風是《整風文獻》的精華，由7篇文獻構成：《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反對黨八股》《〈農村調查〉序言二》《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這7篇文獻中，前4篇是極為出色的理論篇章，尤其是《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可稱為經典。1950年，毛澤東在親自主持編輯《毛澤東選集》時，對《改造我們的學習》做題解時如是說：“這是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所作的報告。這篇報告和《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是毛澤東關于整風運動的基本著作。在這些文章裡，毛澤東進一步地從思想問題上總結了過去中國共産黨内路線的分歧，分析了廣泛存在于黨内的非馬克思列甯主義思想作風，主要是主觀主義的傾向，宗派主義的傾向，和作為這兩種傾向的表現形式的黨八股。毛澤東号召開展全黨範圍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教育運動，即按照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思想原則整頓作風的運動。毛澤東的這個号召，很快地在中國共産黨内和黨外引起了怎樣以從實際出發的觀點而不是以教條主義的觀點來對待馬克思列甯主義原理，怎樣使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以及怎樣對待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這段時期黨内兩條路線的鬥争這樣一些重大問題的大讨論，鞏固了馬克思列甯主義思想在黨内外的陣地，使廣大幹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中國共産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顯然，題解說明了這3篇著作是整風學習的具有指導性、綱領性的文獻，其目的是要整頓黨的學風、黨風、文風，使黨成為一個真正用馬克思列甯主義武裝起來的黨，一個善于運用馬克思列甯主義基本理論的黨；要能使馬克思列甯主義書本上的文字變成活生生的馬克思列甯主義，并在中國革命具體實踐過程中豐富發展。

　　《改造我們的學習》是《整風文獻》收錄的發表時間較早的一篇，針對性很強，未置于《整風文獻》首篇，但提綱挈領。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号召打倒主觀主義、教條主義，改造學習方法，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主要是掌握立場、觀點、方法，把馬克思列甯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他首先強調，中國共産黨的二十年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我們黨對于馬克思列甯主義的認識和對于中國革命的認識在經曆膚淺、貧乏之後，到現在則深刻、豐富得多了。毛澤東繼之肯定，抗日戰争以來，我們黨根據馬克思列甯主義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戰争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和世界又進一步了。進而，毛澤東重點講黨還存在很大缺點，必須加以糾正，否則“就無法使我們在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他說：這些缺點首先表現在研究現狀方面。像我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對于國内和國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同樣，研究曆史也“不曾有組織地進行過……近百年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再是，在學習國際的革命經驗，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普遍真理方面，許多同志似乎并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隻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的個别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曆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曆史，不注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這種作風傳播出去，害了我們的許多同志。”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我們學的是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就是說，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所諄諄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則：理論和實際統一。他們既然違背了這條原則，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和實際分離。”在學校教育中，在在職幹部教育中，教師都不會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樣一來，就在許多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反常的心理，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向往的，就從先生那裡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毛澤東認為在這種“主觀主義的态度”下，抽象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甯主義，不是為了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那裡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而是為了單純學理論而去學理論。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忽視客觀實際。隻是誇誇其談、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毛澤東指出，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救人，則害了别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總之，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産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隻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真理才會擡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毛澤東還聲稱：“沒有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态度，就叫做沒有黨性。”

　　毛澤東極力提倡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态度，應用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做系統周密的調查研究，從實際情況出發，從中引出其固有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找出周圍事變的内部聯系，作為行動的向導。毛澤東提議：（一）向全黨提出系統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依據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财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動态進行詳細的調查和研究工作，然後引出應有和必要的結論。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二）對于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态。（三）對于在職幹部的教育和幹部學校的教育，應确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甯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方法。研究馬克思列甯主義，又應以《蘇聯共産黨（布）曆史簡要讀本》為中心的材料。《蘇聯共産黨（布）曆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産主義運動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隻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甯、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

　　毛澤東的報告，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系統研究中國的現狀與曆史，以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來研究，而不是靜止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甯主義，這在中國共産黨曆史上是第一次，起到了振聾發聩的作用。它的目标是把中國共産黨建設成為一個馬克思列甯主義武裝的新型政黨，一個能夠負起領導黨的軍隊、領導中國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大型政黨。

　　《整頓黨的作風》是毛澤東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演說，正式揭開了全黨整風的序幕。最初發表時題為《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宗旨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整頓三風的目的是把黨建設好。毛澤東首先說：“我們是共産黨，我們要領導人民打倒敵人，我們的隊伍就要整齊，我們的步調就要一緻，兵要精，武器要好。”“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内作風的任務。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隻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隻要他們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這樣就會影響全民族。隻要我們共産黨的隊伍是整齊的，步調是一緻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能被我們打倒的。”

　　毛澤東認為學風是第一個重要問題，而主觀主義是不正派的學風，是反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和共産黨不能并存的。學風是全黨的學風，“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态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态度問題”。我們需要的理論家要能夠“真正領會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真正領會列甯斯大林關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學說，并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我們黨校的同志不應當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當成死的教條。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毛澤東認為教條主義、經驗主義都是主觀主義，現在黨内還是教條主義更危險，因為它容易裝出馬克思主義的面孔吓唬人，而工農幹部不易識破。毛澤東再次強調馬克思列甯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的相互聯系，認為它們是“箭”和“靶”的關系。馬克思列甯主義之“箭”，必須用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

　　明确反對宗派主義，是毛澤東這一報告的一個重點。毛澤東說，現在宗派主義在我們黨内沒有占統治地位了，但殘餘是存在的，“有對黨内的宗派主義殘餘，也有對黨外的宗派主義殘餘。對内的宗派主義傾向産生排内性，妨礙黨内的統一和團結；對外的宗派主義傾向産生排外性，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鏟除這兩方面的禍根，才能使黨在團結全黨同志和團結全國人民的偉大事業中暢行無阻”。毛澤東還具體展開講了局部和全體的關系，個人和黨的關系，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的關系，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的關系，軍隊和軍隊、地方和地方、這一工作部門和那一工作部門之間的關系，老幹部和新幹部的關系，這些都是黨内的相互關系。毛澤東指出：“在這種種方面，都應該提高共産主義精神，防止宗派主義傾向，使我們的黨達到隊伍整齊，步調一緻的目的，以利戰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整頓黨的作風，必須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他進而分析：宗派主義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系上的一種表現；“要發展馬克思列甯主義實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須掃除黨内宗派主義的殘餘，以黨的利益高于個人和局部的利益為出發點，使黨達到完全團結統一的地步”。同時，在黨外關系上也應消滅宗派主義殘餘，因為共産黨員和黨外人員相比較，無論何時都占少數。共産黨員如果不同黨外幹部、黨外人員互相聯合，敵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達到。

