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新形态的三個基本問題辨析

人類文明新形态的三個基本問題辨析

郭雲澤 劉同舫

人類文明新形态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階段性成果，是中華文化和時代淬煉的思想精華，是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凝結，也是科學研判人類社會未來發展走向和文明演進趨向，以及系統回答新時代構建什麼樣的人類文明、怎樣構建人類文明的重大理論和現實課題。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命題日益成為學界廣泛關注的熱點和焦點話題，不同學者從馬克思、恩格斯相關經典文本論述與中國道路的實踐中找到這一命題的理論支撐，對其進行多維度、多元化的概念和内涵界定、理論溯源以及價值歸納，但在方法研究、語境解讀與範式分析上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誤讀、歧解與偏倚。準确把握人類文明新形态的本質内涵，反思和明辨相關研究成果的論斷和觀點，以客觀的态度和批判的思維來規範理論诠釋的合理性空間與内在張力，不僅是推動中國話語構建和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理論需要，而且是在深化世界曆史過程中推進不同文明交流互鑒和創新轉化的内在要求，從而彰顯中國式原創性文明的巨大生命力與世界意義。

一、“文明形态”能否等同于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形态”？

關于人類文明新形态的本質内涵問題，是探究人類文明新形态諸問題的前提性問題，關涉其自身的價值意蘊、基本特征、表現形式等重要内容，也是開解“中國式現代化”“人類命運共同體”“全人類共同價值”等諸多課題的重要視域，由此對相關理論溯源和概念辨析，尤為重要和必要。學界一般從“社會”和“文明”的詞源切入，拉近和勾連“文明形态”同馬克思、恩格斯“社會形态”之間的内在聯系，通常把“經濟的社會形态”或“社會形态”作為“理解文明形态的鑰匙”，但也極易把“經濟的社會形态”或“社會形态”與“文明形态”扭結一起、混合雜糅和高度通約，以緻模糊和扭曲人類文明新形态的真實面相。因此，需要界定“文明形态”和“社會形态”之間的邏輯關系，辨明兩者各自的基本意涵，複歸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原義和本質。

從多維視角聚焦人類文明新形态的曆史語境和現實語境、理論維度與實踐維度以及現象與本質範疇以透視其内涵，這成為學界闡發人類文明新形态内涵的大體研究思路和方向。立足唯物史觀，以馬克思、恩格斯的“五形态說”呈現“文明形态”的理論樣态。人類文明新形态“是科學社會主義所闡明的代替人類最後一個剝削階級社會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态和共産主義社會形态”，直接把文明形态等同于社會形态。“五形态說”最早可追溯到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具體闡述的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一般進程，即“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産階級的生産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态演進的幾個時代”。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社會形态理論的早期雛形。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一書中提及了人類曆史的“五種基本生産關系”，即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生産關系。随後蘇聯學者在主編的黨史教程中把這“五種基本類型的生産關系”引申為“五種社會形态”加以運用與推廣，成為研究人類曆史分期的重要範式。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态理論可以被認為是文明形态理論，人類文明新形态應是對“馬克思主義文明形态理論的實踐轉化”，是共産主義初級形态在其當下的具體表現，直接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語境中的社會主義或共産主義解釋成一種文明形态，從而得出社會形态即文明形态的結論。

依循蘇聯傳統教科書中“五形态說”的經典式表述，将“社會形态”或者“經濟的社會形态”界定為文明形态，把五種社會形态指認成人類曆史演變的五種文明類型，認為人類社會發展過程或社會形态更替過程完全等同于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或文明形态更替過程。持有這種觀點的學者一般忽略馬克思、恩格斯劃分人類曆史的前提性問題，脫離社會形态理論提出的客觀語境與基本條件，試圖通過馬克思主義視域中的“抽象範疇”演繹出具體的概念，将貌合神離的兩個概念主觀臆斷為同一種内涵，再加以宏大曆史叙事邏輯以放大它們之間的解釋張力和拉近理論之間的内在差距。

