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新形态對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論的守正創新

人類文明新形态對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論的守正創新

——基于世界曆史視域的分析

劉昊

   19世紀，馬克思恩格斯基于世界曆史視域形成了關于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理論，指出了社會主義文明取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必然趨勢，并對中國在未來人類世界的命運做出了科學的預判，為人類探索社會主義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領與方法論指導。百年來，中國共産黨人站在世界曆史的高度，通過對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論的赓續傳承與創新實踐，領導人民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在中國共産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創造和豐富，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曆史趨勢、發展道路和交往方式等方面譜寫了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論的新篇章，深刻地影響了世界曆史進程，彰顯了人類文明演進的正道邏輯。

一、曆史趨勢：社會主義文明的理想追求與人類文明新形态的曆史性創造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開創的大工業及資本擴張帶來的普遍交往，推動了世界市場的形成和世界曆史的開辟，促使現代資本主義文明應運而生。然而，以資本為核心支柱和世俗奠基的資本主義文明卻以野蠻的方式推動着文明的發展進步，使現代文明不可避免陷入了自反性的矛盾悖論，給人類帶來了史無前例的危機與災難。資本主義虛假的文明幻象和發展弊病，決定了它隻是世界曆史體系下人類文明的一種暫時性存在形式，它必将在自身優越性的逐步耗盡中走向終結。正是在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辯證揭示和理性批判中，馬克思恩格斯從科學和道義的雙重邏輯出發，指明了社會主義文明取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曆史趨勢。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類文明具有鮮明的曆史性特征，任何一種文明形态都有其生成的特定曆史前提和現實的展開空間，同樣，這種文明也必然具有自身存在的曆史限度。站在曆史主義的原則和立場上，他們對現代資本主義文明進行了全面、科學地審視，揭示了資本主義文明的二重性。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資本主義文明的曆史進步作用：相較于之前的一切文明形态而言，在資本成為“普照之光”的資産階級社會，機器化生産的運用和普遍交往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産效率，激發了個體的主體意識和獨立訴求，促進了社會各領域的進步與開化，使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基本面”擺脫狹隘與局限，由封閉走向開放。正是由于資本主義文明“更有利于生産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态的各種要素的創造”的進步性，使其能夠在近現代的時空場域中承擔起“文明時代”的開創使命；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又批判性地指出了資本主義文明的曆史局限：資本主義文明是以資本運行規律為前提的文明形态，而資本的本質“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曆史社會形态的生産關系”。因此，“将多數人的勞動變為少數人的财富的階級所有制”主導下的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走向文明的對立面。在資本主義文明中，勞動者受剝削的程度達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引發嚴重而普遍的勞動異化，人的主體性被物的力量主宰，無産階級被迫淪為了資本增殖的工具。正如恩格斯所言：“文明時代是在‘惡性循環’中運動，是在它不斷地重新制造出來而又無法克服的矛盾中運動，因此，它所達到的結果總是同它希望達到或者佯言希望達到的相反。”資本主義文明不可調和的矛盾悖論，證明了其生命的曆史暫時性，注定了其否定自我、進而被更高文明形态所取代的曆史宿命。

　　通過對資本主義文明二重性的分析揭示，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共産主義文明才是真正符合世界曆史趨勢的文明形态，“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産階級舊社會的，将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原因在于：從根本上看，文明的發展程度與人的解放的實現程度具有内在一緻性，而“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曆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曆史的程度一緻的”。因此，隻有在“以生産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社會，單一個體才能突破民族與地域的狹隘界限，獲得真正的解放，人類才能開啟嶄新的文明形态。盡管資本主義創造了巨大的文明成果，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嚴重阻礙了人的自由發展，違背了世界曆史的開放性與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内在要求及客觀規律。這就意味着，資本主義文明不可能是人類曆史的終結，在其發展抵達一定的曆史極限後，指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共産主義文明必将到來。