　　毛澤東提倡：“要在黨内發動一個啟蒙運動，使我們同志的精神從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蒙蔽中間解放出來，号召同志們對于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加以抵制。”不過，關于黨八股的問題，毛澤東準備在另外一個會議上來讨論。他批評黨八股是藏垢納污的東西，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們必須肅清它。

　　毛澤東最後強調：“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毛澤東這一報告正式揭開了全黨整風的序幕，這篇經典文獻号召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但又強調展開正确的批評，經過批評團結犯錯誤的同志一道工作，以利全黨團結與進步。

　　《反對黨八股》是毛澤東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幹部會上的講演。毛澤東專門講反對黨八股，揭露“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怎樣拿黨八股做它們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他提出，如果我們連黨八股也打倒了，那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兩個怪物就原形畢露，就容易消滅了。他指出，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三種東西，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并且，他仿照八股文章的筆法來個以毒攻毒，列了“黨八股”八大罪狀：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借以吓人；無的放矢，不看對象；語言無味，像個癟三；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不負責任，到處害人；流毒全黨，妨害革命；傳播出去，禍國殃民。毛澤東認為：“要使革命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抛棄黨八股，采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文風。”他最後引述了自己在1938年召開的中國共産黨六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着的一些嚴重的錯誤，是應該認真地克服的。”

　　《〈農村調查〉序言二》也是一篇極為重要的文獻，具有特殊的理論價值，主要是闡明調查研究是實現理論和實際聯系的關鍵環節，針對的是教條主義。毛澤東在序中說：“實際工作者須随時去了解變化着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産黨也不能依靠别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于隻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将理論和實際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則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這裡，毛澤東不僅清楚說明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也尖銳批評了不做調查研究的“欽差大臣”亂發議論，任意批評、指責别人必定要遭受失敗。他還特地引證了斯大林的話，“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系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

　　《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是與反對主觀主義特别是教條主義，整頓黨風、學風、文風，提倡調查研究相關的三個重要文件。

　　《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是毛澤東拟定後于1941年8月1日下發的，首先說明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我黨現在已是一個擔負着偉大革命任務的大政黨，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采取具體辦法，加重對于曆史，對于環境，對于國内外、省内外、縣内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方能有效地組織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具體辦法有六條，第一、二條是：中央、中央下屬的黨政軍機關都要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國内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工作的直接助手。第三條是說明收集材料的方法，第四條是提出動員全黨、全軍及政府之各級機關及全體同志，着重對于敵友我各方情況的調查研究。第五條是向各級在職幹部與訓練幹部的學校，提出進行關于了解客觀情況（敵友我三方）的教育。第六條是責成各級黨部将本決定與中央七月一日所發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聯系起來，向黨的委員會及幹部會議作報告，并讨論實施辦法。

　　《中共中央關于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是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文件，鮮明體現了毛澤東的幹部教育精神。内容共14條，涉及延安幹部學校的基本缺點；學校的辦學目的；學校的具體領導；學校招學的少而精原則；改善教員質量；提高工農幹部的文化水平；糾正以政治課壓倒其他一切課目的不正常現象；教課内容與教學方法；對馬列主義的教授；學校政治教材選用；學生生活及教育設備的改善；學校行政組織；學生的學風養成與教職員的以身作則，等等。

　　例如，第一條：“目前延安幹部學校的基本缺點，在于理論與實際、所學與所用的脫節，存在着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的嚴重的毛病。這種毛病，主要表現在使學生學習一大堆馬列主義的抽象原則，而不注意或幾乎不注意領會其實質及如何應用于具體的中國環境。為了糾正這種毛病，必須強調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的目的是為了使學生能夠正确的應用這種理論去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而不是為了書本上各項原則的死記與背誦。第一，必須使學生區别馬列主義的字句與馬列主義的實質，第二，必須使學生領會這種實質（不是望文生義，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須使學生學會善于應用這種實質于中國的具體環境，而抛開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學習。為了這個目的，除正确地教授馬列主義的理論之外，同時必須增加中國曆史與中國情況及黨的曆史與黨的政策的教育，使學生既學得理論，又學得實際，并把二者生動的聯系起來。黨地委以上，軍隊團級以上的幹部（在解決了文化問題之後），應以聯共黨史為學習馬列主義的基本教材，特别應注意于具體應用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基本觀點（不是其大堆的抽象原則）的學習，借以克服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這種極端惡劣的毛病。”顯然，這個決定是整風學習的前奏和準備，它把反對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融入幹部學校的教育。

　　《中共中央關于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是1942年2月28日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文件，共9條，貫穿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的精神。例如，第五條提出：“不論任何工作部門，也不論業務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論教育的任何方面，均須貫徹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的精神。一切材料均須由領導機關加以審查，任何包含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毒素的東西，均須嚴格加以清除或批評。”

　　以上7篇文獻是《整風文獻》的核心組成部分，重心在整掉黨自身各種不良作風，發揚優良作風，把黨建設得更加強大。

二、共産黨員的修養與黨的組織建設

　　共産黨員的修養與黨的組織建設由《怎樣做一個共産黨員》《論共産黨員的修養》《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關于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4篇文獻組成。

　　《怎樣做一個共産黨員》是時任中組部部長的陳雲于1939年5月30日寫成、在《解放》第72期上發表的文章，分“入黨資格”“黨員的成分”“入黨手續，恢複黨籍或重新入黨”“候補黨員”“共産黨員的标準”5個部分。在“共産黨員的标準”中，陳雲提出了共産黨員的“六條标準”。第一，終身為共産主義奮鬥。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第三，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秘密。第四，百折不撓地執行決議。第五，群衆模範。第六，學習。這六條是在黨的曆史上第一次對黨員标準進行的概括，簡明扼要，對怎樣做一個共産黨員有明确指導意義。其中第六條提出，學習是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而不是背誦教條。