從中觀層面的角度出發，文明形态具體指向一種“文明實體”，一般而言的“社會形态”可以看作是組織性、系統性、結構性的“文明形态”。“文明形态”離不開文明所依附的物質載體，一定程度上文明形态可以理解為社會形态，一般包括制度層面、價值層面的規定性。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形态理論，從人類文明曆史的縱向出發，各種類型的文明都是特定“社會形态下的文明”，由此社會形态的更替和嬗變過程被設定為文明形态的演進過程，歸納出人類文明新形态就是“五位一體”的社會主義文明新形态。我們依舊無法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态的意涵，甚至陷入同語反複與循環定義的邏輯泥淖之中。當然，社會形态演進的序列能夠直接反映生産方式的變革與制度更疊的狀态，表現文明發展進步的趨勢和狀态，但這隻是将文明形态囿于以生産方式或制度為依據的社會形态叙事邏輯中，不能準确把握不同形态的文明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規律特征與一定曆史時期的總體性樣态。

從總體上說，盡管學界對人類文明形态展開了一系列較為系統、全面的探究，取得了多元性理解和多角度闡釋的理論成果，但基本上沒有脫離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形态理論，人為地淡化或遮蔽馬克思、恩格斯經典文本中社會概念與文明概念的本質差異，簡單籠統地把他們的“社會形态理論”轉化為“文明形态理論”，緻使“社會形态”理解為或等同于“文明形态”的觀點成為學界的主流共識。但究竟如何區分和界定“文明形态”與“社會形态”的概念，以及準确把握人類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要義？需要重新回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語境中，予以全面比較與審視。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中，“形态”一詞應用較為普遍與廣泛，通常以“社會形态”“經濟形态”“原生形态”等概念和形式出現。那麼何謂“形态”？有學者把“形态”作為廣泛存在于不同學科範式中的普遍概念，解釋為“某種事物或理論在一定條件下的存在樣式和表現狀态”。馬克思、恩格斯在論著和手稿中談及“社會形态”問題時，既不是從生物學或生理學層面說明某一具體物質的外形特征、内部質地與組織構造等問題，也不是從社會學的研究範式出發以定量和定性的形式，闡釋社會内部的組織成分、人口分布與居住形式等内容，而是從曆史唯物主義的視角探究其起源因素、建構規則、形式變化與規律發展等議題。馬克思、恩格斯思想視域中頻繁出現“社會形态”概念是同他們探索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論證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必然消亡的理論曆程緊密相關的。“五形态說”或“三形态說”旨在拆解資本主義私有制永恒性的理論根基，剖析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制度運行方式、意識形态領域的思想樣态，說明生産關系所囊括的一切經濟原則是由于生産力發展而嬗變的客觀事實，以及求證人類社會制度依次演進的規律，從而建構人類社會的整體演進、更替的曆史圖景。所謂社會形态就是關于人類社會運轉的具體方式、發展機制、階段和不同質态的範疇，是同一定時期生産力發展相适應的經濟基礎、政治和觀念上層建築的集合或共同體。馬克思、列甯經常把“經濟的社會形态”和“社會形态”進行同義互替互用，強調生産資料所有制關系以及由此呈現出的制度形式規定了社會形态的本質層面，所以社會制度指代為社會形态也成為人們的樸素觀念和大衆話語。相較于社會形态，文明形态在内容、範疇、邊界上有着顯著的特點。

