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力量：《共産黨宣言》與中國共産黨的創建

真理的力量：《共産黨宣言》與中國共産黨的創建

李瑊

   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産黨宣言》中文全譯本正式出版。《共産黨宣言》的思想光芒穿越時空，對中國社會和曆史發展産生了深刻影響。對《共産黨宣言》的研究已有相當豐厚的學術基礎，既有成果從《共産黨宣言》的出版過程、傳播主體、版本類别、對“階級”等核心語彙的概念史分析、《共産黨宣言》的曆史影響和時代價值等各個方面進行論述。本文在考察《共産黨宣言》中文全譯本的出版過程、譯介主體，以及傳播途徑和特點的基礎上，分析中共創建時期以《共産黨宣言》為核心的思想啟蒙、理論涵化，以期深入理解《共産黨宣言》在馬克思主義傳播進程中的重大意義，及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内在邏輯和實踐理路。

一、傳播主體:馬克思主義哺育的思想先行者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介紹馬恩及其代表著作的片斷文字陸續出現在中文報刊中。1917年11月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大有關系于亞洲，這種進行，中國人民定然可以猛醒，而東方民族的全體，也如大夢方覺”。新的革命模式為中國提供了理解新文明的契機。李大钊有言:“我總覺得布爾紮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陳獨秀說:“二十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當時的人都對着他們極口痛罵;但是後來的曆史家，都要把他們當做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此際在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多達200餘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譯文。據考證，1919年11月至1920年期間，北京即已出現北大學生李澤彰翻譯的《馬克思和昂格斯共産黨宣言》(刊載于當時的《國民》雜志)和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從德文本節譯過來的《共産黨宣言》油印本等版本。

   1920年初，陳望道應《星期評論》之約，“費了平常譯書的五倍工夫”，在家鄉日以繼夜地翻譯《共産黨宣言》。留學日本的陳望道專研語言學，通曉日文與英文，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由他執筆翻譯《共産黨宣言》實為最佳人選。陳望道回憶說:“我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間到上海。在此以前，我被一師趕出來，在家翻譯《共産黨宣言》，這書是《星期評論》約我翻的，原來準備在該刊發表。”“我是從日文本轉譯的，書是戴季陶供給我的。”

　　創辦于1919年6月的《星期評論》是“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辦起來的”，是當時與《新青年》齊名的“最占勢力”的進步刊物。《星期評論》在1920年新年号刊載的戴季陶譯《馬克斯傳》中提及《共産黨宣言》:“實在是近代勞動運動的基礎，……是平民思想行動的指南針，又是他們戰略和信條的根本義。”因此《星期評論》請陳望道翻譯《共産黨宣言》并非偶然，“《星期評論》約陳望道譯這書，準備刊登，也說明《星期評論》的馬克思主義傾向”。隻是陳望道将全文譯好帶回上海時，《星期評論》已于1920年6月被迫停刊，無奈之下，隻得另找出路。此時正逢俄共(布)遠東局全權代表維經斯基自北京到上海，與陳獨秀等人會見商議建黨事宜。維經斯基出資在辣斐德路(現在的複興中路)成裕裡建立又新印刷所，承印的第一本書即為《共産黨宣言》。對此陳望道回憶說:“譯好後，由上海共産主義小組設法出版。起先找不到書局印，後來才找到。上海書店也曾出版。”

   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産黨宣言》中文全譯本正式出版。封面上印有馬克思半身坐像，水紅底，标明“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以“社會主義研究社”名義出版。當時由于排印疏忽和時間倉促，封面書名《共産黨宣言》被錯印為《共黨産宣言》，首版印制1000冊。同年9月再版，錯印得以勘正，封面上的馬克思底像改為藍色。

　　陳望道譯《共産黨宣言》是在中國首次正式出版的中文全譯本。魯迅在收到陳望道寄贈的《共産黨宣言》譯本後說:“雖譯得不夠理想，但總算譯出一個全譯本來。”又說:“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麼‘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内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鬧了一陣之後，這次埋頭苦幹，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