　　《論共産黨員的修養》是劉少奇于1939年7月在馬克思列甯學院的演講稿，共4萬餘字，分九節，《整風文獻》摘錄其中第二、三、四、五節，主要是論述共産黨員為什麼要進行修養和共産黨員修養的标準。第二節的題目是“做馬克思和列甯的好學生”。劉少奇說明：“按照黨章的規定，隻要承認黨綱、黨章，交納黨費，并且在黨的一個組織内擔負一定工作的人，就可成為黨員。不具備這些條件，就不能成為共産黨的黨員。”他強調：“把偉大的馬克思列甯主義創始人一生的言行、事業和品質，作為我們鍛煉和修養的模範。”第三節的題目是“共産黨員的修養和群衆的革命實踐”。劉少奇指出：“我們要做馬克思列甯主義創始人的最忠實、最好的學生，就需要在無産階級和一切群衆的長期而偉大的革命鬥争中進行各方面的修養，要有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的修養，要有運用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和處理各種問題的修養；要有無産階級的革命戰略、戰術的修養；要有無産階級的思想意識和道德品質的修養；要有堅持黨内團結、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遵守紀律的修養；要有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的修養；要有善于聯系群衆的修養，以及各種科學知識的修養等。”第四節的題目是“理論學習和思想意識修養是統一的”，主要說明“我們共産黨員不能把理論學習和思想意識修養互相割裂開來。我們共産黨員，不但要在革命的實踐中改造自己，鍛煉自己的無産階級思想意識，而且要在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的過程中改造自己，鍛煉自己的無産階級思想意識”。第五節的題目是“共産主義事業是人類曆史上空前偉大而艱難的事業”，強調在思想意識上的修養“基本上就是每個黨員用無産階級的思想意識去同自己的各種非無産階級思想意識進行鬥争；用共産主義的世界觀去同自己的各種非共産主義的世界觀進行鬥争；用無産階級的、人民的、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則去同自己的個人主義思想進行鬥争”。劉少奇在文章中較多引述了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話語，并加以闡發和弘揚。

　　《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是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文件，有三大條，說明了增強黨性的目的、黨内存在的違反黨性的傾向及必須采取的辦法。其中提出，中國共産黨已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重要的決定因素，然而革命事業仍然偉大艱難。這樣就要求我們黨更進一步成為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黨，要求全黨黨員和黨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下面，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因此今天鞏固黨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黨黨員，尤其是幹部黨員更加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把個人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把個别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使全黨能夠團結得象一個人一樣。”

　　由于長期分散的獨立活動的遊擊戰争環境，黨内小生産者及知識分子成分占據一定比重，容易産生某些黨員“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無組織的狀态”“獨立主義”“反集中的分散主義”等違反黨性的傾向，高級幹部和軍隊幹部中也有這些傾向，具體表現是：政治上自由行動，不請示中央或上級意見，不尊重中央及上級的決定，獨斷獨行，陽奉陰違。組織上自成系統，反對集中領導，本位主義，反抗中央，輕視上級，超越直接領導機關去解決問題，打擊别人，擡高自己，在幹部政策上毫無原則，派别活動。思想意識上是發展小資産階級的個人主義，反對無産階級的集體主義，個人利益高于一切，風頭主義，不實事求是地了解具體情況，不肯埋頭苦幹，不與群衆真正密切聯系等。

　　糾正的辦法是：在黨内更加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更嚴格檢查一切決議決定之執行，堅決肅清陽奉陰違的兩面性的現象。即時發現，即時糾正，才更能挽救幹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損失。要在全黨加強紀律的教育，因為統一紀律是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要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強學習的方法，來改造自己使适合于黨與革命的需要。從中央委員以至每個黨部的負責領導者，都必須參加支部組織，過一定的黨的組織生活，虛心聽取黨員群衆對于自己的批評，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

　　《關于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是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文件。其要點是：黨是無産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産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衆團體；中央代表機關及區黨委地委的決議、決定或指示，下級黨委及同級政府黨團，軍隊軍政委員會，軍隊政治部及民衆團體黨團及黨員，均須無條件執行；中央局與中央分局為中央代表機關，由中央指定之。區黨委、地委，由軍隊與地方的黨組織的統一的代表大會選出，經上級批準之；主力軍是黨領導下的武裝部隊，是建設根據地與支持鬥争的有力柱石；政權系統（參議會及政府）是權力機關，他們的法令帶有強制的性質。黨委與政權系統的關系，必須明确規定。黨委包辦政權系統工作、黨政不分的現象與政權系統中黨員幹部不遵守黨委決定、違反黨紀的行為，都必須糾正；民衆團體是民衆自己的自願組織的團體，黨、政府、軍隊不應直接幹涉民衆團體内部的生活；在遊擊區因為它的特殊性，領導的一元化不僅是在相互關系上應有所确定，而且在黨政軍民的機構上在必要時亦須一元化；黨的領導一元化，一方面表現在同級黨政民各組織的相互關系上，又一方面則表現在上下級關系上。在這裡，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之嚴格執行，對于黨的統一領導，是有決定意義的；為統一根據地的領導，為改進黨政軍民關系，必須在黨政軍民各系統黨員幹部中進行思想教育，整頓三風，肅清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遺毒。

　　以上4篇文獻專門闡述黨員标準、黨性修養、黨性的增強與黨中央實行一元化領導，是在總結經驗基礎上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篇章。

三、黨的領導與幹部政策和黨内批評與鬥争及黨的紀律與民主

　　這部分由8篇文獻組成，其中列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共5篇，毛澤東2篇，劉少奇1篇。

　　《斯大林論領導與檢查》是一篇由摘錄組合而成的文獻，摘自斯大林1937年在聯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1934年1月在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37年3月在聯共中央會上的報告和結論，主要說明黨的領導者如何實行正确領導，領導與群衆要有密切聯系，要反對官僚主義者和說空話的文牍主義者。對工作進程的審查不僅要有領導自上而下的審查，也要有群衆自下而上的審查。

　　《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與幹部教育政策》是季米特洛夫1935年在共産國際七大上對選拔幹部标準所做的說明，闡述的主要論點是：正确的幹部政策，必須熟悉人，必須正确地提拔幹部，必須善于使用幹部，必須正确地配置幹部，必須有系統地幫助幹部，必須關心和保存幹部。挑選幹部的标準是：對工人階級的無限忠心，對黨的忠誠；與群衆有最密切的聯系；善于獨立地在環境中識别方向，并不怕為決定而負責；在反對階級敵人的鬥争中，不可調和地對待離開一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路線傾向。