什麼是文明？恩格斯作了精準的回答：“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社會的素質。”以實踐為範式理解文明，具體指人類在能動地改造世界的社會性的實踐活動中不斷創造和積累的全部制度、物質、精神等積極成果的總和，是曆史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以及标志社會進步程度的範疇。對于文明和文明形态的辨析，尚需要我們從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議題與曆史哲學切入。文明作為總體性、曆史性的概念，體現一個民族、國家、社會發展和國民素質的水平，内蘊其中的思想文化構成了諸文明的要素和實體。文明積澱着一個民族最深層的價值追求和精神标識，不同類型的文明被賦予了質的規定性和發展向度，在世界曆史的演進中敞顯出各自獨特的價值定位、變化範圍和意義領域。不同類型的文明有其特有的内涵與品質，文明的類型依據時間和空間維度劃分成不同的文明形态，繪制成人類文明發展的整體脈絡與圖譜。文明形态是人類在特定的物質生産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體系相統一的過程中呈現的文明存在形式和呈現樣态，涉及文明的本質、特征、價值、發展動力等内容。因此，“文明形态”不能簡單地被置換為“社會形态”，更不能僅僅局限于社會形态的解釋原則與叙事邏輯之中。

人類文明形态内涵豐富、意蘊深邃，應予以整體、系統的運思和探赜。人類文明形态在不同曆史階段呈現出共時态與曆時态的特征與形式，也表征出在地理空間中地域、國家、民族的特質和樣态。首先，從時間維度看，以科技形态和生産力為标準，文明形态可分為遊牧文明、農耕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數智文明等，抑或為青銅文明、鐵器文明、機器文明、電子文明等；以社會制度或社會形态為依據，分為奴隸制文明、封建社會文明、資本主義文明、社會主義文明和共産主義文明；以國際關系為依據，分為古代冊封朝貢體系文明、近代殖民體制文明以及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共同體文明”。從空間維度看，日本學者福澤谕吉提出了“西方或西洋的文明”與“東方的文明”兩大文明形态和文明體系。20世紀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根據不同社會或文明之間的親疏關系，提出了21個社會樣态即21種文明形态。第一代文明形态包括埃及、蘇美爾、米諾斯、古代印度、古代中國、安第斯、瑪雅的文明，由它們派生的“親屬文明”包括赫梯、巴比倫、叙利亞、阿拉伯、伊朗、遠東（細分為中國、朝鮮—日本）、希臘、印度、西方、墨西哥、東正教（細分為拜占庭東正教、俄羅斯東正教）、尤卡坦的文明。美國學者亨廷頓在斯賓格勒、湯因比、布羅代爾等學者的基礎上總結出了尚存的文明形态，具體為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可能還有非洲文明”。

文明形态不等同于社會形态，也不能隻是在社會形态理論視域下賦予其内涵和意義，任何一種文明形态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環境、曆史背景和民族傳統中脫胎孕育、成長發展的。因此，人類文明新形态也有其特定的内涵。放置世界現代化和世界文明發展的視野，人類文明新形态以全局性眼光和全球性視域跨越了不同意識形态問題、社會制度問題、中西文化之争問題的窠臼，從而提升、擴展了人類文明發展的理論高度和實踐高度，為化解人類文明危機和全球性治理問題提供了共同價值遵循和指導。人類文明新形态是基于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現代化發展的一般邏輯和不同文明交流互鑒融合的理論創造和實踐凝結，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所創造出的物質财富、政治體制、思想精神等諸多文明存在形式的一種總體性歸納。人類文明新形态是在“兩個結合”中塑造的以中華文明為主體的當代發展形态，是基于對資本主義文明揚棄和立足社會主義文明範疇的全新社會主義具體形态，是基于世界現代化文明發展規律的共性和西方現代化文明發展範式的個性而創造出現代化文明的中國式樣态，充分反映出融彙了“社會主義”“現代化”“中華文明”的人類文明新形态的革命性、科學性、先進性。

