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毛澤東的戰略遠見
畢京京
戰略遠見是戰略領導的核心要素。中國共産黨是一個具有戰略思維、富有戰略遠見的偉大政黨。毛澤東對中國共産黨戰略遠見的生成鍛造,做出了開創性的曆史貢獻。習近平總書記在回顧黨的鬥争曆程時,飽含深情地對毛澤東的戰略遠見高度贊譽。[1] 在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建設進程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站高謀遠、總攬全局,把握大勢、前瞻未來,善于以高屋建瓴的遠見卓識,從全局、長遠、大勢上作出判斷和決策,始終把握曆史主動,不斷赢得戰略主動,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了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為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和振興、中國人民解放和幸福,做出了彪炳史冊的偉大貢獻。當前,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面對繁重艱巨的使命任務,深入研究和學習領悟毛澤東的戰略遠見,對于我們登高望遠、前瞻遠眺,踔厲奮發、勇毅前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一、毛澤東戰略遠見的生成機理
戰略遠見是戰略哲學的重要範疇,是戰略實踐的謀劃視野。所謂遠見,通俗地講,就是目光高遠、謀慮深遠,以小見大、見微知著,站得高、看得遠、謀得深、抓得準。毛澤東指出:“共産黨員應該作到最有遠見”[2] 。戰略遠見是對全局問題長遠謀劃的思維格局,是用前瞻慧眼引領前行的宏闊視野。它是領導者為實現戰略目标,在客觀實在性與主觀能動性、必然性與偶然性、可能性與現實性、确定性與不确定性的聯系互動中洞察戰略全局,抓住事物本質,把握發展大勢,預測變化前景,指明前行方向的戰略能力。毛澤東的戰略遠見,極具哲理而又充滿睿智,它因心懷信仰而堅定方向,因深谙規律而預見未來,因洞見微光而沖破黑暗,因手擎星火而遂成燎原,等等。毛澤東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展現出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戰略遠見。毛澤東的戰略遠見是毛澤東思想的閃耀标識,是毛澤東精神力量的重要内涵,是毛澤東戰略策略的宏闊視野,是毛澤東統帥風範的生動體現,是中國共産黨戰略遠見的光輝典範,彰顯着跨越時空、曆久彌新的曆史價值和時代價值。
(一)毛澤東的戰略遠見,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精神瑰寶
在人類發展的曆史長河中,遠見卓識始終是人們不懈追求的智慧巅峰。一個民族要走在時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刻不能沒有正确思想指引。馬克思主義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世界觀,以遠見卓識科學揭示了人類社會最終走向共産主義的必然趨勢,為革命政黨的戰略遠見提供了科學指南。毛澤東1920年第一次讀到《共産黨宣言》,從此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毛澤東說:“共産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基礎的,它對于将來和前途看得清楚。”[3] 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善于把馬克思列甯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因而能夠在重大曆史關頭、各種風險挑戰面前,以宏闊的戰略視野、長遠的戰略眼光、深邃的戰略智慧,指明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前行航向。毛澤東的戰略遠見,從本質上說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結晶,是對中國革命與建設内在規律的深刻把握,是把實踐經驗上升為規律後的理論自覺,是對實踐發展趨勢認識的理性升華。在黨的幼年時期,黨内有些同志一度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俄國革命經驗神聖化,使中國革命遭受了嚴重挫折。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中國革命暫時進入低潮,毛澤東“引兵井岡”,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針對“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中深入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全面論證了紅色政權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原因和條件,豪邁地描繪了一幅令人鼓舞的革命前景:“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4] 這深刻揭示了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和必勝趨勢,鼓舞無數革命者的鬥争意志,激勵中國共産黨人前赴後繼,勇往直前。
(二)毛澤東的戰略遠見,是戰略思維高瞻遠矚的認知境界