　　《反對自由主義》是毛澤東1937年9月7日撰寫的文章，發表于1942年4月10日延安《解放日報》。文章開首指出：“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鬥争，因為它是達到黨内和革命團體内的團結使之利于戰鬥的武器。每個共産黨員和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但是自由主義取消思想鬥争，主張無原則的和平，結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風發生，使黨和革命團體的某些組織和某些個人在政治上腐化起來。”文章列舉了自由主義的十一種主要表現，如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隻要組織照顧，不要組織紀律；聽了不正确的議論也不争辯，甚至聽了反革命分子的話也不報告，泰然處之，行若無事；見群衆不宣傳，不鼓動，不演說，不調查，不詢問，不關心其痛癢，漠然置之，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共産黨員；等等。文章還分析了自由主義在于小資産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自由主義者以抽象的教條看待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他們說的是馬克思主義，行的是自由主義；對人是馬克思主義，對己是自由主義。文章提出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積極精神，克服消極的自由主義。

　　《論黨内鬥争》是劉少奇1941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的演講稿，載于1942年10月9日延安《解放日報》。演講闡明怎樣正确地進行黨内鬥争。劉少奇分析了我們黨産生的特殊條件與黨内鬥争中的偏向，中國共産黨的建設是在十月革命以後，一開始就是在共産國際指導之下，照着列甯主義原則去進行建設。這些特殊條件産生了兩方面影響：一方面是好的，使我們一開始就建立了一個列甯主義式的中國共産黨，一開始就有嚴格的自我批評與黨内鬥争伴随着，因此使我們進步得很快。但是另一方面，又使我們的同志常常走到另一個極端，犯了另一個錯誤，就是常常使黨内鬥争進行得過火，鬥争得太厲害，毫無限制地鬥下去，走到了另一個偏向，“左”傾的偏向。機械過火的黨内鬥争曾經在黨内造成了一些惡果，如助長了黨内的家長制、黨内極端民主的傾向及自由主義的發展；影響黨内民主集中制的生活不能正确建立，黨内民主生活的不經常、不正規或極端缺乏；阻止黨員同志們發揮積極性、自動性及創造性，削弱黨員對黨對工作的負責精神，影響同志們不敢積極負責，不敢放手工作，放手創造，不細心去考慮研究問題與情況，養成他們照辦公事、人雲亦雲的作風；助長黨内宗派主義的發展，無原則派别鬥争的發展；等等。黨内鬥争中另一種偏向是無原則的鬥争，它是普遍與嚴重存在的。這一切的無原則鬥争對黨是有害無益的。

　　劉少奇提出，我們處理一切問題的總原則，是黨與無産階級戰鬥的利益。一切要服從這個總原則。他說：有些同志在蘇聯學習，對于黨内鬥争中許多好東西，他們是沒有或很少學習到的，但那些最壞的東西，他們倒學習了不少回來，他們的本質就善于反映與學習那些最壞的東西。這也是我們應該注意的。黨内無原則鬥争以及機械的過火的黨内鬥争的根源是黨内民主生活不正常。

　　在講到怎樣進行黨内鬥争時，劉少奇闡明“黨内鬥争是一件最嚴重、最負責的事”“必須自己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确的黨的立場上，站在為黨的利益、工作的進步，為幫助其他同志改正錯誤與理解問題的大公無私的立場上來進行”。它“基本上是黨内不同思想不同原則的鬥争”“對黨的組織、對同志、對工作的批評要适當，要有分寸”“在黨内外一般的停止鬥争會的舉行”“必須給被批評被處罰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訴的機會”。應使“黨内鬥争與黨外鬥争有明确的界限”，同時建立适當的聯系。“禁止黨内的無原則糾紛”，“在黨内一切要講道理，一切要講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講。”

　　《斯大林論自我批評》摘自斯大林的《聯共十五次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斯大林指出：自我批評是一種特殊的方法，以革命發展的精神教育黨的幹部以及工人階級的布爾什維克的方法。馬克思已經說過，自我批評乃是鞏固無産階級革命的方法。當布爾什維主義在我國産生時，就開始有自我批評了。列甯在1904春，當布爾什維主義還未成為獨立政黨，還同孟什維克在統一的社會民主黨内工作時，就已經号召黨進行“自我批評，并無情揭露自己的短處”。斯大林在其中還引用了列甯在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在今天以前已經滅亡了的一切革命政黨，其所以陷于滅亡，是因為自誇自大，和看不見自己力量何在，而且怕說自己的弱點。而我們卻不會滅亡，因為我們并不怕說自己的弱點，而且學習怎樣克服這些弱點。結論隻有一個：沒有自我批評，就不能正确地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群衆，就沒有布爾什維主義。

　　文章還指出，要開展自我批評，首先就要克服許多障礙。這裡包括群衆文化落後、無産階級先鋒隊文化力量缺乏，等等。機關的官僚主義也是最嚴重的障礙之一。布爾什維克是批評全世界的，照馬克思的話說來，我們是翻天覆地的人，如果我們為着某些同志的安甯而放棄自我批評，那就隻能葬送我們的偉大事業。無産階級革命與其他一切革命不同之處就是它是自己批評自己的，它是借自我批評而鞏固起來的。如果我們無産階級革命的代表，閉着眼睛而不願看見我們的缺點，如果我們按私人感情來解決問題，彼此隐瞞自己的錯誤，并把瘡毒驅進我們黨機體的内部去。如果我們不把這種在解決最重要的建設問題時所常見的庸俗氣，顧私人情面的習氣從我們自己的隊伍中清除掉，我們就不複成為無産階級的革命家，而一定陷于滅亡。如果我們不去誠懇地直爽地進行自我批評，不去誠懇地公開地糾正自己的錯誤，我們就堵塞了前進的道路，堵塞了改善我們事業的道路，正因為我們想前進，就應當把誠懇的革命的自我批評作為我們極重要的任務之一。

　　《列甯斯大林等論黨的紀律與黨的民主》是文獻摘錄，内容涉及列甯《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在聯共中央十三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毛澤東《論新階段》等。

　　引用列甯的論述是：如果我們布爾塞維克黨内沒有真正極嚴格的鐵的紀律，如果它沒有得到全體工人階級群衆最完備的和最不顧犧牲的擁護，即是說，如果它沒有得到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能力的、純潔的、肯犧牲的、有影響的、能夠領導或吸引落後部隊的人們的擁護，那麼，布爾塞維克黨，莫說兩年半，便是兩月半，也不能維持政權。否認黨，否認黨的紀律——這就是反對派主張所得到的結果。這就是等于完全解除無産階級的武裝，以幫助資産階級。這就等于小資産階級的散漫、動搖、不能堅忍、不能團結、不能整齊動作等劣根性。這種劣根性如果任其橫行，必使任何無産階級的革命運動一敗塗地。

