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群衆工作的語言地圖及現實觀照

毛澤東群衆工作的語言地圖及現實觀照

高華梓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表明，打江山、守江山的精義即得民心、守民心，而得民心、守民心的要訣即懂民心、暖民心。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世情、國情、黨情、社情、民情新變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把群衆工作的基本功引深引細的新要求，這就需要全體黨員幹部無論是在集體層面還是個人層面皆應反複體悟群衆工作的“味道”和“勁道”。對此，重溫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喻以為經、理以為緯的語言地圖，對于新時代更加深刻把握群衆工作主客體的三種鏡像關系，更加有效發揮群衆工作主體的三種角色定位，更加精準激發群衆工作客體的三種力量诠釋，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蘊。

一、群衆工作主客體的三種鏡像關系

　　“密切聯系”是群衆工作主客體之間關系的根本屬性。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多次對其做出妙喻，使之呈現更加具體的鏡像。

　　第一，“我們”和“眼睛”表達的是一種整體關系，從系統學角度出發強調群衆工作主客體之間保持密切聯系的有機形态。1943年7月3日，毛澤東在起草《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時指出：“共産黨員應該緊緊地和民衆在一起，保衛人民，猶如保衛你們自己的眼睛一樣。”這裡為何用“眼睛”比喻群衆？作為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員，“我們”在全面抗戰第六年遇到了法西斯侵略者開始走向滑鐵盧的決定性變化，由此映射的“光明的新世界和光明的新中國”的曙光正是全國人民和全軍将士共同迎來的。然而，相較于工業發達的反法西斯同盟，“我們”和“眼睛”承受着最為沉重的壓力：一是日寇和汪逆打着“治安強化”的幌子對根據地軍民實施“蠶食”“三光”等慘絕人寰的政策；二是蔣介石政府蓄意制造皖南事變等兩次反共高潮後，又在共産國際解散時試圖炮制第三次反共摩擦，而其所推行“一抽二抓三買賣”的兵役制度也嚴重妨礙廣大人民奔赴前線的要求；三是王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隻團結，不鬥争”的主張不僅不利于團結“我們的朋友”，反倒助長“我們的敵人”。基于此，毛澤東便用比喻告訴“我們”隻有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衛群衆才能迎接戰勝敵人和實現解放的“新的有利的變化”，而“眼睛”也隻有内嵌于“我們”才能制止“法西斯野獸的奔竄”。

　　第二，“種子”和“土地”折射的是一種結合關系，從發生學角度出發強調群衆工作主客體之間建立密切聯系的動态過程。1945年10月17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做關于重慶談判的報告時指出：“我們共産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裡的人民結合起來。”事實上，這一組比喻的運用與“雙十協定”後中國共産黨所面臨的時局有關。具體來說，“和平建國”基本方針雖然基于“我們”在軍事上的一些讓步最終達成，但此後蔣介石政府在帝國主義支持下仍舊不改“台上握手，台下踢腳”的反革命策略，進而造成來之不易的和平之光岌岌可危。對此，“我們”的破解之道是“同全體人民更好的團結起來”，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因此，派大批幹部到“進可攻，退可守”的東北地區去發展人民力量，不僅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而且是事關戰略全局的重要步驟。然而，開展前方的群衆工作并非易事。一方面，東北地區的群衆基礎囿于日僞政權的長期把控而相對薄弱；另一方面，延安本地幹部和南方幹部也亟待克服“背井離鄉”帶來的困難迅速融入當地群衆。鑒于此，毛澤東便借用比喻告訴“我們”要做好精神準備，就如同“種子”縱身“大地”一般，逐漸在群衆中間“生根”“開花”，隻要這樣，“中國的事情就好辦了”。

　　第三，“安泰”和“母親”折射的是一種依存關系，從生物學視角出發強調群衆工作主客體之間産生密切聯系的血緣角色。1953年2月16日，毛澤東在途經鄭州的專列上聽取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治黃彙報時曾提及安泰的故事。安泰是希臘神話中無人能及的力量王者，擁有的無盡能量全部來自雙腳與母親大地女神蓋亞的接觸，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發現這個秘密後，就在格鬥過程中趁安泰不備将其高舉離地而使之力量殆盡。在此，毛澤東為何巧用這一神話典故？我們知道，新中國成立初期，“泥塑的神像”做派頻現，成為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亟待解決的“一個大問題”，其中中央一級僅文教機構就“至少可以捉到十五個貪污一億元以上的大老虎”，而不少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中也存在很嚴重的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現象。為此，1950下半年至1954年春黨内先後開展“整風整黨”“三反五反”專項運動和“邊反、邊防、邊建”的“新三反”運動，從而在思想、制度上有效遏制不良傾向在中央、大行政區、省市、專區四級，縣、區、鄉三級對黨群關系的侵蝕蔓延。正是這一背景下，毛澤東視察河南之際也不忘叮囑王化雲等在場幹部切莫做脫離“母親”的“安泰”，而隻有在實際工作中和群衆須臾不離、緊緊相依，才能擁有無窮的治黃能量。