　　着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譯介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是建黨時期的重要工作。李達于1955年8月回憶道:“當時黨的上海小組的工作分兩部分:一是宣傳工作，一是工運工作。”包惠僧也說:“中央主要的工作是宣傳鼓動，編印《新青年》雜志及新青年叢書，并與各地支部或小組取得聯系。”可見中共甫一成立，即将宣傳作為工作重點，隻是苦于理論著作的匮乏。1920年3月，李漢俊用筆名“先進”在《民國日報》中發文呼籲:“懂外國文字的人，最好能夠随時少做高談的短篇文字，放下功夫，多翻譯幾本書籍。尤其以社會科學的書籍最要緊。”陳獨秀在“五四”後于1920年3月入住上海環龍路老漁陽裡2号，加快了創建先進政黨的步伐。1920—1921年間，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人加大宣傳革命理論的力度，有組織地翻譯了《共産黨宣言》《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唯物史觀解說》《階級争鬥》等著作，較為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特别是《共産黨宣言》的正式出版，“以天才的透徹而鮮明的語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觀”，為中國共産黨的創立與發展、早期共産主義者的成長提供理論滋養，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書籍本身可被視為一種表達方式(the book as an expressive form)。《共産黨宣言》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譯本的文本形态及出版發行凝結了集聚于漁陽裡的策劃者、校閱者、發行者的集體智慧。這一傳播主體是20世紀初年形成的具有強烈文化創新意識的時代先行者的代表，其興起緣于社會現實的刺激、近代媒體的發展，以及對俄國革命的認同和對馬克思主義的接納。“由社會主義的和馬克思主義的書刊哺育的知識分子是這個國家裡最活躍的一股力量。”他們留學海外、通曉多門外語，陳獨秀、陳望道就讀于日本早稻田大學，通曉日文、英文，李漢俊、李達也留學日本，亦精通日、英等國語言，都有能夠“猛看猛譯”馬克思主義原著的語言優勢和廣闊的世界視野。陳望道獨力承擔翻譯工作，再由陳獨秀、李漢俊校閱，俞秀松傳遞，維經斯基出資創辦印刷所。陳望道在浙江一師的學生俞秀松在漁陽裡參加了建黨創團的多項活動，他在1920年6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譯的《共産黨宣言》到獨秀家去。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語，現在一時找不到，所以隻用英俄日三國底譯文來對校了。”在第二天的日記(6月28日)中又有相關記載:“九點到獨秀家，将望道譯的《共産黨宣言》交給他，我們說些譯書的事。”可見，當時中國共産黨早期組織成員以“鐵肩擔道義”的曆史責任感和使命感，尋找先進理論和思想武器，通力協作，共同完成了《共産黨宣言》的譯校出版工作。這“一方面是國内社會主義研究呈空白狀态，另一方面是新傳入的革命運動方式要求在實踐革命以前必須學習和研究一定的主義和學說，這兩個方面使外來知識和能夠理解這種外來知識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早期共産主義運動中所發揮的作用變得非常大”。

二、傳播路徑:“真理是在無聲地前進”

　　陳望道曾說:“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真理總是不胫而走的，……真理是在無聲地前進，沒有辦法阻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勝利。”1920年6月，中國第一個共産黨組織成立，新型團體需要全新的價值體系來實現革命過程中持續的忠誠與革命行動力。《共産黨宣言》中譯本出版後，作為組織創建、黨員學習、幹部培養以及宣傳品的資料來源，通過這些方式，真理“不胫而走”，傳播各地。

   (一)組織創建的“精神食糧”

　　五四時期，對“主義”的認識與闡釋，成為《共産黨宣言》的文化底蘊和傳播基礎。陳獨秀說:“主義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後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毛澤東亦認為，一個組織“不可徒然作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成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但是，“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基礎薄弱”，對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譯介甚少。李漢俊說:“正在覺醒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現在對新知識并非冷漠。不，應該說他們是求知心切。然而，現在可供他們充饑的書籍雜志又是如此的貧乏。”《共産黨宣言》作為全面闡述馬克思主義原理的經典著作，“篇幅不多，價值卻相當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還鼓舞着、推動着文明世界全體有組織的正在進行鬥争的無産階級”。《共産黨宣言》的正式出版為中國共産黨的創建及發展提供了“精神食糧”。