毛澤東的戰略思維,高瞻遠矚,總攬全局,在空間上着眼整體、在時間上着眼長遠、在次序上着眼根本,始終把握事物發展方向和總體趨勢。戰略遠見,是戰略思維的鮮明品質,它既是戰略思維在時間維度上的根本體現,又是貫通戰略全局各方面和全過程的謀劃境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共産黨戰略遠見的重要源泉。毛澤東的戰略遠見以中華文明為精神血脈,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取其精華,推陳出新。古人強調遠見卓識、站高謀遠,推崇“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裡之外”“明者遠見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未形”“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等。毛澤東的戰略遠見,融古今中外精華為我所用,集人類文明成果于一體,見全局、見長遠、見轉折、見趨勢、見本質,是一種政治大方向、思維大格局、謀劃大視野、運籌大智慧。毛澤東一再強調:領導人一定要有“戰略頭腦”[5] ,也就是要有戰略思維能力;看問題要“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6] 。毛澤東的戰略遠見,善于從戰略全局上關照各階段全過程。毛澤東指出:“戰争的勝敗的主要和首先的問題,是對于全局和各階段的關照得好或關照得不好。”[7] 毛澤東的戰略遠見,善于從戰略全局上洞察趨勢、指導未來。他指出:“拿戰略方針去指導戰役戰術方針,把今天聯結到明天,把小的聯結到大的,把局部聯結到全體,反對走一步看一步。”[8] 毛澤東的戰略遠見,善于審時度勢、順勢應變。毛澤東總是能夠在曆史轉折的關鍵時刻,敏銳察覺轉折時刻已經來臨,并且在深思熟慮後提綱挈領地提出相應的方針政策。比如,1927年大革命失敗,在中國革命處于命懸一線的緊要關頭,黨的八七會議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毛澤東強調“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9] ,給正處于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産黨指明了新的出路,開啟了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争興起的曆史性轉變。
(三)毛澤東的戰略遠見,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智慧引領
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10] 毛澤東的戰略遠見不僅是思維格局,更是實踐力量,既揭示未來方向和趨勢,又蘊涵着把理想變為現實、把理論變為實際的高超智慧,在實踐中不斷成熟升華。我們黨從建黨立黨選擇馬列主義、共産主義,到土地革命時期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确革命道路;從抗日救亡的重大關頭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到實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提出和實施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和一整套人民戰争的戰略戰術,形成黨的全面抗戰路線,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戰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從解放戰争初期确立“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到中原突圍,轉戰陝北,千裡躍進大别山,逐步由積極防禦轉向戰略進攻,審時度勢果斷發起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戰略決戰,再到作出誓将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戰略決策,解放全中國;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做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曆史性戰略決斷,到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确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研制“兩彈一星”、進行三線建設、炮擊金門、推動恢複我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等等,都展現出毛澤東高屋建瓴的前瞻預見、總攬全局的戰略運籌和富有遠見的戰略謀劃。毛澤東的戰略遠見,引領我們黨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确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二、毛澤東戰略遠見的實踐結構
戰略遠見是由戰略志向、戰略信念、戰略預見、戰略抉擇、戰略清醒等融會而成的戰略境界。毛澤東的戰略遠見,既體現戰略遠見的一般要素,又具有獨特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堅持以馬克思列甯主義為指導,以堅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為根本,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主旨,以客觀事物存在和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思接千載、視通萬裡,高瞻遠矚、見微知著,緻廣大而盡精微,登泰山而小天下,形成了蔚為壯觀而又獨具特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戰略遠見。
(一)毛澤東的戰略遠見體現為民族複興的戰略志向
