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漢諾夫與列甯關于十月革命的政治分歧及其理論根源

普列漢諾夫與列甯關于十月革命的政治分歧及其理論根源

王中汝

　　普列漢諾夫是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創立者之一。1903年之後，他與列甯在黨的組織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黨的戰争策略等諸多問題上都産生了嚴重分歧。1917年二月革命後，雙方之間的最大分歧集中在要不要把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适時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對于列甯領導的十月革命，普列漢諾夫更是給予了無情的批判。盡管如此，除了極少數特殊場合的論戰外，列甯對普列漢諾夫的态度總體上做到了實事求是與客觀公正，甚至呼籲“年輕的黨員”了解普列漢諾夫，“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漢諾夫所寫的全部哲學著作，就不能成為一個自覺的、真正的共産主義者，因為這些著作是整個國際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的優秀作品”，是“必讀的共産主義教科書”。

　　縱覽普列漢諾夫十月革命前後的著作和列甯晚年的理論創新，不難發現二人的差異：普列漢諾夫不是革命家，而是不善于運用理論指導實踐的理論家、宣傳家；列甯既是與時俱進的理論家、宣傳家，更是能夠及時抓住并充分利用社會脈動推進革命的實踐家。列甯超常的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奠定了他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史上的不朽地位。回顧二人最後的意見分歧，對于提升共産黨員的理論修養和運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一、普列漢諾夫對工農民主專政與十月革命的否定

　　1917年2月23日至3月2日，俄國資産階級革命取得了勝利。列甯根據國内外的新形勢，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綱》。《四月提綱》共十條，核心主張是第二條：“俄國當前形勢的特點是從革命的第一階段向革命的第二階段過渡，第一階段由于無産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不夠，政權落到了資産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當使政權轉到無産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幾乎與列甯同時回國的普列漢諾夫，同樣以老邁的身軀與興奮的心情參與到各種政治社會活動中，僅在一年的時間裡就公開發表了總計38萬餘字的著述。隻不過其社會政治活動與理論創作的主題是反對列甯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與十月革命，直到1918年5月去世。 針對列甯的《四月提綱》，普列漢諾夫寫下了著名的《談談列甯的提綱以及為什麼有時夢話值得注意》，否定了列甯的主要觀點。他首先引用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著名論斷作為理論依據：“社會的生産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便和它們向來在其中發展的那些現存生産關系發生矛盾，或不過是現存生産關系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财産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産力發展的形式變成了束縛生産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并在這個基礎上闡明自己的觀點：“這意味着，遠非在任何時候都能由一種生産方式轉變為另一種更高的生産方式，例如不能在任何時候都從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轉變為社會主義生産方式。馬克思在這篇序言中接着直截了當地說，在一國的生産方式還促進該國生産力的發展而不是阻礙它的發展以前，它決不會退出該國的曆史舞台。”顯然，普列漢諾夫的後一句話來源于馬克思的著名論斷：“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态，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産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産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普列漢諾夫認為，俄國資本主義還處在上升時期，還沒有達到阻礙生産力發展的階段，“如果一國的資本主義尚未達到阻礙本國生産力發展的那個高級階段，那麼号召城鄉工人和最貧苦的農民推翻資本主義就是荒謬的。倘使号召我剛才列舉的那些人去推翻資本主義是荒謬的，那麼号召他們奪取政權是同樣荒謬的”。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普列漢諾夫再次引用了恩格斯的論述：“對于一個階級來說，最大的具有曆史意義的災難莫過于在由于不可克服的客觀條件而不能達到它的最終目的的時候就奪取政權。”