  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鮮明的科學性、實踐性及博大精深的思想特征，對此，李漢俊等人都有所論及，李漢俊指出，《共産黨宣言》與《資本論》、《空想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是每一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人必須“詳詳細細讀一讀”的三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要講馬格斯社會主義以及要曉得馬格斯社會主義的人，都非把馬格斯社會主義三經典(馬格斯、因格爾斯合著作《共産黨宣言》)、因格爾斯所著《空想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及馬格斯底大著之一的《資本論》拿來詳詳細細讀一讀不可”。施存統《馬克思底共産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劃了一個新紀元”，他說:“大家都知道馬克思是一個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他的社會主義是有科學的體系的。在他以前的社會主義，都是空想的社會主義，沒有科學的體系;自從他出來之後，社會主義才具備了科學的體系。”而《共産黨宣言》将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融為一體，更是“每一個共産主義者都得要注意這種重要的文件”。因此施存統引述說:“《共産黨宣言》底價值:雖然百回又百回地重讀這篇東西，然而每一回重新把彼拿到手裡，總是有新的東西得到。”總之，在中共創建曆程中，即将《共産黨宣言》作為理論學習教育的主要教材，思想啟蒙、人才培養得益于此，也為組織建構、實踐活動提供了指導。

　　早期共産主義者如饑似渴地從《共産黨宣言》中汲取思想養分，将其作為黨員學習的基本材料。董必武說:“那個時候，我們看到的馬列主義的東西是很少的，當時有個《共産黨宣言》翻譯本，是從日本翻譯過來的，是陳望道譯的。”包惠僧也說:當時，我們對于學習馬列主義的知識是太少了，多數同志幾乎是當了共産黨員才學習馬列主義。我們的主要讀物是《共産黨宣言》、《新青年》雜志，李漢俊譯的《資本論淺說》、《共産黨》月刊，考茨基著的《唯物史觀》，李季譯的《社會主義史》、《馬克思傳略》及關于巴枯甯、克魯泡特金、托爾斯泰的著作及傳記。大家都很喜歡讀。林伯渠也說及:“約在一九二○年十二月———一九二一年一月期間，我在上海一共參加共産主義小組座談會四五次。頭兩次座談，就是我與陳獨秀、沈定一等三人，以後幾次鄧中夏、李漢俊也參加了，互相交談的依據是《共産黨宣言》和共産國際大會的幾個決議文件。”這幾段叙述中都提及《共産黨宣言》，可見在中國共産黨創建時期，《共産黨宣言》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理論學習讀本。

　　《共産黨宣言》的傳播路徑，最主要是通過郵寄或攜帶的方式，傳送至各地共産黨早期組織。1920年夏，陳獨秀先後派李漢俊和劉伯垂回武漢建立組織、發展黨員。包惠僧提及，劉伯垂帶來了一個抄寫的中國共産黨綱領草案，詳細内容記不清楚，大體不出《共産黨宣言》的範圍，對黨員政治活動規定很嚴格，如不做資産階級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資産階級的政黨等。并帶來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叢書及有關蘇俄革命的小冊子。

   1920年8月，陳獨秀派人将上海的建黨情況轉告李大钊，并建議北京也應盡快成立，李大钊表示贊同:“在北京可以依照着發動起來。”同年10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钊辦公室，北京的共産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張國焘回憶說:“上海方面的工作進行得似乎更為積極。陳望道所翻譯的《共産黨宣言》、《共産黨月刊》的創刊号，還有一些其他的小冊子都陸續寄到了北京。”1921年7月的《北京共産主義組織的報告》也提及:“我們曾試圖在知識分子中擴大我們的宣傳工作，可是現在印刷所受到監視，因此，不能刊印我們的出版物。我們翻譯了一些小冊子，如《俄國革命和階級鬥争》和《共産黨綱領》等等，但我們的譯文尚未印出。我們隻散發了上海印的《共産黨宣言》和《經濟學談話》。”

　　在20世紀初年，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将中國古代世界大同理想納入現代化叙述，審視和觀照中國處境和世界局勢，并與西方對自身文明的反省思潮彙合在一起。盡管這一時期各種西方思潮的交鋒論争造成了中共建黨時期的“理論準備不足”，但《共産黨宣言》以意蘊深沉、切中時弊，成為其廣泛傳播的理論支撐。李達曾說:不能說中國共産黨的成立沒有準備，思想準備、組織準備都有。但是思想準備非常之快，隻是二、三年的功夫，這是中國的特點。因為中國人民已經過了多年的教訓，完全懂得别的路不行，逼在那裡，非走俄國人的路。思想鬥争給黨的成立作了準備，這就是通過鬥争，在小資産階級思想當中，使馬克思主義取得了統治地位，加強了走俄國人的路的信心。中共早期黨員們通過研讀經典原著，将理論知識涵化融入他們的精神世界和知識結構中，形塑了價值觀念，堅定了政治信仰。“通過上海的印刷出版網絡，源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更加深入地在各地傳播開來，由此培育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

