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與“東升西降”

中國式現代化與“東升西降”

辛向陽

“東升西降”是人們普遍承認的一個大趨勢。對這個趨勢的判斷不僅會深刻影響中國對國際形勢的把握與國際戰略的制定,也會影響人們的理想信念。2022年3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春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指出:“總的看,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持續教育,特别是從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曆史性成就、發生曆史性變革的事實中,從‘東升西降’‘中治西亂’更加鮮明的對比中,黨員幹部強化了理想信念。”[1]為什麼會出現“東升西降”“中治西亂”這樣鮮明的對比?很大原因是因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推進使“東升西降”的趨勢更加彰顯,使“中治西亂”的對比更加鮮明。2023年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一些發展中國家不顧國情和曆史條件,全盤照搬西方模式,結果水土不服,絕大多數陷入經濟長期停滞、社會政治動蕩的困境。‘道路選擇’困擾着許多發展中國家。中國式現代化的初步成功實踐和取得的顯著成就,新時代以來‘東升西降’‘中治西亂’的鮮明對比,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選擇。”[2]可以說,“東升西降”作為未來趨勢,是世界曆史發展的必然。

1 “東升西降”是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大趨勢

“東升西降”是人類現代化不斷發展變化的結果。從最早的現代化原始積累到第一波現代化,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第二波現代化,一個基本的特點就是西方國家主導着現代化的基本面,形成了“西強東弱”的局面。但這個局面正在被打破,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式現代化不斷取得新成就。

1.1 “東升西降”的本質

1.1.1 劃分“東”“西”的依據不能局限于地理因素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西方國家跨國壟斷金融資本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改變了舊有“民族—疆域”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關系體系,形成了以資本關系為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結構。跨國壟斷資本集團聯合或分别掌握、制約全球産業資本循環的高端環節,通過資本的全球布局,對後發國家形成實質性的資本關系統治,掠奪其國民财富和經濟剩餘,影響甚至控制全球政治經濟格局。

根據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舊有社會體系結構必然被新的、更高級的社會體系結構替代。在“東”“西”劃分中,“東”代表推動社會體系結構變遷的新興力量,是舊有跨國金融資本的受壓迫者和推翻者,是曆史進步的力量,其包括亞洲、拉丁美洲、非洲等。這其中,金磚國家是主要力量,支持和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必須是團結的夥伴,中國是“東升”的引領者和推動者。“西”是指舊有社會體系結構的主導者和主要成員,即G7集團及其附屬國家,這決定了“東升西降”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内圍繞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博弈而展開。同時,“東”“西”劃定并非一成不變。在激烈對抗競争中,“追随赢家”的政治選擇始終存在,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可能在經濟、政治或安全上不同程度地成為“西”的外圍附庸;部分西方國家也可能出于自身長期利益的戰略研判,選擇中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融入“東”。

1.1.2 “東升西降”是西方壟斷資本主義内在矛盾積累的結果

“東升西降”是資本主義自我發展、自我強化、自我否定曆史局限性的必然結果,是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曆史之變的集中體現,是世界曆史發展的必然方向。“東升西降”也是從俄國十月革命到今天100多年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并存、較量、競争的結果,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驗積累的結果,更是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與實踐創新的結果。在這100多年中,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擁有了越來越強的競争力,使世界力量中“社”的含量逐步提升。

1.2 “東升西降”總體趨勢與動力

1.2.1 “東升西降”是一個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曆史進程

當前,“東升西降”趨勢已經出現。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主導的舊有社會體系結構效能衰減,面臨自内而外和自外而内雙重擠壓。在内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基本矛盾深化,漸逾國家治理邊界和能力,舊有跨國壟斷金融資本積累體系效能衰減;“西降”以西方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多重矛盾疊加爆發展開,作為曆史存量的“西降”正在慢慢耗盡已有的能量,盡管其新的能量還在積累,但舊有的矛盾無法克服。在外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展現出強大經濟增長動能,社會制度優勢特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在不斷顯現,“東升”的制度、文化、文明正在壯大,其力量持續積聚,共識不斷凝聚。

1.2.2 “東升西降”過程中的“拖尾效應”