　　1917年10月，列甯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普列漢諾夫寫下《緻彼得格勒工人的公開信》，申明自己對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态度。他在回顧自己為俄國無産階級解放事業奮鬥一生之後提出：“最近幾天的事變之所以使我痛心，不是因為我不希望俄國工人階級取得勝利，而恰恰是因為我要竭盡全部心力促其實現。”他再次以恩格斯的相關論述為依據，強調無産階級專政要以高度發達的生産力為前提：“工人階級最大的曆史災難莫過于在還沒有準備好以前就奪取政權”。與此同時，他還從俄國的階級構成以及他對專政的理解的角度，否定十月革命：“在我國居民中無産階級不是占多數，而是占少數。然而隻有當它占多數時，它才能成功地實行專政。”俄國占人口大多數的是農民階級，工人階級可以得到農民階級的支持。“然而，農民需要的是土地，他們并不需要用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将來當農民得到地主的土地以後，他們的經濟活動将不是朝着社會主義方向而是朝着資本主義方向發展……農民是工人在建立社會主義生産方式事業中完全不可靠的同盟者。”在這種條件下建立的無産階級專政，“将不是工人階級專政，而是幾十個人的專政”。普列漢諾夫的結論是：第一，“我國工人階級為了自己和國家的利益還遠不能把全部政權奪到自己手中來”；第二，“如果說我國無産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想要完成‘社會革命’，那麼我國的經濟本身就會使它遭到最慘重的失敗”；最後，“如果工人階級的覺悟分子不堅決果斷地反對由一個階級或者——比這更糟糕的是——由一個黨奪取政權的政策，後果将更加悲慘”。

　　普列漢諾夫反對工農民主專政與十月革命的理論依據，反映了他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生産力觀和所謂的“過早奪取政權”觀的理解。對于前者，普列漢諾夫反複強調：“并不是在任何特定的時候都能按照社會主義原則來改造社會的。社會主義制度至少要以兩個必不可少的條件為前提：（一）生産力（所謂技術）高度發展；（二）國内勞動居民具有極高的覺悟水平。在不具備這兩個必要條件的地方，根本談不上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産方式……他們所能組織的隻是饑餓。”對于後者，普列漢諾夫多次引用了恩格斯的論述。在1850年的《德國農民戰争》中，恩格斯以1525年托馬斯·闵采爾領導的農民起義為例指出：“對于一個激進派領袖來說，最糟糕的事情，莫過于在運動還沒有達到成熟的地步，還沒有使他所代表的階級具備進行統治的條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實行為維持這個階級的統治所必須貫徹的各項措施的時候，就被迫出來掌握政權。”恩格斯從一般原理層面分析了德國農民起義的經驗教訓，包括掌握階級對立的發展程度、革命物質條件的成熟程度以及革命的适當時機等，其重點并不在普列漢諾夫所說的“過早掌握政權”，而在于頌揚德國人民的“革命傳統”與革命“韌性和毅力”，在革命低潮時期鼓勵德國無産階級的革命鬥志：“農民戰争同我們今天的鬥争相去并不甚遠，要反對的敵人大部分還是相同的”，“如果農民戰争中的暴烈行動在近幾年的運動中僅僅在局部地區……才得到應有的重視，那麼這無論如何不能說是現代暴動的優點”。可見，普列漢諾夫的引用是片面的，不但割裂了恩格斯的總體觀點，還與恩格斯的論述主旨背道而馳。借助這些歪曲性的引用來批判列甯的革命主張是“在俄國土地上散播無政府主義混亂狀态的一種極其有害的瘋狂企圖”，乃至是“假革命”“反革命”，更是一種不講道理的政治偏執。