   (二)以真理“養成”人才

　　《共産黨宣言》的面世，教育和培養了整整一代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許多追求真理的先進青年，在《共産黨宣言》的影響下，逐步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成長為共産主義的信仰者。毛澤東在《西行漫記》中提及《共産黨宣言》對他的影響時說:“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産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别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曆史的正确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産黨宣言》，陳望道譯……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朱德曾回憶道:正是在柏林支部，“研究和讨論了已經譯成中文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共産黨宣言》和共産主義的入門書”，可見他也是通過研讀《共産黨宣言》确立了政治信仰，從此開始走上新的革命征程。

　　外國語學社是1920年9月在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的領導下創辦的，表面是公開招生的外語培訓學校，實際上是中共創辦的第一所培養革命人才的學校。外國語學社學員除了學習外語，還學習政治理論，《共産黨宣言》成為該學社的教材，而且陳望道親自前來講授。當時學社學員蕭勁光回憶說，在這裡“讀的第一本馬列的書就是外國語學社發的《共産黨宣言》，書的封面上有一個大胡子的馬克思像。對《共産黨宣言》我們讀起來很費解，盡管字都認得，但好些術語不明白。書是由陳望道翻譯的，馬列主義課也由他主講，每個星期日講一課。那時陳望道是上海複旦大學的教授，我們都很尊敬他”。可見，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學員們的必修課。王光美在憶及劉少奇在外國語學社的學習生活時說:外國語學社成員們“學習時間自己看《共産黨宣言》、《新青年》，有時還跑到街上散傳單”。曹靖華在自述中也提及:“那時除正規學習外，我們還能讀到《共産黨宣言》《新青年》《時事新報》副刊‘學燈’、《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等進步書刊，以及介紹蘇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從中汲取革命思想。此外，我們還參加一些革命鬥争活動，如五一節散發傳單号召工人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資本家剝削壓迫，等等。”外國語學社的教育灌輸新興的政治價值，幫助青年學員們建構一種新的政治身份和精神品格，極大地提高了青年學生的理論素質和思想覺悟，正如在此學習的彭述之回憶說:“作為團員，我們這些外國語學社的學生們首先必須做好從即将成行的長期留蘇中最大限度地學習的準備;因此，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整個白天都用于接受楊明齋和友人浦克不斷灌輸給我們的語言和意識形态入門課程。”

   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是國共合作曆史語境下由中共直接領導的培養革命幹部的高等學校，其培養青年人才的方式也是非常注重理論學習。高爾柏曾回憶道:黨員的組織生活内容是豐富的，一般有:學習革命理論、學習國内外時事、學習黨的政策、布置革命工作、讨論學校工作、讨論發展對象等。那時學習革命理論的書籍，主要是陳望道譯的《共産黨宣言》和布哈林的《共産主義ABC》，以及其他由區委指定的資料。陽翰笙也說:“我在北京時，陳毅同志就介紹我讀了《共産黨宣言》，還讀了一些其他馬列的書，那時我和其他青年人一樣，有革命的熱情，也有革命的思想，所以讓我進了插班，是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的第一班。”

　　由此可見，在中國共産黨創建及其後的發展時期，《共産黨宣言》始終是中國共産黨培養幹部的經典學習文本，以此為基礎的“理論強化培訓”具有強烈的政治社會化作用;運用“真理的力量”鑄就青年學生和革命幹部的智識和意志，對于政治人才的“養成”是至關重要的。

   (三)以真理喚醒民衆

　　陳獨秀等人認識到，要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産生深遠影響、形成偉大力量，“須發揮馬克思實際活動的精神，把馬克思學說當做社會革命的原動力”。他們以《共産黨宣言》中譯本的出版為契機，較為系統地介紹闡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剩餘價值學說、階級鬥争等基本原理，并注重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啟迪民衆、激勵民衆，努力使理論話語更易為民衆理解和掌握，成為改變現實的力量。

1921年元旦，中共早期組織成員們在賀年片正面寫上“恭賀新禧”四個字，背後印上抄自《共産黨宣言》的宣傳共産主義的口号，四處分發。陳望道曾說，《共産黨宣言》“第一版印千把本，奉送，有很多地方翻印。到北伐戰争時印得更多，随軍散發”。總之，此際共産黨最緊要的工作，“是令人民統同明白了共産主義。打破從前的資本制度的迷夢，勉勵他們有自信的能力來改造這個社會”。