20世紀，社會主義蘇聯和中國的誕生使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文明的理想追求由願景變為了現實。遺憾的是，由于對資本主義文明采取了一種抽象的否定與排斥，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日益偏離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正道，在封閉僵化中将自身埋葬。然而，這并不代表着馬克思主義的失敗，更不是社會主義文明的破産。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蕭條的曆史境遇之際，通過總結前蘇聯的曆史教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出了社會主義文明的新型範式。特别是在進入新時代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赓續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文明的基本觀點，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帶領中國人民沿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拓前進，使社會主義文明在由“理論願景”上升為“現實運動”的基礎上展現出磅礴的文明偉力，推動人類文明新形态正式定型“出場”，開創了人類文明的新面貌。

　　作為21世紀社會主義文明的嶄新面貌，人類文明新形态以“人民至上”的價值追求超越了資本主義文明“資本至上”的邏輯原則，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明優勢。馬克思指出，在由資本邏輯統攝的資本主義文明中，整個社會遵循着資本增殖的目标，沿着利益最大化的軌道運行，一切社會關系都淪為純粹的利益關系，人的主體性價值被淹沒，不得不在物的抽象統治中淪為物的附屬品，成為“單向度的人”。由此可見，資本主義文明的立足點是市民社會，它隻是少數資産階級利益的代表，無法實現真正的人的解放。社會主義文明的立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它不再是社會某一階級特殊利益的代表，而是尋求全人類共同利益的實現。這是社會主義文明與資本主義文明的根本分野。社會主義性質的人類文明新形态以個體的應然存在狀态即“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為根本的價值旨歸，始終将“人”的問題置于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并為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根本的條件保障，實證了社會主義文明的本質屬性和優越性。面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中國共産黨圍繞着“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和使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着力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明确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标”，從而成功破解了現代文明發展的價值迷思，在曆史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中展現了社會主義文明鮮亮的價值底色。

　　在馬克思看來，盡管共産主義與資本是“絕緣”的，但其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并不是在自身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着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迹”。因此，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直面資本存在不可規避的客觀事實，正視商品交換原則和按勞分配原則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囿于時代的局限，馬克思恩格斯并未談及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如何對待商品經濟，以促使其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問題。人類文明新形态對資本的合理駕馭，創造性地回答了在現時資本“持續在場”的世界曆史進程中如何引導資本助力社會主義文明建設。面對當前資本與全球化相互作用的時代趨勢，中國共産黨人深刻意識到：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産力發展水平還尚不足以達到使資本退場的時機與程度，必須理性審視資本價值，既要激活“資本的文明面”，發揮資本在财富創造上的積極作用，又要形成對資本的有效制約，以規避資本貪婪的負面作用。對此，中國共産黨明确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确定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一方面，通過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增強社會活力；另一方面，從生産關系這一中介入手，“用公有制及其資本形态駕馭傳統的資本邏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揚棄資本的社會屬性，從根源上遏制資本的權力化，化解生産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固有矛盾”，從而在制度之維解構了資本主義文明的内在悖論，破除了資本異化的災難性弊病，實現了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超越和對傳統社會主義文明的創新。

二、發展道路：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特殊道路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新路向

　　馬克思恩格斯不僅指明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曆史趨勢，也重點探讨了文明的發展道路問題。最初，他們認為西歐資本主義“文明國家”将率先憑借高度發達的生産力優勢成為無産階級革命的爆發點，進而推動人類文明的演進。落後民族國家将經由資本主義文明的洗禮被動卷入世界曆史，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裹挾中走上現代文明發展之路。可見，這時對落後國家文明發展道路的認識，馬克思恩格斯更多地是将其置于資本主義文明所規設的“支配-從屬”關系中。然而，到了晚年，面對東西方革命形勢的變化以及俄國呈現的新情況，他們随即在具體的曆史環境中做出了研究目光的轉向，探讨了東方社會邁向社會主義文明的道路問題，使文明發展規律與發展道路的辯證關系被進一步反思與完善。

