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共同富裕的曆史演進及其前景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共同富裕的曆史演進及其前景

李冉 陳海若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 [1](P.142)與“本質要求” [2]。當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的共同富裕不是在消滅階級和私有制的基礎上自然誕生的結果，而是在解放和發展生産力，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步實現的。現有文獻主要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曆程進行梳理，或是考察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曆程與實踐，但鮮有将這兩個問題結合起來，深入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把握共同富裕曆史演進線索的研究。鑒于此，本文将共同富裕置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大背景中，考察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共同富裕的存在樣态及其發揮的主要功能，準确把握共同富裕與現代化之間的曆史互動與内在機理。并立足于現代化強國建設背景，科學認識共同富裕的時代内涵及其未來發展。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共同富裕願景整合社會，為中國式現代化創造根本社會條件

  實現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中國無數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但在1921年之前，中國經曆了數次局部的、失敗的現代化嘗試，直至中國共産黨成立，在黨的領導下才逐步探索出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正确道路。因此，将1921年作為回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共同富裕演進的曆史起點。

  彼時，中國社會面臨深重的整體性危機。其日益被卷入壟斷資本主義的全球體系，成為原材料産地和産品傾銷地；傳統的階級結構日益分化，形成新的剝削形式；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嚴重阻礙了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發展現代化、走向共同富裕必須首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然而，當時社會各階級力量較為薄弱，單一階級難以擔當起推動革命勝利的使命，必須由強大的領導核心整合起社會各階級的力量，使之共同為革命勝利而奮鬥。

  共同富裕願景發揮了社會整合的功能，服務于黨領導人民廣泛參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曆史任務。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對共同富裕的向往和追求，擺脫貧困、走向富裕也是當時社會各階級的共識。雖然“共同富裕”的語彙還沒有進入中國共産黨的話語體系，但其無疑是基于中華傳統社會理想和當時社會積貧積弱狀況所産生的共同願景。（公衆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對于階級意識還未充分覺醒的廣大社會成員來說，擺脫貧困、走向富裕是激勵其參與擁護革命的重要方面。毛澤東多次強調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性，指出“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3](P.808)。中央文件中也有“保證農民的人權、政權、地權、财權，借以改善農民的生活，提高農民抗日的與生産的積極性”[4](P.20)的表述，揭示了人民群衆的革命積極性與其現實物質利益之間的密切聯系。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中，黨探索出一系列改善人民生活、消除貧困和剝削的做法，使共同富裕願景轉化為現實物質利益，進一步激發人民的擁護與認同。例如，在革命根據地積極進行經濟建設，大力發展工商業；實施擴大耕地面積，廣泛發展畜牧業，發展合作社經濟等舉措促進農業生産；領導人民在抗日根據地開展大生産運動，提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口号；從發動農民進行“抗租、抗稅、抗糧、抗債”的鬥争到“減租減息”與“耕者有其田”；在革命根據地制定《勞動保護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等文件，對工作時長、最低工資、工人地位等方面做出明确規定。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結構複雜的社會各階級雖然通過共同富裕的共同願景和黨的政治動員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旗幟之下實現整合，但客觀存在的階級利益沖突使其潛在地包含分裂的可能。因此，共同富裕的實踐表現出鮮明的緩解階級沖突、協調不同階級利益的特點。例如，毛澤東指出，考慮到部分擁護革命的富農和地主的利益，中共“願意停止使用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準備在新的民主共和國建設過程中，用立法和别的适當方法去解決土地問題。”[5](P.260)從“沒收一切土地”到“減租減息”“耕者有其田”的轉變不僅反映出當時中國共産黨人對于中國農村各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認識的深入，更有助于協調貧農、中農、富農乃至地主階級的利益關系，使之更好地為革命服務。（公衆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又如，在勞工政策上不僅重視對工人的保護，也避免過“左”的政策。“工人之福利必須于發展生産、繁榮經濟中求之，任何片面的過火要求，都将破壞解放區的經濟。”[6](P.102)其核心在于協調工人和民族資本家的利益關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促進根據地經濟建設。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不同時期革命形勢與任務的變化以及黨對于中國社會各階級認識的深入，社會整合的覆蓋範圍存在調整。從建黨初期的“徹底斷絕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系”[7](P.1)，到國民革命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再到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其範圍不斷拓展。這意味着随着革命的深入，共同富裕願景所團結的隊伍更加壯大，黨也愈來愈成為凝聚和整合社會各階級的核心，擔當起推動革命勝利、建構現代國家，為中國式現代化創造根本社會條件的曆史使命。