二、人類文明新形态是“理想”還是“現實”樣态？

人類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時态”下持續延展、修繕和提升的曆史性過程，反映了文明演進過程中生産資料的所有制關系、現實中人與人的關系以及文明果實的分配關系。人類文明新形态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敞顯出社會整體進步與個體全面發展的可能性和現實性，以人的現代化與人的解放為文明發展的價值指向。那麼人類文明新形态究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真實面貌的實然描述，還是一種未來維度的應然建構？進一步說，我們究竟是把人類文明新形态視為一種具有引領性、導向性、未來性的理想，還是确證為已經從應然向實然轉化的現實狀态？我們需要摒棄主觀的價值臆斷和避實就虛的附會态度，通過對作為實體結構的人類文明新形态所處發展階段、發展水平與文明層次的定位，批判性地把握複雜的社會現實，客觀地描述21世紀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問題和貢獻及其人類文明發展的限度和趨勢，從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中合理地把握解釋人類文明新形态的現實空間與思想張力。

從理論和實踐維度對人類文明新形态展開全方位、深層次的學理檢審和政治透視，一方面，任何一種文明形态都可能被視為具體的而非抽象的、曆史的而非超現實的“實體”，找到人類文明新形态内蘊的共同價值和意志成為現實的因素和理據；另一方面，學界慣于意識形态層面的政治傾向、熱衷抽象的公平正義觀念的幻想，并沒有把人類文明新形态放置于馬克思、恩格斯“兩個決不會”的理論視域、“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以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共處并存”的實際狀況予以考量，那些略顯空洞的話語概括和現象描述衍生出對文明新形态本身内涵、地位和意義的誤解。

在關涉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多維内容上，有學者認為注重對“主體層面”“理念層面”“模式層面”和“目标層面”的具體描述，但并沒有對人類文明新形态劃定某種解釋的限度和空間，由此涉及的問題視域在可能的解釋方向中敞顯出無限的開放性，難免有“過度诠釋”的嫌疑。同時對所謂“資本主義舊文明”展開激烈地針砭、诘難和拒斥，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發展預設了某種解釋限制，新舊文明形态之間被确定為非此即彼、相互抵牾的鬥争關系，不免帶有濃厚的排他性與誤導性傾向。對于人類文明新形态的探讨如若不能力求主觀見之于客觀、理論和實踐辯證結合，就會使得這一命題淪為一種不符合客觀實際的理想化的抽象概念，其中有三種最具典型性的觀點，即把人類文明新形态“意識形态化”“共産主義化”以及視為“新文明中心主義”的解讀傾向，理應予以澄明。

從意識形态的角度出發，有學者分析了人類文明新形态作為“文明超越形态”“理論創造形态”“文化融合形态”呈現的價值超越性、文明優越性以及未來發展性的圖式。這種觀點以社會制度為标志劃分現代文明，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長期并存和鬥争的兩種社會形态推理為資本主義文明形态與社會主義文明形态，将異質的階級立場、政治意圖、思想價值滲透于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内核，極大地膨化了其鮮明的意識形态屬性。資産階級的局限性、資本本性的擴張性以及資本主義内在矛盾性決定了西方現代文明的發展限度，由此把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所代替的曆史必然性”的經典表述演繹成“資本主義文明形态被社會主義文明形态所代替的曆史必然性”或“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人類文明新形态則和社會主義或共産主義社會相一緻，也即和以‘自由人聯合體’為主要共同體形式的社會相一緻”，人類文明新形态俨然成為階級鬥争、制度較量、政黨博弈、文化交鋒和文明沖突的“理論工具”與“政治話語”。這一觀點指明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野蠻”“血腥”“壓迫”“剝削”特質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和平”“自由”“平等”特征，把同屬于人類文明範疇的兩種文明形态簡單地理解為新與舊、高與低、超越與被超越的關系，這極易制造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野中不同文明形态之間的絕對對立和對抗态勢，同時在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主流趨勢中造成難以消除文明隔閡、文明沖突以及文明優越的困境。實際上，不同文明形态都是沉澱在人類實踐活動中集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于一體的物質和精神結晶，其具有一定的繼承性、穩定性與先進性。因此，對于人類文明新形态的解讀要放置于世界文明的高度、全球性的視野與人類主體性層面，跨越時空、種族、文化以及國家意識形态的藩籬。

