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識形态邏輯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識形态邏輯

鐘啟東

　　長期以來，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意識形态屬性這個本質規定，在學界達成了最廣泛、最基本的觀念共識。最廣泛是因為意識形态在社會生活中的特殊重要性和全面滲透性，最基本是因為意識形态屬性在這裡還隻是“經驗的概觀”和“抽象的共相”，還沒有真正擺脫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識形态相互定義的理論外觀、邏輯循環，并在想要對本原真相有所突破時又唯恐走得太遠而迷失方向，導緻圍繞觀念共識的多數研究“不是掌握事情，而永遠是脫離事情”，變成“缺少現實性的空洞的沖動”[1]3。當然這也情有可原，畢竟對事情的判斷和理解往往相對容易，最困難的則是結合兩者作出恰當的闡述。所以，問題已經不再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識形态是否存在本質聯系，而是如何揭示這個本質聯系，具體回答意識形态對思想政治教育作出了何種本質規定，後者在自身形成發展和運行轉化中又遵循着怎樣的意識形态邏輯？實際就是要圍繞意識形态這個核心範疇，對思想政治教育根源、本質、功能、規律進行原理考察，推進曆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思入時代，深化理念。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源于物質利益矛盾的意識形态沖突

　　在表現形态上，思想政治教育總是緻力于調和解決不同群體不同性質的思想觀念沖突，而這些沖突不過是根源于物質利益矛盾的意識形态沖突。正是因為物質利益矛盾造成的階級對立和意識形态沖突不可避免，統治階級又總是要為自身統治提供辯護、培養人才，總是要力求緩和解決這些對立沖突，才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作為“意識形态的國家機器”被發明出來同樣不可避免。既然思想政治教育是人類曆史進入階級社會以來就普遍存在的實踐活動，那麼無論這個活動在僧侶貴族和資産階級意識形态家的學說建構中被抽象、歪曲或者美化到何種程度，都不會影響從宗教虔信、道德教化到理性啟蒙和資本支配的全部思想政治教育曆史，沒有一個不是把現實個人的生命活動作為實際開端（盡管它們可能沒有意識到）；就是說沒有一個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不是圍繞現實個人的物質利益及其主要矛盾來展開的，即便它看起來是再純粹不過的“用詞句來反對這些詞句”，那也隻是因為這種詞句批判的主體、内容、形式、激情和信念受到了純粹物質利益的動機驅使。

　　思想政治教育是經濟關系的集中體現。思想總是人的思想，思想關系的本質是人的社會關系。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夠存在發展起來，并深度嵌入時代結構和社會生活，是因為它凝結着、調節着人們社會生活的諸種關系，其中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緣起、性質和形态具有最終決定性作用的，是人們在一定社會時代形成的經濟關系和物質利益。這個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是如何發現的？原來所謂“現實的個人”，是“在一定的生産關系下的一定的個人”[2]524，這些個人把自己和動物區别開來的第一個曆史行動，不是思維思想，而是生産自己的生活資料、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第一，這些個人的實際活動“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2]524進行的，因而在這些活動中形成的交往方式、生産關系，也是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前提和條件，後者既是曆史的一定前提，也是一定曆史的結果。第二，這些客觀存在的交往方式、生産關系構成人們普遍交往的經濟關系和現實基礎，無論是作為前提還是作為結果，都制約着現實個人物質的、生命的和精神的生産活動，使得這些個人産生的關于他們對自然界關系、對他們之間關系、他們自身狀況的各種觀念，都是“他們的現實關系和活動、他們的生産、他們的交往、他們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有意識的表現，而不管這種表現是現實的還是虛幻的”[2]524。第三，當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主要緻力于精神生産和思想調節的實踐活動在曆史中出場，不僅它生産的用于傳播和調節的思想觀念内容，而且它自身在從事這種生産和調節時所采取的階級立場、形态方法，都要由一定時代的經濟關系和現實基礎來決定和說明。思想政治教育不僅有傳統和現代之别，更有階級、民族與社會制度上的鮮明差異乃至根本對立。宗教虔誠和騎士熱忱祝福了僧侶貴族聯合專政的權力王座，正如啟蒙的驕傲、人權的幌子掩蓋着資産階級奔走于全世界，貪婪搶奪金蘋果、無恥誘竊黃金鳥的利己主義本質。思想政治教育集中體現着一定社會時代、一定階級集團的經濟關系和物質利益，隻不過它根據經濟基礎自身性質和發展需要的不同實際而采取了與之相适應的颠倒或者實證的體現方式，但歸根到底都是在辯護和實現着一定的階級利益。

