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毛澤東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及其主要特點

延安時期毛澤東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及其主要特點

尚肖剛

　　“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時期，我們黨都高度重視黨的政治建設，形成了講政治的優良傳統。”延安時期，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建設理論為指導，密切結合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黨的政治建設思想，有效解決了黨内存在的諸多影響黨完成曆史使命的政治問題，為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深入考察和分析這一特殊曆史時期所形成的毛澤東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并結合新的實際守正創新，有利于解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黨面臨的諸多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使我們這個擁有九千八百多萬名黨員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更加團結統一。

一、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維護黨中央權威

　　延安時期，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是毛澤東黨的政治建設思想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毛澤東指出：“沒有中國共産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産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為了更好地加強黨的領導，毛澤東逐漸形成并完善了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建立請示報告制度、開展積極的黨内鬥争等思想。

　　（一）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反對“一國三公”

　　黨的一元化領導強調黨“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衆團體”。這個領導“一方面表現在同級黨政民各組織的相互關系上，又一方面則表現在上下級關系上”。延安時期，毛澤東多次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求必須建立以黨為核心的領導體制，反對“一國三公”。

　　第一，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早在三灣改編時，毛澤東就确立了黨的前敵委員會對部隊的統一領導；古田會議則進一步從政治上和組織上确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延安時期，黨對軍隊的領導權進一步加強。1937年8月，毛澤東在将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命令中強調，紅軍在改編後必須保證黨的領導,要為了黨的路線和政策去鬥争，成為共産黨的黨軍。1938年，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多次強調共産黨員不争奪個人兵權是必須的，但是必須争黨的兵權，争人民的兵權，确保黨對軍隊的指揮權，絕不容許槍反過來指揮黨。

　　第二，堅持黨對政府的領導。抗日戰争進入相持階段後，黨開始嘗試進行政權建設，先後成立了陝甘甯邊區政府等地方政權。在政權組成問題上，毛澤東強調共産黨員不必要求過多人數，隻要堅持質量優先，就可以保證黨在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同時，黨的領導“是原則的、政策的、大政方針的領導，而不是事事幹涉，代替包辦”。

　　第三，堅持黨對民衆團體的領導。1938年5月，毛澤東在為地方政府起草的布告中指出，凡是依據統一戰線原則建立的一切組織及民間團體，都要予以保護并促進其發展，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引導他們參與鬥争。1942年9月，黨中央發布的建立一元化領導體制的決定指出，黨要通過黨員和黨團對民衆團體進行領導，既尊重民衆團體的獨立性，也有權對其違法行為進行處罰或解散該組織。毛澤東關于黨和軍隊、政府、民間團體等其他組織之間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的思想，有效指導了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建設，維護了黨中央權威。

　　此外，毛澤東高度重視促進黨的領導科學化，主張通過不斷改進領導方法以實現此目标。他在《關于領導方法的決定》等文章中對此類問題進行了系統闡釋。其核心思想主要是：其一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或者自己不喜歡的同志，既要會發布命令，也要團結幹部，要注意并發揚幹部、群衆積極的一面。其二要盡可能地利用一切條件調查搜集材料，對敵後抗戰根據地的各項具體問題進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其三要善于傾聽群衆的正确意見，使群衆了解黨的政策，引導群衆前進。

　　（二）建立請示報告制度，加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

　　中國共産黨成立後，黨中央便開始探索建立報告制度，統一各級黨組織的行動。但囿于諸多現實因素，制度并未建立起來。延安時期，毛澤東在汲取黨的曆史經驗教訓并結合革命實際需要的基礎上，形成了完善的報告制度思想，為黨逐步确立請示報告制度提供了指導，有力遏止了地方的無組織無紀律狀态。