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展現出強烈的“拖尾效應”,這個“尾巴”很長,因而“西強東弱”格局尚未出現根本轉變,“西升東降”短期反彈和“東西并峙”長期并存的局面不可避免,我們必須充分估計可能面臨的極限挑戰。“東”“西”之間的意識形态、貿易等方面的沖突本質上是資本内在對抗性矛盾的新表現和自我救贖的新手段,加之新技術革命、金融、氣候、地緣沖突等新的變化,使西方國家展現出新的垂而不死的形态。美西方國家對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進行的貿易戰、彙率戰、金融戰、輿論戰、局部熱戰等都是其捍衛舊有體系結構的典型表現。這種“拖尾效應”必将導緻全球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進一步加重。

但是,西方國家短期反彈不構成對世界發展規律本身的否定,有限抵消性因素不過是舊有邏輯在新條件下的重複。恰恰相反,“東”“西”之間越是激烈對抗越說明舊有體系結構不穩定性的加劇,這必将随着對抗的加劇而加速西方國家的衰落。同時,“東”“西”各自内部均充斥矛盾分歧,“西西摩擦”“東東角力”同樣不可避免,但世界曆史發展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東”“西”代表的新舊力量對抗。“東升西降”的必然性是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國家基于資本邏輯的新帝國主義曆史局限性決定的,是新興市場國家選擇适合自身發展道路和長期艱苦奮鬥決定的,是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與實踐成功決定的。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國家在不斷強化對全球政治經濟支配權力的同時,也不斷創造出否定自身的因素;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必然面臨漫長曲折過程,但發展勢頭不可阻擋。因此,“東升”大趨勢是必然的,是發展速度、發展規模,更是發展質量的“升”。“西降”大趨勢也是必然的,加速“西降”的重要因素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帶來的經濟、政治、社會等各種危機。推動“東升西降”大趨勢加速發展,就要加快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事業,堅持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相互促進,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東升西降”大趨勢的必然性,就像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評論萊辛著作中所表達的一樣:“偉大的世界性事件的進程,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像大河一樣,任何峭壁、任何深淵都擋不住它,更不用說随意建立的堤壩了。……偉大的世界性事件的實現,既不取決于誰的意志,也不取決于任何個人。它們是按照像引力定律或有機體生長規律一樣确定不移的規律實現的。”[3]222

2 改寫人類現代化新版圖對“東升西降”的影響

“東升西降”大趨勢中蘊含着中國式現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國式現代化以其改寫人類現代化新版圖的沖擊力深刻影響着“東升西降”大格局的演變。易言之,“東升西降”大趨勢中最重要的“潛流”就是中國式現代化,它在“沖刷着現代化的現有河道”。

2.1 改寫人類現代化的人口版圖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經過幾百年的發展,目前,全球實現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的國家,也就是說“全球進入現代化的國家也就20多個、總人口10億左右”[4],約占全球80億人口的12.5%。到2035年,中國14億多人口将整體邁入現代化,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世界現代化人口将會達到24億人,約占全球人口的30%,現代化人口增加約18%,這将極大地改寫人類現代化的人口版圖。這個改寫有3個意義。

2.1.1 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實現的現代化

我國實現的現代化,會極大地改變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使更多的人學會運用東方文化來思考問題、處理事情。1822年到1831年,黑格爾在其關于曆史哲學的演講中就表達出極為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他說:“世界曆史從‘東方’到‘西方’,因為歐洲絕對地是曆史的終點,亞洲是起點。”[5]110這種歐洲中心主義或者是日耳曼中心主義在人類曆史上持續了數百年,但這将由中國式現代化來打破。

2.1.2 人民共建、共享現代化成果的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是14億多人都能夠享受到現代化成果的現代化,沒有一個人被排斥在現代化行列之外,也沒有一個民族被阻擋在現代化門檻之外。中國式現代化是人人都享受到現代化發展福祉的現代化。西方一些國家雖然實現了現代化,但并不是每一個人都在現代化的“列車”上,有很多人貧困潦倒甚至無家可歸,并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人。可以說,西方發達國家10億多人口中能達到現代化生活水準的也就有8億多人口。按美國衛生與公衆服務部(HHS)2018年的聯邦貧困水平數據,美國的“貧困率”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保持在15%左右(1);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别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在2018年5月發表的訪美報告中指出,“美國已經淪為貧富分化最嚴重的西方國家,約4 000萬美國人生活在貧困中”(2)。另外,歐洲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歐盟國家2022年的貧困人口為9 530萬人(占人口的22%)(3)。可以說,這些人都沒有坐上現代化的“列車”。而中國式現代化是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共同建設和共同享有的現代化。