　　思想政治教育是階級鬥争的曆史産物。在沒有階級鬥争的原始社會，雖然神話傳說、祭祀儀軌、經驗傳授、技能培養、族群聯合等社會現象中存在諸多教育元素，盡管也是在服務于族群整體和成員個體的現實利益需要，但至多算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孕育和雛形，還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它不是階級鬥争的曆史産物，也沒被運用于尚未出現的階級鬥争。完全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源于階級社會。思想政治教育發展到何種程度，不過是表明階級鬥争到了何種程度、采取了何種形式。那麼，為何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用階級屬性來定義自身本質？這個問題還可以理解成，為何思想政治教育所體現的經濟關系必然要采取階級利益的集團形式？難道說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經濟沖突、利益矛盾不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調節嗎？當然需要，不過既然社會由個人産生，個人既是“特殊的個體”，也是“具體的整體”，那麼說個體之間需要并能得到思想政治教育調節，實質上就是在說思想政治教育采取了階級鬥争和社會制度形式，而這隻有分工和生産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最終導緻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私有制出現的曆史階段才是可能的。在這之前由于生産力低下、生活資料極其有限，氏族部落成員一起進行勞動、平等分配産品、共同管理事務，尚未發生“單個人的利益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所有互相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的矛盾”[2]536，既沒有階級存在、階級鬥争，也沒有調節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沖突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但是擴大的分工和私有制把這種需要制造了出來，因為它“使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享受和勞動、生産和消費由不同的個人來分擔這種情況不僅成為可能，而且成為現實”[2]535。這個現實一方面導緻了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分離對立，使得階級鬥争激化到一定程度不得不采取國家這種“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2]536，掌握了政權的統治階級為了鞏固統治地位、履行公共職能，就要把特殊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另一方面導緻了意識“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于是“意識形态家、僧侶的最初形式”及其“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2]534活動同時出現了。思想政治教育也就被發明出來，但是它并不專門為統治階級服務，正如統治階級也不是用它來專門對待被統治階級那樣。統治階級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是因為它要對被統治階級進行鎮壓和教化，并要對内部成員進行管理和教導；被統治階級或者說革命者等級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是因為它要對内部成員加以培養和凝聚、對社會其他階級成員進行說服與聯合，在揭穿統治階級的虛假意識和剝削實質中，開展反對統治階級、緻力于奪取政權的革命行動。

　　思想政治教育意識到并力求克服物質利益矛盾及其導緻的階級沖突。從思想政治教育與階級鬥争的關系來看，無論統治階級還是革命者等級，他們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意識到了并力求克服現存的物質利益矛盾、階級對立沖突。思想政治教育在統治階級和革命者等級那裡，有着共同的思維能力和意志追求，卻産生了不同的意識形态後果和思想政治教育行動，而且經常是根本對立的意識形态理論和思想政治教育實踐。這是為什麼呢？馬克思在《<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意識形态形成根源和産生機制的深刻論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随着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别開來：一種是生産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确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态形式的形式。”[3]595既然時代變革表現為階級鬥争，經濟基礎變更意味着階級利益沖突，那麼意識形态自然也有雙向性：對于統治階級來說，他們意識到經濟領域的現實沖突是為了粉飾、掩蓋并力求調和這個沖突，因而經常采取颠倒方式和抽象原則來行動；對于革命者等級來說，他們意識到這個沖突是為了公開、激化并力求消除這個沖突，加劇時代變革成為統治階級。對立階級在“意識到并力求克服現實沖突”上的巨大差異，是他們物質利益、階級原則、政治要求真正對立的集中體現，這種對立也在截然相反的意識形态理論和思想政治教育行動中體現出來：統治階級總是力求緩和這種對立沖突，革命者等級則總是要求破除這種對立、用沖突終結沖突，盡管後者取得統治地位後又會造成新的對立沖突，除非這種統治是要破除階級統治。