　　步入新時代，“兩個大局”下的新發展階段對我們深刻把握群衆工作主客體的三種鏡像關系提出了更高期許。就整體關系而言，廣大黨員幹部如何“乘風破浪”是保護“眼睛”感光作用的關鍵，因此既要把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作為團結群衆錨定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航線的“坐标系”，又要把堅持“兩個确立”、做到“兩個維護”作為凝聚群衆駕駛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巨輪的“定星盤”，還要把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特别是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作為引領群衆行穩緻遠的“指揮棒”；就結合關系而言，廣大黨員幹部如何“接觸地氣”是實現“種子”落地開花的關鍵，因此，既要以共訴鄉音的“親情味”打開群衆的話匣子，以共赴深耕的“泥土味”打進群衆的朋友圈，還要以共謀家事的“人情味”打動群衆的心窩子，以共喚鄉愁的“文化味”打造群衆的栖居地，更要以共同富裕的“幸福味”打通群衆的民生路；就依存關系而言，廣大黨員幹部如何“永葆紅色”本色，是擁有“安泰”無窮力量的關鍵，因此，既要拒做模棱兩可的“好好先生”而做善于發聲亮劍的“鐵面人”，又要拒當意志薄弱的“獵物”而做紮緊規則籬笆的“守夜人”，還要拒變圍獵他者的“獵人”而做築牢免疫屏障的“幹淨人”。唯有如此，新時代的群衆工作才能真正成為常新的有源之水。

二、群衆工作主體的三種角色定位

　　對于群衆工作主體的角色定位，毛澤東在不同時期皆有過生動表述，筆者認為以下三種角色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第一，“勤務員”。“勤務員”角色代表的是全心全意服務人民的崗位角色。1944年12月15日，毛澤東在陝甘甯邊區參議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上指出：“我們一切工作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在此，“勤務員”既旨在強調“我們”與“官老爺”（國民黨）的原則差别就是職業差别，也意在告誡解放區工作作風有恙的同志們切莫本末倒置。那麼，如何切實履行“勤務員”的崗位職責？首當其沖是弄清楚服務行為的目标指向。關于服務對象，不僅包括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基本群衆，而且包括小資産階級、資産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其他群衆，從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關于服務内容，不僅要立足群衆的根本利益和基本利益，顧及群衆的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而且要考慮群衆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從而合乎最廣大群衆的最大利益。在此意義上，“勤務員”的崗位角色體現在既要徹底推翻盤剝壓迫群衆的帝國主義及其附庸，亦要解決群衆的柴米油鹽、疾病衛生等一切實際生活問題；既要重視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和工人等對提高待遇的要求，亦要統籌兼顧，采取調節勞資利害關系的政策；既要重視發展生産滿足群衆的物質需求，亦要使經濟建設事業緊緊圍繞革命戰争的曆史主題。

　　第二，“愚公”形象。“愚公”象征的是一種久久為功引領人民的榜樣角色。194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緻閉幕詞時，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激勵無産階級先鋒隊首先要建立“革命一定要勝利”的信心。那麼，作為《山海經》裡的傳奇形象，愚公究竟具備哪些值得“我們”借鑒的精神品格？一是明辨是非的能力。愚公認為太行、王屋二山雖然高千仞綿延百裡異常壯觀，但是擋住自家生産生活的出路就不是“好山”。二是把握大勢的視野。愚公認為智叟的以卵擊石說雖然表面上聽起來“有理”，但實則有悖“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的規律。三是敢于鬥争的精神。愚公認為他們的移山之路雖然注定布滿荊棘坎坷，但隻要代代咬定青山不放松，就勢必能戰勝“完全不可能”。在此基礎上，“愚公”的榜樣角色體現在要讓群衆尤其自由主義人士明了，雖然帝國主義及其附庸出于自身策略需求會戴上或花俏或僞善或可憐的面具，但就本質而言，他們在組織及政策上始終和群衆利益背道而馳，因此下決心用“鋤頭”去“挖”他們才是唯一活路；雖然帝國主義及其附庸造成的反民主逆流尚存，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引發的三大矛盾（及其尖銳發展）使世界潮流轉向民主，因此必須堅定他們最終将被“挖平”的信心；雖然帝國主義及其附庸在經濟上和軍事上是實心的“真山”，但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則是空心的“假山”，因此隻要主動出擊“每天挖山不止”就能看到生機勃勃的康莊大道。