　　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複雜、從落後到先進的曆史過程，文明形态的曆史嬗變在一定意義上表現為社會形态的更替，這是人類文明發展“永恒的曆史規律”。但是，猶如馬克思所言：“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曆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個曆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人類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是教條化的曆史哲學公式，它并不排斥各國在文明發展道路上的多樣化選擇。事實上，對任何一種具體的、曆史的文明形态而言，都隻能根據自身所處的自然環境、曆史條件、文化傳統的特殊性和差異性，走适合本國國情的文明發展道路。馬克思晚年在給查蘇利奇的回信中，通過對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結構的考察，提出了一種“理論上的可能”：“俄國‘農村公社’可以通過發展它的基礎即土地公有制和消滅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則來保存自己；它能夠成為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制度的直接出發點，不必自殺就可以獲得新的生命”。在他看來，俄國有希望利用好農村公社的有利因素，借助歐洲無産階級革命的支援以及“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走向社會主義，從而開啟一種不同于資本主義文明的全新文明形态。這實際說明了，不同的民族國家可以在遵循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前提下，依據具體情況的不同，探索規律的不同實現方式，形成特殊的文明發展道路。在人類文明的發展曆程中，絕不能以偏概全地以“線性史觀”否認文明發展道路的多樣性與豐富性。因此，盡管資本主義開創了現代文明，但走向現代文明的道路并不是唯一的。馬克思恩格斯自始至終都極力反對那種抛棄具體曆史環境，将一種“全盤西化”的文明方案視作唯一走向現代文明的标準模式的做法，這為落後國家在世界曆史條件下尋求适合自身的文明發展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态，在理論與實踐上确證了馬克思關于落後國家選擇特殊道路邁向社會主義文明的可能性，以中國式現代化為依托開辟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新路向，實現了人類文明形态的革新升級。人類文明新形态的誕生，歸根結底就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産物。這條道路的實質，就是“走自己的路”。毫無疑問，中國是在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不同的曆史背景下走上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倘若完全照搬資本主義文明，不但無法充分享受其創造的積極成果，反而會在這一文明的負面效應中将自身葬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黨的百年奮鬥成功道路是黨領導人民獨立自主探索開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篇章是中國共産黨人依靠自身力量實踐出來的，貫穿其中的一個基本點就是中國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由中國人自己來解答。”因此，實現現代化的途徑隻能由中國自己去選擇和探索。正是在探索獨立自主的現代化發展道路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蘊含的文明底蘊才得以深層次地凸顯出來，人類文明新形态才得以創造。

　　盡管馬克思恩格斯基于審慎的思考和預測提出了落後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理論設想”，但他們并沒有對完成跨越後社會主義文明究竟要如何鞏固發展的問題做出細緻的論述，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辟和其内生出的人類文明新形态則以現實存在的客觀事實做出了無可争議的科學應答。應當承認，在社會主義現代化探索的初期，“以蘇為師”的經驗借鑒具有曆史必然性。但蘇聯模式弊端顯現後，中國便開啟了獨立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轉向。随着改革開放的戰略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逐步形成并日益發展完善。40多年以來，中國共産黨人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理性把握世界趨勢和時代發展的正确方向，通過對“不發達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結合的思考，在守社會主義文明之“正”的基礎上，與時俱進，突破常規，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不移地在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中開辟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鋪墊了人類文明新形态得以創造的道路基石。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一方面承繼了西方文明的現代化追求，使中國的社會主義真正回歸到馬克思所說的有待于吸收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資本主義前的社會主義”的位置上，将資本主義符合文明發展趨勢的積極因素融入自身的建設之中；另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和中華文明的現代化，實現了古老中華文明的涅槃重生，從而創造性地诠釋了落後的東方大國在完成社會主義文明形态跨越後如何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文明建設的問題，力證了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強大生命力和影響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總結曆史經驗，圍繞着“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等重大時代課題，沿着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繼續前進，系統闡發了諸多富有前瞻性和創造性的思想理論，賦予中國式現代化新的時代内涵和文明意蘊，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提供了根本遵循。針對資本主義物質文明單向度發展的局限弊端，習近平總書記基于全面改革的實踐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中，把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内容，強調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态文明相互協調，注重發展成果的普惠共享，具象化地充實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标内涵；面對新時代國内外發展形勢和發展特征，中國共産黨準确把握時代脈搏，提出新“兩步走”的戰略安排，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奮鬥目标和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更高目标，擘畫了現代化強國的宏偉藍圖；為了有效應對全面深化改革遭遇的諸多問題與挑戰，中國共産黨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命題，通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将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推動了現代化建設由器物層面向制度層面的升級發展，奠定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重要制度基礎；在如期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标後，中國共産黨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國家”納入“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實現了戰略目标的遞進提升，為新時代治國理政提供了清晰的戰略指引。實踐證明，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成功開辟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既“是根植于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适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康莊大道，也史無前例地為廣大發展中國家開辟了一條通向現代化的非西方之路，拓展了它們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