2.1.3 人的全面發展的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現代化,不是大量産生“單向度人”或者是“迷茫一代”的現代化。西方現代化因為社會矛盾,使一些人在享有現代化物質成果的同時,成為“在路上的人”“麥田裡的守望者”等,失去了靈魂和夢想。中國14億多人民有着偉大的夢想,有着卓越才華,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真正被組織起來,所産生的力量無比強大、無比震撼。這個人口規模改變的不僅是現代化人口數量的版圖,而且還塑造人口質量的版圖。中國式現代化強調的是全面發展的人,是有理想、有信念、有方向、有未來的人,是有奮鬥舞台、有無數機會拼搏的人,是能夠改變自身命運和影響社會發展的人。

2.2 改寫人類現代化的制度版圖

2023年2月7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确指出:“由于世界現代化進程是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的,當今世界的發達國家也主要是歐美國家和深受西方文明影響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就給人們一種錯覺,似乎現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文明就是現代文明。”[2]易言之,迄今為止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基本上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國家,現代化都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産物。這種情形就帶來兩個問題:第一,似乎隻有走資本主義道路才能實現現代化,實現現代化隻能構建資本主義制度,離開資本主義制度就仿佛無法進入“現代化之門”;第二,想走其他道路的發展中國家都會被束縛在資本主義制度的體系之内,被資本主義制度規鎖,無法進行獨立自主的探索。

2.2.1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現代化,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的現代化。到2035年,中國基本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屆時将會在世界現代化制度版圖上濃墨重彩地描繪出社會主義制度的版圖,使單調的、充滿灰色調的西方制度的格局變成多色調的、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制度格局;到2048年,也就是《共産黨宣言》發表200周年之時,正是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之際,“屆時,中國共産黨人和中國人民将以自己的壯舉進一步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真理性、預見性,讓我們以實際行動迎接這個偉大時刻的到來吧”[6]。到那個時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影響力将更加彰顯。

2.2.2 中國式現代化有諸多顯著制度優勢

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制度優勢主要體現在:第一,中國建成的現代化國家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以社會主義制度為基礎建成的,這就證明了實現現代化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專利和專屬,其他的制度特别是社會主義制度也有這種能力。由此,由資本主義制度獨寫現代化曆史的局面變成了兩種制度并存競寫現代化春秋的局面,資本主義制度一統現代化天下的“獨角戲”變成了兩種制度各自撰寫現代化曆史的“雙人舞”。對很多踏上現代化之路的國家而言,實現現代化的制度路徑有了更多更可行的選擇。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一種強大的推動現代化的能力,這就是為什麼我國在短短70多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的曆史中,就能走完西方國家需要兩三百年才能走完的工業化、城市化過程。

西方的現代化曆史是一個緩慢的發展過程,更是一個充滿血淚的過程。資本主義制度依靠對外擴張進行殖民掠奪,通過經濟霸權為其現代化進行原始積累,它是以無數國家的犧牲來推進自身的發展。在談到英國殖民統治對于印度帶來的影響時,著名的印度裔美籍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在其2021年出版的《四海為家》一書中,引用曆史學家威廉·達爾林普爾所觀察到的事實指出:“經濟數字有目共睹。在1600年東印度公司成立時,英國生産了世界生産總值的1.8%,而印度則創造了22.5%。到英國統治印度的巅峰時期(1911年),這些數字就幾乎被颠倒了,印度從世界名列前茅的制造業國家淪為饑荒與貧困的象征。”[7]2162025年1月20日,樂施會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從1765年到1900年,有64.82萬億美元的資金從印度流了英國,其中50%進入英國最富有的10%人口的口袋。”(4)按照135年計算,每年超過4 800億美元,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可以說,西方現代化并不是真正由制度自身帶來的内生現代化,而是由制度掠奪性帶來的現代化。而中國式現代化是激發制度内在活力的現代化,其制度的發展經曆了從改革開放後制度的改革完善,到強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再到制度的成熟定型。經過40多年努力,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近十四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确保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進而實現偉大複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8]2-3這個制度體系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具體制度,具有強大推動現代化發展的動力。

