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論的成敗對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啟示

摘 要：建構自主知識體系，離不開建構自主的理論體系。縱觀近現代哲學社會科學的曆程，拉丁美洲國家提出的依附論可謂是發展中國家成功建構自主理論體系的先例。其成功并不意味着依附論取代了西方的現代化理論，而是指學者們建構了一個能與西方現代化理論分庭抗禮、自圓其說的理論，并将其進行了成功的國際傳播；其在理論上的缺陷與實踐上的失敗則意味着，如同西方現代化理論，它也不能解釋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就。但從知識生産與理論創新的邏輯來看，依附論的成敗啟示我們，建構自主知識體系需要處理好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辯證關系，重視理論創新與知識積累、傳承之間的關系，創造适應于自主知識生産的學術組織形态，發揮國際學術出版、國際學術合作等在學術傳播中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自主知識體系 依附論 中國式現代化 西方現代化理論 馬克思主義

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短短幾十年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最大的制造業體系，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領先全球，在人工智能、清潔能源、量子計算和生物科學等一些高科技領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在政治穩定的基礎上基本實現了經濟現代化。中國取得這些成就的原因是現有西方理論難以回答的。可以說，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重點就是建構自主的理論體系，本質就是理論創新。這項工作需要紮根于中國，從中國的經濟、社會及政治發展經驗出發進行理論創新。

理論創新，特别是一個理論體系的創新，是一項艱難而複雜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縱觀近現代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大多起源于西方國家。西方以外的國家或地區，能否創造有别于西方的理論，并成功地打入世界主流學術體系，影響西方學術界呢？目前來看，拉丁美洲學者創造的依附理論或依附論體系可謂先例。可以看到，依附論已成為歐美學術界的一支主要理論學派，并被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學者所接受和運用，是發展學和現代化研究中不能不讨論的一部分。從學科範圍來看，其影響擴散到包括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地理學、曆史學、傳播學、國際關系等多個學科。因此，本文将通過讨論依附論的起源和發展，檢視其成功與失敗之處，以圖為中國建構自主的知識體系提供啟示。

一、依附論的起源與發展

依附論的起源可追溯到19世紀下半葉，當時拉丁美洲有一場關于思想解放和“第二次獨立”的讨論，認為拉丁美洲國家雖然脫離了殖民統治，取得了領土獨立，但思想上沒有獨立。著名的拉丁美洲社會活動家何塞·馬蒂（José Marti）表示：“獨立不隻是形式上的獨立，更應該是精神上的獨立。”這個讨論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上半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現代化和經濟發展成為拉丁美洲學者讨論的主題。聯合國在1948年成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簡稱ECLAC，西班牙語簡稱CEPAL），總部設在智利。1950年，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Raul Prebisch）被任命為委員會執行主任，他的研究奠定了依附論的基礎。普雷維什從結構主義出發，将世界經濟體分為中心和邊緣，西方國家處于中心地區，拉丁美洲處于邊緣地區。中心國家的出口主要是工業成品，邊緣地區的出口主要是農産品，農産品的出口價格遠低于工業成品的價格。另外，由于拉丁美洲國家主要是農業經濟，無法安置過剩的農業人口，因此造成大量失業。這兩個因素導緻了拉丁美洲國家的貧窮和不發達。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依附論出現并得到發展。這一時期，拉丁美洲政治動蕩，巴西和阿根廷分别在1964年和1966年發生軍事政變。在此背景下，智利政府為在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受到迫害的左派知識分子提供庇護所，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成了一個左派學者讨論拉丁美洲前途的活躍場所。到智利尋求庇護的學者包括依附論的創建者之一——巴西社會學家及社會活動家費爾南多·恩裡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此外，20世紀60年代初成立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與社會計劃研究所”（西班牙語簡稱ILPES）、聖地亞哥的智利大學也是依附論學者集中的學術場所，前者隸屬于上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負責為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提供人員培訓、政策咨詢和相關的研究。

在20世紀60年代，依附論的學者群體有三十多人，大多在27—37歲之間，其中有經濟學背景和社會學背景的各約一半，個别為法學家和政治學家。他們中約90%出生于南美洲國家，其中一半來自巴西，個别來自西方國家，當時都居住在智利。這些學者組成了若幹研究團隊。其中，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與社會計劃研究所聯系比較緊密的有兩個團隊，側重從曆史和結構的角度研究拉丁美洲與西方國家的關系。一個團隊的代表人物是奧斯瓦爾多·孫克爾（Osvaldo Sunkel）和佩德羅·帕斯（Pedro Paz），研究重點是發展和不發展的曆史概念。另一個團隊的代表人物是卡多佐和恩索·法勒托（Enzo Faletto），研究集中在拉丁美洲國家與西方依附關系背景下拉丁美洲國家内部的社會關系。第三組研究團隊來自智利大學，特别是1965年在智利大學成立的“社會與經濟研究中心”（西班牙語簡稱CESO），代表人物是巴西學者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和安德烈·岡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前者的主要課題是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如何被西方國家所限制。此外，還有一組以智利天主教大學為基地的研究團隊，代表人物是德國出生的經濟學家弗朗茨·欣克爾阿默特（Franz Hinkelammert），1963—1973年間任教于智利天主教大學。該團隊傾向于馬克思主義，集中研究依附論中的意識形态問題。智利大學和智利天主教大學的研究團隊都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側重從社會主義和革命的角度研究拉丁美洲地區的不發達問題。總之，依附論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成果，而是幾十個學者通過研究團隊創造出的理論。