戰略遠見以戰略志向為鮮明導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志存高遠方能登高望遠,胸懷天下才可大展宏圖。”[11] 鴉片戰争後,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難。毛澤東在青年時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難的遠大志向。1909年秋至1910年夏,毛澤東讀了一本關于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小冊子,對國家前途十分擔憂,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1915年5月,毛澤東在詩中寫道:“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蕩滌誰氏子,安得辭浮賤。”痛斥日本、沙俄不斷侵犯、侵吞中國疆土,告誡同窗好友要擔當起救國重任。年輕的毛澤東“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既有“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仰天長問,又有“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英勇氣概,表達出“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宏大抱負。毛澤東一生奮鬥,從參加建黨到秋收起義、到井岡山、到長征、到陝北,直至“進京趕考”,再到新中國成立後帶領我們黨提出努力把我國逐步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領導人民開展全面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是為了使國家強盛、民族複興、人民富裕。毛澤東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國人民把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華民族發展進步開啟了新紀元,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
(二)毛澤東的戰略遠見體現為前瞻未來的戰略預見
戰略遠見以戰略預見為關鍵要素。毛澤東強調,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戰略預見,是一種政治睿智、政治敏銳、政治慧眼,使黨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迷茫中看到趨向,在曲折中看到勝利,在挑戰中看到機遇,在承平中看到風險。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深刻指出:“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我說不叫領導。”“坐在指揮台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台上,隻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隻有當着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12] 毛澤東精辟揭示了戰略預見的精髓。戰略預見既是見微知著、登高望遠的洞察睿智,也是看出趨勢、抓住握緊的雄才大略,是站高謀遠與落地抓實有機統一的領導藝術。全面抗日戰争初期,随着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繼陷落,戰争的進程究竟會要怎麼樣?中國能不能取得最後勝利,怎樣才能取得勝利?相當一部分人迷惘困惑。關鍵曆史時刻,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分析中日力量對比等因素,指出“亡國論”和“速勝論”都是錯誤的,得出抗日戰争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科學結論。黨的七大期間,毛澤東說:“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将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丢了,隻要我們有了東北,那末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13] 抗戰勝利後,我們黨搶占先機,迅速調集2萬幹部和11萬軍隊進入東北,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總共77人,其中派往東北工作的就達20人。習近平總書記就此指出:“這是多麼富有遠見的戰略決斷!後來的發展也證明這個戰略決斷對解放戰争勝利發揮了多麼重要的作用。”[14]
(三)毛澤東的戰略遠見體現為勇于取舍的戰略抉擇
戰略遠見在戰略抉擇中表現得最為驚心動魄。戰略決斷,是領導者戰略實踐的“驚險一躍”,是争奪戰略主動權的“嚴峻考場”,它留給曆史的或是輝煌,或是災難。在戰略活動特别是戰略對抗中,利弊判斷與取舍異常複雜。利弊得失在戰争迷霧中難以看清,在戰略博弈中變化轉化,在瞬息萬變中撲朔迷離,百利而無一弊的戰略選擇更不存在,這就需要全面分析、趨利避害、權衡取舍。偉大的戰略抉擇,都是在不确定條件下,犧牲局部利益,敢冒失敗風險,敢于承擔責任,對全局和長遠利益預期作出的正确判斷和果敢抉擇。毛澤東的這種權衡取舍,是政治膽略的體現,是膽魄與才略的統一,蘊涵着深刻的洞察力、敏銳的判斷力、無畏的擔當力,是一種氣貫長虹、出神入化的深謀遠慮。毛澤東是全面權衡利弊得失、正确決斷選擇的偉大戰略家,注重從大處着眼,權衡主次得失,力求争得主動。他告誡指揮員,被敵逼迫到被動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複主動地位。他強調打仗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1947年春,蔣介石不惜一切代價要以重兵攻占延安。毛澤東決定主動放棄延安,黨内外很多人想不通。毛澤東堅定地說:“我們要用一個延安,換取整個中國!”