　　毛澤東對請示報告制度的探索貫穿其領導黨和人民進行革命的全過程。1938年3月，毛澤東指示中央軍委對所屬各部的指導問題給予說明，強調各部對關于敵我雙方位置、交戰計劃及情況等，“報告之電報應同時發給軍委一份，使軍委充分明了情況”。1941年8月22日，毛澤東在回複謝覺哉來信中以陝甘甯邊區政府為例，強調政治黨團要執行中央局決定、向中央局負責，大事必須得到中央局的批準。1943年2月，為改善國共關系，使各戰略區按照黨中央方針做事，毛澤東在統戰工作指示中再次強調：“各區應本此方針，按具體情況執行，并報告我們”，特别是出現摩擦的時候，地方上不能擅作主張，要請示黨中央再做決定。但是，由于缺乏正式制度的約束，黨内不請示報告中央而擅自行動的現象時有出現，緻使黨多次遭受重大損失。例如，皖南事變中，項英就對黨中央的正确方針貫徹不力，導緻新四軍遭受重大損失。為了杜絕此類現象，1948年1月，毛澤東為黨中央起草了《關于建立報告制度》（以下簡稱《制度》）的黨内指示，正式提出建立請示報告制度。《制度》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每兩個月向黨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尤其是部隊的負責人，除了要随時向中央報告作戰方針外，也要堅持以兩個月為周期，向黨中央作政策性的綜合報告和請示。

　　但是，該制度的确立并非一帆風順。在決定發布之初，部分地區黨和軍隊負責人不以為意，仍有擅自更改黨中央政策的行為，甚至将黨中央的正确決策棄置一旁，實行自認為正确的政策，整個過程中既不請示黨中央，也不報告各地區的中央局。毛澤東對此多次提出嚴厲批評，領導黨中央先後發出《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補充指示》等文件，要求全黨必須貫徹執行。同時，毛澤東也注重聽取地方意見，強調各根據地負責人“對于中央的領導工作，不論是内容和方法，如有批評，亦請提出”。于是，請示報告制度在全黨确立下來，實現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與決策科學化的雙提升。

　　（三）開展積極的黨内鬥争，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

　　在毛澤東看來，黨内矛盾和黨内鬥争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内的反映”，是客觀存在的，應當正确處理而不是回避。但是這些差異從其性質上來說仍屬于思想認識上的分歧，表現形式雖然複雜，仍屬于非對抗性矛盾，卻也有演變為對抗性矛盾的可能性。為了解決這些矛盾，毛澤東強調：“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鬥争，因為它是達到黨内和革命團體内的團結使之利于戰鬥的武器”，每個黨員、積極的革命分子都應該掌握它。因為黨内不會沒有矛盾，如果有了矛盾而沒有掌握解決矛盾的“武器”——思想鬥争，那麼黨的生命也會歸于完結。

　　經過調查研究，毛澤東認為黨内矛盾和黨内鬥争有兩個根源，一是社會根源，即“社會的階級矛盾”；二是認識根源，即“新舊事物的矛盾”。延安時期，黨内矛盾主要表現為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分散主義等，對黨的團結統一構成嚴峻挑戰，是黨内鬥争的主要對象。首先，同主觀主義作鬥争。延安時期，主觀主義主要表現為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毛澤東指出，“教條主義主張強調政委制度，把它立于黨之上，不重視思想領導，削弱了黨的一元化領導作用”，這種将馬克思主義的本本視為金科玉律而忽視中國革命實際的方法是共産黨的大敵、工人階級的大敵，也是人民和民族的大敵。而經驗主義則過分重視經驗的決定性作用，忽視理論的指導作用。因此，毛澤東号召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到實踐中去，鼓勵經驗豐富的黨員學習理論知識，提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能力。其次，同宗派主義作鬥争。延安時期，毛澤東認為宗派主義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黨内的宗派主義，傾向對内的排他性，嚴重妨礙黨的團結統一；一種是黨外的宗派主義，排斥黨外的一切，嚴重影響黨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鬥争。他要求黨員幹部必須與宗派主義作鬥争，“隻有思想上的一緻，才能戰勝敵人”。最後，同分散主義作鬥争。毛澤東認為，分散主義的産生源于黨在長期被敵人分割包圍的環境下而進行的長期遊擊戰争，突出表現為“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的錯誤态度”。這嚴重破壞了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并可能對革命利益産生巨大損害。為此，毛澤東要求各級黨委利用較多時間進行商讨，同這種錯誤主義作鬥争，将一切權力集中統一到中央或者中央的代表機關。