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以共同富裕話語動員群衆，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新中國成立之初，針對工業基礎薄弱，社會生産率低的問題，黨認為現代化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性質的重工業體系實現，并基于此提出“一化三改造”的方針。共同富裕作為一個通俗易懂又同農民切身利益相關聯的概念，成為動員農民參與合作化的重要口号。這一背景下，1953年，《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産合作社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共同富裕”這一詞彙，标志着共同富裕在黨話語體系的第一次正式出場。《決議》指出，要通過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8](P.444)，為了使得這一改造順利進行，需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為農民所能夠接受的道理和辦法去教育和促進農民群衆逐步聯合組織起來”[8](P.443)此後，共同富裕在各類文件、報紙、宣傳資料上多次出現。僅在《決議》通過的12月，“共同富裕”一詞就在《人民日報》上出現了9次。服務于社會主義改造的目的，其往往同合作化、集體化聯系在一起，如這一時期毛澤東就指出：“實行合作化……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9](P.437)。共同富裕口号的提出消解了社會主義改造中利益結構調整引起的社會群體心理失衡，引領動員人民廣泛參與集體化、合作化事業。

  面對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的各種經濟成分與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中國共産黨通過“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内外交流”[10](P.7)處理好各方面的關系，實現共同富裕的總體目标下社會成員的利益協調。如在保護工人權益、增加工人福利的同時保證國家企業、私人企業和合作企業的正常營利；通過供銷合作社組織城鄉商品交流，在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促進城市工商業發展等，從而有力地保證了社會主義改造事業中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的穩定。

1956年，中國基本實現生産資料公有制。自此，中國式現代化進入社會主義航道。這一時期，共同富裕不僅是社會動員的目标話語，更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下實現了一系列實踐探索。一方面，注重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在工業化建設方面，兼顧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在區域協調方面，開展三線建設，改善沿海與内地生産力非均衡發展狀況；促進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另一方面，正确認識社會主要矛盾，使經濟發展服務于人民需要的滿足。中共八大正确把握社會主要矛盾，主張通過團結國内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條件解決這一矛盾。毛澤東也指出：“人們生活的需要，是不斷增長的。需要刺激生産的不斷發展，生産也不斷創造新的需要”[11](P.137)。這充分揭示了社會主義生産與人民需要之間的辯證關系。

  這一時期，共同富裕實踐具有曲折反複的特點。毛澤東指出：“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12](P.221)作為總體目标，共同富裕不僅關涉每個個體境況的改善，更可以使得社會成員超越當下的分散利益，為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奮鬥，是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統一。然而，由于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争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生産力因素相對被忽視。等價交換、按勞分配被視為“資産階級法權”。受此影響，共同富裕逐漸被等同于平均主義。共同富裕内涵中個人利益的向度被嚴重壓抑，正當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和做法甚至被視為是“違背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這在實踐中表現為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傾向與對按勞分配原則的動搖。（公衆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1957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确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同社會生産力的水平相适應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取酬”，“我們既要反對懸殊太大，又要反對平均主義”[13](P.331)。然而，在“左傾”思想的影響下，出現了一些否定按勞分配的觀點和政策。如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人民公社中主要實行供給制，出現“一平二調”的平均主義傾向；1958年毛澤東提出恢複供給制後，許多行業和地區宣布取消計件工資制。随着“糾左”和國民經濟調整方針的确立，平均主義的傾向得到糾正，按勞分配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複。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在經濟政策上的“政治挂帥”和“隻搞精神激勵，不搞物質刺激”的口号下，人民公社社員的财産、經營乃至人身自由都受到限制。城鎮實行單一的固定工資制度，由國家統包統配，按勞分配原則遭到了嚴重破壞。

