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時代标尺

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是一項宏大的理論事業。這不僅因為馬克思主義本身關注人類社會的曆史結構與總體規律，使得基于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而展開的倫理學研究往往也有這種宏大視野和特征，而且因為在近兩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傳播表現出十足的豐富性與複雜性，導緻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也發生諸多變化，呈現不同形态。當馬克思主義并不拘泥于書齋的思辨，而是與現實的革命活動和社會建設結合起來時，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會突破單純的理論知識形式而表現為更加務實、更加多元的實踐觀念。

“大尺度”與“大規模”

嚴格說來，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撰寫專門的倫理學著作。在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讨論中，常常被摘錄或征引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哥達綱領批判》，均是馬克思生前并未出版甚至從未面世的手稿類作品，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雖然可被視作其倫理思想最集中的表達，但這方面的内容也僅占其中三節篇幅，而且是以駁論的形式，連同其他内容（自然哲學、辯證法等）一起，旨在構成針對杜林全部哲學的反對意見。至于那些散落在《德意志意識形态》《共産黨宣言》《資本論》等作品中的道德論述，則因為受制于寫作主旨或表達語境，往往引起更多争議。

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是否具有知識合法性，實際上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是否系統地談論和思考道德現象或道德問題有關，也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否蘊含或指向倫理規範性有關。即便僅就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論述而言，我們也依然可以論證和認定其符合這兩條标準，從而承認存在一種嚴格的或狹義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更何況如果我們進一步着眼于更大的理論視野和實踐标準，那麼，是否存在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就更加同現實生活中是否存在道德問題以及馬克思主義者是否打算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去處理這些問題有關。所以，真正決定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是否存在的，從來就不是“是否撰寫專門的倫理著作”這種“小标準”，而是“是否回應現實的倫理問題”的“大尺度”。

誠然，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論述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核心部分。然而，由于理論發展本身的衍生性和拓展性，馬克思主義強烈的實踐性和階級性注定使之介入無産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過程，那些在革命和建設活動中面臨實際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總會随着曆史任務和社會情境的變遷而提出不同的倫理學理解或方案。在這些方案中，有的可能特别強調道德的自主性及其獨立功能，有的可能主要看重道德的依賴性及其意識形态性質，還有的可能會在革命與建設的不同階段對道德的性質與作用持有一種變化的觀點。從曆史的總體進程看，這些方案背後的立場并不見得完全準确，但它們卻共同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具體環節。

“大倫理”與“大理論”

馬克思主義在科學揭示人類社會基本矛盾與規律的基礎上，證明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和共産主義的必然實現。盡管這種事實論證在邏輯上無需道德論證作為補充或支撐，但是，它在邏輯上也沒有消解道德論證的存在空間及其有效性。因此，在規範性的層面上，批判資本主義的失敗和證成社會主義的成功，并沒有超出這一理論的合理範疇。

從經典作家文本中，我們可以合理地引申出“自由”“平等”“聯合”三大正題，以及“異化”“剝削”“分裂”三大反題。在資本主義社會，異化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勞動者失去對勞動過程的控制和對勞動果實的主宰。所以，異化的背後是剝削。剝削既意味着人格不平等，也意味着分配不平等。而剝削的根源，又在于生産資料的不平等占有。這種不平等的占有關系帶來的不是個人的“區分”，而是階級的“分裂”。于是，與之對應，消除異化，是為了複歸個體的自由；消除剝削，是為了獲得個體的平等；消除分裂，是為了最終實現自由而平等的個體之間的聯合。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正題和反題蘊含着明顯的道德取向。但對它們進行完整的把握卻需要我們超越倫理學的邊界，在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的更大範圍中獲得與實證相兼容的規範性解釋。

道德命題的證成需要奠基于規範性。然而，規範性的範圍卻要遠大于道德領域。由于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工作并不圍繞道德問題展開，因此，其規範性實際涉及一些與道德相關但含義更廣的倫理範疇。比如，價值和人道。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價值首先是一個存在論或經濟學概念，反映的是人與物或人與他者之間的需要及其被滿足關系。而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則在分享該前提的基礎上，進一步區分道德價值和非道德價值。在馬克思主義倫理學這裡，“正義”“共同體”“自我實現”等，究竟屬于道德價值還是非道德價值，仍是有待證明的課題。在此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無法停留于道德命題本身而需要邁向更大的問題集合。

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規範性，既深入到倫理學的哲學基礎，也拓展到倫理學的周邊領域。國家和權力、市場與勞動、宗教與信仰等問題，也同樣因為在不同維度上涉及前述正題或反題而進入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視野。對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來說，一方面，需要依據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對這些人類活動的曆史本質和意識形态性質予以批判和解構；但另一方面，仍需要基于現實的判斷考量而對它們（特别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規範功能和規範原則加以闡釋和建構。所以，馬克思主義的倫理學理論，很自然地同政治學理論、經濟學理論、宗教學理論發生交集與融合，從而呈現“大理論”的格局。

“大曆史”與“大實踐”

作為一項從實踐和問題出發的研究，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不能拘泥于善惡觀念的思辨遊戲，更不必收斂于人為劃分的道德領域。因為，真正賦予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更大理論優勢的，是它對現實的人類曆史與實踐的高度關注。

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研究必須以唯物史觀為前提。唯物史觀為我們提供的是一幅解釋和貫穿人類全部曆史的“長時段”圖景。馬克思主義倫理學非但不會因為堅持唯物史觀而變得逼仄，反倒會因引入“長時段”的視野而對道德現象和道德命題有更深切的體認。不僅如此，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知識譜系本身也會因為被置于“長時段”的曆史背景而呈現豐富的形态和樣式。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研究者必須回答，在近兩百年的世界曆史進程中，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所涉及的主要命題、主要事件、主要變化的主要特征是什麼？而它們彼此的聯系、背後的原因、内在的規律以及未來的趨勢又是什麼？所以，在“大曆史”的視野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既需要探究符合曆史科學的道德理論，更需要探究馬克思主義倫理學自身的“古今之變”。

誠然，曆史因其久遠而大，但也因其縱深而大。“大曆史”不僅是關注長時段的時間概念，而且是把當下置于長時段的實踐概念。立足曆史的具體時刻，把握曆史的時代趨勢，通過偉大實踐完成這個曆史節點的使命與任務，同樣是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科學性與實踐性所提出的内在要求。把這些在“大實踐”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現象納入研究目标，将會更加有助于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知識體系的建構與完善。

（作者李義天，系清華大學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倫理學會副會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