二、加強黨性修養與鍛煉，樹立堅定的政治信仰

　　毛澤東認為，共産黨員“沒有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态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延安時期，面對黨員幹部黨性不全或者沒有黨性的現狀，毛澤東要求黨員幹部要懂得堅持理論與實踐的密切結合是中國共産黨區别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标志之一，大家要加強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學習、積極參加實踐鍛煉，在這個過程中提高黨性修養，樹立堅定的政治信仰。

　　（一）加強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學習，堅定信仰不動搖

　　延安時期，由于出身的不同、文化水平的差異，黨員幹部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解不盡相同，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堅定程度也存在差異，甚至滋生了“個人主義”等錯誤思想。毛澤東指出，這些錯誤思想是反科學、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是共産黨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黨性應該表現為實事求是的态度。對此，他主張對黨員幹部進行教育以堅定其政治信仰。

　　以黨的幹部教育為重點，純潔政治信仰。毛澤東強調，中國共産黨要完成偉大而艱難的革命事業，必須增強黨的幹部的黨性鍛煉，使他們樹立堅定、純潔的政治信仰。1937年5月，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提出黨的幹部和領袖應該具備的性格和作風，強調幹部和領袖不僅要從自身做起，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真正懂得并掌握之，堅定信仰；還要擁有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具備的政治遠見和工作能力，不怕犧牲，願意為民族解放、階級鬥争、黨的工作努力奮鬥。1941年3月26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黨性問題非常重要，黨的中級以上幹部都進行自我檢查，隻有幹部鞏固了，黨才能鞏固。此外，毛澤東也極為重視黨的後備幹部培養。1939年3月6日，針對抗大分校教育計劃問題，毛澤東強調必須重視政治教育，至少應與軍事教育列于同等重要地位。在這些思想指導下，幹部教育如火如荼地展開，不僅純潔了幹部隊伍的政治信仰，而且在全體黨員中起到了良好的模範帶頭作用。

　　緊抓全體黨員，加強黨性修養與鍛煉。共産黨員的“黨性是以黨員的思想意識、政治觀點、言論行動來作标志，來測量的”，提高黨性的目的在于團結全黨全軍，增強戰鬥力，更好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為了使全體黨員都能積極學習馬列著作以提升黨性，面對他們文化水平參差不齊的現狀，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号召黨員幹部“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深入學習研究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民族曆史遺産和當前運動的特點及規律等。為了滿足學習競賽需要，毛澤東親自領導馬列著作翻譯工作，充實黨員學習資料庫。短短幾年時間，先後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馬克思恩格斯叢書》等著作，滿足了黨員幹部對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的渴求，促進了其黨性修養的提升和政治信仰的堅定。

　　（二）積極參與革命實踐，夯實政治信仰根基

　　延安時期，毛澤東多次闡述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重要性，要求黨員幹部既要堅持理論學習，在實踐中磨煉自己的鬥志、夯實自己的信仰根基。

　　在實踐中夯實政治信仰根基。毛澤東強調，我們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經典著作，目的在于創造新的理論，用以指導更好的實踐。1937年，他接連撰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兩部經典著作，用通俗易懂的話語闡述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引導黨員幹部重視實踐、積極參與實踐。1938年10月後，日本将軍事進攻力量轉向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國民黨也開始實行積極反共的政策，黨面臨着嚴峻考驗，尤其是經濟考驗。在這艱難的時刻，1939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生産動員大會上提出“自己動手”的口号，号召黨員幹部、軍民一體克服暫時困難。1942年，黨中央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号召解放區軍民動手開展大生産，解決經濟困難。此外，毛澤東堅持在實踐中同信仰不純的思想、行為作鬥争。1941年4月，毛澤東在為《農村調查》一書撰寫的跋中指出，在黨的任何時期，保持共産黨員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純潔性都是不可或缺的任務之一。部分黨員經受不住誘惑，被資産階級所侵蝕變質，在其頭腦中滋生了資本主義思想，“我們必須和這種黨内的腐化思想作鬥争”。1942年2月，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指出，馬克思列甯主義是唯物主義、辯證法，但是黨内許多同志卻不宣傳這兩種東西，而大肆宣傳或者任憑他人宣傳錯誤思想，這不是真正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在這樣的革命和生産的實踐中，黨員幹部密切了與人民群衆的聯系，也更加深刻理解了政治信仰的意義，從而用更飽滿的精神狀态投入革命鬥争。