二、普列漢諾夫關于階級合作的政治主張

　　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秉持無産階級國際主義立場的列甯始終認為其是掠奪性的帝國主義戰争，這對二月革命後的俄國也不例外。普列漢諾夫則認為,戰争的一方即英國、法國等“歐洲的民主國家”是“整個文明世界在卓有成效的政治進步事業中的教師”，另一方即德國等則是“半專制制度的支柱并且同真正代表着社會停滞和政治野蠻勢力的土耳其結成盟國的中央王朝”。他認為俄國是戰争的受害者，強烈反對列甯關于變帝國主義戰争為國内戰争、建立無産階級和貧苦農民政權的革命策略，主張各階級聯合起來、齊心協力抗擊德國侵略。 他對工人階級說，二月革命産生的“不是某一個社會階級的政府”，但這并不會使他這個“早就堅持無産階級觀點的人感到不安”。恰恰相反，“當代俄國無産階級最幸運的地方就在于：現在，在保衛新制度的鬥争中，它的階級利益和所有想要永遠消滅舊制度殘餘的那些居民的利益是一緻的”。俄國無産階級應當“領導居民中間所有那些由于恢複舊制度而會使利益遭到破壞的階級和階層”，應當把“使自己同它們聯合起來的觀點”而非“各行其是的觀點”“提到首要地位”。他向“覺悟工人”呼籲，不要向資産階級提出“顯然是這個階級的經濟本性所不能接受的那些條件”；如果“提出很高的要求”，“實現這些要求，就會使得把企業繼續辦下去成為沒有目的（從資本家的觀點來看）的，那末企業就會關閉，工人就領不到工資，國内就會出現饑餓”。他竭力從理論上證明，在特定條件下，“雇傭工人的利益同企業主的利益一緻是完全可能的”，“在這兩種利益互相一緻、雙方又都了解到這一點的情況下，所發生的就不是階級鬥争，而是階級合作”。他深信，無産階級已經成為決定俄國發展的關鍵力量，乃至成為“局勢的主人”。正因為如此，他希望無産階級“能夠理解它要扮演的那個值得羨慕的具有曆史意義的角色的偉大和任務的極端艱巨”，希望它“不犯那些要付出重大代價并且會特别嚴重地損害它本身的錯誤”，希望它“容易對付過高的奢望”。

　　他對農民階級說，想把“一切國有的、寺院的、教會的和私有的土地都變成人民的财産，不付任何贖金而平均分配給勞動者使用”的願望是不對的：“在私有的土地中，當然地主的土地最多。可是目前不少農民也有私人地産。這些财産的數量多半都很小。難道你們要不付贖金而奪取這些私有者的土地嗎？在我看來，這既不公正，也不合算……你們就有使他們成為我國新制度的敵人的危險。”對于大地産所有者來說，“一旦人們不付贖金而征收了他的土地，他就成了赤貧者……要是他沒有錢，他就必然會成為窮人。其他極大多數的土地私有者也将如此……俄國制造赤貧……是違反你們的利益的，同樣也違反整個國家的利益。因此，應該付給土地私有者一定的報酬。當然數目不大：俄國太窮了，無法向大地産所有者支付幾百萬，何況那些地産是他們的祖先們由于一些和人民的福利沒有任何關系的勞務而獲得的”。得到土地是俄國農民的迫切願望，也是俄國革命的主要動力之一。他知道這些主張必然遭到農民的反對，但卻頑固地認為是“正确的”，因而呼籲作為“勝利者”的農民“寬宏大量”，要用“一顆獅子的心而不是一顆豺狼的心”去對待自己的世代仇敵。

　　他教導資産階級，如果俄國戰敗，“德國資産階級會因此獲得很多利益，而俄國資産階級則會喪失很多東西”。“我國工商業階級通過自己的領導人的口大聲宣布自己要同民主派進行鬥争”，因“民主派犯了許多錯誤”而使得它“有理由發牢騷”，但它并非沒有錯誤，其中“工人的許多錯誤，其根源都在于企業主的不正當的和毫無道理的行動”。“我國工商業階級已經發展到可以要求它具有自覺精神的那個階段”，這種精神的“最根本的和首要的特征”，“就是善于用批評的眼光對待自己本身的行為”。俄國資産階級必須認識到，由于“專制制度不健全的環境”，“我國工商業者養成了種種習慣，不僅很不會滿足更廣大的居民階層的需要，甚至也很不會滿足正确理解的工商業的利益”。它們更要認識到，雖然無産階級開始走向成熟并且能夠正确理解自己的利益，但俄國還沒有發展到用社會主義生産方式代替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時候，因此它“必須盡可能迅速地、大聲地、堅決地宣布自己準備接受工人階級的正當要求”。他呼籲資産階級制定出“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改革綱領”，因為這“兩大階級達成自覺的、全面考慮的、有計劃的和誠懇的協議”，是俄國的“得救之道”，“拒絕理解這個道理”的則是“空想主義者”。