經過拉丁美洲學者十幾年的努力，依附論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基本成形，并逐漸向包括西方學術界在内的世界知識體系傳播。簡單地說，依附論就是對西方現代化理論的挑戰。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基本共性在于：它是基于西方國家現代化發展進程的經驗；現代化隻有一個模式，所有國家都要通過這個模式實現現代化；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主要靠内部因素，包括改變自己的文化（包括政治文化）、提高教育水平、增加基建投資等。依附論學者認為，西方現代化理論無法解釋拉丁美洲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完全沒有考慮到拉丁美洲國家内部的權力結構和外部因素，而西方的現代化與拉丁美洲國家的欠發達密切相關。簡言之，西方國家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系不是拉丁美洲國家依靠西方國家的援助來發展自己的依賴關系 (dependence)，而是西方國家通過不平等的依附關系（dependency）對拉丁美洲國家進行政治控制和經濟剝削。

随着不斷拓展，依附論實際上已經發展為一個理論體系，形成了若幹流派。激進的馬克思主義流派的代表人物是弗蘭克和多斯桑托斯。他們深受列甯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影響。在其成名作《資本主義與拉丁美洲的不發達》中，弗蘭克将世界分成北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即“富裕的大都市”）和南方不發達的衛星國，前者通過殖民統治、不平等貿易、投資和政治控制限制後者發展。多斯桑托斯則将依附定義為一種曆史性和結構性的經濟關系。早期結構主義流派的代表是卡多佐和法勒托。1969年，兩人合作出版《拉丁美洲的依附與發展》，直指西方現代化理論無法解釋拉丁美洲國家欠發達狀況的根本原因是不了解拉丁美洲的發展曆史，完全忽視了拉丁美洲國家内部的發展與外部因素的關系。他們認為，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落後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體系造成的。20世紀70年代，卡多佐提出了“相關性依附發展” (associated dependent development) 新概念，相較于早期的結構主義流派更加溫和靈活。卡多佐認為，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的依附關系并不必然導緻發展中國家的完全停滞或持續貧困。相反，發展中國家可以在依附的體系内找到經濟發展的空間，隻是發展模式和程度還是受到外部因素的限制。随着依附論的影響在世界範圍内擴散，美國社會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了世界體系理論，将世界劃分為核心國家、外圍國家和半外圍國家三部分，注意到了發展中國家發展水平的差異性以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動态性，更加符合現實的世界經濟格局。此外，以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和沃爾特·羅德尼（Walter Rodney）為代表的非洲依附論流派則将依附論運用到解釋非洲國家的不發達狀況，阿明提出了發展中國家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脫鈎的概念。

二、依附論理論體系建構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

講依附論的“成功”，不是說依附論取代了西方現代化理論，也不是說依附論是一個完美的理論；而是指學者們成功地自主構建了一個能與西方現代化理論分庭抗禮、自圓其說的理論，并将依附論進行了成功的國際傳播。對于建構自主知識體系而言，依附論的成功經驗在于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它是一批有理想、有使命感、有膽量的、志同道合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共同合作的成果。20世紀50—70年代，拉丁美洲知識界出現了一批有抱負的學者，他們非常熟悉和了解西方的現代化理論，也很快意識到西方的現代化理論無法解釋他們親身感受到的拉丁美洲經濟發展困境。因此，他們主張重新審視西方的現代化理論，要從拉丁美洲的曆史和全球的觀點出發，去發展一個能夠解釋拉丁美洲國家不發達或欠發達的理論。如果沒有理論創新的願望和意識，那麼也就沒有依附論的出現和發展。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理論體系，依附論不是一兩個學者完成的，而是拉丁美洲學者團隊合作研究的成果，反映了集體的智慧。如前所述，在20世紀60年代以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為中心的若幹研究團隊中，每個團隊有一個領軍學者，側重研究一個重點問題，共同豐富和發展了依附論。