　　辯證看待革命中的順境與逆境。毛澤東指出，革命鬥争難免遭遇逆境，但是“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隻要我們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就能戰勝一切艱難困苦，取得最終的勝利。1945年2月，毛澤東在回憶王震率領部隊南下前曾對他說，“第一條叫要看到光明，第二條叫要看到困難。要看到光明也要看到困難，這是辯證法，是矛盾的統一”。在黨的七大閉幕式上，毛澤東指出，雖然目前反動勢力占據一定優勢，企圖壓倒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但是在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下，這種反動的逆流一定會被完全克服。毛澤東所倡導的這種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使得黨員幹部遇到困難能透過現象看本質，不被暫時的困難所打倒，在與困難的較量中更加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三、制定和執行正确的政治路線，堅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澤東強調，共産黨之所以被人民信仰，除了繼承了中華民族光榮的工作作風之外，還因為“它的政治方向代表了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的意願”。這裡的政治方向就是指政治路線。延安時期，毛澤東逐漸探索出總結黨的曆史經驗教訓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線的做法，并通過制定和執行正确的政策、策略，保障政治路線的貫徹落實。

　　（一）總結黨的曆史經驗教訓，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線

　　能否正确制定和執行政治路線，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熟與否的重要标志，也關乎黨能否進行全方位的政治建設。延安時期，毛澤東高度重視總結黨的曆史經驗教訓在政治路線制定中的重要作用，強調“黨更加布爾什維克化，黨就能、黨也才能更正确地處理黨的政治路線”，加強自身政治建設。

　　延安時期，毛澤東提倡學習和總結黨在曆史上制定政治路線的經驗教訓，正确認識和預測革命發展趨勢。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撰文指出，中國共産黨作為指導偉大革命運動的偉大政黨，如果缺乏革命理論和曆史知識，對實際運動了解不深入，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1940年12月4日，毛澤東在讨論目前的形勢時指出，總結曆史的經驗，對犯過錯誤或者沒有犯過錯誤的人都有教育意義，“了解過去的錯誤，可以使今後不犯重複的錯誤”。延安整風期間，為了更好幫助黨員幹部學習黨史、思考政治路線，毛澤東還主持編寫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重要黨史文獻。1942年3月30日，他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中，将黨的曆史劃分為三個具體階段，分别從不同階段黨的鬥争目标、打擊對象、政治路線等進行了詳細論述，成為全黨研究黨史、制定正确政治路線的重要依據。針對黨内部分同志擔心這樣會讓敵對勢力有攻擊之口實，毛澤東指出，必須毫無保留地揭發以前所犯的錯誤，以科學的态度來分析批判之，這樣才能更慎重做好後來的工作。在毛澤東看來，隻有把黨在曆史上走過的路搞清楚，糾正以往的錯誤，才能更好地認識今天的路線和政策，創造出适合今天的新的東西。

　　在毛澤東關于政治路線建設思想的指引下，1935年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确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圓滿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1937年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通過了毛澤東關于建立全面抗戰路線的建議，反對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1945年黨的七大制定了“放手發動群衆，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政治路線，克服了錯誤思想的影響。1948年4月，毛澤東出席晉綏幹部會議時，完整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的内容。這些正确的政治路線的制定與實施，避免了黨重蹈覆轍，從而始終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進。

　　（二）制定和執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正确的政治路線的貫徹執行，離不開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配合。毛澤東指出：“隻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向全黨闡述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并思考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成為毛澤東思考的重要内容。

　　毛澤東對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了然于胸。第一，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推動革命取得勝利。1948年2月，毛澤東指示制定工商業政策時強調，黨的一切行動的出發點、過程和落腳點，就是實行正确的政策，我們必須保證在政策上不犯錯誤，才能取得最終勝利。3月14日，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局等部門的批語中，要求領導同志不能自以為是，對政策和策略不甚關心，因為政策與策略觀點不全面，永遠無法取得革命的勝利。第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黨領導群衆的基本方式。毛澤東多次指出，我們必須認真、仔細、全面地研究群衆鬥争中的策略問題，這個問題和黨内關系、宣傳教育問題等關系着黨的政治路線能否實現，因為“人民對于各黨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據他們的政策來作判斷”。1935年，在到達西昌縣鍋蓋梁區時，毛澤東要求強渡大渡河先遣隊要堅決執行并宣傳黨的民族政策，與彜族沽基家族首領建立良好關系，讓彜族人民感受到黨的友好。

