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以“兩個結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劉海霞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彙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不斷培育和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這一論斷彰顯了真正的文化自信，指出了對待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應有态度，也指明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古今中西之争”是指如何看待古代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問題，也可以說是如何傳承并創新傳統文化，如何吸收西方優秀文化成果，同時回應并破解西方用二分法思維方式研究中國所産生的一系列誤解和誤判等問題，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真正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

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包容性 破解西方二元對立的叙事方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曆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佛教本土化、“東學西漸”“西學東漸”都是中華文明包容性和開放性的典型表現。中國古代典籍中的很多記載，都充分展現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忠恕寬容之道便是其集中體現。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忠恕寬容并不是沒有原則的，其包含兩層含義：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就是在帶動他人一起實現理想時達到“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孔子提出了“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的五種品德：“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這些體現包容性的立己達人的傳統文化思想與中國共産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複興、為世界謀大同”的追求和理想相契合，與“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相呼應，在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實踐中迸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在西方社會中，由柏拉圖提出，經由笛卡爾發揚的二元論對西方哲學産生了重要影響，後世沿用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制造出了威斯特伐利亞叙事、“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叙事、“民主與威權”叙事等模式。威斯特伐利亞叙事在西方和非西方國家之間創造了一種規範國際體系内群體和體系外群體認同的二元論，使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持續至今。随着冷戰的結束，亨廷頓認為：“文明之間的斷層線正在取代冷戰的政治和意識形态界限，成為危機和流血的爆發點。”對美國例外論的信仰和所謂的在全世界推廣自由價值觀的神聖使命，使美西方國家将自己與自由民主和個人權利的原則聯系在一起，在“民主和平論”基礎上又制造出了“民主—威權”叙事。美歐還建立了民主技術聯盟，宣稱“将政策建立在共同的民主價值觀之上”。

與這種二分法相對，中國自古以來都堅持“天人合一”“和合共生”“執兩用中、守中緻和”的思維方法，提倡萬物并育、道行不悖，主張“以道德秩序構造一個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關系中以他人為重”。《論語》中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描述了不同群體之間堅持包容異己、求同存異、和諧共處的境界，而西方宣稱在所謂“志同道合”基礎上建立盟友關系，則隻不過是維持了表面上的團結，實則難掩其中的分歧。“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更是對這種結黨營私行為的批判。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應該科學對待民族傳統文化，科學對待世界各國文化，用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裝自己”。如果隻誇大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不同制度間“沖突”的維度，而忽視了文明之間交流互鑒的豐富實踐，将會對人類文明造成極大的破壞。正是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就具有的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使中國為人類曆史進程作出了巨大貢獻。正如法國漢學家謝和耐所言，中國“始終對外開放，不斷地受遠近不同國家的影響……但它同時也不停地對世界上的其他地區或直接或間接地施加最為廣泛的影響。若沒有中國，世界就不會成為它今天的這個樣子”。

正确認識中華文明的和平性 打破西方零和博弈的競争叙事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國曆史上所強調的“和”，是一種依靠典章制度和道德規範的約束達成的和平狀态。有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雖然追求“和為貴”，但是“禮”的運用要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為政以德”一直是中國古代政治家的治世追求，主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不是依靠武力使之臣服。《淮南子》記載的“天下安甯，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和《禮記·禮運》中記載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都是古人所追求的政通人和的理想治理狀态。

美國作為“山巅之城”自我賦予的“天定命運”思想，從19世紀晚期為帝國主義辯護，到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和拜登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計劃，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存在于美國的外交政策中，使美國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激蕩中不斷産生戰略焦慮，泛化國家安全，将世界割裂為不同陣營，導緻地緣經濟和貿易不斷碎片化。目前，西方盛行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的目标是權力最大化，國家之間總是相互競争，從而制造出“大國競争”叙事。

與此相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倡導交通成和，反對隔絕閉塞；倡導共生并進，反對強人從己；倡導保合太和，反對叢林法則”。中國共産黨一直呼籲“以人民之心為心、以天下之利為利”，“國家間的合作應該以服務全人類為宗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集中體現了這一理想追求，主張“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态、不同曆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

推動中華文明的創新性發展 破解西方的“沖擊—回應”叙事模式

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把先進的思想理論帶到中國，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中華傳統文化所蘊含的社會理想、克己修身思想、勵志思想、德治思想、法治思想、天下思想和家國情懷，與共産黨人的革命精神相契合。經由“第二個結合”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态。

美國學者雷迅馬認為，現代化成為美國文化的一個要素，其内容是關于美國這個民族、它的曆史發展以及美國變革它周圍的“欠發達”世界的能力和責任。很多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研究采取了“沖擊—回應”叙事，認為19世紀、20世紀中國發生的任何重要變化隻可能是由西方沖擊或者是對它的回應所導緻的變化。然而，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為破解“落後國家‘不再寄希望于西方強國’的策略能否實現現代化并擺脫貧困的惡性循環”這一難題作出了解答，為發展中國家擺脫對西方模式的依賴、打破“現代化就是西化、美國化”的認知，從而實現自主發展提供了有益借鑒。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要秉持“守正不守舊、尊古不複古”的進取精神，鞏固文化主體性，在自我發展、回應挑戰中開新局。我們更需要堅守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和中國共産黨的文化領導權，破除西方對中國研究所持的二元對立的叙事方法、競争叙事和“沖擊—回應”模式，堅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觀察“古今中西之争”，而不是以西方的準繩來衡量中國。就像有學者所說的，“一旦我們把中國從‘歐洲的反面’這個角色解放出來，中國的發展看起來便覺煥然一新”。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