　　引用斯大林的論述是：民主是黨員群衆有解決我們建設的各種問題的自由，去參加黨的領導工作，及發展他們在黨内的主人翁的感覺，我們将百折不回、不顧一切地發展它。

　　引用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對黨的紀律的論述是：十七年來，尤其是五中全會以來的黨的鬥争經驗，證明了有在黨内，八路軍與新四軍内，繼續堅持鐵的紀律的必要。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衆與軍隊進行勝利的鬥争。在這裡，幾個基本原則是不容忽視：（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這些就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具體實施，誰破壞了它們，誰就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誰就給了黨的統一團結與黨的革命鬥争以極大損害。為此原故，黨的各級領導機關，應該根據上述那些基本原則，給全黨尤其是新黨員以必要的紀律教育。過去經驗證明：有些破壞紀律的人，由于他們不懂得什麼是黨的紀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張國焘一類，則利用一部分黨員的無知以售其奸。所以紀律教育，不但在養成一般黨員服從紀律的良好作風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監督黨的領袖使之服從紀律上，也有其必要。黨的紀律是帶着強制性的；但同時，它又必須是建立在黨員與幹部的自覺性上面，決不是片面的命令主義。為此原故，從中央以至地方的領導機關，應制定一種黨規，把它當作黨的法紀之一部分。一經制定，就應不折不扣地實行起來，以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并使之成為全黨模範。

在論述黨的民主時，毛澤東認為，處在偉大鬥争面前的中國共産黨，要求整個黨的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與幹部，高度地發揮其積極性，才能引導鬥争向勝利。而這些積極性的發揮，有賴于黨内生活制度的民主化，沒有或缺乏民主生活，是不能達到發揮積極性之目的的。毛澤東分析了民主生活不足的原因并提出解決辦法：由于我們國家至今還沒有民主生活，反映到黨内，就産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現象。必須在黨内施行民主教育，使黨員懂得什麼叫作民主生活，民主制與集中制的聯系，并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這樣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實擴大了黨内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極端民主化，走到自由放任主義。

　　《反對黨内幾種不正确的傾向》是從“古田會議”決議中摘錄出來的。文章的題記闡明：以下四段文字是從1929年12月紅軍第四軍在閩西古田所召開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摘出來的，毛澤東同志起草的，這個決議是我們黨建黨建軍的最寶貴文獻之一，其中許多部分直到今天還有現實意義。這四個部分的題目是：極端民主化，非組織意識，絕對平均主義，唯心觀念。将這些部分摘錄出來，對于整頓黨内的一些不正之風、一些要求絕對平均主義的人的過分要求是有幫助的。

　　《斯大林論平均主義》摘自斯大林1934年“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關于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其中用馬克思主義解釋了平均主義。例如，“看來，這些人以為社會主義要求社會成員的需要和個人生活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不用說，這種設想和馬克思主義、和列甯主義毫無共同之處。馬克思主義所了解的平等，并不是個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階級的消滅。這就是說：（甲）在推翻和剝奪資本家以後，一切勞動者都平等地擺脫剝削而得到解放；（乙）在生産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以後，對于大家都平等地廢除生産資料私有制；（丙）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按勞取酬的平等權利（社會主義社會）；（丁）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各取所需的平等權利（共産主義社會）。同時，馬克思主義認為，無論在社會主義時期或共産主義時期，各人的口味和需要在質量上或在數量上都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彼此一樣，大家平等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平等觀。”“如果由此做出結論，說社會主義要求社會成員的需要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要求他們的口味和個人生活都是一律的，說按馬克思主義者的計劃大家都應當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和同量的飯食，那就是胡說八道，誣蔑馬克思主義。”“現在應當了解，馬克思主義是平均主義的敵人。”斯大林的有關話語，對當時新到延安要求絕對平均主義、站在個人主義立場上鬧意見的人是有說服力的。

　　顯然，這些篇章對黨的領導與幹部政策，黨内批評與鬥争及黨的紀律與民主有較充分的論述，對于加強黨的領導，選用黨的幹部，正确展開黨内鬥争與批評，加強黨的紀律與民主有很好的指導作用。

四、黨的使命、宣傳與領導以及布爾什維克化

　　這部分内容由7篇文獻構成：《毛澤東同志在邊區參議會的演說》《宣傳指南》《斯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聯共黨史」結束語》《中共中央關于領導方法的決定》《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同志在邊區參議會的演說》是1941年11月6日毛澤東莅會時所做，收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目修訂為《在陝甘甯邊區參議會的演說》。演說說明了共産黨在當時階段任務、使命、政治路線與政策、與民主黨派的合作，接受人民群衆的監督，改正自身的毛病等。毛澤東首先指出：“參議會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中國。”“中國共産黨的主張就是要團結全國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和全國一切抗日的黨派、階級、民族合作，共同奮鬥。”“我們對于任何一個實際問題的解決，都沒有超過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範圍。就目前來說，革命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其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就是要為全國一切抗日的人民謀利益，而不是隻為一部分人謀利益。全國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财産的權利。”“中國共産黨提出的各項政策，都是為着團結一切抗日的人民，顧及一切抗日的階級，而特别是顧及農民、城市小資産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的。”

　　毛澤東強調：“《陝甘甯邊區施政綱領》上有一條，規定共産黨員應當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共産黨員必須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給别人以說話的機會。别人說得對的，我們應該歡迎，并要跟别人的長處學習；别人說得不對，也應該讓别人說完，然後慢慢加以解釋。”“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共産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衆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衆之上。”毛澤東還說：我們共産黨的參議員，在我們這樣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參議會中受到很好的鍛煉，克服自己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毛病，我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們要加強黨内教育來清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這樣的内外夾攻，才能把我們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國事真正辦好起來。”