三、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以共同富裕理論凝聚共識，促進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發展

  改革開放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進入新時期。鄧小平準确把握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辯證關系，從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揭示了共同富裕的科學内涵，在事實上完成了共同富裕的理論化。第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論斷将财富與收入增長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不同步納入共同富裕的概念之中，從而使其實現過程容納了一個暫時性貧富差距必然發生的階段。這一階段的目的在于激發生産積極性、提升生産效率，歸根到底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所服務。第二，通過“先富帶動後富”的論斷，鄧小平提出了一條清晰的消除兩極分化的道路。首先，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産階級，……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14](P.208)，其次，公有制在其中發揮主體作用。公有制占主體與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14](P.111)。此外，鄧小平還提出一系列先富帶動後富的具體舉措。例如，“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14](P.277)、“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内地發展”[14](P.278)的“兩個大局”的觀點；“提倡有的人富裕起來以後，自願拿出錢來辦教育、修路”[14](P.111)等等。這些措施既有市場調節也有政府調節，既有稅收形式的再分配手段也有鼓勵慈善的第三次分配手段，彰顯了對共同富裕的系統思考。自此，共同富裕不僅作為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目标指向，更成為關乎社會主義本質、檢驗社會主義道路是否偏離的重要标準。

  共同富裕的理論化不僅是對共同富裕定位的新提升，也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新發展，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共同富裕的理論化為中國式現代化新體制的形成開辟道路。改革開放到南方談話前夕，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上取得一系列突破。在價格、外貿、物流等方面開展雙軌制的安排與地方性試驗，實現經濟穩定較快發展；體制外經濟力量不斷成長；國外先進的資金、技術、管理因素為經濟注入活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呼之欲出。[15]這一背景下，共同富裕的理論化與社會主義本質論的提出徹底解決了姓 “社”姓 “資”的争論，為改革破除了思想障礙，提供了理論指導。其建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中國存在的合法性，實現了改革過程中黨的理論的一脈相承、一以貫之，保證了改革的持續性與穩定性。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發展凝聚力量。（公衆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其一，共同富裕内涵中包含的個體利益被重新審視和反思，重新承擔了激勵和動員人民群衆為黨和國家的事業奮鬥的任務。鄧小平指出：“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産生的，如果隻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16](P.146)相應地，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城鄉人民的生活必須在生産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改善”[17](P.17)。共同富裕從平均主義的純粹精神激勵恢複到了精神激勵與物質利益相結合、統一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狀态，激勵着廣大人民群衆投身經濟建設，在勤勞緻富、實現個人利益的同時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奮鬥。其二，共同富裕的範圍大大拓展。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從事商業活動的企業主，甚至港澳台同胞、海内外僑胞都被包含在共同富裕的範圍之中，最大程度地拓展了現代化建設的隊伍，為中國的經濟騰飛提供力量。

  這一時期，共同富裕處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非均衡發展階段。共同富裕實現的物質基礎還不成熟，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共同富裕積累物質基礎。因此在收入分配上一度出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觀點。随着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社會階層分化及群體利益分化也随之而來。1987年到1993年，中國基尼系數處于波動上升的趨勢。1994年到2011年除個别年份外(1999年為0.397)，幾乎都在0.4～0.5之間，且在2008年達到峰值[18]。客觀的生産力發展水平決定了這一時期共同富裕主要依托小康社會建設，解決貧困治理、民生改善等基礎性、底線性問題。“先富帶動後富”與共同富裕的整體性、系統性推進則留待下一階段予以思考和解決。

  共同富裕的内涵向度在這一時期得以拓展。随着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小康社會建設從最初主要指向國民生産總值等經濟指标，逐步拓展到住房、就業、醫療等各個層面的要求。相應地，共同富裕也從經濟富裕、生活富足逐步拓展到各個民生領域。針對現代化發展所帶來的社會階層分化問題，2004年黨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标，旨在通過社會建設，發展教育、就業、醫療、文化、環境等民生事業。社會建設被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社會和諧成為現代化目标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共同富裕也在這個過程中被賦予了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和諧穩定的向度，起到了緩和社會矛盾、激發社會活力、增進社會團結的作用。