　　“政治路線确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毛澤東強調，正确的政治路線的貫徹執行，必須依賴于黨的幹部，這是評價幹部的重要标準之一。1937年5月，毛澤東撰文闡述黨的幹部應該具備的素質和作風，要求他們要随着革命形勢的發展變化來持續提升自身素質。1940年8月13日，在對野戰軍政工會議和晉察冀軍區幹部會議上，毛澤東又指出要加強軍隊幹部，尤其是軍政幹部的政策與策略教育，使其了解并掌握黨的政策與策略。

　　此外，毛澤東還規定了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必須堅持的原則。第一，必須堅持從中國革命鬥争的實際出發，保證其正确性。毛澤東指出，政策隻有在人民的實踐經驗中，才能驗證其是否正确，以及其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第二，在區别的基礎上制定、執行政策和策略。毛澤東強調，革命的政策和策略要跟着革命形勢的改變而改變，必要的時候可以做出不傷害人民利益的積極妥協，從而達到某種革命目的。在此原則下制定出來的政策和策略既符合客觀實際又兼具靈活性，便于黨員幹部理解和執行，對黨的政治路線的貫徹實施起到了良好作用。

四、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營造良好政治生态

　　延安時期，面對張國焘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的行為，毛澤東重申關于“四個服從”的黨的政治紀律，強調“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為使黨員幹部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營造良好政治生态，毛澤東要求從建立詳細的黨内法規、開展政治教育、建立民主監督體制等三方面着手，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一）建立詳細的黨内法規，統一和規範各級黨組織的行為

　　政治紀律是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黨的團結統一的重要保證。因此，毛澤東強調：“須制定一種較詳細的黨内法規，以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在此基礎上，建立健全黨内法規體系，從法律規範的高度約束黨員幹部的言行。

　　毛澤東注重黨内法規建設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便制定“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約束黨員行為，古田會議也強調必須嚴格執行紀律，杜絕敷衍紀律的現象。1938年，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一文中重申“四個服從”的政治紀律，要求“從中央以至地方的領導機關，應制定一種黨規，把它當作黨的法紀之一部分”。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文件，對各級組織的職權範圍、工作規則和紀律作了明确規定，為黨的組織機構和組織制度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1943年6月，毛澤東撰寫了《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一文，将是否遵守政治紀律列為四條幹部标準之一。1945年4月，他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強調黨要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必須把一切力量團結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和紀律原則之下。在毛澤東指導下，黨中央及各部門先後制定了《關于改編後黨及政治機關的組織的決定》《中央關于發表有全國意義的通電、宣言與對内指示的規定》《關于審查幹部的決定》等多項條例規範，逐漸統一了各級黨組織在組織路線、宣傳工作、幹部工作等方面的行為，有效提高了黨員幹部服從中央、維護大局的意識。

　　在遵守政治紀律的主體方面，毛澤東要求覆蓋全體黨員幹部。毛澤東指出，黨内法規制定之後，全體黨員幹部就要毫無保留地遵守，這樣才能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為。而且黨的高級幹部更要帶頭遵守，做到“既使一般黨員能遵守紀律，又使一般黨員能監督黨的領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紀律”。在處置違反黨内法規的黨員方面，毛澤東要求先對其進行教育，如若多次教育無果，黨委再對其進行嚴肅處理，嚴重的要交付法律進行審判。此外，毛澤東還要求黨必須對黨員和領導的軍隊成員執行比平民更為嚴格的紀律，黨員如果有貪贓枉法的行為，必須從重治罪。這樣一體化的紀律約束規定對全黨上下起到了有效震懾作用，統一和規範了各級黨組織的行為。

　　（二）加強政治紀律教育，強化黨員遵規守紀意識

　　毛澤東認為，部分黨員幹部之所以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其原因一是他們不清楚政治紀律的内涵，二是個别分子利用黨員的無知售奸，因此，“必須對黨員進行有關黨的紀律的教育”，從思想上強化和提高其遵守政治紀律的意識和自覺性。

