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識性概念範疇化與國家安全學建設

郭銳

加快建構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既是服務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理論自覺，更是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内在要求。其中，标識性概念範疇化是國家安全學理論創新的樞紐環節，特指學科意義上标識性概念的專有化和體系化，而非國家安全學領域中相關概念的單個或多個的數集呈現，是一系列基于本學科知識範疇的概念體系集成，也是學科邊界得以确立、學科理論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三重困境

自被正式設立為一級學科以來，國家安全學依托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引，在學科布局、人才培養、學術成果産出等方面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然而，作為新興交叉學科，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受結構性張力制約，面臨三種困境。

首先，學科主體性凸顯不足。當前，國家安全學研究雖然呈現跨學科交叉特性，但在學科主體性建構上仍面臨依附困境。國家安全學研究範式尚處于概念和理論工具依賴其他學科的初級階段，未對所借鑒成果實現以國家安全學為邏輯起點的學科重構，因此難以産出具有本學科特性的标識性概念。這在本質上是知識生産未能完成從學科交叉邁向學科整合的一種表現，學科邊界模糊化加劇了國家安全學知識生産的碎片化，緻使國家安全學發展在本體論上缺乏獨立性、在方法論上缺乏原創性。

其次，學術理論供給滞後。當前，國家安全學研究呈現重對策分析、輕基礎理論的非均衡狀态，許多重要概念的使用仍局限于現象描述，缺乏對國家安全的本質、價值、制度、譜系、倫理等深層問題的追問。一些研究将政治話語、政策話語、法律話語等直接平移為學術話語，未能在其基礎上升華出具有深刻解釋力及學科意義的标識性概念。這種學術話語的缺位，凸顯了國家安全學學科建設在解釋新興領域安全現象、指導國家安全治理實踐上理論供給的滞後。

最後，話語轉化機制不暢。在話語轉化層面，作為學科話語重要源泉的古代國家安全思想與當代國家安全實踐經驗之間面臨雙重轉化困境。一方面，諸如“居安思危”“富國強兵”等國家安全思想長期處于曆史典故的符号化狀态，未能實現思想資源的學術範式轉化，從而為學科建設提供深厚的文化基礎。另一方面，國家安全學建設尚未從“楓橋經驗”等國家安全治理新實踐中提煉出具有學科範疇的标識性概念，不僅容易陷入以西方理論誤讀中國國家安全治理實踐的窘境，而且難以基于中國經驗在國際場域與西方理論展開對話。

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引領進路

面對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困境，标識性概念範疇化是破解這些問題的關鍵。它遵循了知識生産的普遍規律，旨在實現從具象經驗到抽象理論的躍遷、從本土實踐到全球公共産品的轉化、從政策話語到學術話語的升華。

第一，标識性概念範疇化是學科體系建構的應然路徑。标識性概念範疇化是成熟學科的典型特征，能夠讓研究者準确把握學科屬性。學科發展史表明，标識性概念範疇化是學科體系建構過程中将經驗碎片編織為理論網絡的一個标志，是明晰學科邊界的基礎要件。實現标識性概念範疇化，能夠在明确回答“我是誰”這一問題的基礎上，實現學科知識生産的内循環和閉環化。可以說，标識性概念範疇化是國家安全學學科體系從知識拼接邁向理論縱深的關鍵，是解決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本體論缺位問題的有力抓手。

第二，标識性概念範疇化是學術體系深化的内在要求。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指出，科學理論的構建要經曆“具體—抽象—具體”的辯證過程，而标識性概念範疇化則是這一認識鍊條中從具體經驗上升到抽象概念的關鍵樞紐。國家安全學作為交叉學科，需要通過标識性概念範疇化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生動實踐升華為系統化的标識性概念和理論體系。這種轉化應遵循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從“具體”上升到“抽象”的規律，超越簡單的術語平移。在把握國家安全治理實踐本質規律的基礎上，突破經驗描述層次，形成具有學理深度、學科範疇的标識性概念體系，由此為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提供不竭的源頭活水。

第三，标識性概念範疇化是構建話語體系的戰略支點。長期以來，西方主導的國家安全理論壟斷國際話語場域，不僅曲解了國家安全治理實踐的中國經驗，也制約着全球安全倡議的實踐效能。當前，建構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亟須形成一系列基于國家安全治理實踐中國經驗的标識性概念，如構建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國話語和中國叙事體系。這是解釋國家安全治理實踐中國經驗的科學需要，也是構建公平合理國際安全秩序的智力支撐，将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下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新的叙事坐标。

協同推動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新發展

以标識性概念範疇化引領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要從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三個維度協同發力，遵循标識性概念在不同場域具有不同功能指向的原則。

第一，以學科化築牢知識體系根基。社會科學概念和理論具有一定的跨學科通用性，借鑒相鄰學科成果是交叉學科發展的必由之路，而所借鑒成果究竟是“寄生于我”還是“為我所用”則取決于對其本體論層面改造的成功與否。改變當前國家安全學概念和理論對其他學科碎片化依附的狀況，學術界應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以國家安全本體論統攝學科化過程，将“國家安全”作為概念體系和理論體系建構的邏輯起點，進而向外輻射。通過追問所借鑒成果的國家安全屬性，将所借鑒學科的概念和理論轉化為具備國家安全學标識性的概念和理論範疇，從而确立清晰的學科邊界，築牢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根基。

第二，以學術化激活理論創新動能。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當務之急是實現政治話語、政策話語、法律話語等向學術話語的轉化，從而破解制度性話語與學術話語相脫節的困局。對此，學術界應重點推進兩類轉化。一是本質抽象。在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的基礎上，穿透制度性話語描述的現象層次抽象其本質，将之升華為具有普遍解釋力的國家安全學标識性概念，從而獲取制度性話語中蘊含的豐富智慧和深刻經驗。二是體系整合。通過統攝不同時期、不同領域、不同層面的國家安全制度性話語，在理順發展脈絡的基礎上，将它們轉化為貫通宏觀戰略和微觀機制的标識性概念體系。借助上述兩類轉化，确保形成的标識性概念兼具政治高度和學理深度，從而将富含中國實踐經驗的制度性話語激活，為建構經得起實踐檢驗的國家安全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可靠的經驗基礎。

第三，以話語化加快對外傳播話語體系構建。立足國家安全治理實踐的中國經驗，構建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國話語和中國叙事體系，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應以标識性概念範疇化為支點，将充滿個性的本土話語轉化為具有共性的全球公共産品和基準框架。這一過程的本質是通過學術轉譯和理念嵌入，将國家安全治理實踐的中國經驗轉化為國際學術界可理解、可對話、可認同、可接受的學術公共産品，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國家安全話語壟斷。以“人類安全共同體”為例，其内涵已從政策表述發展為包括主權平等、利益共享、責任共擔等具有豐富價值的新安全觀。這一具有鮮明中國特征的标識性概念在保留中國“和合共生”理念的基礎上，向人類社會貢獻了世界各國普遍認可的文化信息，在國際安全對話中創造了中國議題，發出了中國聲音，取得了構建對外傳播話語體系的重要成效。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重大國際及涉我地緣安全風險的預警研究”（24&ZD289）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吉林大學國家發展與安全研究院副院長、行政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