  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不僅為共同富裕積累物質基礎、拓展内涵向度，也使其相關制度在探索中不斷完善。這一時期，在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方面形成了城鄉一體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西部大開發等理論與實踐成果。在分配制度方面經曆了破除思想障礙，恢複按勞分配；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補充；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發展過程，并逐步确立了生産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随着黨在“公平與效率”問題上認識的深入，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更加科學合理，收入秩序更加規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适應的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也逐步被構建起來。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共同富裕戰略目标為載體，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面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的曆史交彙期。推動現代化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成為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問題。其一，這是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應有之義。較之于物質文化需要，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所涵蓋的維度、質量都有了明顯提升。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等更高層次的目标取代傳統意義上滿足基本生活需要、消除絕對貧困等底線問題，成為人民對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主要願景。不平衡與不充分的發展也指向發展中的民生短闆與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等問題。其二，這是經濟新常态下新發展理念引領經濟發展的需要。新常态下，現代化成果共享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改善财富與收入分配格局，擴大内需潛力，暢通經濟循環，夯實高質量發展的動力基礎。其三，這有助于回應新時代社會建設面臨的諸多問題，彌合争議、凝聚共識，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其四，這是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必然選擇。近年來，以大數據、互聯網為核心的科技革命加速演變，智能化科技成果對人類勞動的替代效應增強，進一步惡化了财富與收入向少數人集中的趨勢。新冠肺炎疫情激化了全球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所帶來的矛盾。中國旗幟鮮明地提出現代化成果共享，是彰顯社會主義優越性，打破西方話語壟斷，增強國際影響力的必然選擇。此外，國際經濟衰退與外部市場的萎縮要求我國必須關注國内市場，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及其消費層次和能力。

  這一背景下，黨中央在新時代統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對共同富裕的戰略步驟、戰略指标予以明确，使其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戰略目标。一方面，結合“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标的安排，明确共同富裕的戰略步驟。“到‘十四五’末，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1](P.142)。另一方面，加快制定“科學可行、符合國情的指标體系和考核評估辦法。”[1](P.142)使共同富裕有了可供操作的衡量指标，得以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中有步驟、有計劃地推進。

  共同富裕戰略目标直接指向現代化成果共享的問題。“共享理念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19](P.214)從共享的覆蓋面來看，共同富裕是一個整體性概念，“是對全社會而言的”[1](P.146)，各階層、各區域、各行業、各民族人民“一個也不能掉隊”。從共享的内容來看，共同富裕是“人民群衆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P.142)，不僅要求經濟高質量發展所帶來的物質層面的豐富，更要求政治、文化、社會、生态等各領域需要的滿足。從共享的實現途徑來看，共同富裕是人的發展和社會發展的統一。要增強人民發展能力，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鼓勵勤勞創新緻富。從共享的推進進程來看，共同富裕不是同時、同步富裕，需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遵循經濟發展規律，統籌需要與可能，紮實穩步推進。

  新時代，我國不僅打赢了脫貧攻堅戰，如期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曆史任務，使共同富裕邁入新的發展階段，更圍繞共同富裕形成了一系列理論與實踐成果。在理論層面，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論述使全黨對共同富裕的認識達到了全新高度。一是明确提出紮實推動共同富裕的要求，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導向豐富發展共同富裕的價值内涵。二是闡明共同富裕同現代化、經濟發展、社會主義、黨的領導等基本範疇之間的關系，準确揭示共同富裕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三是提出共同富裕“首先要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鬥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後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處理增長和分配關系，把‘蛋糕’切好分好”[1](P.210)的實踐思路，不僅指出促進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則，還提出包括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着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在内的一系列要點，成為新時代紮實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指南。