三、交往方式：“兩極相聯”的規律預言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性方案

　　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文明問題始終是在整體性的世界曆史視野中展開的，其中不可回避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東方”與“西方”在現代文明中的關系問題。在《共産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世界曆史的開辟和普遍交往的發展，資本主義文明必将打破不同民族地域的相對封閉狀态，“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産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此時，他們認為落後的文明被先進的文明所征服和改造是曆史演進的必然法則。但在考察了中國太平天國運動與歐洲革命的具體情況後，馬克思突破了這種探究人類文明關系的單向度路徑，以“兩極相聯”的辯證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互動關系，并對中國在未來人類世界的命運做出了科學的預判。

19世紀中葉，資本主義文明開始向落後國家開拓世界市場，閉關自守的封建中國成為殖民主義的目标。站在世界曆史的高度，馬克思認識到，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瘋狂侵略和殘酷剝削，一方面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曆史災難，另一方面也将西方文明的“秩序”送到了中國，促使其“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态被打破，開始同外界發生聯系”，并将在客觀上刺激民族内部革命因素的産生，加速封建王朝社會體系的瓦解。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恰好回應了馬克思的這一預言。但馬克思的關注點不止于此，他從世界曆史的整體視野出發，将這場革命視作世界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并認為其必将對歐洲革命和整個人類世界産生深遠影響。在1853年《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馬克思就借用黑格爾“兩極相聯”即“物質是斥力和引力的統一”的辯證思想，具體分析了中國太平天國運動對歐洲革命的反作用。在他看來，歐洲殖民侵略所導緻的太平天國運動，由于波及範圍之廣，必将影響到西方列強的對華貿易，使“市場的擴大仍然會趕不上英國工業的增長”，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歐洲大陸“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激發歐洲人民“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潔政府的鬥争”。所以，“當西方列強用英、法、美等國的軍艦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運河口的時候，中國卻把動亂送往西方世界”。在此意義上，馬克思預言道：如果世界曆史的一極是西方，那麼另一極便是中國，西方世界和人類世界未來的命運，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的命運。由此可見，通過對太平天國運動世界意義的分析，馬克思已經預見到，随着普遍交往的世界曆史的形成，面對資本主義文明的強勢入侵，世界曆史的中國一“極”必将以特定的方式對“文明”的歐洲産生重大影響，“‘兩極相聯’是否就是這樣一個普遍的原則姑且不論，中國革命對文明世界很可能發生的影響卻是這個原則的一個明顯例證”。