　　堅持以政治紀律教育為先導。延安時期，毛澤東堅持從思想上入手分析黨員幹部違反政治紀律的原因以制定改正措施。1935年8月19日，針對部分黨員要求和張國焘分裂黨的行為作鬥争，毛澤東強調同其作鬥争是必須的，但就目前情況來說卻是不合适的，現在應該堅持教育為主，引導其改正自己的錯誤。1945年5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所作結論中指出，要多和黨員幹部講紀律，告訴他們怎麼去做。1946年7月，毛澤東在《注意加強部隊紀律教育》的指示中要求部隊在行動前“必須進行一次公開的全體的紀律教育”，使全體指戰員知道注意事項以确保其在行動時遵守紀律，前提是不得洩露機密。在毛澤東指導下，黨中央先後出台了《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等文件，加強對黨員幹部、軍隊人員的政治紀律教育，遏制了無紀律無組織現象的蔓延。

　　堅持多樣化、有區别的政治紀律教育方式。延安時期，毛澤東強調要充分考慮到教育對象級别的高低差異、文化水平的參差不齊等現狀，依據切實可行的原則，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如對知識青年“教育他們有紀律性組織性，反對組織上的無政府主義與自由主義”；對受了處罰、思想動搖、對工作不安的黨員要進行個别談話，而且談話前要調查談話對象的心理狀況及環境，談話時站在他們的立場上，注意說話态度等，從而達到既能使他們承擔新形勢下所賦予的新任務，又能夠整頓黨風軍紀，強化向群衆學習的能力，逐步建設成為抗日軍隊的模範之目标。在教育形式上，毛澤東倡導通過編寫紀律教育主題小冊子、創辦簡報、開展小組會等方式，深化政治紀律教育的長期性和嚴肅性。通過豐富多彩、深入持久的教育活動，黨員幹部遵規守紀意識大為提升，從而為保證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與團結統一創造了重要條件。

　　（三）強化民主監督，構建有效的監督制約體系

　　毛澤東指出：“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衆，不解決要不要民衆的問題，什麼都無從談起。”延安時期，毛澤東在領導黨和人民進行革命鬥争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強化民主監督的思想，在全黨範圍内構建起有效的監督制約體系，加強了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建設。

　　加強黨内民主化建設，堅持民主與集中的辯證統一。延安時期，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認識到集體領導不僅能夠防止分散主義等，還能防止黨内個别野心家的非法活動，因此，他強調，“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後，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确提出“四個服從”的基本原則，并強調這是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的重要政治紀律，“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1948年9月，毛澤東在《關于健全黨委制》一文中指出，要從制度層面對黨委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進行規定，防止出現個人專權。這說明，黨員服從黨的領導，是服從黨的路線、政策、紀律等全方位的領導，而不僅僅是某一方面或某一個人的領導，空喊或者曲解服從黨的領導也是不遵守黨的政治紀律的一個重要表現。同時，毛澤東也明确反對極端民主化，強調擴大黨内民主生活不能走向極端民主化，甚至走到破壞黨的紀律的地步。

　　強化黨外民主建設，形成對黨的全方位監督。毛澤東指出，作為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中國共産黨接受人民群衆的監督，不違背人民群衆的意志這是基本的要求。延安時期，毛澤東在領導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過程中，于1940年3月創造性地提出“三三制”的政權構成原則，即“共産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使黨外人士既能參與到政權建設中，又能監督黨員幹部的行為。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指導下，地方政府還制定了一系列的行政法、幹部政紀法、刑事法等法規，從法制層面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加強對黨員幹部的監督。1948年2月，毛澤東在修改中央對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的指示中強調，黨的一切支部在讨論關于群衆切身利益的相關問題的會議上，包括對自身進行批評和檢讨的會議，都要有黨外群衆參加，要破除群衆對黨組織和會議的神秘感，“為群衆所監督，為群衆所批評或擁護”。在這一制度體系下，人民群衆許多有益于黨和政府建設的建議被采納，既監督了黨員幹部，又極大地調動了各階層的抗日積極性，擴大了抗日民主政權的群衆基礎。