基于理想願景視角，有學者認為人類文明新形态指向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終極目标，其最理想的制度載體就是共産主義，較為客觀地總結出人類文明新形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文明形态，也是“共産主義文明的第一形态或初級形态”。共産主義文明形态是真正意義上的人類文明的最高形态，人類文明新形态則是通向共産主義的重要階段與奠基過程。但是往往有論者将人類文明新形态視為一種理想或“新價值理念”，把這種形态的“實體”演繹成一種精神向往、未來憧憬的“虛體”，抽象成一種理想化的概念和符号。作為一種理想文明形态，披上了共産主義的衣缽，具有了代替、超越、揚棄資本主義文明形态的理論力量，成為重建國際關系新秩序和改變人類文明發展的思想武器。需要澄明的是，判定一種新的文明形态的先進程度和真實面相，不隻是從理論層面審視其自身的現實超越性、未來引領性和價值指向性，更重要的是以實踐為标準檢驗文明發展的水平和程度，以檢審是否真正滿足了現實的人的正義訴求和價值需求。人類文明新形态是關于社會現實的實踐。我們需要關注物質、政治、精神、社會、生态等多方面的基本指标以及審視現實的人在社會發展中的真實處境和狀态，而非一味地把潛在的尚未實現的東西與預示社會發展前途的種種趨勢當作彰顯自身優越性的依據，從而陷入“文明形态超越論”“文明形态優越論”“文明形态替代論”的陳舊邏輯思維之中。總之，在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叙事中既要确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絕對價值性，也需要不斷地臻于對中國發展實然描述與應然論斷的高度統一。

人類文明新形态作為人類嶄新文明體，有力破解了“人類社會向何處去以及人類文明如何構建”的基本問題，呈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華文明的所處的曆史方位，深刻影響和改變了國際舊秩序、全球舊格局以及世界文明進程。那麼我們是否由此可以判定自15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依托強大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建構起的西方“文明”和東方“野蠻”的邊緣—中心的世界格局和話語體系已經被打破，以及中華文明被西方世界邊緣化、賦魅化的處境已經被徹底改變？很多學者給出了肯定的答複，認為人類文明新形态作為一種平等對話、開放包容、交流互鑒、兼收并蓄的文明體系，已經掙脫了狹隘民族主義和“西方中心論”的思維束縛，打破了西方化即現代化的陳舊發展邏輯，超越了西方“主客二分”範式的兩極結構，“使社會主義文明走向人類文明的中央”和占據“全球文明中心位置和話語優勢”。

世界話語的重心從西方轉向了東方，現代化文明的主流從資本主義轉移到社會主義，真正的人類文明曆史開始從史前史向自己創造的曆史鋪展，這個過程強調了同一曆史條件下不同形态文明之間的絕對差異與對立，難免存在厚此薄彼、顧此失彼的問題。學界青睐于運用16世紀到18世紀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現代化曆史同21世紀的中國式現代化作全盤比較，一方面，無法辯證地對待資本邏輯的局限和“偉大的文明作用”，忽略或遮蔽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特征和新發展，難以依托人類命運共同體來矯正世界文明一元性或西方化的錯誤傾向；另一方面，為了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和提升中華文明影響力，學界逐步加強了對西方式現代化和資本主義文明局限性的理論闡釋，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肯定中國式現代化和人類文明新形态具有“優越”和“超越”特質的對外話語，由此極易衍生出中西比較視域下文明優劣、強弱、高低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那些“憑借文明主體的強權或實力的某一文明形态予以無限拔高并視為人類文明的普遍模式的做法”，已經使思想自身誤入民族本位主義與“新文明中心主義”的魔咒。