　　他批評社會革命黨人、大部分孟什維克是不徹底的民主派，在策略上是“半馬克思主義者和半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是“半列甯分子”。“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和列甯相反，證明了目前這次革命必然具有資産階級的性質。而作為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他們同列甯一起采取了使工人群衆越來越傾向于可能不經過資本主義時期這種思想的行動。”所謂的“無政府工團主義”，是“不考慮事變的客觀邏輯”，它“以極端輕蔑的态度對待那些繼馬克思之後重複下面這個論點的社會主義者：當社會發現了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的軌道的時候，它就既不能跳過這一發展的自然階段，也不能用法令取消這些階段”。普列漢諾夫認為自己是真正理解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俄國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階段，那“就必須或多或少充分地實現社會主義者稱之為自己的最低綱領的那個東西”，“這個綱領也正是預定要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逐步實現的”。既然“俄國工人階級還遠沒有成熟到在政治上可以進行統治，所以同資産階級達成協議本來是絕對必要的”。然而，“我國有些民主派一方面公開承認俄國現在經曆着資産階級革命，另一方面則用一切力量使資産階級的影響實際上失去作用，這些民主派是不徹底的……沒有資産階級的資産階級制度、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是不可思議的。我國工商業階級的代表不僅有權利，而且有義務要求人們不束縛它的手腳。”“通過革命民主派和工商業資産階級之間全面考慮的協議而拟定的、廣泛的社會改革的制度，乃是同俄國無産階級中傳播空想主義口号進行鬥争的最好手段。”

　　總之，普列漢諾夫去世前最後一年關于階級問題的主要觀點是，無産階級人數還很少，不要過早奪權，要和資産階級聯合，鞏固二月革命所取得的政治自由；俄國還處在資本主義革命階段，資本主義還有充分的發展空間，奪取政權對無産階級的發展不利，對整個俄國不利；全部政權歸蘇維埃是錯誤的，工農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更是錯誤的，應該由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聯合執掌政權，發展資本主義，待條件成熟後再發起社會主義革命。“既然我們還要經曆相當長的資本主義發展時期，那麼就應當記住，這個過程是兩面性的，其中無産階級将要在這一面進行活動，而資産階級将要在那一面進行活動。如果無産階級不願損害自己的利益，資産階級也不願損害自己的利益，那麼這兩個階級就應該bona fide（善意地；真誠地。——譯者注）尋求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達成協議的途徑。”各個社會階級“為了國家和革命事業的利益，必須聯合”。

三、列甯對十月革命合理性的哲學論證

　　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然而，十月革命及其準備過程中産生的理論與政治紛争，不僅存在于俄國内外不同的社會主義流派和理論領袖之間，同樣存在于布爾什維克内部。且不說考茨基等被列甯視為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的代表，就連羅莎·盧森堡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左派領袖，在肯定十月革命的總前提下也對革命後的諸多具體策略提出過不少異議。不能徹底理解十月革命當時在某種程度上是普遍現象。正如列甯在《給代表大會的信》中所說，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公開反對十月革命，“那件事當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歸罪于他們個人”。因此，充分闡明十月革命的合理性，是擺在列甯面前的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也是保障社會主義建設順利推進的理論基石。1923年1月，列甯在《論我國革命》等著作中給出了簡明扼要的回答。

