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理論依據、曆史演進與實踐路向
張士海 李自強
2020年1月,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上創造性提出“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重大論斷,對“兩個革命”的關系進行了深刻闡釋。2021年11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将“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納入“十個明确”的概括中,使之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内容。
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專門明确了“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要求,無疑再一次突顯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可以說,“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是經由曆史檢驗,并通過黨的重要文獻确立的原則遵循,是新時代治黨治國的重要戰略部署。
當前,學界圍繞這一論斷積極展開研究,不僅産出了諸多有益成果,還形成了一系列科學認識,然而,學界相關研究大多以“黨的自我革命”為核心叙事,重點在于剖析黨的自我革命的關鍵性、根本性,以整體性視角闡釋這一命題的成果稍顯薄弱。因此,本文試對這一論斷進行整體性研究與把握,歸結其立論依據,梳理其曆史沿革,并探讨相應的實踐安排,以期進一步深化相關學理研究,為新時代新征程“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提供理論支持與對策建議。
一、理論依據:馬克思主義關于“兩個革命”的邏輯規定
馬克思主義認為,共産主義者的使命“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革命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别于其他政黨的根本屬性,而“在革命活動中,在改造環境的同時也改變着自己”。因此,共産黨同時承擔着“對内”自我革命和“對外”社會革命的雙向邏輯使命。當然,這兩個革命并不是割裂開的,共産黨在社會革命中居于領導地位,自我革命塑造了社會革命的實踐主體,在一定意義上決定着社會革命的成效。可以說,馬克思主義蘊含着兩個革命共生共在、雙向互動的邏輯關聯,為中國共産黨把握二者的内在關系确立了基本遵循,進而為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
第一,領導社會革命和進行自我革命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規定,二者構成了共産黨革命屬性的雙重維度。
一是領導社會革命是共産黨人肩負的曆史使命。曆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革命是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矛盾運動的結果,當現存生産關系由生産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産力的桎梏,“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也就是說,社會革命要建立适應生産力發展的新的生産關系、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必然會帶來社會的全方位深度變革,推動人類社會向更高級的社會形态演變。在《共産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在當下人類曆史方位的社會革命是同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共産主義革命,表現為無産階級“廢除自己的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廢除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的革命運動。在這一過程中,首先要通過政治革命建立無産階級政權,“使新階級占據統治地位”,并在之後的革命進程中“按照自己的面貌來改造社會”,其具體過程呈現出階段性與連續性的有機統一。同時,他們專門強調,共産黨肩負着領導這一運動的曆史使命,指出“共産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具有普通群衆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所不可比拟的優勢。隻有在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下,無産階級才能“不受統治階級各派所組織的一切舊政黨的支配”,并徹底消滅資産階級舊社會,建立一個人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聯合體,取得社會革命的勝利。
二是進行自我革命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永恒課題。與面向“他者”的社會革命不同,自我革命是針對“本我”的革新與超越,是共産黨人以其與生俱來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唯物主義精神進行自我揚棄的現實狀态。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脫胎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無産階級往往會從舊社會中“沾染上某種肮髒的病症”“這是不可避免的”,這就要求共産黨必須及時揭露自身的缺點和錯誤并加以消滅。可以說,進行自我革命是共産黨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舉,共産黨人正是在不斷自我批判、自我糾正中走向成熟強大的。要強調的是,相較于其他政黨而言,共産黨人的自我革命在政黨建設上不僅具有關鍵的生存學價值,而且表現出鮮明的存在學意義,發揮着重要的身份識别功能。也就是說,敢于自我革命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獨有的品格,是區别于其他政黨的重要标識。正如列甯所說,“公開承認錯誤”并對出現錯誤的原因、環境以及改正方法進行分析讨論,“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标志”。共産黨人的自我革命同非馬克思主義政黨進行的自我調适有着本質不同。其他政黨由于自身性質及利益屬性的束縛,其所謂的糾錯與調整隻能是勉強的改良式行動,而共産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産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因而,隻有共産黨人的自我革新,才能超越利益固化的藩籬上升到徹底的“自我革命”境界。