五、延安時期毛澤東黨的政治建設思想的主要特點

　　延安時期，毛澤東黨的政治建設思想是在帶領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進行偉大鬥争的實踐中逐漸形成的，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産物，解決了黨面臨的諸多難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

　　（一）将正确制定和執行黨的政治路線擺在首要位置

　　将正确制定和執行黨的政治路線擺在首要位置是延安時期毛澤東黨的政治建設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正确制定和執行政治路線，黨才能更好地實現階級領導，執行階級政策，最終達成階級的政治目的，這是黨的曆史使命。毛澤東在《〈共産黨人〉發刊詞》中強調，黨的建設和布爾什維克化過程與黨的政治路線密切聯系着，“黨更加布爾什維克化，黨就能、黨也才能更正确地處理黨的政治路線”。因此，為了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線，毛澤東一貫倡導從黨的曆史中去學習經驗，要求具有研究能力的同志都要積極主動研究馬列主義、研究黨的曆史，總結黨在過去所制定的政治路線，更深刻地認識黨在曆史上出現的問題。他指出，學習黨史的目的在于把黨在曆史上走過的路搞清楚，從而更好地認識今天的路線和政策，創造出适合今天的一些新的東西。對于黨内部分同志擔心談論或承認黨在曆史上所犯的錯誤會給敵人以攻擊之口實，毛澤東指出，必須毫無保留地揭發以前所犯的錯誤，以科學的态度來分析批判之，這樣才能更慎重做好後來的工作。為了推動全體黨員幹部理解并全面貫徹黨正确的政治路線，一方面，毛澤東撰寫《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等文章，詳細論述了黨自成立以來所制定和實行的路線政策，指出其不是一開始就是錯的，而是中國共産黨面對變化發展的現實沒有作出相應調整導緻的；另一方面，他還親自閱讀黨的六大以來和六大以前的黨史文獻，主持編寫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重要黨史文獻供黨員幹部學習，以使他們明白為什麼黨現在會選擇這樣的政治路線，從而更加堅定他們貫徹執行的決心。

　　（二）緊緊圍繞黨的主要工作進行黨的政治建設

　　緊緊圍繞黨的主要工作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是延安時期毛澤東黨的政治建設思想的一個主要特點。延安時期毛澤東關于黨的政治建設的思考不是憑空産生的，而是圍繞黨的主要工作的開展而持續深化的。抗日戰争時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始終是黨的主要工作之一。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報》正式創刊，毛澤東在為其撰寫的發刊詞中指出：“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共産黨的總路線”。1943年7月12日，他在《質問國民黨》一文中再次深刻揭露國民黨頑固派反共、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破壞團結抗戰的陰謀，呼籲愛國的國民黨人起來制止内戰危機，共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此外，中國革命的顯著特征就是長期性，這一特征決定了黨的另一個主要工作就是必須做好經濟建設工作，這樣才能滿足長期革命戰争與人民的物質需要，才能獲得全體黨員幹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堅定信賴和衷心擁護。這一必要性在抗日戰争進入相持階段後更加迫切。毛澤東指出，離開了經濟工作，隻與黨員幹部、群衆談學習和革命等問題，隻能是一些空話；任何對經濟工作敷衍了事，隻知向人民索取而不會給予的同志，都不是一個完全的共産主義者。為此，毛澤東号召黨員幹部要學會做經濟工作，根據農村環境适當處理經濟問題等，改善軍民生活條件。在毛澤東和黨中央指導下，全黨上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産運動，有效解決了物資短缺的問題。但是，部分領導幹部擔心軍隊官兵從事農業生産或幫助群衆生産會影響部隊的戰鬥力。對此，毛澤東認為這樣不僅不會妨礙軍隊的戰鬥，反而會獲得群衆更多的同情和擁護，促進群衆對黨的政治路線的理解與支持。為了更好地促進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毛澤東強調各級黨部等機構的負責同志必須注意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領導，要克服經濟工作中各自為政、鬧獨立等惡劣現象，“建立統一的、指揮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貫徹到底的工作系統”，落實黨的根本路線、根本政策。延安時期，毛澤東關于黨的政治建設的思考始終緊緊圍繞黨的主要工作展開，并随着時間的推移日益完善，以使不斷布爾什維克化的黨更好地指導中國革命，最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三）牢牢抓住黨的幹部這個關鍵少數不放松