人類文明新形态唯有在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任務和積極主動占有人類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礎上，才能突破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曆史限度與社會主義文明的初級階段，昭示和顯現自身的世界曆史意義。當然，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同樣是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實踐過程，兩者始終保持相互映照和良性互動，旨在解決我國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批判西方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内在悖結以及建構馬克思未來社會文明形态的可能性，這也意味着人類文明新形态本身投射的世界曆史意義同我們現實照面的長期性和艱巨性。

作為一種現實存在的人類文明新形态，既拓展和改造了原有的人類文明，又賦予人類文明新的形式和内涵，也正在良性調整與形塑世界文明生态與文明格局。當然，人類文明新形态一方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開創的文明新形态，其文明層次與發展程度不能逾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另一方面，人類文明新形态是以中華文明為主體的當代發展形态，其呈現出的文明精髓和文明特質無法剝離我國曆史文化傳統。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人類文明新形态已經完全超越或代替了其他形态的人類文明，也不能武斷得出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出場已經徹底改變了“西強東弱”的文明格局。我們需要從客觀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應該把文明發展的必然邏輯和進步本質還原到現實，而不應該把文明發展的趨勢與規律簡單等同于現實的曆史過程和當前狀況。人類文明新形态也是動态發展的，其蘊藏的未來性趨勢和發展方向作用于當下也引領未來，進而在理想與現實轉化的過程中彰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的力量。

三、人類文明新形态的現實路徑何以構建？

人類文明新形态是中華文化和時代淬煉的思想精華，折射出新的文明範式從抽象到具體、從理論到實踐、從自發到自覺的複雜過程。人類文明本身就是“實踐的事情”，是一個發展範圍、程度和效果不斷擴大、加深和提升的辯證過程。實踐以其獨有的自覺能動性、社會曆史性和未來開放性決定了文明發展的可持續性和可塑性。人類文明新形态是一項未完成的“方案”，其蘊含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新發展理念”“全人類共同價值”等思想需要訴諸一種可操作的具體計劃和策略，由此創造更加豐富多元、水平先進、品質卓越的文明新樣态。對于人類文明新形态的持續構建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應有之義，也是真正超越狹隘的“西方中心論”“文明沖突論”“文明優越論”的重要環節。關于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态現實路徑的問題，關涉是否存在一種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合理性和正當性的前提問題。借助學界對人類文明新形态現實路徑的分析與思考，尋求多維一體的包容性路徑，力圖在新的曆史開端和更高層次上達到中華文明的複興與人類文明的新境界。

基于全球視域以檢審我國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實踐産生了對經濟、政治、文化、生态、法治等系統化建構的“體系意識”和人類文明新形态。“體系意識”與人類文明新形态建設有序展開和交互推進，以開放式、包容式、合作式的共同體實踐開掘出一條彰顯“面向未來的豐富建構性與縱深擴展的敞開性”的發展路向。基于系統觀念和整體原則，人類文明新形态不再是單數形式的文明形态，而是由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态文明五大領域協調發展而綜合形成的“有機統一性的文明新樣本”。“五大文明領域”構成了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内容。各文明要素和各文明領域之間互動建設、協調配合和互促互進，臻于推進構建新發展格局和提升高質量發展水平、保障全過程人民民主和人民當家作主、推動文化自信自強和社會主義文化新進程、開啟更高層次的共同富裕和增進人民福祉以及持續打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在全球發展視野和人類解放實踐中的人類文明新形态以追求“共同體”為價值目标，“它是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來避免‘文明沖突論’的文明”。這一類觀點主張樹立體系意識與建構具體領域相結合，通過處理好普遍性與特殊性、整體性和局部性、全面性和重點性、現實性與可能性之間的關系以促成人類文明新形态理想圖景的實現。這一思路是持續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基本路徑。