第二,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必然選擇,黨的自我革命在社會革命的過程中發揮着綱舉目張的作用。在談及社會革命的實現問題時,馬克思強調,無産階級“隻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肮髒東西,才能勝任重建社會的工作”。社會革命作為無産階級政黨的目标導向,為黨的自我革命提供價值指引;自我革命作為共産黨自我建設的核心路向,為社會革命的實現提供強大驅動。“兩個革命”相輔相成、互促互進,其中,黨的自我革命占據主導地位,決定着社會革命的方向和效果,二者統一于黨領導社會革命的進程之中。
一是黨的自我革命為推進社會革命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證。從革命領導權的角度來講,相較于其他工人黨,共産黨因其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先進性得以承擔起領導無産階級運動的重任,而其政治領導地位得以确立的根本依仗則在于其能夠進行自我革命。換言之,黨的領導在本質上是黨的先進屬性通過“組織結構聯動、政治效能驅動、價值目标引領等方面”作用于社會革命實現的,而先進性建設則是黨的自我革命的核心要義。不進行自我革命,共産黨人就容易信念渙散、組織渙散、紀律渙散、作風渙散,也就難以有效應對各種危害其先進性的考驗挑戰,更不可能承擔起推進偉大社會革命的曆史任務。從這個意義上講,黨的自我革命則是黨領導社會革命的首要政治前提,實現黨的領導必須進行黨的自我革命。
二是黨的自我革命為推進社會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現實支撐。就艱巨程度而言,黨領導的社會革命要實現解放全人類的崇高使命,不僅要完全脫離舊的社會關系,而且要整個覆蓋人類生活地域,具有最為徹底的變革特征和最為宏大的世界意義。這注定是一個漫長複雜的過程,必然對共産黨的領導能力提出了極高的标準和要求。列甯曾言,“我們的任務與其說是擴大黨,不如說是加強内部工作,即提高我們全黨”。黨的自我革命絕不是一種“保守治療”,而是對于黨自身存在的所有不健康因素,進行刮骨療毒式的診治與祛除,将從真正意義上提升黨領導社會革命的能力和水平。換言之,共産黨人隻有通過自我革命不斷解決自身問題,才能在領導社會革命的過程中迸發出愈發強勁的力量,進而經得住革命運動中的風浪考驗,戰勝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最終實現共産主義的遠大目标。
三是黨的自我革命為社會革命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能。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于物質實踐。共産黨人自我改造的實踐活動在主客觀交互中必然會孕育出相應的觀念元素,進而内化政黨的集體意識和精神屬性。這種精神耦合着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優秀品質和先進特質,表現為無産階級政黨敢于自我革命、善于自我革命的勇氣與智慧,并在社會革命的進程中伴随着共産黨發揮領導功能而在精神層面呈現出引領社會發展的進步意義。進一步講,這種自我革命精神在政黨—國家的作用機制下促進全社會形成徹底的革命氛圍,進而為社會革命提供強大精神給養,推動社會革命不斷前進。質言之,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是共産黨人的先進屬性在社會發展中多維度、多層面展開的過程,是在時代背景和實踐基礎的動态演進中進行主客觀改造的良性互動。
二、曆史演進:中國共産黨堅持以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一以貫之
習近平指出,“在進行社會革命的同時不斷進行自我革命”“是我們黨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關鍵所在”。在一定意義上講,百年黨史就是一部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曆史。建黨前夕,《共産黨》在第5号的《短言》中明确宣布:黨擔當着“改造政黨、改造政治、改造中國”的大責任。《中國共産黨第一個綱領》明确提出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這意味着,中國共産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樹立起以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以社會革命促進自我革命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一百年來,中國共産黨将社會革命的目标要求融入民族複興的使命任務,通過自我革命的先進性塑造賦能社會革命的政治引領,扭轉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頹勢,實現了中華民族由弱向強的根本性轉變。可以說,黨的奮鬥曆程清晰呈現了“兩個革命”互進互促、同向并進的曆史脈絡。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面對“争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社會革命任務,中國共産黨認識到隻有“全國範圍的、廣大群衆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才能領導反帝反封的政治革命取得勝利。在這一時期,黨作為少數的新生力量,面臨的是極為複雜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國情,加之一度盲目遵從共産國際的指示,在各種内部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黨内不可避免地産生各種錯誤傾向。如何應對和消除這些錯誤傾向,實現黨的獨立和團結,成為這一階段黨成長壯大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大現實課題。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産黨以強烈的自我革命勇氣同黨内錯誤傾向進行堅決鬥争,“勇敢的揭發了這種錯誤,從錯誤中教育了自己,學習了如何更好的來領導革命戰争到澈底的勝利”,進而确立并捍衛了正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逐步褪去稚嫩走向成熟。