二、思想政治教育是關乎時代治亂興衰的意識形态結構

　　圍繞物質利益沖突進行的階級鬥争把思想政治教育發明出來之後，就将自身物質外殼和利益靈魂注入其中，不僅規定了階級本質，而且賦予其影響社會治亂和時代興衰的特殊重要作用，建構了相對獨立發揮這個作用的意識形态結構。

　　意識形态沒有獨立的曆史卻能深刻地影響曆史。黑格爾講過，斯賓諾莎提出“上帝是唯一的實體”命題引起了時代激怒[1]12，因為這個命題不僅取消了實體與主體、本質與形式、思維與存在的冰冷對立，而且破壞了自我意識的能動屬性和獨立原則。但是一方面，這種激怒也隻能在資産階級興起背景下引起，因為人類信仰正在從“天神時代”向“物神時代”過渡；另一方面，這種過渡意味着神學在意識形态領域的支配優勢不複存在，正如關于“上帝是唯一的實體”的斷言看似承認上帝存在，實則揭示了上帝并不存在，這表明斯賓諾莎所代表的資産階級哲學信仰解構了神學體系。這種信仰過渡和體系解構之所以能夠發生并完成，根本原因是資産階級生産方式逐漸替代自然經濟，就像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當基督教思想在18世紀被啟蒙思想擊敗的時候，封建社會正在同當時革命的資産階級進行殊死的鬥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過表明自由競争在信仰領域裡占統治地位罷了”[3]51。由此可見，一方面意識形态确實沒有獨立的自身曆史，圍繞它開展的鬥争曆史不過是在證明精神生産随着物質生活的改造而改變；但是另一方面，意識形态嵌入并影響曆史，革命意識形态總是以革命階級的存在為前提，統治階級的思想總是力求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态，文藝複興、宗教解放、啟蒙運動等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不過是在信仰領域進行的反對僧侶貴族的革命活動，既為資産階級争得統治地位準備了輿論支持和合法性辯護，也為它在廢除上帝虔信後确立起關于自身神話的塵世信仰建構了思想原則和寓言信條。

　　思想政治教育是深刻影響曆史的意識形态結構。黑格爾非常贊賞斯賓諾莎超越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認為“他的哲學在歐洲說出了這種深刻的統一性”[4]98，近代哲學“要麼是斯賓諾莎主義，要麼不是哲學”[4]104。在前人對“上帝是唯一的實體”命題感到激怒的地方，黑格爾看到了“神在向着精神過渡”，把蘊含在斯賓諾莎“實體”中的自我意識（包括斯賓諾莎講過的“規定即否定”原則）進一步發揮出來：“而且活的實體，隻當它是建立自身的運動時，或者說，隻當它是自身轉化與其自己之間的中介時，它才真正是個現實的存在，或者換個說法也一樣，它這個存在才真正是主體。”[1]12上帝當然不是什麼實體，但是上帝不僅被把握為本原、前提和開端，而且在關于自身的創世救世、犧牲複活等思辨胡說中成了“活的實體”和“真正的主體”。現實想象的東西成了支配現實的東西，人的意識形态支配了意識形态的人，人的本質力量外化為奴役人的異己力量。這個從意識形态（作為“實體”）建構出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主體”）的支配邏輯，在古代社會是僧侶貴族遵循上帝的意志牧羊子民，在現代社會則是資産階級按照資本的真理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前者是“人的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後者是“具有非神聖形象的自我異化”[2]4。我們說兩者沒有根本區别，既是說兩者在謀求思想獨占和權力獨霸時遵循的意識形态邏輯、思想政治教育規律具有同一性，也是說兩者用來對社會成員實施思想支配和觀念塑造的意識形态結構沒有根本區别，都在實證地表明：意識形态沒有曆史卻能影響和改變曆史，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直接性的物質力量卻能制約或創生物質力量。這是因為思想政治教育作為實踐着的意識形态結構，既能讓“思想力求成為現實”，也可以讓“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2]13，使“理想的意圖”轉化為“理想的力量”，把“曆史的思想”同“現實的個人”結合起來，也就能現實地影響和改變曆史發展。