　　《共産黨宣言》所闡發的理論思想具有真理性、普遍性，同時又必須結合各國的具體曆史語境與社會現實。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告誡後人，這些理論原理“不過是現存的階級鬥争、我們眼前的曆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述”，對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随時要以當時的曆史條件為轉移。《共産黨宣言》從其出版傳播之初就蘊含着與時俱進的動态發展特質，這一點可謂是當時中國共産黨人的普遍認同，蔡和森在黨史報告中說:“真正的革命黨，如無革命的理論是不行的，故一個革命黨不僅要有好的組織、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理論來把思想統一，然後才能領導革命到正确之路。但黨的理論非從天上掉下來的，一短時期可以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在世界各國共産黨是一緻的，但當應用到各國去，應用到實際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鬥中把列甯主義形成自己的理論武器，即以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的精神來定出适合客觀情形的策略和組織才行。”

　　上海是工人階級大本營，占全國工人總數約四分之一;但工人生活貧困，文化水平低下，“現在中國大多數青年工人類皆陷于無知的狀态之中，而成為簡單的勞動機械”，“日商内外棉七廠男工700多人，能夠稍稍認得幾個字的還不到一半，其中能勉強看報的也不過十幾人”。中國早期共産黨人決定“努力從事于識字教育和階級争鬥的教育運動，普遍地啟發一般青年工人階級覺悟和争鬥能力”。陳望道也回憶說:“由于工人的文化程度低，我們組織工會不大用文字宣傳品，主要口頭宣傳，辦了很多業餘學校，把政治性的内容結合到教學中去。”早期共産黨人創立工人學校，目的在于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質，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比如小沙渡工人學校教“工人”兩字時，李啟漢就啟發大家說:“‘工’和‘人’加起來是‘天’，我們工人頭頂青天，腳踩大地，世界上的财富都是工人創造的。工人窮，不是命運不好，而是創造的财富都被資本家吃了、喝了，裝進腰包了。工人越來越窮，資本家越來越富，這是社會制度造成的。工人要想不窮，就得打江山、坐天下。”這些講解突破了單純的知識傳授，極大地啟迪了工人對自我價值的認識，喚醒了工人階級的覺悟。正因為如此，工人們把在工人學校上學稱為“走!聽道理去。”成仿吾在德文本《宣言》“譯後記”中提到，《共産黨宣言》中譯本“對于革命風暴前的中國革命幹部和群衆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僅僅‘有産者’‘無産者’‘階級鬥争’以及‘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這樣的語句，就給了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的革命群衆難以估計的力量”。

   1922年5月5日，在馬克思誕辰紀念日，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編寫印發了《馬克思紀念冊》，書中有《馬克思誕生一○四周(年)紀念日敬告工人與學生》《馬克思傳》《馬克思學說三篇》三部分内容。《馬克思誕生一○四周(年)紀念日敬告工人與學生》号召大家“學馬克思做一個苦戰奮鬥的戰士”，文中介紹馬克思不僅是一個學識淵博的大思想家，還是一個社會改造之實際運動的戰士;贊頌馬克思“苦戰奮鬥的精神和他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李蔔克内西的《馬克思傳》介紹了《共産黨宣言》是“平民思想行動的指南”;《馬克思學說》則介紹了馬克思的發現:一剩餘價值，二唯物史觀，三階級鬥争，四勞工專政。這一宣傳冊印發了2萬本，産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

　　列甯指出:《共産黨宣言》是“每個覺悟工人必讀的書籍”，因此《共産黨宣言》的傳播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現代工人運動的曆史”。陳望道翻譯的《共産黨宣言》從語言文體而言，“短句多，排比句多，比喻句多，這分别形成了譯文的節奏感、鼓動性和形象性”，這樣的宣傳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能夠觸及和影響人的感情，喚醒人們的政治意識，進而為實現社會動員奠定了思想基礎。

三、傳播特點:真理何以“不胫而走”

　　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及其轉型，最鮮明也最深刻的背景是新型傳播媒介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堪稱塑造了新文化運動的品質。報刊快捷、持續、廣泛的效力，使真理的火種撒播全國，也使思想的光芒更加絢爛，為中國共産黨的創立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一)立基于發達的傳媒網絡基礎之上