作為21世紀人類世界一個基本的客觀事實與存在狀态，人類命運共同體凝聚人類智識精神與共同性價值，緻力于解決全球性治理問題和風險問題，旨在滿足異邦、異族、異文化區域的人們的正當平等、多元合理的共同利益需求，進而在人的社會關系和生活空間中尋求更高水平、更高層級的文明形态。“‘人類文明新形态’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契機達成當代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共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緻力于改善和優化人類的生存狀态與生活方式，成為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态的自覺選擇和最佳路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建設人類文明新形态的迫切需要。建設一個以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為核心内容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應成為推進人類文明新形态建設的方案，前者是後者的必然要求，後者是前者的意向所歸，兩者又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這一類觀點認識到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人類文明新形态均立足于馬克思、恩格斯世界曆史視野和全球化背景、内嵌中國智慧和文化基因以及凝聚全人類共同價值，兩者互為依托、互補相濟、聯動并建，成為引領人類發展和進步的圭臬。這一思路傾向于熔鑄一種聯袂融合式的路徑建構方式。

學界對于如何建構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問題展開了多方面、多視域、多學科的研讨，力求在路徑建構上做到忠于事實且豐富論據、問題導向且突出重點、思路清晰且邏輯嚴謹以及目标明确且舉措有力，具有較強的合理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這意味着構建文明新形态達到了高度的理論自覺與實踐自覺。當然，人類文明新形态是一項涉及多領域、多種族、多場域和多文化的複雜工程，其路徑建構與全球化、現代化、信息化、命運共同體等議題有着密切的關聯性、交融性和協同性。我們需要直抵路徑建構的根本問題：人類發展主體性、正義性和共享性問題，在更廣泛意義上促成一種關切人類前途命運和公共福祉普遍化的價值共識，繼續提升和拓寬人類主體性生存、生活與交往的公共性空間和發展質量，“形成有助于提升人類文明生存境界的可行方案”。

第一，構築人類文明新形态發展的動力體系。社會主要矛盾規定和涉及了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基本性質和領域，它既是阻礙人類文明新形态生成的制約因素，也是開創新的文明範式的基本動力。因此，構建高水平與高層次人類文明新形态的過程就是找到化解社會各領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多個最優解”和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多條最佳路線的探索過程，這些共識性和前瞻性的方案澆築成人類文明新形态。其次，“全球化”作為當代人類文明發展的内在邏輯與引擎，在倡導和推動“世界經濟的合作共赢”“全球政治的多極共治”“國際法律的不斷創新”和“不同文明的交互共融”中加速提升人類文明新形态建構的效率和水平。全球化進程中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發展赤字等“阻力”也自覺轉化成了人們反思和批判資本主義全球化，打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享共赢的新型全球化和新型文明形态的強大動力；再次，現代化内嵌深層的發展邏輯和文明邏輯，成為開拓人類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動力。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驅動物質生産力和精神生産力，訴諸政治領導力、組織号召力和思想引領力，聚合社會動員力、文化軟實力和生态環境承載力，以凝結成統籌、協調、平衡各領域和各層級的強大合力。最後，人類文明新形态源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創新動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對原有的人類文明進行具有中國特色和時代特點的培根鑄魂，淬煉了人類文明嶄新的形态、神韻、氣質和精髓，衍生出多元性現代化而非西方式現代化的文明範式。這些觀點彙聚了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多種驅動力量和支撐力量，為推動和保障人類文明新形态持續發展提供不竭動力。這一思路意味着一種更為持久的建設路徑成為可能。

第二，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全面現代化，回歸于人的自由個性的本質。人類文明新形态中的“人類”确立了人的主體性地位和立足人的普遍的類存在高度，“文明”則指向了人的自由發展程度和解放狀态，這意味着對資本主義社會根基的批判和對既有文明形态的辯證揚棄是以現實的人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以占有世代累積的文明果實為前提的，力求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人類文明新形态聚焦人的現代化形态，确證人的本質力量和人的主體性地位，充分彰顯人的主體性價值與創造性力量，實現人類社會的共同發展和人的主體性解放。新時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超越了以資本為中心的邏輯和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發展邏輯，掙脫西方現代文明統攝的利己主義、理性主義、自由主義、技術至上主義、世俗主義的思想羁轭，消解了壓制人自身的“異己性支配秩序”和“異己性強制力量”，“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為現實，從而真正提升主體的文明意識和文明自覺。