　　第三，“知心朋友”。“知心朋友”表達的是一種感同身受走進人民的共情角色。1942年2至5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集的延安幹部會議及文藝座談會上多次号召大家力戒“無的放矢，不看對象”的作風，成為懂得群衆所思所想所盼的“知心朋友”。那麼，何謂“知心朋友”？具體來說，有些同志雖然想說的就是代表群衆利益的大真話，但表達的卻是隻可自己意會的黨八股，結果自然很難親近他們，因此要做“立場”和“立言”相統一的朋友；有些同志雖然注重以文化人的引領作用，但卻搞不清群衆階段性的認知需求（及其關系），結果自然很難激勵他們，因此要做“送碳”和“添花”相統一的朋友；有些同志雖然為群衆開出了“藥方”，但事前不顧及事後的療效，結果自然很難說服他們，因此要做“動機”和“效果”相統一的朋友。在此意義上，“知心朋友”的共情角色體現在既要站在無産階級及人民大衆的立場上做中國革命的“兩篇文章”，亦要尊重群衆的習慣善用交心的馬克思列甯主義文風，以在内容和形式的結合中親近群衆；既要立足群衆的現時認知需求開展以社會主義文化為根基的反帝反封建文化教育，亦要重視群衆的認知需求發展擴大以反帝反封建文化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文化宣傳，在普及和提高相結合中激勵群衆；既要為群衆制定基于調查研究及經驗總結的新民主主義行動綱領，亦要為群衆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凝聚付諸革命實踐的最大合力，以在事實和價值相結合過程中說服群衆。

　　進入新時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變化對于有效發揮群衆工作主體的三種角色定位賦予了更高要求。作為“勤務員”，廣大黨員幹部應弄清楚崗位角色的“變”與“不變”。“不變”的是全心全意為群衆謀利益的服務“宗旨”，而“變”的是群衆訴求網絡化、立體化、複雜化背景下的服務“實踐”，因此，我們既要通過“鍵對鍵”與“面對面”的線上線下結合暢通10億網民和非網民的表達通道，又要通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不斷滿足群衆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需要，還要通過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解決好群衆在改革大局中的利益關系變化帶來的多元問題。作為“愚公”，廣大黨員幹部應弄清楚榜樣角色的“變”與“不變”。“不變”的是久久為功引領人民的引領品格，而“變”的是基于群衆民生“三感”的引領内涵，既要讓群衆明了“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阻擋大家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壞山”而必須被挖掉，又要讓群衆明白推動構建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增進人類福祉的曆史大勢，還要讓群衆明了隻要保持強烈的曆史主動和足夠的曆史耐心，就必定能夠共同創造一個幸福安甯和諧美好的共同家園。作為“知心朋友”，廣大黨員幹部應弄清楚共情角色的“變”與“不變”。“不變”的是感同身受走近群衆的關懷溫度，而“變”的是基于群衆實踐發展的關懷深度，因此，我們既要因時、因地、因人向群衆闡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又要以大曆史觀、大時代觀宣傳、教育、引導群衆，還要把加強頂層設計與堅持問計于民統一起來，以确保改革實效。唯此，群衆工作主體才能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新的趕考之路上交出圓滿答卷。

三、群衆工作客體的三種力量诠釋

　　對于群衆工作客體的力量诠釋，毛澤東在諸多文章中皆有過貼切述說，筆者認為，以下三種诠釋具有代表性。

　　第一，“動力”代表的是一種奔湧向前的源泉力。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做政治報告時指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在此，“動力”意在強調驅動世界曆史前進的源泉在群衆，而群衆也隻有持續增強自身能量才能完成神聖的任務。那麼，群衆如何在時機與危機并存下實現源泉力的增量？一是以“覺悟”增進“動力”的韌度。雖然群衆在長期革命戰争中形成的“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的意識自覺和實踐自覺“比任何時候都高”，但是國民黨政府的反共政策及輿論宣傳造成的不利影響又妨礙群衆在更大範圍内和更高程度上的覺醒，因此群衆隻有在無産階級及其政黨引領下在思想和行動上“積極地”同法西斯勢力作鬥争才能真正成為新中國主人。二是以“團結”增進“動力”的力度。雖然群衆在近八年英勇奮鬥中取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但是革命道路的曲折性又表明必須團結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中的愛國人士，因此群衆隻有“堅定地”支持無産階級及其政黨領導的“有飯大家吃”的民主聯合政府，才能實現解放自己、解放民族的總目标。三是以“努力”增進“動力”的速度。雖然群衆推動世界曆史朝向民主和平的總趨勢已經确定，但是法西斯勢力不願看到與自身利益相悖的美麗新世界，因此，群衆隻有和無産階級及其政黨一道，在破與立的統一中“再接再厲”，才能實現中國革命“上下篇”的轉變。