　　《宣傳指南》具體包括4篇文章，可視為對黨八股“破”之後的“立”，提倡群衆易懂、新鮮活潑的文風。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中已對4篇文章做過簡要介紹。《宣傳指南》的第一篇是“列甯是怎樣進行宣傳的”，是從《蘇聯共産黨（布）曆史簡要讀本》（聯共中央在十七次代表大會的報告部分）上摘錄下來的，講的是列甯怎樣做宣傳。列甯領導下的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争協會”第一次在俄國開始把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當某一個工廠爆發罷工時，鬥争協會立刻就印發傳單、印發社會主義的宣言來響應。這些傳單揭露出廠主虐待工人的事實，說明工人應如何為自身利益而奮鬥，載明工人群衆的要求。這些傳單把資本主義機體上的癰疽，工人的窮困生活，過度沉重的勞動，毫無權利等真情實況揭露無遺，同時又提出了相當的政治要求。毛澤東引述之後說，這些傳單“不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不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也不是自以為是，誇誇其談；而是要照着列甯那樣地去做。”

　　第二篇是“季米特洛夫論宣傳的群衆化”，是從季米特洛夫在共産國際第七次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摘錄出來的。季米特洛夫指出：應當學會不用書本上的公式而用為群衆事業而奮鬥的戰士們的語言來和群衆講話，這些戰士們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思想，都反映出千百萬群衆的思想和情緒。如果沒有學會說群衆懂得的話，廣大群衆是不能領會黨的決議的。要随時都善于簡單具體地用群衆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來講話，要抛棄背得爛熟的抽象公式。毛澤東就此說明，“黨八股中國有，外國也有，可見是通病”，但是我們總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們自己的毛病趕快治好才行。

　　第三篇“魯迅論創作怎樣才會好”，是從《魯迅全集》裡選出的，是魯迅複北鬥雜志社讨論怎樣寫文章的一封信。魯迅一共列舉了八條寫文章的規則，毛澤東提及其中較重要的四條，即第一條，“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第二條，“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第四條，“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将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甯可将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速寫，決不将速寫材料拉成小說”。第六條，“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毛澤東對之相應做了發揮，最後說：許多口口聲聲擁護魯迅的人們，卻正是違背魯迅的啊！”毛澤東是苦口婆心地要人們學會寫文章。

　　《中國共産黨六屆六中全會論宣傳的民族化》是從毛澤東的報告中“學習”一節的最後部分摘錄出來的，報告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做了修訂，表達更加完善，強調了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宣傳要有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共産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産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産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着的一些嚴重的錯誤，是應該認真地克服的。”

　　《斯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是一篇重要的建黨文獻，毛澤東采用的是師哲的譯文，當時習慣稱為“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斯大林指出：要實現布爾什維克化，至少必須具備若幹基本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各國共産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把布爾什維克化歸納為十二條：

　　一是必須使黨把自己看成無産階級的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即負有領導無産階級組織的其他一切形式（從工會到國會黨團）的使命的形式。二是必須使黨，特别是他的領導者，完全地精通與革命實踐不可分離地聯系着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三是必須使他在制定口号和指示的時候，不是根據背熟了的公式和曆史的比拟，而是根據對革命運動所處的國内外具體條件的仔細分析的結果，同時還必須考慮到各國的革命經驗。四是必須使黨在群衆的革命鬥争烈火中檢查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五是必須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來改組黨的全部工作，特别是當社會民主黨的流毒在黨内還沒有清除的時候。這樣黨的每個步驟和每人行動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衆革命化，使工人階級的廣大群衆受到革命的訓練和教育。六是必須使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則性（不能和關門主義混為一談）和與群衆最廣泛的聯系及接觸（不能和尾巴主義混為一談）結合起來。不然，黨不但不可能教導群衆，而且也不可能向群衆學習；不但不可能引導群衆并把他們提高到黨的水平，而且也不能傾聽群衆的呼聲和預料到他們的迫切需要。七是必須使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調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險主義混為一談）和最大限度的靈活性及機動性（不能和遷就行為混為一談）結合起來。這就是要使革命性與機動性、靈活性這兩個東西相配合，否則黨就不可能掌握各種鬥争形式和組織形式，不可能把無産階級的日常利益和無産階級革命的根本利益聯系起來，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鬥争和非法鬥争配合起來。八是必須使黨不掩飾自己的錯誤，使它不怕批評，使它善于用自己的錯誤來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幹部。九是必須使黨善于把先進戰士中的優秀分子選拔到基本的領導核心中去。十是必須使黨經常改善自己的組織的社會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機會主義分子，以便達到最大限度的團結一緻。十一是必須使得黨建立起鐵的無産階級的紀律。十二是必須使得黨有系統地檢查自己的決定和指示之執行，不然，這些決定和指示就有變成空文的危險，這隻能破壞廣大的無産階級群衆對于黨的信任。

　　毛澤東在西北幹部會議上講解這十二條時說：這恐怕是最短的一個文件，“隻有一千五百字，就把我們整個黨一切重要的原則問題都提到了。這十二條，是全世界共産主義運動一百年的經驗的總結，從一八四三年到明年就是一百年。全世界共産主義運動，無産階級革命運動，一百年了。現在我們整頓三風，這些文件，不但總結了中國二十一年的經驗，而且總結了全世界一百年的經驗。這個文件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寫的。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二年，十七、八年了，差不多二十年了，但是我們今天看，對于我們中國黨是完全适合的。将來，有黨存在的一天，都是适用的。”“這是我們全黨的聖經，這就是經，是聖經，而不是教條，是可以變化的，現在我們能不能使用呢？我想每一條都能使用。”我們對馬列主義要學習，前天我所講的，我們要學習，幹部要有計劃地讀書，讀三四十本馬列主義的書。特别是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同志，不讀則已，一讀就讀通了，就可以讀進去。馬列主義呀！我們是土包子，我們怎能讀得通呢？我們有什麼資格讀馬列主義呢？你們是譏笑我吧！恰恰是土包子，就容易讀得通，而有些人倒不容易讀通。像外面來的，沒有工作經驗的幹部，他們讀了，也隻是書面上的。而土包子就容易讀通，一讀就容易讀懂。