同時,黨明确将“黨的建設”作為革命勝利的一個“主要的法寶”,以思想建設為基礎培養自我革命的主動意識,着力于從思想上建黨,将思想教育作為“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鬥争的中心環節”,通過“整風”的形式肅清黨内一切非無産階級意識,使全黨“像一個和睦的家庭”,呈現出空前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實現了黨的團結統一。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産黨人以反對黨内錯誤傾向、加強思想建設為主要内容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逐步承擔起獨立領導中國民主革命的重任,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徹底結束了中華民族長期積貧積弱的現實境遇,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實現了“站起來”的偉大飛躍。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面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革命任務,中國共産黨深知“共産黨員必須比過去具有更高的條件”,才能擔負“新的更偉大更艱苦的革命任務”。伴随着黨由局部執政走向全國執政,建設“合格的執政黨”成為這一時期黨進行自我革命的核心命題。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産黨将整黨整風運動與黨員幹部隊伍建設融通于自我革命的布局之中,高度警惕并着力防範黨員幹部腐化變質,堅決懲治腐敗現象,同時注重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積極營造黨内良好的政治生态,有效解決了黨内出現的組織不純與思想不純等問題,有力推動了由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角色轉型。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産黨人通過夯實執政基礎,主抓作風建設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成功承擔起領導國家建設的重任,不僅團結帶領人民較快恢複了百廢待興的國民經濟,逐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架構,完成了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實現了中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而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了諸多獨創性成果和巨大成就,為國家現代化事業的全面展開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遺憾的是,黨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出現失誤,甚至釀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社會發展的步伐受到嚴重阻滞。其中,緣由複雜多樣,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黨沒能堅持和貫徹自我革命的優良傳統和正确經驗,沒能妥善處理好“兩個革命”的互動關系,緻使方向錯誤的路線沒有得到及時糾正,脫離實際的政策沒有得到适時調整,最終影響了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展。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面對“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使人民擺脫貧困、盡快富裕起來”社會革命任務,同時要回應“繼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确道路”的時代命題,怎樣“以嶄新的姿态,站在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前列”,成為黨進行自我革命的主要方向。面對改革初期的經濟變革要求,加之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總結,中國共産黨深刻認識到,“要堅持黨的領導,必須改善黨的領導,改進黨的作風”。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産黨以極大的政治勇氣沖破思想僵化的牢籠,重新确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明确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進一步明确了新時期的組織路線,實現了全方位的撥亂反正,煥發出全新的精神風貌。同時,黨緻力于提升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着重加強黨的制度建設,通過制定與改進黨内法規制度來調适權力過分集中、規範黨政關系、加強群衆監督,進一步提升了黨的領導的權力規範性。在這一時期,黨以思想解放和制度建設為主要内容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及時适應了新形勢下現代化事業發展的新要求,以先行者的姿态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誤區,完成了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奠定了中國社會快速發展進步的體制基礎,進一步打破了生産力發展桎梏,激發了經濟發展活力,進而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擺脫了長期貧困的落後面貌,實現了“富起來”的偉大飛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面對“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标,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新征程”的社會革命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深知“打鐵必須自身硬。