2.3 改寫人類現代化的文明版圖

中國式現代化是文明性的現代化,其避免了資本主義那種以自由、人權為名進行的殖民掠奪,是以人性化、文明化的方式實現的現代化。

2.3.1 西方的現代化充滿野蠻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充滿戰争、販奴、殖民、掠奪等血腥罪惡,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深重災難。中華民族經曆了西方列強侵略、淩辱的悲慘曆史,深知和平的寶貴,決不可能重複西方國家的老路”“資本主義文明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基礎上的,它無法克服和消除文明下的野蠻本性”[2]。列甯在《怎麼辦?》中說:“自由是個偉大的字眼,但是人們曾經在工業自由的旗幟下進行最富有掠奪性的戰争,在勞動自由的旗幟下掠奪勞動者。”[9]82以貿易自由為名,英國大量向中國輸入鴉片。“1856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總值約3 500萬美元,同年英印政府靠鴉片壟斷獲取了2 500萬美元的收入,正好是它财政總收入的六分之一”[10]635。這種所謂的自由貿易不僅毀滅人的肉體,而且摧毀人的靈魂。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悲憤地指出:“這種貿易,無論就可以說是構成其軸心的那些悲慘沖突而言,還是就其對東西方之間一切關系所發生的影響而言,在人類曆史記錄上都是絕無僅有的。”[10]631以工業自由為名,“1818至1836年,英國輸往印度的棉紗增加了5 200倍。1850年,英國對印度的棉紡織品輸出占英國棉紡織品輸出總值的65%”(5)。英國殖民當局規定,英國輸入印度的貨物隻收極低稅,甚至免稅,印度紡織品在本國銷售,卻要交極高的内地稅。在英國控制下,印度棉織工業急劇衰敗。英國對亞洲特别是對印度實施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系統性破壞了印度工業的增長潛力。

2.3.2 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

中國式現代化真正開創了人類現代化的文明史。如果說西方現代化開創的是人類現代化文明史的史前史,那麼社會主義現代化特别是中國式現代化就結束了人類現代化的史前史,使現代化以文明狀态呈現出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很多文明新形态。比如,我國創造了人類城市新文明。這個新文明是人類現代化曆史上從未有過的。中國從1978年到2024年,城鎮化率從17.6%提高到67%,使9億多人生活在城市中。國家統計局在2025年1月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從城鄉構成看,城鎮常住人口94 35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 083萬人;鄉村常住人口46 478萬人,減少1 222萬人;城鎮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城鎮化率)為67%,比上年末提高0.84個百分點(6)。在47年中,中國有7.6億多人進入城市生活,這種規模的城市化是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在此過程中,一方面,我國城市沒有出現任何社會動蕩,沒有出現像拉丁美洲、印度那樣的城市平民窟,更沒有城市流浪乞讨人員。另一方面,我國沒有出現英國那種“羊吃人”的圈地運動,也沒有出現美國那種“牛仔式”的狂野突進。

這個人類城市新文明為什麼能夠創造出來:首先,遵循城市化的發展規律。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9月指出:“在現代化進程中,城的比重上升,鄉的比重下降,是客觀規律,但在我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國情下,不管工業化、城鎮化進展到哪一步,農業都要發展,鄉村都不會消亡,城鄉将長期共生并存,這也是客觀規律。即便我國城鎮化率達到70%,農村仍将有4億多人口。如果在現代化進程中把農村4億多人落下,到頭來‘一邊是繁榮的城市、一邊是凋敝的農村’,這不符合我們黨的執政宗旨,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樣的現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40年前,我們通過農村改革拉開了改革開放大幕。40年後的今天,我們應該通過振興鄉村,開啟城鄉融合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新局面。”[11]這個規律決定了城市之間是共生共存的關系,不是對立或者對抗關系。其次,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城市化。在這個過程中,我國解決了很多影響城市化發展的制度問題,建構起一系列促進城市文明發展的制度體系,旨在促使進城農民權益得到有效保障,并在此基礎上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這不僅保障農民進城落戶後在城市的權益,也保障其在農村的權益。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确要求:“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益,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探索建立自願有償退出的辦法。”[12]22這樣的城市化促進了農業、農村、農民的現代化,在人類現代化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3 中國式現代化推動“東升西降”的新路徑