　　列甯首先批評道：“我國所有小資産階級民主派也和第二國際全體英雄們一樣迂腐”，“他們都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卻迂腐到無以複加的程度。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他們一點也不理解”。這裡的“小資産階級民主派”，就其所代表的階級利益而言，包括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等社會主義流派。“小資産階級民主派的特性就是厭惡階級鬥争，幻想可以不要階級鬥争，力圖加以緩和、調和，磨掉銳利的鋒芒。”可以把普列漢諾夫納入小資産階級民主派行列，它們不理解俄國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根源是不理解馬克思的革命辯證法。列甯多次以馬克思曾設想的“德國農民戰争同工人運動相結合”的例子來說明革命辯證法的實際運用。1856年4月14日，恩格斯給馬克思寫信，指出德國因資本投機空前盛行，必然導緻“前所未聞”的“一切因素都已具備”的“崩潰，“激烈緊張，廣泛普遍，一切有産的和統治的社會階層都牽涉進去”。4月16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回信中明确提出：“德國的全部問題将取決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種再版的農民戰争來支持無産階級革命。如果那樣就太好了。”在德國的社會結構中，農民人數遠較英國、法國多。他們既受有所發展的資本主義的剝削，又受因資本主義發展不夠而殘存的封建勢力的剝削。鑒于德國農民所具有的光榮革命傳統，馬克思不拘泥于無産階級革命必須在無産階級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才能取得成功的一般原理，辯證地提出了德國農民在無産階級革命中的作用問題。列甯高度重視馬克思這一思想，将其作為俄國無産階級革命的直接理論依據之一。當然，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等人并沒有看到這一點。

　　列甯随後指出了“我國所有小資産階級民主派”和“第二國際全體英雄們”不懂革命辯證法的實際體現：“他們到目前為止隻看到過資本主義和資産階級民主在西歐的發展這條固定道路”，看不到也不敢想象會有别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次史無前例的戰争，必然會給社會和革命帶來空前的變化：一方面，戰争對資本主義的破壞是空前的，即使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戰後幾年也“還沒有能調整好‘正常的’資産階級關系”，而“我國所有小資産階級民主派”和“第二國際全體英雄們”“卻一直認為正常的資産階級關系是一個極限”，是“不可逾越的極限”，不能突破；另一方面，“他們根本不相信任何這樣的看法：世界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别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俄國的具體實際使得俄國革命具有了區别于“以前西歐各國的革命”的特殊性，但這并不違背“世界發展的總的路線”。社會主義社會當然應以發達的社會生産力為客觀經濟前提，但這隻是一般真理，“這個無可争辯的論點”并非評價俄國革命的“有決定性意義的論點”，有決定性意義的是人民在複雜的革命形勢下、“在毫無出路的處境逼迫下”，存在通過“奮起鬥争”“争得進一步發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尋常的條件”的機會，存在馬克思所說的“‘農民戰争’同工人運動的聯合”的現實條件，存在“用與西歐其他一切國家不同的方法來創造發展文明的根本前提”的可能性。世界曆史發展的總的路線并沒有因俄國革命的特殊性而改變。“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别國人民呢？”

　　列甯晚年關于革命與發展道路的論述，是實際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典範。生産力發展水平的确是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因素，也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但達到一定水平的途徑卻是多種多樣的，并不拘泥于任何特定模式。勞動者是生産力中最革命的因素，其主觀能動性與生産力發展狀況密切相關。普列漢諾夫一再強調俄國生産力水平低下，強調“俄國曆史還沒有磨好将來要用它烤成社會主義餡餅的那種面粉”，強調社會主義對于俄國來說還是“比較遙遠的未來的事情”，并以此抨擊列甯的社會主義“同現代社會主義根本沒有任何共同點”，說明他從來沒有考慮過列甯所說的人民群衆“在毫無出路的處境逼迫下”通過“奮起鬥争”“争得進一步發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尋常的條件”的機會，從來沒有考慮過不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曆史可能性，而且把生産力狀況視為社會變革的絕對前提，這本身就是違背辯證法要求的。“我們的敵人曾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說，我們在一個文化不夠發達的國家裡推行社會主義是冒失行為。但是他們錯了，我們沒有從理論（一切書呆子的理論）所規定的那一端開始，我們的政治和社會變革成了我們目前正面臨的文化變革、文化革命的先導。”也就是說，政治社會變革為新的社會形态的産生提供了條件。“但是這個文化革命，無論在純粹文化方面（因為我們是文盲）或物質方面（因為要成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當發達的物質生産資料的生産，要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對于我們說來，都是異常困難的。”這就是革命的辯證法，是普列漢諾夫等人所不明白的。