其次，它是理論創新與傳承的結果。依附論将西方現代化理論忽視的兩個因素或變量，即曆史和外部因素（自變量），運用于解釋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進程（因變量），建立了因果關系。這兩個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合理解釋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狀況。而且，這個理論解釋簡潔明了，可以拓展到世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因此，随着依附論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應用（如非洲國家），原來的地區限定詞“拉丁美洲”也逐漸被拿掉，發展為一般性理論。這也體現了社會科學理論從特殊到一般的發展邏輯。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的理論，依附論的産生與發展符合社會科學發展的規律和邏輯，它是建立在前人創造的理論基礎之上的,受到馬克思主義有關殖民地論述的影響，特别是列甯的帝國主義論的影響，将馬克思主義階級論和剝削論上升到了國際層面。社會科學理論的建設猶如建築一座大廈，我們的理論創新就是在為建設這座大廈添磚加瓦。

最後，它是依托國際學術網絡和國際學術出版進行國際傳播的成功範例。一個成功的理論或知識體系一定要得到同行的注意和完全或部分認同，途徑主要是在知識界特别是在國際知識界進行傳播。一個知識體系或一種理論要想取得國際影響力，最有效的方法是首先打入西方理論界，特别是英語世界，在西方理論界占有一席之地之後再傳入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就容易多了。

不可否認，依附論的“國際化”有其偶然因素。1964年之前，多數依附論學者是巴西學者，主要集中在聖保羅大學。1964年、1966年巴西和阿根廷分别發生軍事政變後，卡多佐、塞爾蘇·富爾塔多（Celso Furtado）、塞薩爾·馬亞（Cesar Maia）等學者，被迫前往智利尋求政治庇護。1973年智利發生軍事政變後，許多學者又流亡歐美，将依附論傳入歐美學術界。其中，擁有德國和美國背景的經濟學與社會學學者弗蘭克和卡多佐發揮了重要作用。弗蘭克逃亡後一直在歐洲任教和做學術研究，其早期作品《不發展的發展》（1966）、《拉丁美洲的資本主義與不發達：智利和巴西的曆史研究》 （1967）和《拉丁美洲：不發達還是革命》 （1969）都是用英文寫作和出版，直接影響到西方學術界。卡多佐1973年出走後，在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布朗大學、劍橋大學和巴黎大學等歐美名校任教、講學，并曾任國際社會學學會主席，在國際學術界有相當地位。而與卡多佐一樣曾任國際社會學學會主席的沃勒斯坦，正是受依附論影響創造了世界體系理論，間接地擴大了依附論的國際影響。

在依附論國際傳播的過程中，學術期刊和學術出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依附論早期的學術文章和著作以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為主，左派傾向明顯，難以在西方主流的學術期刊和出版社發表出版。《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幾乎成為早期依附論作者在英語世界唯一的出版渠道和發表平台。作為一份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學術期刊，它專注于政治經濟學、全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主題，由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保羅·斯威齊（Paul Sweezy）和利奧·胡伯曼（Leo Huberman）在1949年5月創刊于美國紐約。1951年，斯威齊和胡伯曼又創建了《每月評論》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每月評論》期刊和出版社除了發表和出版依附論學者的英文原著外，還翻譯出版了大量拉丁美洲依附論學者的原著。

當然，依附論不是一個完美的理論，自問世以來也面臨諸多批評。就其理論缺陷而言，首先是它過度依賴曆史解釋現實，尤其是在早期具有嚴重的曆史決定論傾向。盡管殖民曆史深刻影響了拉丁美洲的發展曆程，但在國家獲得獨立主權，可以制定自己的經濟政策時，始終用曆史因素來解釋不發達是比較狹隘的。國家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克服或甩掉曆史包袱，跟上時代步伐。一個有效的理論也一定要與時俱進，能夠持續解釋現實。其次，它過度強調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外部因素，尤其是早期幾乎完全用國際因素解釋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進程，全盤否定現存的全球經濟體系，忽略了發展中國家的國家能力、經濟政策、政府廉潔度與透明度、族群矛盾、政治穩定等内部因素。而無論是“亞洲四小龍”的快速發展還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都表明國内因素的重要性，發展中國家是可以通過制定正确的經濟發展策略成為國際經濟體系的積極參與者和獲益者的。

這種理論的缺陷，也與依附論在實踐層面的失敗密切相關。依附論不僅是一種學術理論，更是拉丁美洲學者希望改變現狀的學術實踐，有極強的政策傾向。如前所述，早期依附論學者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國家經濟委員會關系密切，而這個委員會的主要任務就是就促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政策建議。後來一些重量級的依附論學者，如弗蘭克、多斯桑托斯、卡多佐，都希望拉丁美洲國家通過結構性改革（如國家幹預經濟、發展自主工業和加強地區合作）來擺脫對西方國家的依賴，依附論也成為當時政策讨論的重要理論依據。特别是在智利阿連德總統執政期間，智利可謂是依附論學者的“實驗室”。然而，依附論學者提出的很多政策建議是不切實際的，并未給拉丁美洲國家帶來長久的經濟發展。比如，一些學者主張發展中國家與西方國家經濟脫鈎、實現工業産品替代，否定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可能發揮的積極作用，忽視了本國市場規模小，無法支撐和消費自制産品的情況。因此，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基本放棄了工業産品替代的經濟政策。更重要的是，依附論對世界格局的認識過于“二元化”，把西方國家看成鐵闆一塊，也未充分認識到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異。