“東升西降”這個客觀趨勢的發展方向、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程度。中國式現代化推進順利,“東升西降”的進程就會加速,“西強東弱”的局面就會較快被改變。中國式現代化從多個方面影響着“東升西降”格局的變化。

3.1 建設以新質生産力為核心的人類工業文明新形态

3.1.1 中國的工業文明蘊含着很多催生新質生産力發展的因素

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年的艱苦努力,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工業體系最為完整的國家,不僅門類齊全、産品繁多,而且很多領域技術先進、發展潛力巨大。當今,中國的工業文明有3個突出特點:第一,人民性。參與工業化進程的人口衆多,很多民營企業都是工業文明發展的參與者、貢獻者,像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吉利控股集團等。第二,集成性。各種工業門類之間能夠相互協作,形成集中的優勢。第三,創新性。中國的工業技術在很多領域都有創新,如盾構機、高鐵技術、大飛機建造等。這些特點都蘊含着新質生産力發展的基礎與條件。

3.1.2 新質生産力為人類工業新文明奠定新基礎

新質生産力是創新起核心作用,擺脫了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和生産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高品質特征,是充分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産力質态。

第一,新質生産力産生的最重要動能就是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産要素創新性配置、産業深度轉型升級,具體而言:技術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突破性進展,這種技術應用于生産領域,使生産發生質的飛躍。比如,旋轉爆震發動機技術的研發成熟,給航空航天事業帶來巨大影響;生産要素的配置以創新性方式展現出來,要素之間的作用相互激活,配置效率極大提升,這不是以數量級提升,而是呈現幾何級提升,如科技、金融、網絡之間相互融合将會産生巨大效益;産業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轉型升級,這種轉型升級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結構調整,而是革命性改造,這種革命性改造不僅從“一般賽道”轉向了“飛行賽道”,而且以加速度前進。

第二,新質生産力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内涵,具體而言:勞動者是生産力中最活躍、最基本的要素,其知識結構和創新能力在智能時代發生質變,表現為突破傳統技能邊界,形成新型技能體系;勞動資料突破傳統物質工具的物理邊界,以數據算法、智能設備、數字孿生體等新型技術載體實現生産過程的智能化疊代,形成對勞動工具的創造性革新;勞動對象則從自然資源向數據要素、虛拟空間及生物基因等新興領域延展,推動了人類生存方式的重構。

第三,新質生産力以全要素生産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标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産力[13]。中國在新質生産力的發展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美國《巴倫周刊》網站2025年1月27日發表題為《不要打擊DeepSeek,要向它學習》的文章認為,中國重新定義了互聯網和手機應用,改變了人們在網上互動、購物和開展業務的方式。另外,中國在電動汽車領域的創新能力令世界驚訝;在電信技術方面,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在開發和部署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5G)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在AI開發方面投入大量資源,在自然語言處理、自主系統和算法驅動制造等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同時,中國在機器人和自動駕駛領域的進步更加證明了它的創新能力(7)。

3.1.3 人類工業新文明的偉大貢獻

第一,貢獻了綠色生态化工業文明。中國生态文明的發展使全球工業變綠了、變清潔了。中國承諾到2030年前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前,全球40%的加氫站在中國,中國占全球新增風力發電能力的50%以上。2024年,我國風力發電機組出口增長71.9%,光伏産品連續4年出口超過2 000億元,锂電池出口39.1億個,創曆史新高。在綠色交通領域,我國鐵道電力機車出口量連續5年保持增加,電動摩托車和自行車熱銷海外市場,出口值首次突破400億元,電動汽車出口量首次突破200萬輛(8),為全球綠色文明發展提供強大支持。很多國家綠色轉型都離不開中國,如新西蘭的目标是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中國在2023年為新西蘭提供了89%的太陽能光伏設備(9)。