他運籌帷幄于陝北的山茆溝岔之間,既指揮陝北軍事鬥争由被動轉為主動,又領導全國戰局由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抗美援朝,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難作出的決策。在1950年國慶節後十幾天内,中央反複開會研究。毛澤東經過多天晝夜思考、反複權衡,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戰略決斷,創造了威武雄壯的曆史偉業。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以‘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的戰略遠見,以‘不惜國内打爛了重新建設’的決心和氣魄,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曆史性決策,避免了侵略者陳兵國門的危局,捍衛了新中國安全。”[15]
(四)毛澤東的戰略遠見體現為敢打必勝的戰略信念
必勝信念是最為珍貴的戰略遠見。它标識着以弱勝強的堅定信心、無所畏懼的戰略膽魄、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毛澤東說:“勝利的信念是打出來的,是鬥争中間得出來的。”[16] 秋收起義失敗後,面對挫折,一些同志情緒低落。毛澤東說:“勝利是一定屬于我們的。我們現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要打破蔣介石那口大水缸。”[17] 抗戰勝利後,毛澤東面對蔣介石假和平真内戰的談判電邀,為保衛人民利益,毅然決定親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臨行前,毛澤東說:“我黨的曆史上還沒有随便繳槍的事,所以絕不怕;如果要軟禁,那更不怕。”[18] 在重慶談判中,我們黨采取以談對談、以打對打的革命兩手,同蔣介石進行針鋒相對的鬥争,我軍遵照黨中央“針鋒相對、寸土必争”方針,對國民黨進犯軍發起上黨戰役,一舉殲敵3.5萬餘人,有力配合了重慶談判。面對國民黨反動派悍然發動的全面内戰,毛澤東在1946年8月同美國著名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時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當時,黨内軍内一些同志因為懸殊的軍事實力差距而害怕同國民黨決裂。毛澤東深刻指出:“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并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19] 1949年8月,針對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美國同中國的關系》白皮書,毛澤東發表《丢掉幻想,準備鬥争》,深刻揭示了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就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而人民的邏輯則是鬥争,失敗,再鬥争,再失敗,再鬥争,直至勝利。這深刻闡明了人民必将在鬥争中走向勝利的邏輯和定律。今天,這一邏輯和定律仍然閃耀着偉大的時代光芒。
(五)毛澤東的戰略遠見體現為堅韌持久的戰略耐心
遠見激發耐心,堅忍方成大業。1916年,毛澤東緻同窗好友蕭子升的信函中寫道:“圖遠者必有所待,成大者必有所忍。”[20] 這引自蘇轼的《賈誼論》:“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在革命戰争年代,毛澤東指出:“中國的戰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對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戰對待之。”[21] “不為敵之其勢洶洶所吓倒,不為尚能忍耐的困難所沮喪,不為某些挫折而灰心,給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22] 毛澤東曾舉例說明忍耐之必要:春秋時候,魯與齊戰,魯莊公起初不待齊軍疲憊就要出戰,被曹刿阻止,采取了“敵疲我打”的方針,打勝了齊軍,造成了中國戰史中弱軍戰勝強軍的有名的戰例。毛澤東強調,與強敵鬥争時,執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一切敵人的‘挑戰書’,旁人的‘激将法’,都應束之高閣,置之不理,絲毫也不為其所動。”做一個“有這樣的堅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軍。”[23] 1947年3月,國民黨軍對陝北和山東實施重點進攻,接受以往屢遭殲滅的教訓,改變戰法,兵力集中,行動謹慎。華東野戰軍多次殲敵決心難以實現。據此,毛澤東于5月4日示:“敵軍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機,處置甚妥。隻要有耐心,總有殲敵機會。”并囑“要有極大忍耐心”[24] 。5月6日又示:“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隻要主力在手,總有殲敵機會。”“當着不好打之時,避開敵方挑釁,忍耐待機,這是很對的。”[25] 在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指示下,華東野戰軍耐心尋得戰機,以“猛虎掏心”戰法發起孟良崮戰役,以“百萬軍中取上将首級”的氣概,在敵重兵密集并進的态勢下,以淩厲攻勢從敵陣線中分割全殲國民黨軍五大精銳主力之首整編第74師,對挫敗國民黨軍對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六)毛澤東的戰略遠見體現為居安思危的戰略警覺