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必須以黨的自我革命來推動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産黨人創造性地提出“自我革命”的政治概念,明确将“自我革命”納入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中,“開辟了百年大黨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一方面通過強調政治建設穩固自我革命的前進方向,使之聚焦堅持黨的領導的價值目标;另一方面,推動自我革命同全面從嚴治黨戰略進行邏輯交合,結合新的黨建形勢完善了自我革命的踐行路徑,逐步确立了“自我革命”概念在新時代黨的建設布局中的核心統攝地位,使之“由最初的單一手段屬性轉變為兼備手段和目的雙重屬性”,進一步提升了自我革命的主動引領性。同時,新時代的中國共産黨人将“自我革命”置于傳統中國政治發展的視域下加以考量,結合“長期執政”的大邏輯,将其擺在了跳出曆史周期率“第二個答案”的高度加以闡釋,由此更為科學地厘清了社會主義事業同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關系,映射出前所未有的自我革命自覺。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産黨在政治建設統領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在新時代的趕考之路上得到革命性鍛造、全方位提升,黨的領導得到顯著增強,塑造了執政黨建設和社會發展之間的良性關系和有序格局,開辟了現代化事業高質量發展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伴随着新時代偉大社會革命不斷推進,“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曆史進程”。
三、實踐路向:書寫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新時代偉大社會革命的新篇章
曆史充分昭示,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得以發展進步的核心密碼,也是未來中國能夠繼續發展進步的必然選擇,務必作為一項原則性部署加以貫徹落實。從本質上講,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貫穿着“黨的領導”的核心邏輯,内蘊黨之治與國之治的雙重要求: 既要保證黨能夠居于核心引領地位,又要将黨的領導優勢嵌入國家治理的全過程。同時,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是一個長期發展、階段上升的過程,具體工作總是在階段目标與實踐條件的交互演進中進行調适與完善。由此而言,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必須在“黨的領導”的邏輯前提下,結合新形勢新要求書寫好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新時代偉大社會革命的新篇章。
第一,牢牢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站穩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根本立場。立場标明了政黨的價值旨趣和實踐依靠。無論黨自身的建設抑或黨領導的事業,在立場問題上必須明确。共産黨生根于人民,服務于人民,依靠于人民,人民是黨的事業“必然獲得勝利的根據”。在新時代新征程上,隻有堅守人民至上的價值立場,才能繼續确保“兩個革命”的前進方向一緻,實現“兩個革命”的發展動力不竭。一方面要堅持從人民立場出發去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不斷破解發展難題,在“兩個革命”的良性互動中維護好、實現好人民群衆的利益要求。既要堅決打擊人民群衆最為憎惡的腐敗問題,健全完善為人民執政、為人民服務的制度規範,又要緊抓人民最期盼最需要的實際問題,不謀私利謀根本,紮實推動共同富裕,帶領人民創造更多的現實幸福。另一方面,必須注重挖掘人民群衆的主體力量,積極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充分動員人民群衆參與“兩個革命”交織互促的時代潮流中。既要不斷疏通拓展黨群互動機制,堅持人民監督與自我革命相統一,打赢應對黨内頑瘴痼疾的人民戰争,又要健全完善社會動員機制,做到人民創造與社會發展相一緻,不斷激發人民群衆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讓人民始終成為中國共産黨執政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磅礴力量”。
第二,持之以恒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不斷增強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領導勢能。堅持黨的領導關鍵在于黨的建設。黨的建設質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黨的領導能力和水平。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打鐵必須自身硬,以全面從嚴治黨戰略安排提高黨建質量水平,黨經由革命性鍛造更加堅強,繼續發揮着中流砥柱的作用,為新時代社會革命的順利推進提供了根本政治引領。曆史充分證明,“全面從嚴治黨是黨永葆生機活力、走好新的趕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必須認識到,當前滋生腐敗的土壤還未徹底鏟除,各種歪風邪氣仍有可能死灰複燃,鞏固管黨治黨成果的任務十分艱巨,黨的建設依然面臨諸多挑戰。那麼,在新征程上繼續推進新時代偉大社會革命,就必須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必須把自我革命作為黨自身建設的基石”,從而繼續增強黨的政治擔當,淬煉黨的執政本領。一方面要繼續強化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的信念和毅力,使全黨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要推動管黨治黨活動常态化長效化,堅持“嚴”的主基調,在糾治黨内不正之風、打造黨内鐵規正紀、堅持高壓反腐鬥争等方面持續發力。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厘清全面從嚴治黨體系同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的關系,以系統思維審思全面從嚴治黨在新時代黨建工作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要堅持内部治理和外部監督雙管齊下,以“監督—執紀—問責”落實權力運用和責任擔當,不斷提升全面從嚴治黨工作的結構化、體系化、制度化水平。