　　思想政治教育對于經濟社會整體發展具有特殊重要作用。意識形态不隻是觀念想象，就像人從來就不是在純粹中想象現實，而是在純粹的現實中想象，沒有自身獨立曆史的意識形态不代表沒有相對的獨立性和主觀能動性，正如雖然曆史沒有按照意識形态的理想和原則展開，但并不代表曆史展開過程中意識形态的理想和原則沒有發揮任何作用。說到底，意識形态是人在想象觀念而不是觀念在想象人，它要求在人的實踐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展現自身思維的現實性及力量，特别是當它作為統治階級的思想上升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之後，就會滲透到政治、經濟、法律、宗教、道德、哲學、教育等各方面各環節，在社會運行的整體系統中構建出符合這種統治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結構，将自身理想和意志貫徹到政治制度、法律規約、教育體系、倫理信條等公共事務之中，非常現實地影響一定社會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方向和整體水平，甚至能在政權轉換、時代治亂、文明興衰的關鍵時期起到影響全局的特殊重要作用。這就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明确指出的：“如果從觀念上考察，那麼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5]170封建堡壘的神聖瓦解，蘇東劇變的意識形态驚悸，顔色革命的道路演變，哪次不是對這個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确證和補充呢？同樣，即便“東升西降”的百年變局不可逆轉，西方世界仍然想要牢牢掌控全球話語權并且愈發頻繁地向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意識形态滲透，不也正是說明它們深谙馬克思提出的這個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嗎？隻不過它們從來就不肯承認偷學了馬克思的真理，或者說盡管沒有認識到，但它們已經這樣做了。

三、思想政治教育是國家支配個人的意識形态力量

　　思想政治教育是階級鬥争的曆史産物，國家是階級鬥争激化到一定程度後，社會不得不發明出來的政治機關。正是國家的出場，思想政治教育才獲得了支配人的強制形式和權力加持，才能得以圍繞國家政權而嵌入社會并影響曆史。

　　國家是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态力量。這是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提出的經典論斷：“國家作為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态力量出現在我們面前。社會創立一個機關保護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這種機關就是國家政權。它剛一産生，對社會來說就是獨立的，而且它越是成為某個階級的機關，越是直接地實現這一階級的統治，它就越獨立。”[6]307-308不同于黑格爾立足“倫理的實現”把國家理解和設定為“神自身在地上的行進”[7]294，馬克思恩格斯從經濟基礎和市民社會來理解國家機關及其階級統治。國家的根據不是理性的力量和意志，而是物質利益的階級關系和社會形式，因此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被社會發明出來的階級統治工具，既不是神秘主義的創世傳奇，也不是玫瑰色的主奴浪漫，而是充斥着冰與火的鎮壓和反抗，血與淚的控訴和長歌。但是國家的出現标志着人類進入文明時代，它之所以成為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态力量，主要有三個因素使然：第一，國家的活動本質是階級統治，執掌政權的階級需要為自身統治的合理性、合法性進行論證辯護；第二，國家需要從事公共管理，對内發展生産、維護社會穩定，對外防止侵略、領導各種戰争，必須統一思想意志，培養人才和塑造團結；第三，國家又總是力求從社會中不斷獨立出來，成為“表面上淩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6]189，似乎超越了階級鬥争的物質局限和觀念窠臼，造成自身本質不再是“野蠻的階級統治”而是象征“文明的公共權力”的意識形态假象。于是，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國家需要預言和神殿，封建國家需要宗教和神學院，現代的資産階級國家則既需要“普世價值”的誇誇其談，也需要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及符合資本主義永恒性信念的各種盟誓、擔保和“雄辯”。

　　意識形态是改造現有觀念材料的國家力量。馬克思曾經講過：“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2]12就是說理論能否實現、如何實現以及是否實現，都取決于國家需要。這個需要當然不應該是意識形态想象出來的，而是國家活動在現實中生成出來的。那麼國家有着怎樣的意識形态需要呢？恩格斯明确指出：“國家一旦成了對社會來說是獨立的力量，馬上就産生了另外的意識形态”[6]308，這些“另外的意識形态”在政治領域采取法律形式，在“更高的即更遠離經濟基礎”的地方則“采取了哲學和宗教的形式”[6]308。就像“基督教國家”需要“君權神授觀”，“政治國家”需要“社會契約論”那樣，國家一旦有了将自身同以往社會形式明确區别開來的意志和需要，就會對知識界提出量身定做國家學說的意識形态建構新需要。“但是，任何意識形态一經産生，就同現有的觀念材料相結合而發展起來，并對這些材料作進一步的加工。”[6]309正如我們看到“社會契約論”不過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宗教原則的形而上學改裝，同時也是“原子個人”哲學假設的抽象證驗那樣，任何意識形态的形成發展都不是無中生有的知識天啟和觀念神迹，即便是關于“天啟”和“神迹”的觀念也有自己的意識前提和思維開端；就是說意識形态雖然沒有自己的獨立曆史，卻不能沒有自己的觀念前提，因而意識形态總是需要根據國家的性質和形式，去針對性地改造“現有的觀念材料”，并使改造的理論結果和觀念原則充分借助國家的權力加持和制度貫徹，而迅速成為在社會意識領域“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550。由于觀念傳統主要保持在社會成員的精神頭腦和生活習慣之中，因此當意識形态完成了這種改造并作為正統和權威被人們接受認同之後，它也就成了在新的政治制度和生産條件下支配着人們思想靈魂、塑造着生命行動的國家力量。