戰略遠見不僅體現為明晰的方向感,也體現着敏銳的警覺性。古人強調“備豫不虞,為國常道”“居安思危,有備無患”“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等,都體現着未雨綢缪、防患未然的為政遠見。毛澤東在革命鬥争實踐中,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憂患意識,形成了特有的政治清醒和政治警覺。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面世,叙述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後,内部腐化并發生宗派鬥争,以緻陷于失敗的過程。毛澤東把該文作為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文件。同年11月,又緻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26] 1945年7月,毛澤東同黃炎培在延安的“窯洞對”,提出通過民主之路跳出曆史周期率的支配,體現出他對如何避免曆朝曆代人亡政息、政怠宦成、求榮取辱等問題的深刻思考。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面對解放戰争即将迎來全面勝利、黨即将執掌全國政權的形勢,毛澤東高瞻遠矚地指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從西柏坡起程前往北平時,毛澤東鮮明提出了“進京趕考”的曆史性命題。毛澤東的政治警醒是一種厚積曆史底蘊、透視執政規律、把握興衰機理的政治遠見。偉大的趕考精神,對我們銘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古訓,常懷遠慮、居安思危,有着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毛澤東戰略遠見的哲學境界
任何一種偉大的思想與實踐,背後都有一種偉大的哲學思維作支撐。哲學是戰略的根本性指導,戰略是哲學的全局性實踐。毛澤東的戰略遠見閃耀着馬克思主義哲學光芒,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宏闊視野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具體運用和生動體現,是馬克思主義真理光芒照耀的戰略思維結晶和戰略實踐碩果。實事求是、群衆路線、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毛澤東的戰略遠見,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在戰略視野上的具體展開和娴熟運用。
(一)毛澤東的戰略遠見,是對實事求是與遠見卓識辯證統一的深刻領悟
1938年,毛澤東首次提出實事求是的概念,強調了實事求是對遠見卓識的支撐作用。他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共産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範,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範。因為隻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務;隻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27] 這一論述科學闡明了實事求是與遠見卓識的辯證關系。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中國共産黨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基石。戰略遠見的本質,是對戰略全局發展規律的把握與運用,而把握和運用規律,必須以實事求是為前提。毛澤東青年時期兩次寓居嶽麓書院半學齋,高懸于嶽麓書院講堂的“實事求是”匾額給予他直接啟發。在革命過程中,毛澤東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28] 他在《實踐論》中強調,“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29] 。登高望遠,必須腳踏實地;站位高遠,首先站位要實。毛澤東強調:“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産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30] 回顧黨的曆史,毛澤東創造性提出“槍杆子裡出政權”“農村包圍城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将革命進行到底”等富有遠見的光輝論斷和戰略思想,都是實事求是的偉大結晶。
(二)毛澤東的戰略遠見,是對前途光明與道路曲折辯證統一的深刻領悟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毛澤東的一句名言。前途光明與道路曲折,精辟闡明了曆史進程中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洋溢着中國共産黨的曆史自覺、曆史自信和曆史主動。前途光明反映了曆史的必然性,道路曲折反映了曆史的複雜性。在前進中有曲折,在曲折中向前進,這是一切正義事業發展的曆史邏輯。毛澤東對前途光明與道路曲折辯證統一的深刻領悟,表明毛澤東的戰略遠見建立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基礎之上,是對曆史發展趨勢的深刻洞察,是對正義事業必勝的堅定信念,是對通過鬥争實現光明前景的科學認識。1945年5月,黨的七大召開,面對抗戰即将勝利的局面,毛澤東分析了抗戰勝利世界和中國的光明前景走向後,特别指出要“準備吃虧”,一口氣講了17條困難,強調在看到光明的同時,更要準備戰勝困難,“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尤其是黨的高級負責幹部,更要有“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的“精神準備”[31] 。其目的就是引導全黨認清方向、堅定信念,戰勝困難、争取勝利。後來蔣介石發動全面内戰,正因為我黨早有預判并采取正确戰略策略,解放戰争隻用3年多時間,就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三)毛澤東的戰略遠見,是對戰略定力與策略活力辯證統一的深刻領悟