第二,工業貿易更加公平合理。中國制造的強大能力以及産品種類的全面性、質量的高品質性,使其在全球工業貿易中的話語權不斷提升。中國在工業貿易中一直堅持平等互利的原則,既不因為占據技術制高點就對其他國家采取工業壓榨,也不因為有規則制定權就對其他國家進行貿易欺淩,更不會像有的國家動不動就以“強迫勞動”“人權”和“價值觀”等為借口進行貿易保護,而是在進行産品平等交易的同時與其他國家進行技術分享。可以說,自從世界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以來,貿易交換從沒有像如今這樣平等,其原因就是中國工業的發展以及話語權的形成。

3.2 提升中國式現代化的科技含量,推動全球科技創新重心“東移”

從深層次講,資本是推動“東升西降”的直接動因。20世紀末以來,“金融資本—科技創新”雙螺旋結構是美國居于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結構頂端的最重要手段。同時,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力量的野蠻化以及對國家政治的控制、淩駕,使資本呈現出各種内在的矛盾和問題,國家治理出現各種混亂局面,科技的“小院高牆”越築越高,但凡有一點技術含量的科技就會被西方國家列入“禁售”“禁運”清單。這就會造成科學技術發展的動力減弱。與之相比,中國式現代化也要充分運用資本的力量,一方面,建設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更高的經濟效率、更實質的經濟正義、更向善的社會倫理。另一方面,規範和引導資本力量,發揮其更加積極的作用。我國到2035年建成科技強國,到2049年建成世界科技強國,因此就必須激發資本參與科技創新的内生活力,把服務科技創新擺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3.2.1 順應世界科學中心轉移規律,建設世界科技強國

1962年,神戶大學湯淺光朝運用曆史比較法和數量分析法進一步揭示了科學中心轉移規律。他認為,如果把一個國家的科學成果超過同期内全世界科學成果的25%作為它是世界科學活動中心的标志,那麼從16世紀至20世紀,世界科學中心發生了5次大的變遷,即:意大利(1540—1610)、英國(1660—1730)、法國(1770—1830)、德國(1810—1920)、美國(1920年—現在),轉移周期大約為80—100年。科學史界稱為“湯淺現象”(10)。“湯淺現象”表明:世界科學中心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斷變化和轉移的,其基本規律就是不斷從“西”向“東”轉移。在這幾次轉移中,戰略科學家、理論科學家發揮了重要作用。達芬奇、哥白尼、伽利略、胡克、牛頓、拉瓦錫、法拉第、愛因斯坦、波恩、普朗克,等等,都以自身的科學思想推動了科學技術的大發展。

3.2.2 積極探索風險投資與科技産業聯動發展

中國應鼓勵支持各類所有制資本運營公司以自負盈虧方式參與科創類企業投融資,同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規範市場秩序,全面提升資本市場服務科技創新動力、活力、效力,實現科技金融化和金融科技化。為此,中國可以采取多種方法讓高科技企業有更多的融資渠道,使其在股市上融得更多資金;可采取一系列政策解決科技企業所需要的資金問題;完善金融機構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務實體經濟的激勵約束機制。

3.2.3 加強跨國資本運作,加快技術擴散

由于美國、英國等國家對中國采取高科技的“小院高牆”封堵政策,所以我國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打破其封堵。中國應當對特定短闆技術或産業展開高水平國際招标,仿照高鐵技術競争、引進、消化、自主創新路徑,以巨大市場優勢換取技術優勢。同時,參股或收購國際先進科技創新企業,這不僅有助于我國企業拓展海外市場,而且有助于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及帶動相關産業發展,形成新的增長點。

3.3 實施好“三大全球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現代化的推進不僅是一個國家自身發展的問題,也是涉及國與國事務的國際關系問題。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的規模和力量影響全球的現代化,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的每一步發展都會對其他國家産生廣泛和深刻的影響。反之,其他國家現代化的推進也會影響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