第三,繼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升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現實效能。作為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國家治理體系既向上承接并吸收黨的先進性領導勢能,又向下對接并作用國家各環節各方面的具體工作,是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現實載體。隻有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才能使黨的執政優勢有效地發揮。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全面深化改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然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發生着深刻變革,加之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我國國家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方式的薄弱環節愈發顯露。因此,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必須進一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讓黨的領導優勢在新的社會革命場域中得到更加充分的釋放與呈現。一方面必須不斷鞏固和強化黨的領導地位,繼續落實黨在國家治理中的領導職能,防止步入西方化、資本主義化的迷途;另一方面,必須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圍繞“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高效”的整體目标繼續優化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和體制機制,讓黨的領導優勢在更具動力和活力的治國理政體制中得到真實有效的釋放,不斷開創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
第四,發揚徹底的革命精神,強化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精神支撐。習近平強調,“發揚徹底的革命精神……以新時代黨的自我革命引領新的偉大社會革命”。發揚徹底的革命精神,既是中國共産黨作為馬克思主義革命黨的内在規定,又是其實現社會革命目标的精神基礎。發揚徹底的革命精神,不僅能夠培育黨進行自我革命的勇氣與決心,激發黨領導社會革命的氣魄與信念,而且還能塑造社會成員的不畏艱辛、英勇奮鬥的精神風貌,提升全社會成員投身建設發展的主體能動性。要注意的是,黨的革命精神“作為一種超越時空和全面反映精神世界的總概念”,要實現其當代出場,就必須依托特定方式或載體使之具化與顯現。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首次提出“偉大建黨精神”,并闡明了其作為“中國共産黨的精神之源”的重大意義。這一原創性概念以“建黨”的時間節點歸結了黨最為本真的精神樣态,诠釋了革命黨人的本色擔當,是中國共産黨革命精神的集中凝練與概括。因此,在新時代新征程上發揚徹底的革命精神,就必須注重挖掘偉大建黨精神以及黨的精神譜系的時代價值,把弘揚偉大建黨精神融入政黨精神文化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全過程,将其中的先進質素内化為黨員幹部的政治準則和行為操守,為黨進行自我革命提供恒久的内生動力,将其中的優秀品質轉化為社會成員的價值理念和道德标準,為黨領導社會革命注入強大的精神動能。
結語
習近平指出,當代中國發展變化背後“是我們黨永不自滿、永不懈怠的品格,是我們黨不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精神”。這表明新時代中國共産黨對于黨的自我革命和黨領導的社會革命的統一性具有十分清晰的認識。如今,“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對黨的建設、黨的領導和黨的事業的内在關系進行了全新的規律性解讀,進而在“兩個革命”的視角下界定了黨完成使命的根本方式。可以說,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邏輯下,黨的建設處于特殊的“優先”地位;在“兩個革命”的規律叙事下,最為核心、最為關鍵的就是黨的自我革命。中國共産黨隻有堅持進行自我革命才能承擔起領導社會革命的重任,社會革命也隻有在勇于自我革命、善于自我革命的黨的領導下才能不斷勝利。曆史已經證明,黨進行自我革命的基因不會随時代變遷而淡化,總是結合具體的實踐背景并根據使命任務的推進而呈現出新的要求。黨的二十大明确闡明了“黨的中心任務”,将新階段的社會發展目标包含于黨的使命任務之中,實現了“兩個革命”的價值聚合,進而以社會革命的目标規定了黨進行自我革命的價值指向。這就意味着,中國共産黨需要不斷自我淨化、自我革新、自我糾錯,實現黨的理論、黨的組織、黨的制度等全方位的優化提升,從而在國家治理的架構中繼續居于先進性引領地位,最終實現政黨價值與現代化價值的相融與互塑,繼續開拓民族複興事業的光明前景。那麼,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必須堅持“治國必先治黨”,明确黨的自我革命的優先級,繼續充實、調整、提高原有戰略部署,以黨的自我革命更好地引領新時代偉大社會革命。具體而言,首先,必須深刻領悟“兩個确立”的決定性意義,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學好悟好用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守自我革命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堅持制度治黨、依規治黨,注重提升制度運轉功效,保障法規落實效能,強化自我革命的制度規範;再次,要增強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努力打造一支堪當民族複興重任的高素質幹部隊伍,夯實自我革命的組織基礎;最後,持續推進黨風黨紀建設與反腐敗鬥争,堅持黨性黨風黨紀一起抓,永遠吹響反腐沖鋒号,不斷落實自我革命的現實要求。
(作者簡介:張士海,山東大學6774澳门永利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李自強,山東大學6774澳门永利)
來源:《理論探讨》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