四、普列漢諾夫錯誤的方法論根源

　　在革命發生急劇轉折的曆史關頭，在國内外極為複雜的曆史條件下，普列漢諾夫不再是一個清醒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而是像曆史上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樣，成了一個既勸導無産階級又勸導資産階級且呼籲雙方讓步的、貌似不偏不倚的“先知”，當然他的思想觀點并沒有被任何一個擁有實際力量的階級或階層所接受，也沒有對實際的曆史進程産生任何影響。他頻繁引用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某些問題的論述卻不加引申與解釋，想論證卻又無法論證其主張的正确性。這是一個悲劇，曆史抛棄了他。

　　普列漢諾夫晚年的悲劇有深刻的方法論根源。他反複強調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反複回憶恩格斯同他談話時“你們要盡最大的力量避免教條主義”的告誡，認為自己一向主張的革命戰略的特點就在于“始終鄙視教條主義”。在處理目的與手段的關系時，他認為革命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實現無産階級解放的手段。任何手段“并不是它自己本身重要，而隻有在它合乎目的的範圍内才是重要的。隻要它不再合目的了，它就一定會被另一種手段所排斥和代替”。如果颠倒了上述原理，“替那個名叫教條主義的上帝服務，對我們說來乃是特别巨大的罪過”。他指責列甯和布爾什維克的主張本質上“是建立在對社會主義原則的純粹教條式的理解的基礎上的”，“缺少辯證法的确是他們的主要特點”：“人們都按照‘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之外，都是鬼話’的公式進行推論。他們沒有能力研究一個概念向另一個概念的轉化；對他們來說，思想的細微差别是不存在的，他們拼命地砍，有時甚至砍斷他們本來想要坐在上面的那根樹枝”。普列漢諾夫抓住了理論辯證法的核心，即概念的轉化，但卻不理解恩格斯對“讓事物必須符合”概念及以“概念來衡量事物”的思維方式的批評，不理解列甯關于從“經驗”與“曆史—經濟”過程而非從“‘一般概念’得出的法律定義”出發把握“事情的本質”的論述。他看不到概念轉化的實踐根基，不能正确理解實踐的辯證法。在他那裡，辯證法不再是改造客觀世界的行動指南，反而成為革命的思想障礙。

　　普列漢諾夫強調從實際出發沒有錯，強調理解和運用辯證法也沒有錯，甚至從俄國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還處在上升階段的角度看，他呼籲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相互妥協、聯合，從抽象意義上講也沒有錯誤。他的錯誤在于口頭上強調實際而在行動策略上不理解甚至違背實際，不能正确地用他提倡的辯證的、科學的方法去理解俄國資本主義不夠發達的具體實際，去理解國内外戰争交織的錯綜複雜的矛盾，去理解這種實際和矛盾背景下主體和客體的關系，尤其是不能想象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特定條件下的巨大作用。有學者指出，普列漢諾夫“所诠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哲學唯物主義）”尤其“強調物質決定意識的觀念”，但其中并無革命主體能動性的任何位置，不能“為布爾什維克推進俄國無産階級革命進程的實踐提供理論上的合法性依據”。一方面，他強調一切以時間和地點等條件為轉移，“科學社會主義不承認可以絕對地解決實際問題。喜歡作絕對的解決是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個特征”；另一方面，他卻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具體觀點，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主義的生産力前提、自然發展階段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等，變成不可動搖的絕對教條。一方面，他無視戰争年代階級利益的劇烈沖突，堅信自己站在“祖國”存亡的立場上，苦口婆心地呼籲各階級相互體諒、相互讓步，把自己變成資産階級啟蒙思想家那樣的呼喊“普遍的愛”的人；另一方面，他并非完全不相信強大的物質力量，還呼籲“民主派的多數派”對“竊據着布爾什維克稱号的少數派”（“列甯派”）“在革命民主派隊伍裡”制造“内讧”、“發動内戰”的行為進行鎮壓，因為“凡是開始用武器進行批評的地方，批評的武器就會變得軟弱無力”。一方面，他承認無産階級在曆史進程中的領導角色與關鍵作用；另一方面，他又要求無産階級主動放棄最能體現領導權的國家政權，反對建立并實行無産階級專政。由于方法論上的偏差，普列漢諾夫陷入重重自我矛盾之中不能自拔。