三、對中國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啟示

依附論未能給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提供有效的方案，其理論缺陷也意味着，如同西方的現代化理論一樣，它也無法解釋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但是，從知識生産和理論創新的邏輯看，它成功挑戰了西方現代化理論，創造出了自己的發展理論；而依附論在遭遇實踐時面臨的失敗亦警示我們，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必須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在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中實現相互促進。總的來說，要建構自主的知識體系，需要處理好以下幾組關系。

首先，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辯證關系。知識生産和理論創新一定要從實踐和經驗出發，提出問題，進而進行理論建構。依附論的産生遵循了這個規律。一個好的社會科學理論，要遵循社會科學的邏輯推理，建立因果關系（即條件說），不管是用歸納推理法還是演繹推理法，或兩者結合，都要能夠自圓其說。建構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現代化理論無法完整解釋中國的現代化經驗，存在着“理論盲區”。建構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從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型實踐中提煉新概念和發展新理論。另外，理論創新過程中要注意區分現象和概念，要将現象抽象化或概念化，最後形成系統的理論，進而提煉出具有潛在普适性的一般理論。依附論之所以能取得世界性的影響力，就是因為它可以被用于解釋世界上其他有類似依附現象的國家和地區。因此，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不是要建構一套形而上學意義上的理論教條，而是要基于實踐而激發、形成知識生産和學術研究的主體性與創造性。隻有堅持從實踐出發，才能夠充分認識到世界與中國的複雜性，避免簡單的“二元”思維，創造出能夠與時俱進的創新理論。

其次，理論創新與知識積累、傳承之間的關系。依附論是在馬克思主義關于殖民地的有關理論和列甯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其成功經驗揭示出理論對話與傳承的重要性。馬克思就是在研究了古典經濟學和黑格爾哲學的基礎上，批判資本主義，提出剩餘價值理論，形成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我們今天建構自主知識體系，既要立足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也要在方法論上堅持“兩個結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同時，對于世界範圍内的優秀理論成果，我們也要在交流、對話中彰顯“自主性”，通過“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增強自主知識體系的包容性和吸引力。

再次，學術組織形态與知識生産之間的關系。依附論成功的經驗表明，發揮團隊精神，進行分工合作和跨學科研究對理論體系建構的重要性。建構自主知識體系是一個宏大工程，需要多學科的集體智慧和努力。跨學科研究有助于将哲學、曆史、社會、政治、技術等多個視角結合，發展出符合中國經驗與問題的整合式知識體系。從研究資源來看，國家社科基金等資助體系，為學者展開長周期、系統性的理論研究提供了便利。當前，“有組織科研”的提出和實踐，将為避免知識的碎片化和重複性研究，打造學術研究的核心共同體，促進跨學科的研究創造條件。

最後，知識生産與學術傳播之間的關系。建構自主知識體系，在根本上是要争取話語權，争取知識界同行的注意和認可，隻通過“内循環”是不可能成功的。創新理論能否推向世界，得到世界同行的認同，是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成功與否的重要評價指标。依附論能夠成功地在全球學術界傳播，學術期刊、學術出版以及國際學者、國際組織的參與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可行的方式包括：一是推動中國學者在西方主流社會科學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在世界知名出版社出版專著；二是鼓勵中國學者與國際學者進行合作，通過共同發表論文、撰寫著作等方式擴大影響力；三是重視學術期刊作為傳播渠道和平台的重要性，打造一本或若幹圍繞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或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展開專門讨論的英文期刊，形成合力，擴大影響；四是充分發揮國際組織在傳播中國發展模式中的作用，推動關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相關研究與成果傳播。

建構自主知識體系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各種因素，有客觀的條件，更需要主觀的努力。就“天時”而言，目前尚沒有一個能夠完整解釋中國快速發展或現代化的理論，這為理論創新提供了一個天然的條件。就“地利”而言，中國的現代化實踐為社會科學提供了發展的土壤和現實的問題，社會科學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塑造國家意識形态、推進社會治理、增強文化影響等方面的重要性日漸突顯。就“人和”而言，建構自主知識體系不僅成為學術界的共識與自覺行動，而且通過一系列體制機制在國家層面得到推進與保障。當然，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建構自主知識體系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從依附論發展的經驗來看，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才在世界社會科學領域取得一席之地。中國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努力才剛開始，任重道遠。

〔本文注釋内容略〕

作者鐘楊，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上海 20003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5年第10期P61—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