　　《〈聯共黨史〉結束語》（亦譯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結束語）的内容是總結了布爾什維克黨所經過的曆史道路的六條經驗教訓，與斯大林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内容密切相關。它們是：第一，沒有一個革命的無産階級政黨，沒有一個消除了機會主義、對妥協主義者和投降主義者毫不調和、對資産階級及其國家政權采取革命态度的黨，無産階級革命的勝利、無産階級專政的勝利是不可能的。第二，工人階級的黨如果不掌握工人運動的先進理論，不掌握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就當不了本階級的領導者，就當不了無産階級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第三，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階級隊伍中進行活動、把工人階級的落後階層推進資産階級懷抱，從而破壞工人階級的統一的小資産階級黨派，那麼無産階級革命就不能獲得勝利。第四，工人階級的黨不同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者作不調和的鬥争，不打垮自己隊伍中的投降主義者，就不能保持自己隊伍的統一和紀律，就擔當不了無産階級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就擔當不了社會主義新社會的建設者。第五，如果黨陶醉于勝利而開始驕傲起來，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如果它害怕承認自己的錯誤，害怕公開地老實地及時地改正這些錯誤，那它就當不了工人階級的領導者。第六，工人階級的黨如果不同群衆保持廣泛的聯系，不經常鞏固這種聯系，不善于傾聽群衆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疾苦，沒有不僅教導群衆而且向群衆學習的決心，那它就不能成為能夠領導千百萬工人階級群衆和全體勞動群衆的真正群衆性的黨。一個革命的無産階級政黨，沒有一個消除了機會主義、對妥協主義者和投降主義者毫不調和、對資産階級及其國家政權采取革命态度的黨，無産階級革命的勝利、無産階級專政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中共中央關于領導方法的決定》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所寫的文件，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收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目修訂為《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該決定結合整風工作，号召幹部提高領導方法，指出：“有兩個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别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衆相結合。”每一單位的整風，必須在整風過程中形成一個以該單位的首要負責人為核心的少數積極分子的領導骨幹，并使這一領導骨幹和參加學習的廣大群衆密切結合，才能使整風完成任務。隻有領導骨幹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衆的積極性，便将成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隻有廣大群衆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幹去恰當地組織群衆的積極性，則群衆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這種領導骨幹的标準，應當是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中所舉的四條幹部标準（無限忠心，聯系群衆，有獨立工作能力，遵守紀律）。在我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确的領導，必須是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毛澤東提出要注意抓中心工作，在一定時間内隻能有一個中心工作，輔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他還指出，主觀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不知道領導和群衆相結合、一般和個别相結合的原則，極大地妨礙黨的工作發展。為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必須廣泛深入地提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是1943年11月7日發布的。它指出：“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規定了黨對于現階段中國文藝運動的基本方針。全黨都應該研究這個文件，以便對于文藝的理論與實際問題獲得一緻的正确的認識，糾正過去各種錯誤的認識。全黨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研究和實行這個文件的指示，克服過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種偏向，以便把黨的方針貫徹到一切文藝部門中去，使文藝更好地服務于民族與人民的解放事業，并使文藝事業本身得到更好的發展。”這是專就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發的文件。

　　收入《整風文獻》的《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報》上發表。毛澤東主要講了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态度、工作、學習等問題，并總結了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曆史經驗，聯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中國共産黨解決這一系列帶根本性的問題的理論和政策，如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系、文藝為什麼人、文藝的普及與提高、内容和形式的統一、歌頌和暴露等問題。毛澤東明确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強調文藝工作者必須到群衆中去、到火熱的鬥争中去，轉變立足點，熟悉工農兵，為革命事業作出積極貢獻。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理論上發展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文藝理論，在實踐上标志着文藝與工農兵群衆相結合的新時期的開始。文藝工作者在毛澤東講話精神的指引下，在塑造工農兵形象和反映偉大革命鬥争方面取得許多新成就，開辟了文學藝術的民族化、革命化、大衆化的新道路。毛澤東這一講話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是中國革命文藝理論中的經典之作。它不僅在當年成為中國共産黨制定文藝政策的理論依據，而且在現今對文學藝術的生産仍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五、《整風文獻》的裡程碑地位

　　毛澤東把《整風文獻》稱之為“經書”，如此高度評價自己編的作品，這是“破天荒”，遠遠超越了他對自己創作而又心愛的詩詞作品的評價。然而，從其内容結構看，《整風文獻》确實是一部整黨建黨的“經書”。它的傑出之處是，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的必要性加以精确而通透的說明，解決了困擾中國共産黨近20年的實踐與理論難題，也解決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難題。毛澤東強調先要系統地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又要善于理論聯系實際，注重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換言之，既要系統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又不能把它當作教條而應當作行動指南，在實踐中加以創造性運用和發展。于是，毛澤東的著作就具有了普遍性，他提出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實事求是同樣是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原則。因此，1942年全黨整風運動開展以後，黨的高中級幹部主要是學習《整風文獻》，其訂正版幾乎人手一冊就不難理解了。

　　整風是為了整掉黨自身的不良作風，加強黨的建設，使我們黨能成為一個真正用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大黨，一個能擔負起（同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領導中國的抗日戰争取得勝利，進而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并取得勝利，将來讓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社會道路的大黨。《整風文獻》的篇目選擇、内容結構明确體現了這一宗旨：黨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黨風、學風、文風問題在一些高級領導幹部身上仍很嚴重，必須加以整頓，才能使黨的肌體健全，成為一個生氣勃勃的列甯主義式或布爾什維克式的新型政黨，以能完成自身擔負的曆史使命。要讓整風取得良好成效，必須展開正确的黨内批評與鬥争，必須加強黨的組織建設、理論建設、作風建設，必須善于宣傳和組織群衆，加強領導工作，提高領導藝術；必須善于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壯大自己，以打敗日本侵略者，最後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

　　因此，毛澤東和黨中央運用《整風文獻》來武裝黨的高、中級領導幹部的思想，端正黨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揭露王明路線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錯誤的根本性質，肅清其影響，讓廣大黨政幹部明白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才是真正把馬克思列甯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産物，明白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領導人制定的政治路線、策略是唯一正确的、實事求是的，其組織路線是任人唯賢而不是任人唯親，隻有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才能領導和團結全黨和人民軍隊奪取抗日戰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從時間上說，為整除黨内的主觀主義，特别是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自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前被共産國際肯定其領袖地位以後，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就顯露了改造和整頓黨的意圖。自1938年秋冬起他進行了3年的精心準備，做了許多工作。1941年9月10日，中央政治局思想方法學習小組開始舉行黨風學習的專題會議，讨論反對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問題，率先在黨的領導高層進行整風。從1942年起，經過4年的學習運動，整風收取了巨大成效。