第三，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馬克思認為，人類文明的發展與更替都是在經常性的矛盾與階級對抗中完成的。置于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的物質利益、意識形态等領域的對抗性矛盾與沖突已成為制約世界文明進步的主因，在非對抗性矛盾與差異中尋求各種文明類型多元統一、和諧共生則成為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态所遵循的規律。在同質文明形态中各國基本上種族同源、文化同根、發展程度相對一緻，而在異質文明形态中那些曾誤食戰争苦果的國家和人民也正在謀求不同文明間的共生共存。無論是歐盟一體化、非洲統一組織，抑或東盟、亞太經合組織，這些區域性合作組織都分别在多領域、多方面進行深度文明對話和合作，通過制定和設立一系列法律法規、制度機構和部門組織，共同構築一個政治協商、普遍繁榮、文化互鑒、安全互信以及綠色發展的“文明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文明新形态生成與持續構建的前提和場域。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以世界文明多樣性、平等性和包容性為建構原則，推動“不同文明和宗教對話，鼓勵加強各國文化交流和民間往來”，支持在特定曆史傳統、文化背景和具體國情中的不同文明形态之間的平等包容和融合發展，共同營造不同文明形态和諧共生的國際環境，打破文明交流互鑒的地緣限制、種族歧視和政治壁壘，形成合作式對話的文明交流機制，建設更加彰顯自身文明主體性與發展多樣性特點、符合世界現代化發展一般規律與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文明新形态。

第四，從批判性轉向“建構性的文明形态”。近代以來人類思想史聚焦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争，其背後隐匿着比較兩者差異評判孰優孰劣的基本邏輯。馬克思運用曆史唯物主義闡釋資本主義發展的暫時性與科學社會主義發生的必然性，由此确立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關系。但是在今天制度層面的階級對抗日益轉化成了不同文明之間的隔閡與利益沖突，從而造成全球性文明發展危機。在國際社會命運與共的大趨勢和全球化的潮流中重新審視中西社會發展階段差異性、人類文明形态的多樣性以及更高階社會制度演進的長期性，從批判原有文明形态的思路轉向為建構文明新形态的理路，在修繕曆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中實現從批判性向建構性的叙事範式轉換。這并不意味着曆史唯物主義的階級鬥争功能與革命屬性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而是在面對“人類存在異化和自我毀滅的現實可能性，通過積極的建構性實踐為開創人類文明的新形态作出貢獻”。從“批判性的文明形态”逐漸轉變與提升為一種“建構性的文明形态”，這個過程并不表明曆史唯物主義批判功能的弱化，恰恰說明在理論批判的基礎上摒棄資本主義文明的種種弊端，同時積澱和汲取人類生産力發展的所有文明成果而擘畫人類文明的新圖式。

人類文明新形态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範疇，強調從總體上把握人類社會的主體性意義、多元性發展和共同性價值等向度，明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的文明新形态在全球化視域中把中華文明推至新的曆史高度和發展境界，以及為世界文明發展作出的原創性貢獻。關于人類文明新形态概念和内涵界定、價值意蘊以及路徑構建問題的思辨與澄明，既是對前人研究成果與思路的拓延，也是對這一理論命題的深化和實踐自覺。人類文明新形态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國際情勢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曆史方位，着眼于人類社會從低級向高級進階的總體進程和科學社會主義事業在中國蓬勃發展的必然趨勢，以馬克思主義文明思想為依托，以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為依據，對現代西方文明形态予以深刻檢視與批判，對傳統中華文明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進而臻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進步和人類解放。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6774澳门永利、浙江大學6774澳门永利、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與傳播研究中心）

來源：《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