　　牢牢抓住黨的幹部這個關鍵少數不放松是延安時期毛澤東黨的政治建設思想的一個突出特點。信仰堅定、德才兼備的黨員幹部不僅直接影響着人心向背，而且直接關系黨的路線、方針等貫徹徹底與否。正如毛澤東所強調的：“政治路線确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但是，黨的幹部囿于自身階級出身，頭腦中或多或少都帶有非無産階級思想。為了清除他們頭腦中的非無産階級思想，一方面，毛澤東要求他們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著作，要輪流到黨的各個學校參與學習培訓。為了引起黨的幹部對學習的重視，毛澤東常常利用空閑時間親自為其授課，以通俗易懂、言簡意赅的方式強化他們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解與信仰。另一方面，毛澤東要求黨的幹部要深入實踐研究實際的社會問題，同工農群衆保持密切聯系。隻有将學習與實踐相結合、與工農群衆相結合，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理論素養和領導革命鬥争的能力，堅定政治信仰。毛澤東指出：“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為了培養出一批這樣的同志，在毛澤東建議下，1939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張聞天為部長的幹部教育部，專門負責幹部教育的方針制定、教學、招生等各方面的工作，推動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并制定具體計劃。此外，還建立了黨的建設、馬列主義等研讨會，激發黨員幹部的學習熱情。在這樣的幹部教育模式下，黨培養出大量的人才充實到各個部門、各個根據地，領導黨的各項革命和建設事業，有效加強了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保證了黨的正确的政治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貫徹落實。

　　（四）緊密結合黨的建設的其他方面加強黨的政治建設

　　緊密結合黨的建設的其他方面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是延安時期毛澤東黨的政治建設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黨的政治建設與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等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不存在脫離其他建設而獨立存在的建設。毛澤東一貫重視加強思想建設，堅持黨員不僅要在組織上入黨，更要在思想上入黨。延安時期，大量農民和小資産階級加入黨組織，這既在短時間内促進了黨員隊伍的壯大，也導緻許多非無産階級思想湧入黨内，對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構成了嚴峻挑戰。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毛澤東指出，隻有抓住思想教育這個中心環節，同非無産階級思想進行積極的黨内鬥争，并對其進行無産階級思想教育，才能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鬥争，否則“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隻有加強思想教育，解決了黨内存在的非無産階級思想、極端民主化等，将黨内思想統一起來，解決好黨員在組織上和思想上全部入黨的問題，才能更好地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朝着共同的政治目标前進，促進全黨上下準确無誤地貫徹執行黨的政治路線、政策策略等，實現政治上的一緻、組織上的鞏固。關于作風建設。毛澤東指出，黨風可以凸顯出黨員的世界觀、黨性等，黨的作風好不好，黨員的言行最有代表性；一個黨員的作風好或不好，其實質就是黨性純不純的問題，是政治信仰堅定與否的問題。為了解決黨員幹部的作風問題，毛澤東親自領導了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通過撰寫文章批判黨内存在的不正之風，号召黨員幹部同這些不正之風作鬥争，在鬥争的過程中養成良好的作風，樹立純潔的政治信仰。在緊密結合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的過程中，黨的政治建設得到不斷加強，為黨領導全體黨員幹部和全國各族人民奪取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習近平指出，“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決定黨的建設方向和效果”。延安時期，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進行了深入思考和生動實踐，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共産黨的政治建設思想，解決了中國共産黨面臨的問題、難題，正确地指導了黨領導黨員幹部、人民群衆進行革命的偉大實踐，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雖然黨面臨的世情、國情和黨情等與延安時期相比已大不相同，但毛澤東在黨的政治建設方面的理論依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我們應該從研究延安時期毛澤東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出發，不斷擴大研究範圍、增加研究對象、豐富研究内容，總結出更多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理論與實踐經驗，為新時代加強黨的政治建設、使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堅強的領導核心提供理論支撐。

　　（作者：尚肖剛，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6774澳门永利2021級博士研究生）

　　（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新時代加強黨的建設學科建設研究”（22BDJ083）、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創計劃項目“延安時期黨的政治建設研究”（2023-KY-04）的階段性成果）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