　　思想政治教育貫徹着意識形态力量支配個人的國家意志，遵循着從思想認知到生命行動再到精神傳統的内在邏輯。國家權力的實質是支配。黑格爾曾在純粹精神的自我運動中揭示了意識形态支配關系的國家意志和實現邏輯：“由于國家是客觀精神，所以個人本身隻有成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理性和倫理性”[7]289，“國家直接存在于風俗習慣中，而間接存在于單個人的自我意識和他的知識和活動中。同樣，單個人的自我意識由于它具有政治情緒而在國家中，即在它直接的實質中，在它自己活動的目的和成果中，獲得了自己的實體性的自由”[7]288。一方面，國家通過意識形态力量支配個人，既是在貫徹自身意志和目的，也是在塑造個體普遍性，隻不過這個普遍性是由國家來規定和倡導的；另一方面，國家要完成這個意志貫徹和個體塑造任務，就要從個體的思想認知、精神德行、倫理傳統乃至情感情緒等多個方面着手，這就需要建構并借助覆蓋全社會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來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推進意識形态建設、實現國家的理想和意志。具體來說，思想政治教育在貫徹國家意志過程中遵循這樣的意識形态支配邏輯：首先是統攝思想，告訴個體思想什麼、如何思想；接着會嵌入制度，規訓個體能做什麼、如何去做；與此同時，思想政治教育總是力求塑造生命信念，引導個體為誰而活、如何去活；最後，思想政治教育會将意識形态原則化為生活習慣、注入倫理傳統，使這種支配關系從一生一世綿延至生生世世。或許正是看到了這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态規律，馬克思恩格斯才在不同文本中多次指出，人們在意識形态領域同傳統發生的各種糾纏和曆史重演，既是說明“在一切意識形态領域内傳統都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6]312，也是說明“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活人！”[8]9而這又不過是因為“古老的、陳舊的生産方式以及伴随着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還在苟延殘喘”[8]9。在此意義上，或許可将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理解為支配人的意識形态力量。

四、思想政治教育滿足着現實個人委身于信仰的意識形态渴望

　　現實個人的生存發展離不開信仰信念的精神支撐和意義建構。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産生，不隻是因為國家需要通過它來發揮支配人的意識形态功能，同時也是因為個人需要通過它來完成社會化、尋求精神發展、建構終極關系。佛家釋空見性，道家養生保命，儒家修身明倫，基督教追求天堂福報，封建頭腦迷信君權神授，資本主義精神幻想曆史終結，哪種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在着力塑造個人的信仰世界呢？而這又說明，哪個人不是在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苦苦尋覓值得委身其中的信仰對象呢？人們或許沒有明确的信仰，但未必沒有明确的信仰需要。意識形态能夠影響和塑造人們的信仰對象、信仰方式，恰恰是因為國家能夠通過思想政治教育滿足個人的信仰需要和精神渴望，既使信仰意識形态化，也使意識形态信仰化。那麼，國家通過意識形态力量支配個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邏輯有沒有可能破除？思想政治教育服務國家統治、影響個人發展的曆史深處，有沒有可能以及在何種情況下，實現支配的需要和委身的渴望相一緻？就是說，讓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地發展人。