  在實踐層面，共同富裕的制度體系更加完善。一是出台《關于新時代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的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的指導意見》等文件，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為共同富裕奠定紮實基礎。二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體系。印發《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等文件，完善初次分配制度體系。在再分配上，建成覆蓋面較廣、統籌城鄉、權利與義務明确的社會保障體系，修改個人所得稅法，實質上降低了中等以下收入群體的稅負。重視第三次分配調節作用，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等。三是探索改善城鄉、區域、社會各階層差距的體制機制。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城鄉一體化與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脫貧緻富。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态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等文件，保障弱勢群體權益。四是設立浙江共同富裕示範區，通過區域試點探索可以上升為整體制度的共同富裕舉措。

五、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共同富裕的演進特征

  縱觀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共同富裕的曆史演進呈現出四個明顯特征：

  第一，存在形式在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樣态。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共同富裕作為社會各階級的共同願景，并未進入中國共産黨的話語體系，僅能在革命根據地、解放區開展小範圍的、極為初步的實踐，且具有協調不同階級利益的特點。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共同富裕話語被正式提出，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動員廣大人民參與集體化事業，但其内涵并不明确，實踐也具有曲折反複的特點。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完成了對共同富裕的理論化發展。客觀的生産力水平決定這一時期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依托小康社會建設，解決貧困治理、民生改善等基礎性、底線性問題。在新時代，其戰略步驟與衡量指标的明确使得共同富裕從理論藍圖轉變為戰略目标，标志着其全面化、系統化推進階段的到來。基本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又一個發展目标。與小康社會消除絕對貧困、解決溫飽等問題相比，共同富裕的基本實現旨在實現社會成員物質上的豐裕、精神上的充實，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進一步加深現代化成果共享的程度。

  第二，根據不同階段的曆史任務發揮特定的功能作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曆史任務在于整合社會，使具有利益差别的社會各階級團結起來，共同為革命事業奮鬥，從而為中國式現代化創造根本社會條件。共同富裕願景在其中發揮着協調各階級利益關系，動員和整合社會大多數成員參與革命的功能。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的曆史任務在于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确立社會主義制度，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根本政治前提與制度基礎。共同富裕話語的适時提出，（公衆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發揮了社會動員功能，激勵人民廣泛參與集體化、合作化事業。改革開放後，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開辟成為新的曆史任務。鄧小平對共同富裕的理論化發展與社會主義本質理論的提出，曆史性地解決了姓“資”姓“社”的争論，為中國式現代化新體制開辟道路的同時，也為其發展凝聚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曆史任務在于以紮實推動共同富裕為載體推動人民共享現代化成果。共同富裕不僅有助于擴大内需潛力，暢通經濟循環，更起到緩和社會矛盾，增進社會團結、建構社會共識的作用。

  第三，内涵向度不斷得以深化拓展。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标，共同富裕始終與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相聯系，其價值指向人的自由和解放。一方面，在包含領域上，共同富裕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擺脫貧困、走向經濟富足，逐步拓展到對醫療、就業、教育、住房、養老、安全等重點民生領域的質量要求、精神文化需求。在新時代，随着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共同富裕所包含的領域更拓展到美好的生态環境、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等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人的全面發展息息相關的各個層面。另一方面，在覆蓋範圍上，共同富裕的範圍所指涉的是全體人民。雖然在特定時期由于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争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知識分子、企業主一度被視為鬥争的對象，被排除在共同富裕的範圍之外，但随着黨和國家認識的深入，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認識逐漸被确立起來。受現代化發展進程的規定，共同富裕必須統籌需要與可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循序漸進。在實踐中，從個别區域到整體區域，從部分試點到全面推行，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先富帶動後富”，共同富裕所容納的範圍越來越得以拓展。

  第四，始終以中國共産黨為探索主體。從存在樣态來看，共同富裕從願景、話語、理論再到戰略目标的轉變均由中國共産黨人完成。從功能作用來看，共同富裕在社會整合、激勵動員、凝聚共識等方面的作用都依托中國共産黨這一主體發揮。共同富裕的内涵拓展、制度完善也都有賴于中國共産黨的探索與實踐。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黨作為領導核心和探索主體，使共同富裕從馬克思主義基本目标與中華民族共同願景逐步變為現實狀态。共同富裕作為社會整合和社會動員的标識性概念，彌合了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社會階層分化與社會矛盾，起到了鞏固黨執政基礎的重要作用。