　　依照傳播學原理，傳媒的效果主要“取決于傳播的知識和信念的性質，取決于知識和信念系統化與多樣化的程度，以及取決于我們個人對作為一種信息來源的大衆傳播媒介的依靠程度”。《共産黨宣言》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内在矛盾，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加之譯者陳望道是著名的修辭學家，“他的翻譯采用優美的現代漢語，做到了大衆性和修辭性的完美結合”。呈現“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統一”，因此，《共産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借助近代上海發達的傳媒網絡系統廣為流傳。

　　《共産黨宣言》封面的設計頗為别具匠心。首譯本将馬克思肖像放在中心位置，這幅肖像選自1907年出版的畫冊《近世界六十名人》，是馬克思1875年在倫敦拍攝的照片，也是國内第一次刊登的馬克思肖像。在知識體系中，圖像是文字的衍生、補充與形象化的直觀呈現，《共産黨宣言》的封面顯得莊重醒目，開啟了中國書籍封面設計的新紀元。

　　《共産黨宣言》的出版事宜，陳獨秀委托鄭佩剛借用晦鳴學社的印刷器材成立印刷所，租定辣菲德路成裕裡的房子，安放“民聲社”存下來的一部印刷機，還從華強印刷所調來了四位熟練技工，“一個有力的戰鬥的印刷所”得以建成，對此鄭佩剛說:“在辣菲德路成裕裡租一房子，建立‘又新印刷所’，第一次印刷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産黨宣言》。”

　　《共産黨宣言》初版後，同年9月再版，此後一再翻印，流傳甚廣。其中，僅1926年1月至5月間該譯本就再版了10次，至1926年5月已至少出版17版次。陳望道在回憶中也說道，《共産黨宣言》一書，最早“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後由廣州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平民書社等重印”。

　　沈玄廬刊登在報上的一則看似“回信”、實則“廣告”的編讀來信也說明當時《共産黨宣言》的暢銷程度:

　　慧心，明泉，秋心，丹初，P.A:

　　你們來信問《陳譯馬格斯共産黨宣言》的買處，因為問的人多，沒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欄答複你們問的話:

　　一、《社會主義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裡。我看的一本，是陳獨秀先生給我的，獨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來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馬路大自鳴鐘對面”。

　　二、這本書底内容，《新青年》《國民》——北京大學出版社——《晨報》都零零碎碎譯出過幾章或幾節的。凡研究《資本論》這個學說系統的人，不能不看《共産黨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費了平常譯書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譯了出來，經陳獨秀、李漢俊兩先生校對。可惜還有些錯誤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經快完了，再版的時候，我很希望陳望道先生親自校勘一道!

　　建黨先驅們借助上海發達的出版發行網絡，推助出版了《共産黨宣言》，又拓展傳播途徑，深化傳播内容，系統譯介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形成了“規模效應”。

　　李漢俊在1922年6月《民國日報》發表文章，特别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理論系統來認識:“馬克思學說是一個系統完整的大組織”。因此陳獨秀、李漢俊等人将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一個完整體系加以介紹、宣傳。1920年12月21日于伊爾庫茨克發出的“關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機構和工作問題給共産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提及:出版部在上海有自己的印刷廠，據8月報告說，已出版16種以上翻譯的和原著的小冊子和傳單，其中有:1．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産黨宣言》;2．米甯的《共産黨員是些什麼人?》;3．《十月革命帶來了什麼?》;4．《論俄國共産主義青年運動》;5．《蘇俄的教育》;6．《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7．《士兵須知》(作者是一名中國革命者);8．《論工會》和一系列其他著作。從8月22日起定期出版中文《勞動界》周刊(附上上述出版物)。張太雷在1921年春向共産國際遠東書記處提交的工作報告中也說:“我們的岀版部為工人出了一系列的周刊和報紙，以及多種小冊子和傳單。例如，有些标題為:《工會是怎麼一回事以及如何組織工會》、《兩位工人關于朋友和敵人的對話》、《共産黨人是什麼人》、《一個士兵講他為什麼要打仗》、《共産主義者的綱領》、《現時的蘇俄》，等等。此外，岀版部正在為水平較高的同志發行一套獨特的宣傳書籍《袖珍本社會主義者叢書》，到目前為止，這套叢書第一批已經出版的有:馬克思和恩格斯著《共産黨宣言》、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我們還出版了中文雜志《共産黨》——作為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