　　就第一個問題來說，答案既不樂觀也不悲觀，因為答案在這裡就是意識形态規律本身的具體運用，既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改變不了被國家定義本質和形态的曆史命運，又指示出思想政治教育在國家運用意識形态力量支配個人過程中存在例外邏輯。一方面，正如馬克思所說，每一個力圖取得統治的階級，都要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普遍的利益[2]536-537，即便無産階級統治是為了消滅階級和國家，也要在它奪取政權和進行統治期間，不得不運用意識形态力量、建構思想政治教育體系。這種情況下，無産階級革命沒有“破除”國家及其支配人的意識形态邏輯。但是另一方面，無産階級革命又“破除”了這個意識形态邏輯，發現并确立了國家運用意識形态力量支配個人的例外邏輯。這就是階級意識、科學、意識形态在馬克思主義那裡實現的三者相一緻，從而克服了意識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領域的異化本質，重塑了意識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之于個體的本質聯系，使無産階級思想政治教育在保留對剝削階級進行專政管理的統治功能前提下，更多精力是在緻力于社會生産進步和個人全面發展，充分發揮出思想政治教育對于個人信仰培育和能力提升，所具有的引導與發展功能、所蘊含的尊重與成全價值。

　　這就進入了第二個問題，答案是明确的：既然國家統治和思想政治教育不可避免，那麼隻有在無産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條件下，對于人民群衆來說，國家支配個人的意識形态需要和個人委身于信仰的意識形态渴望才能實現具有原則高度的内在一緻，對于世界曆史來說，思想政治教育才真正開辟出了對少數人（剝削階級）進行統治而對多數人（勞動人民）予以發展的新形态。但是，我們能夠得出這個答案，不是沒有曆史前提的。

　　從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發展的一般規律來說，早期出現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比如世界性宗教，不僅蘊含着現實個人在信仰領域委身其中的意識形态渴望，而且體現着現實個人置身其中推進自身社會化、尋求自身發展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恩格斯講過：“即使是最荒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類本質的永恒本性，盡管反映得很不完備,有些歪曲。”[2]651人需要信仰，就像人需要生産自己的物質生命本身那樣，這是作為無限者的人對同時作為有限者的自身作出的理想超越和精神超拔，但信仰什麼以及如何信仰卻是由共同體在規定，因為嚴格來說信仰從來就是共同體的事情。人隻能在一定的共同體中尋求信仰的對象、内容、意義和方式。當馬克思指出：“宗教裡的苦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2]14時，他或許想到了統治了中世紀、塑造了西方的基督教，一開始并不是由羅馬皇帝通過敕令發布出來的，而是由羅馬帝國統治下的苦難民衆創造和傳播開來的。通過宗教的終極關系結構，人們得到精神慰藉和信仰支撐，也在社會化過程中尋求着自身的現實存在和更好發展，盡管這種信仰既是慰藉也是悲劇，人在其中悟道也在其中殉道，正如這種發展不過是“人奉獻給上帝的越多，他留給自身的就越少”[2]157。

　　從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的無産階級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發展的特殊規律來看，共産黨人領導社會主義國家開辟了意識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第一，由于無産階級同廣大勞動人民具有根本一緻的利益原則，因而意識形态在這裡“把特殊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不過是在實證揭示和公開表述這種根本一緻，也就使得這個前提之下的國家支配個人的意識形态需要同個人委身于信仰的意識形态渴望在根本前提上高度一緻，實現了階級性與人民性、主導性與主體性的内在統一；第二，由于作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實現了階級意識、科學、意識形态的三者一緻，這就使得無産階級思想政治教育既能治國安邦、也能安身立命，可以将國家意志和個體願望充分結合并體現出來，确立起科學的信仰，培養全面發展的個人，實現了意識形态性與科學性、社會性與個體性的辯證統一；最後，無産階級思想政治教育當然不會忘記階級統治使命，但是它改造了國家機器，重新定義了這個統治使命，它第一次在人類曆史上使意識形态建設和思想政治教育支配的專政功能，是由多數人對少數人共同實施的，第一次使階級統治不再是多數人的痛苦，而是消除一切痛苦，即便是對剝削者提出的專政要求，也已經在“普遍的人的解放”世界曆史意義上帶有改造和新生的革命情懷了，也就實現了統治性與發展性、民族性與世界性的辯證統一。

　　對于當代中國來說，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更好構築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讓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促進每個人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深入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态，緻力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和天下大同，正是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識形态邏輯，正是在推進曆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

　　（作者簡介：鐘啟東，北京大學6774澳门永利）

　　來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