　　在近代思想史上，黑格爾的自相矛盾非常典型：他所構造的體系結束于某種絕對真理，但他的方法（辯證法）卻不承認任何絕對的東西。普列漢諾夫的遭遇與黑格爾相似：他在理智上反對教條主義、強調辯證法，卻在行動上緊緊抱着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觀點不放，踐行教條主義、非辯證法。因為自相矛盾，他滿眼看到的都是他人的“矛盾”：既然是資産階級革命，怎麼能夠沒有資産階級參加呢？既然革命要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條件，怎麼能夠沒有資産階級呢？“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是“驚人的邏輯上的不合理的現象”，體現了“策略體系的一系列矛盾”。在他看來，“邏輯的要求”是“不可能有沒有資産階級參加的資本主義革命”，“不可能有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他還強調，“按照社會民主主義的學說，無産階級專政隻有在雇傭工人構成多數時才是可能的合乎意願的”，以此反對無産階級專政，并将“多數人專政”與“少數人專政”對立起來，表現出他對多數人與少數人、群衆與領袖之間關系辯證法的陌生。列甯指出：“‘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群衆專政（群衆的黨）？’——單是問題的這種提法就已經證明思想混亂到了不可思議的無可救藥的地步……誰都知道，群衆是劃分為階級的……在通常情況下，在多數場合，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内，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道理如此明顯，普列漢諾夫卻把“工人階級專政”與“幾十個人的專政”對立起來，不是很荒謬嗎？即便工人階級占據了人口大多數，無産階級專政也不是由無産階級所有成員來實現的，“黨吸收了無産階級的先鋒隊，由這個先鋒隊來實現無産階級專政”。這是列甯闡發并實踐的關于無産階級專政的一般原理。

　　在《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甯在批評考茨基等人時順帶點到了普列漢諾夫：“他們自己學習過并向别人傳授過馬克思的辯證法……但是他們在運用這種辯證法的時候，竟犯了這樣的錯誤，或者說，他們在實踐中竟成為這樣的非辯證論者，竟成為這樣不會估計形式的迅速變化和舊形式迅速注入了新内容的人，以緻他們的下場比海德門、蓋得和普列漢諾夫好不了多少。他們破産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隻是‘死盯着’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記了這個形式的片面性，他們不敢正視由于客觀條件的改變而必然發生的急劇變化，而繼續重複那種簡單的、背熟了的、初看起來是不容争辯的真理：三大于二。”在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方面，普列漢諾夫取得了豐碩成就，作出過重大貢獻。他的不足在于對辯證法的理解不深刻，或者說僅僅停留在概念層面：隻強調革命的客體向度即經濟力量，而忽略了革命的主體向度；隻強調事物發展的一般性，而忽略了事物發展的特殊性。停留在概念層面的辯證法，不與複雜的現實生活與曆史條件或者說實踐辯證法相結合，當然難以發揮革命的行動指南與思想武器作用。就此而言，曾經被列甯批評為不懂得辯證法的布哈林對普列漢諾夫的批評是中肯的：“格·瓦·普列漢諾夫是一位本本上的辯證法家”，要害在于在這種辯證法中“沒有一點正在發展的現實生活”。

　　直到去世，普列漢諾夫還真誠地相信自己是一個理論修養深厚的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批評“列甯從來不是一個以邏輯見長的人”，批評包括列甯在内的其他論敵“往往也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而實際上“在社會主義理論方面的修養十分落後”。這種指責實際上正是對他本人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的精準評判。可以說，在十月革命開創人類曆史新紀元的同時，“普列漢諾夫（與列甯共同起草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綱領的作者），俄國馬克思主義傑出的創始人，完成了自己的悲劇性的發展”。這真是值得所有革命者深思的曆史反諷。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正确理解不斷變化的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順利推進的方法論保證，也是普列漢諾夫與列甯關于十月革命的意見分歧給後人留下的重要啟示。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