戰略遠見,首先是政治遠見,表現在戰略上的堅定性,就是在事關政治方向、政治信仰、政治道路等原則問題上,必須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保持定力、決不動搖。毛澤東說:“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後,還要堅定,就是說,要有‘堅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這個方向是不可動搖的,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氣來堅持這個方向。”[32] 政治方向堅定正确,戰略策略就有了主心骨、定盤星。井岡山鬥争時期,毛澤東在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道路之始就牢牢把握政治方向:秋收起義前,主張高高打出共産黨的旗子,使我黨我軍在曆史上首次打出了黨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的鮮紅旗幟;在起義失利、士氣低落時,經三灣改編将黨支部建在連上,從政治上、組織上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古田會議上創造性提出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一系列方針原則,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中國革命提供了堅強保證。策略的靈活性是實現戰略的舉措手段、方式方法。《孫子兵法》講:“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資治通鑒》雲:“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強調的都是策略靈活創造。毛澤東強調堅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強調政策策略是黨的生命,使戰略堅定性與策略靈活性有機統一,展現出高度的戰略智慧。毛澤東是靈活機動、出奇制勝的戰略大師。四渡赤水出奇兵是毛澤東的“得意之筆”。在紅軍處于絕境、生死攸關之時,毛澤東以巨大的創造魄力、罕見的開拓銳氣,不拘一格、巧出妙棋,指揮紅軍邁開鐵腳闆,忽東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敵人重兵之間,取得了戰略轉移中有決定意義的勝利,成為運動戰的典範。
(四)毛澤東的戰略遠見,是對總結曆史與開辟未來辯證統一的深刻領悟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毛澤東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得益于把總結曆史作為指導今天、開辟未來的鏡鑒。毛澤東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曆史。”[33] 1938年,他講道:“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産。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34] 毛澤東善于在總結經驗教訓中把握規律,提升理性認識。他深刻闡發了成功與失敗、正确與錯誤的辯證關系,把成功經驗和失利教訓都作為指導未來的寶貴财富。他說:“沒有那些勝利和那些失敗,不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裡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35]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36] 毛澤東注意總結蘇聯和我國經濟建設中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使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有了良好開端。
(五)毛澤東的戰略遠見,是對個人智慧與集體智慧辯證統一的深刻領悟
毛澤東的戰略遠見既是領袖的雄才偉略,也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它來自黨的領導集體,來自人民群衆。毛澤東明确指出,從群衆中集中起來又到群衆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1948年初,為擴大戰略進攻,把戰争引向外線,中央決定粟裕率華野3個主力縱隊渡長江南下。粟裕向中央“鬥膽直呈”,認為解放軍在長江以北打更大規模的殲滅戰,更有利于加速消滅敵人主力。毛澤東極為重視粟裕建議,果斷調整戰略部署,對後續作戰整個進程産生了深遠影響。毛澤東在指揮作戰中,既通觀和掌握戰争全局,又處處從戰場實際出發,給予戰場指揮員應有的機動權和自主權,要求前方指揮員當機決策、機斷行事,确保了戰略主動權在戰場上轉化為戰役主動權。毛澤東指出:“群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37] 在抗日戰争中,黨中央提出精兵簡政的政策。毛澤東說,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正是因為重視集體智慧、群衆智慧,毛澤東富有遠見的戰略決策,才真正反映了客觀規律,又緊緊依靠全黨和人民創造了曆史偉業。
領袖風範,光耀寰宇;思想偉力,其力無窮。當前,面對不穩定性不确定性明顯上升的外部環境,認真領會體悟毛澤東戰略遠見的厚重意蘊,必将啟迪我們拓寬戰略視野,強化戰略思維,踐行初心使命,創造新的輝煌。
(作者簡介:畢京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原副校長、中将、教授)
來源:《中國領導科學》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