　　實踐的發展為馬克思“兩極相聯”的理論預判做了最好的注腳。正是基于中國與世界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做出了對外開放的偉大決策，強調“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應在把握好社會主義原則的前提下，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吸收借鑒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創造出來的全部現代文明成果，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入新時代後，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隻會越開越大”，必須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着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随着對外開放的深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逐步沖破了資本主義文明塑造的“支配-從屬”關系，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使得我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顯著提升，成為世界曆史發展的重要引領力量。在馬克思看來，中國與西方的相互關聯和作用是以革命的形式呈現的，而今天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及實踐，則意味着在世界曆史深入推進和全球化進程加速演進的曆史背景下，兩者之間的辯證關聯和影響可以相互成就，從而形成全球共同繁榮、互利共赢的發展态勢和結果。作為中國主動融入世界曆史進程、推動世界曆史變革的積極選擇，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和平開放的姿态重構了全球化時代的文明交往方式，提供了21世紀東西方不同文明和諧相處的中國智慧，從而開啟了人類文明關系的新樣态。

　　近代以來，憑借在現代文明中的先發優勢，資本主義國家不斷以野蠻的方式開辟新的市場空間，通過殖民掠奪、貿易侵略等形式強行把落後國家納入自己的文明體系，“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以尋求最為廣泛的“普遍占有”。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從其産生之日起，就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直至今日，西方世界仍試圖以資本主義文明的規制和标準打壓異己，鼓吹西方文明優越論，制造出不同文明對抗沖突的論調，給世界帶來了無休止的對抗撕裂和無序混亂。這種狹隘對抗的文明發展方式嚴重破壞了全球文明生态，阻礙了文明多樣性的發展，是人類文明前進的根本桎梏。“人類文明該往何處去”，“人類文明究竟如何建構”，“沖突”還是“共生”，“對抗”還是“對話”，成為全世界面臨的共同時代課題。

　　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十字路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于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的世界局勢，着眼于全人類共同利益的實現，“站在曆史正确的一邊，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以“達則兼濟天下”的人類胸懷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積極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赢的新型國際關系，确立起一種有利于全人類共同發展的文明交往方式。首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了民族、國家、意識形态和文化的界限，蘊含着平等尊重、承認差異、和而不同的文明精神，主張以文明共生取代文明沖突，有力地解構了“西方文明優越論”，為推動世界和平交往開辟了新路徑；其次，人類命運共同體遵循人類文明發展與交往規律，強調不同文明間的交流互鑒，倡導國家間交流合作，彰顯了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為人類文明繁盛指明了前進的方向；最後，人類命運共同體通過“一帶一路”戰略實踐,與周邊國家和西方世界形成了強有力的密切關聯，并切實帶動了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為促進國際合作共赢搭建了實踐平台，樹立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時代形象，打開了通向全球共同繁榮的機遇之路。總之，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馬克思“兩極相聯”辯證思想的創造性運用與發展，是中國共産黨人理性把握世界發展大勢，為推動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貢獻的中國智慧，它昭示着一種新的全球文明理念的生成和文明關系新樣态的開啟，彰顯了人類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義。

　　綜上，馬克思恩格斯站在世界曆史的高度形成了關于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觀點，揭示了社會主義文明取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必然趨勢，探讨了落後國家選擇特殊道路邁向社會主義文明的可能性，并預判性地指出了中國将在與西方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中對世界文明産生深遠影響。中國共産黨人在承繼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論基本觀點的同時，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從曆史趨勢、發展道路、交往方式等方面實現了對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論的守正創新，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書寫了21世紀人類文明的新篇章。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創造，不僅破解了“社會主義向何處去”、“社會主義文明向何處去”的問題，也為“人類社會向何處去”、“人類文明究竟如何建構”的問題指明了方向。社會主義文明新面貌的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新路向的開辟，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型交往方式的開啟，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展現出了普遍的世界曆史意義，開啟了人類文明的嶄新叙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态，必将為引領現代文明的積極轉向和化解人類文明發展難題繼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和中國力量。

　　（作者簡介：劉昊，南開大學6774澳门永利助理研究員，天津市高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聯盟特約研究員）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