　　五四運動後傳播内容的變化、輿論氛圍的轉換，其重要的推進力量還是20世紀初年發達的出版網絡系統。媒介不僅是一種信息傳播工具，還是社會變遷與制度變革的推動器。陳獨秀以及集聚在其周圍的早期共産主義者都有辦報的經曆和經驗，他們深谙大衆傳媒在現代社會中的力量和作用，為此于1920年9月專門成立新青年社，發行《新青年》《勞動界》等刊物，并出版許多進步書籍，在其廣告所列的書名就有《共産黨宣言》以及《社會主義讨論集》《俄國共産黨黨綱》《列甯傳》等69;1921年秋中共宣告正式成立後創辦的人民出版社，計劃出版印行書籍如下:

　　馬克思全書二種

   Communist Manifesto,

   Lohn Arbeit und Kapital,

　　列甯全書五種

   Lenin's Life,

   Soviet at Work,

　　讨論進行計劃書，

   Erfrlge und Schwierigkeiten der Sowjetmalht,

　　共産黨禮拜六，

　　康民尼斯特叢書五種

　　共産黨計劃(布哈林)，

　　俄國共産黨黨綱，

　　國際勞動運動中之重要時事問題，

　　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

   Trosky's From October to Brest Litovsk

 (附注)以上書十二種各印三千份。

　　可見，《共産黨宣言》的出版印行，是中國共産黨創建及早期宣傳工作的重點，在當時一些文獻中都有提及，同時出版的也有相關系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讀物。

    近代以來，古老中國積貧積弱，受盡屈辱，“中國的出路究竟在哪裡”成為先進中國人時刻萦懷的問題。但前赴後繼的努力，終因沒有先進的理論作為指導思想而屢戰屢敗。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特别是《共産黨宣言》将曆史邏輯與理論邏輯相結合，思考和回答了“人類向何處去”這樣宏大深刻的命題，是指引人們“有所趨赴”的先進思想。陳獨秀等人通過創辦報刊、開設出版機構等多種方式，“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頗有建樹”，為正在推進的政治實踐奠定了理論基礎，提供了思想資源。

   (二)與建黨進程同步并進

　　《共産黨宣言》是無産階級政黨第一個“完備的理論和實踐的黨綱”。作為無産階級政黨的政治宣言，鮮明地體現了共産黨人的基本理論和政治意圖，“共産黨宣言，含着一個史觀為基調，而且是樹立一個政黨底綱領的。彼在世界文獻當中，要算是最可珍重的文書。……關于近代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切智識，共産黨宣言當中，都是包含着的”。中國共産黨在創建時期，即十分明确地以《共産黨宣言》所宣示的原則建黨。

1920年6月，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産黨組織，8月正式确立“中國共産黨”名稱;11月起草《中國共産黨宣言》，此文本明顯有着《共産黨宣言》的烙印，不僅闡釋了《共産黨宣言》的基本思想，而且明确提出“要按照共産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同期創刊的《共産黨》月刊第一号《短言》中指出:“要想把我們的同胞從奴隸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産勞動者全體結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一切資本階級，跟着俄國的共産黨一同試驗新的生産方法不可。”第五号《短言》中進一步明确了中國共産黨的使命和責任:“全國民在這徬徨歧路之中，那一派人是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來，硬起鐵肩，擔當這改造政黨改造政治改造中國底大責任呢?這就是我們共産黨在中國政治的使命。”