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中共同富裕的前景展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随着我們順利完成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标，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邁進，“現在，已經到了紮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曆史階段”[1](P.141)。一方面，随着其戰略步驟的明确，共同富裕被嵌入現代化強國目标中，得以有計劃、按步驟地漸進實現。另一方面，作為推動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重要載體，（公衆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共同富裕承擔着現代化強國建設中暢通經濟循環、激發社會活力、鞏固黨執政基礎的重要使命。如何實現“先富帶動後富”、讓現代化發展成果轉化為人民群衆的切身福利，走以共同富裕為重要特征的中國式現代化之路。這些問題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沒有先例，世界範圍内也沒有可供照搬的現實案例。隻能“摸着石頭過河”，在逐步探索中總結經驗。

  共同富裕表面上是以财富和收入為核心的資源在全社會的合理分配狀态，實質是社會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矛盾運動的表現。共同富裕的實現并非僅僅對禀賦的、意外的、個人的相對貧困予以治理，更要緻力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并在此基礎上構建适應共同富裕要求的生産關系。

  其一，堅持經濟高質量發展，夯實紮實推動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共同富裕在現代化進程中發展樣态和功能作用的變化本質上是由生産力發展水平決定的。新發展階段紮實推動共同富裕，必須注重發展的質量與效益。一是增強發展的平衡、協調與包容。不僅要在城鄉、區域上實施協調發展戰略，更要重視行業協調及大中小企業的相互依存、共同發展。促進公共資源向基層延伸、向農村覆蓋、向弱勢群體傾斜，使更多群體共享經濟發展成果。二是鼓勵勤勞創新緻富，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暢通向上流動通道，在建立靈活安全的勞動力市場的同時鼓勵創新創業，為更多人創造緻富機會。三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使之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切實改善農民生活水平。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增加農民财産性收入，為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提供内生動力。

  其二，立足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紮實推動共同富裕提供強大合力。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裕特征的制度保障，在新發展階段必須繼續堅持與完善。一是要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揮積極作用。國有經濟在服務于社會主義生産目的，支撐國民經濟發展，在利潤上繳财政、勞動者權益保護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要在做大做優國有資本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員工持股、全民分紅等利潤共享新機制。健全集體組織管理制度，探索完善集體經濟組織職業經理人選拔機制、組織管理形式、成員資格認定與收益分配方法，使之服務于集體福祉和公共積累。現階段，非公有制經濟具有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為共同富裕積累物質基礎的重要作用。不僅要發揮其在促進經濟增長、提供就業崗位和創新創業上的功能，更要通過法律規制和制度創新引領其在勞動者權益保護、職工持股等領域做出突破。二是構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領域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增加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時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鼓勵勤勞創新緻富。在再分配層面，合理發揮稅收政策、社會保障體系、财政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措施的分配功能，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在第三次分配上，探索社會參與共同富裕的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有效發揮社會慈善與社會捐贈在共同富裕推進中的作用。三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确定位市場和政府在共同富裕中的責任和地位。發揮政府對差距的調節作用，合理調節城鄉、區域、社會各階層收入與财富差距。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最後，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保障共同富裕前進方向。縱觀現代化進程中共同富裕的演進曆程，正是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才使得中國式現代化沒有走西方資本主義兩極分化的老路，而是始終朝着共同富裕方向前進。共同富裕目标也起到了在現代化進程中理清方向、彌合争議的作用，其克服了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利益主體分化的趨向，廣泛地整合共識、凝聚合力，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新發展階段，一方面要繼續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以黨的領導保證共同富裕紮實穩步推進；另一方面，要堅持全面從嚴治黨，以黨的建設引領共同富裕取得新的突破。

  （作者簡介：李冉，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複旦大學6774澳门永利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