   1942年5月，毛澤東為領導整風運動擔任中央總學習委員會主任後，6月8日中宣部發出《關于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自此整風運動從延安擴展到各敵後抗日根據地，從高級幹部擴大到全黨範圍。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會議的報告中說：“現在延安所進行的教育和學習，是有全國意義的。”當時，對于包括中央黨校在内的整風學習運動，對如何學習《整風文獻》，我們黨有詳細的規定，要求“必須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然後逐件或幾件合并開小組會讨論，必要時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報告。在閱讀與讨論中，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曆史。”同時還規定了嚴格的檢查制度，要将對文件的學習和個人自身情況密切結合起來，從而深入領會文件的精神實質。

　　通過整風，中國共産黨确實成熟了。我們黨擺正了馬克思列甯主義與中國共産黨、中國革命實踐的關系，将馬克思列甯主義作為指導思想而不是作為教條。故整風同時是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在整風之時，就号召黨的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要讀三四十本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經典著作，他在黨的七大後專門開列了12本馬列著作作為“幹部必讀”。

　　必須明白的是，到1940年代上期，毛澤東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素養、知識儲備已經是黨内最高的了。他當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著作的翻譯和學習抓得非常緊，并提倡全黨高級幹部系統完整地掌握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治學嚴謹、學習能力極強，不僅讀了相當多經典文獻，而且讀了《資本論》（1938年得到郭大力、王亞南的《資本論》三卷譯本）。毛澤東在同王明等在蘇聯學習過的人共處之後對這些人已大緻知根知底，這些留學生主要是學了一些課堂基本理論知識，并沒有認真系統地研讀馬克思列甯主義經典，也不大懂得中國國情與革命的實際。因此，毛澤東有底氣提出黨的高級幹部要系統全面地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要精通它，善于應用它于中國革命的實際。

   1941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九月政治局會上的“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報告中，指出黨内那些自稱為“國際路線”派所理解和主張的馬克思主義，其實隻是“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是假馬克思主義”；“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同時“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毛澤東的決心很大，他說反對主觀主義“要搞徹底”，“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觀主義也要搞”。

　　由此換個角度看，毛澤東和黨中央發起整風，是以整風形式開展的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

　　在整風運動過程中，毛澤東為黨的領導幹部準備的學習文件共有三個系列，除《整風文獻》外，還有“黨書”，即《六大以來——黨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黨的曆史材料》《兩條路線》（毛澤東還專門寫有文章《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以及《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這三類書的價值與精神養分各有不同：“黨書”的作用是幫助幹部們了解中國共産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特别是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以來所制定的思想、政治、組織、策略路線及其實行過程中的成敗得失，總結曆史經驗，通過曆史比較，劃清正确、錯誤的界限，以堅定地站在正确的路線立場上。《如何研究中共黨史》是毛澤東所作的報告，目的是啟發幹部們掌握研究黨史的正确方法，用辯證的唯物史觀來研究黨史。《馬恩列斯論思想方法》内容豐富完整，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之大成，是給領導幹部一種科學清醒地觀察、思考黨的曆史與現實的思想武器，善于對各種思想與事物作出自己正确的判斷，以利正确地指導自己的工作實踐。

　　在整風運動中學習《馬恩列斯論思想方法》，其實是有重點地學習“哲學”——非原理式的哲學，這也是有選擇地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原著。“思想方法”這個概念相較哲學教科書的純理論概念而言，更通俗易懂，便于普及。在毛澤東那裡，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也就是方法論。1937年6月5日，毛澤東在《群衆工作問題》中指出，黨十五年以來犯“左”、右傾路線錯誤并具有“左”的傳統，在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的傳統還不十分深厚，解決問題還不能樣樣帶馬克思主義原則性，還沒有很早及人人都學好唯物辯證法”。要徹底克服“左”傾習慣和傳統，“在于普及與深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唯物辯證法）于多數幹部中”。1937年春夏，毛澤東在抗大講授哲學時更是明确講道：“拿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轉過來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問題，去指導革命，去做工作，去從事生産，去指揮作戰，去議論人家長短，這就是方法論，此外并沒有别的什麼單獨的方法論。”

　　作為整風運動的教材，《整風文獻》、“黨書”、《馬恩列斯論思想方法》雖然都是編輯作品，但後兩部書屬黨的曆史文件彙編，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有關思想方法的語錄彙編，與《整風文獻》含有原創性著作是有區别的。《整風文獻》中，毛澤東著作共有10篇（9篇報告與文章，1篇起草的中央文件），2篇審閱或修改的中央文件，1篇《論新階段》的摘錄文字合編入“列甯斯大林等論黨的紀律與黨的民主”。此外，毛澤東還負責整個《整風文獻》各篇的選編、審閱。從質的方面看，毛澤東著作起着關鍵性指導作用，不僅貫穿于《整風文獻》，亦貫穿于三個系列的文件。其中具有關鍵指導作用、令人振聾發聩的是《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它們是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的重要報告。再是，《農村調查序言二》也有重要的作用。此外，《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等也很重要。

　　毛澤東看重整風文獻中的一些重要文章，從他1943年4月22日給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何凱豐的信中可以得知。他在回答何凱豐所提及的幾個問題中首先談整風問題。毛澤東指出，本年度對全黨的自由主義進行暴露，可發表一個整風學習的總結以推動全黨整風。其他的問題是：不為自己做生日慶賀，不同意把自己的思想作為體系去鼓吹；幹部教育問題；國民教育與文藝運動問題；翻譯馬列著作、編寫曆史著作問題。他在信中特别申明：“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的時候，不是鼓吹時候；要鼓吹隻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不宜當做體系去鼓吹，因我的體系還沒有成熟。”

　　毛澤東同意把“整風文件中的幾件”當作自己思想的“某些片段去鼓吹”，這首先是出于整黨的需要，是完全應該的，因為他的幾篇重要報告與文章正是《整風文獻》的靈魂。正是通過整風，中國共産黨整掉了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後形成的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成為一個組織嚴密的布爾什維克式政黨，一個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的政黨，一個有馬克思列甯主義思想武裝并善于運用理論于中國革命實際的政黨，一個已經開始研究和掌握世情、國情，研究曆史與現狀，具有豐富科學知識的政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通過從黨的曆史中吸取經驗教訓，能不斷堅持真理、不斷改正錯誤，帶領全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進，并準備将來向着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經過長期的整風，中國共産黨成功召開七大，完成了“華麗轉型”，成為一個生機勃勃的新型的現代政黨，成為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成為有信心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奪取抗日戰争勝利、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政黨。

　　（作者簡介：胡為雄，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