3.3.1 中國式現代化要進一步增加人類社會的和平力量

2022年6月,習近平主席在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世界向何處去?和平還是戰争?發展還是衰退?開放還是封閉?合作還是對抗?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時代之問。”[14]戰争的陰雲始終在世界人民頭上籠罩着,而中國式現代化正在不斷消除着這些陰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和平發展,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突出特征。”[2]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如和平、和睦、和諧、和氣生财、家和萬事興、和而不同等都是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一直傳承的理念,這種理念主張以道德秩序、倫理規範構造一個群己合一的和平世界,在人己關系中強調集體及整體合作。

走和平發展道路,為人類不斷增添和平力量,是中國式現代化的要求。中國共産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就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正式發表是國際關系史上的偉大創舉,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在極其複雜的國家環境下,中國一直奉行這一原則。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們黨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論斷,以自身的發展為人類和平與發展大廈不斷添磚加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又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現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從中國倡議擴大為國際共識,從美好願景轉化為豐富實踐,有力推動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榮、進步的光明前景”[15]。70多年的實踐證明,在和平與安全問題上,中國是世界上紀錄最好的大國,沒有哪個大國像中國這樣如此珍視和捍衛世界和平,沒有哪個大國像中國這樣如此緻力于世界和平的維護。可以說,中國式現代化每前進一步,世界和平力量就會增加一份。

3.3.2 中國式現代化要進一步增加人類社會的文明力量

中國式現代化是創造文明新形态、促進文明大交流的現代化。中國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意味着不同文明之間須以彼此認可的文明形式、超越野蠻或武力威脅的方式展開建設性互利交往,它要求更加尊重人類文明發展的遺産與價值傳統,以對話交流的方式來推進文明互鑒。在經濟全球化日漸深入、各國前途命運緊密相連的當今世界,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取長補短、共同發展,在推動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有的西方國家排斥文明的平等性,以所謂人權外交與價值觀外交來強迫其他文明移植西方社會政治制度。實際上,這種外交是少數資本家集團的獲利手段,是狹隘的小圈子文明。中國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超越人權外交與價值觀外交,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基礎,使各種文明能以平等的身份進行對話。

中國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的基本要點在于:主張文明平等性,反對文明等級論;主張文明開放性,反對搞文明封閉的小圈子;主張文明多彩性,反對以單一化文明對其他文明進行強制同化;主張文明的人民共享性,反對資本獨占狹隘文明或階級擠壓的不平等文明;主張文明的互補互鑒性,反對文明沖突論;主張文明的曆史性與現實性,反對文明抽象論;主張文明的發展進步性,反對文明的僵化排外;主張文明的融合創新性,反對人為制造文明的對立。而西方學者制造“文明沖突論”,以此來煽動“顔色革命”。“文明沖突論”本質上是以傲慢和偏見蒙住理性之眼、以蠻橫無理的方式推行文化霸權。美國人一直認為,在更廣闊的土地上插上美國的民主價值旗幟,是基于自由和文明的進化需要而拯救那些落後地區。然而,中國倡導以文明對話和理解代替敵視和對抗,積極推廣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傳播“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的傳統價值觀及其生态文明意蘊。同時,加強海外中國學傳播,搭建西方學習、借鑒中國的平台,将“來學”與“往教”貫通起來,不僅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中的中國”“發展中的中國”“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不斷作貢獻的中國”“開創全新人類文明形态的中國”。

4 結語

“東升西降”是一個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曆史進程。伴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取得成功,中國式現代化波瀾壯闊向前發展,當前“東升西降”的趨勢已經顯現出來。自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來,美國主導的舊有體系,由于面臨自内而外和自外而内雙重擠壓導緻其效能在衰減。西方發達國家的整體實力在下降,有的國家GDP十年甚至二十多年都沒有什麼增長,如日本2024年的GDP與20年前的數量相差無幾;有的國家人均GDP在下降,如德國2024年的人均收入相當于2015年的人均收入水平。這種種迹象表明,“東升”的勢頭銳不可當,“西降”的趨勢無可挽回。

（作者簡介：辛向陽，研究員,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

（基金：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項目 ;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關重大問題研究(2023MZD023)）

來源：《東華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