　　第二，“諸葛亮”象征的是一種無窮無盡的智慧力。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陝甘甯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指出“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裡的‘諸葛亮’”。智聖諸葛亮原是東漢末年隆中隐士，後為劉備“三顧茅廬”的精誠所感，最終将畢生謀略悉獻而成就蜀漢偉業。在此，這一曆史人物的出場旨在告訴無産階級及其政黨隻有做群衆的學生才能做群衆的先生。那麼，群衆為“我們”的調查研究工作貢獻了何種智慧力？一方面是真實的需要。長久以來群衆特别是農民深受封建宗法“四條極大繩索”的束縛，他們唯一熱望的就是獲得土地所有權，這解決的不僅是物質層面的吃飯問題，而且涉及尊嚴層面的主體地位，唯有實現勞動者與生産資料（土地）直接結合才能真正激活生産力的核心要素（勞動者），因此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成為推動廣大群衆積極踐行“一要打仗，二要生産”指導思想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是實際的經驗。紅色政權創建時期，廣大群衆在江西和陝北發明的“變工隊”“紮工隊”“犁牛合作社”等勞動互助組織不僅緩解了勞動力及生産資料短缺的問題，而且提供了個體經濟基礎上集體勞動組織早期探索模式，在此基礎上，無産階級及其政黨領導和推進的合作社事業成為人民群衆實現解放的必由之路。

　　第三，“銅牆鐵壁”表達的是一種堅不可摧的依靠力。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指出“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衆，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衆，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此，毛澤東運用這一比喻意在告訴大家蔣介石政府在第五次圍剿中借助堡壘政策（嚴酷的經濟封鎖及交通封鎖）築造的“烏龜殼”在群衆面前不堪一擊。那麼，群衆如何發揮“銅牆鐵壁”的依靠力？一方面是依托組織凝聚依靠力。組織既是貫通群衆工作主客體的路徑，也是激發群衆積極性創造性的載體，因此群衆團體尤其是工會和貧農團即成為落實發行公債、發展合作社、調劑糧食、發展貿易等經濟建設各種工作的基本支撐，而以村子和屋子為單位的群衆大會亦成為闡明革命戰争和經濟建設的關系，盡力改良群衆生活以增加革命力量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是通過總體戰釋放依靠力。需要指出的是，帝國主義及其附庸所發動的反共反人民戰争就本質而言是涵蓋了方方面面的總體戰，因此群衆既要立足革命戰争（軍事意義）在破除近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的主導地位，又要重視經濟建設推動革命戰争的第一等重要意義，還要關注法律、文化等其他上層建築的整體聯動作用（皆服務于中心任務），在此基礎上，“勝利，無疑是屬于我們的”。

　　進入新時代，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對于精準激發群衆客體的三種力量诠釋給予了更高期待。就源泉力而言，廣大黨員幹部如何增加增強“動力”是關鍵所在，因此，既要通過積極發展全鍊條、全方位、全覆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提升群衆在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中的主體性和凝聚力，又要通過以不斷自我革命推進偉大社會革命的魄力激勵群衆在新時代長征路上握好跨越“雪山”的接力棒；就智慧力而言，廣大黨員幹部如何拜師學藝“諸葛亮”是關鍵所在，因此既要通過積極調研深入基層、深入群衆、深入實際，以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又要通過及時反映群衆的新經驗、新思路、新做法，以豐富發展新時代的楓橋經驗，還要通過深入貫徹黨的群衆路線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以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識；就依靠力而言，廣大黨員幹部如何聚合釋放“銅牆鐵壁”是關鍵所在，既要通過充分發揮各級黨組織的領導力、組織力、執行力，統籌融通黨建引領下的群團組織、工作單位、工會、青年團、婦聯、社區、居委會、村委會、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的橋梁紐帶優勢，形成組織合力，又要通過釋放組織合力整體推進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影響下以經濟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唯此，人民群衆才能彙聚起創造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和人類文明新形态的磅礴偉力。

　　（作者：高華梓，中國國家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聯合培養博士後）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