　　陳獨秀等人自主而自覺地将《共産黨宣言》的基本原理運用于中國實踐，也使他們更加關注和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那些革命意義最為突顯的思想，如實行社會革命、無産階級專政等，特别是階級鬥争學說，成為分析與解決中國命題的思想理論武器。近代中國錯綜複雜的階級關系和積弊叢生的社會現實，為《共産黨宣言》的傳播“提供了非常直接而且真正有效的思想土壤和背景”。“在這樣一個國家裡，10到12歲的童工，在晚上時常被關起來，睡在他白天操作的機器之下的破布堆裡;人們不必要有銳利的觀察力，便可以明白:為什麼《共産黨宣言》會被這個國家的人民奉為聖經。此外，中國人所遇到的西方民主，隻是在其擔任了外國警察的角色，及保護以暴力奪取中國的權利與利益這幾方面。因此，人們也無需仔細研究，便可以明白:為什麼中國人立即可以完全接受馬克思對西方民主的僞善所作的藐視性抨擊。”《共産黨宣言》中的大部分篇幅，多是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尖銳矛盾的各種表現，指出矛盾尖銳化正是無産階級革命的曆史條件。李漢俊在文中說: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Das Kommunistischs Manifest)中大聲疾呼地說:“一切過去的曆史是階級鬥争底曆史。”施存統也說:《共産黨宣言》的第一節，就是題為“有産者及無産者”這一節，從唯物史觀底立場說，在前後四節當中，是最有注意的價值的。其開頭就用“一切過去社會底曆史，都是階級鬥争底曆史”那句有名的句子。陳獨秀在《馬克思學說》中指出，“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共著的《共産黨宣言》，是馬克思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書，這書底精髓，正是根據唯物史觀來說明階級争鬥的”。他總結了兩點:“一切過去底曆史都是階級争鬥底曆史;階級之成立和争鬥崩壞都是經濟發展之必然結果。”明确表示要推翻少數有産階級的壓迫制度，建立勞動階級的政權。他在《談政治》一文中更是大段引用《共産黨宣言》的文字:他們反對馬格斯底階級戰争說很激烈，他們反對勞動專政，拿德谟克拉西來反對勞動階級底特權。他們忘記了馬格斯曾說過:勞動者和資産階級戰鬥的時候，迫于情勢，自己不能不組成一個階級，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領權力階級的地位，用那權力去破壞舊的生産方法;但是同時階級對抗的理由和一切階級本身，也是應該掃除的;因此勞動階級本身底權勢也是要去掉的(見《共産黨宣言》第二章之末)。由此可見，在中國革命的實踐發展中，在中國共産黨人的不懈探索下，馬克思主義理論内涵及其與中國的關系被闡明，《共産黨宣言》被賦予現實而具體的意義，成為中共成立及其後動員民衆的力量之源。

　　《共産黨宣言》規定了共産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其終極奮鬥目标，就是為人類求得解放，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産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從1920年6月中國第一個共産黨組織成立，到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史上振聾發聩的《中國共産黨宣言》;從“一大”的第一個綱領，到“二大”通過的宣言和第一個黨章，都從根本上理解和服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堅信《共産黨宣言》所闡述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共産主義必然勝利的規律。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開，大會讨論了《中國共産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草案。李達回憶說:“這宣言有千把個字，前半大體引用‘共産黨宣言’的語句，我記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過的曆史，是階級鬥争的曆史’”、“宣言最後以‘工人們失掉的是鎖鍊，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話結束。”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産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共産黨宣言》為理論原則，明确宣示:中國共産黨是中國無産階級政黨。其目的是要組織無産階級，用階級鬥争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财産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産主義的社會。

　　《共産黨宣言》作為馬克思主義最具代表性的經典著作和無産階級政黨的綱領性文獻，博大精深，富有穿透力和輻射力。“觀念未必是決定世界走向的，但一旦觀念掌握了個體，而彙聚成為一種基本的政治态度和思維方式，就可能成為撬動世界的一根杠杆。”《共産黨宣言》所蘊含的價值理念、哲思學理通過書籍、報刊、演講等各種形式的傳播，成為一個時代所憑借的“思想資源”和“概念工具”，伴随着國家建構、政黨建設與社會治理，不斷賦予其現代品格，衍生出許多新的政治修辭、叙事模式和解釋邏輯，流行于思潮演進與社會運動的曆史語境中。李達在《社會革命底商榷》一文中說:“宣傳的辦法，無論是公開的或秘密的，總要普遍，要能激動無産階級對于有産階級的敵忾心，亦能發生效力。”從政治話語與政治行動、政治結構互構的角度來看，《共産黨宣言》成為話語體系建構、價值理念形塑的淵薮。無論是其出版、傳播，還是其對原典的衍生和解讀，都構成了中國共産黨的政治表達和制度基礎。

　　中共創建時期，早期共産黨人重視理論，研讀原著，注重發掘和闡揚《共産黨宣言》的核心要義、豐富内涵、實踐要求，根據政黨的宗旨目标，将原典的精神品格和知識屬性轉化為組織建構的精神源動力，以及黨員幹部的政治素養、文化積累與社會成長的“營養劑”，不僅進一步堅定了黨員幹部的政治立場和黨性原則，也确立了“學習型政黨”的特質，為理論創新及百年發展奠定了根基。

　　來源:《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