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部著作看毛澤東對“第二個結合”的重要貢獻

從三部著作看毛澤東對“第二個結合”的重要貢獻

李捷

黨的二十大報告概括提出“兩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發展規律的深刻總結，标志着中國共産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發展規律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新水平。由此提出一個需要深入思慮和研究的問題，在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後，有沒有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實際上，一個規律有沒有被認識并概括出來，同這個規律有沒有實際發揮作用，是相互聯系又可以作适當區分的兩個過程。最佳狀态當然是兩個過程的合一。但既然是規律，那麼，無論是否被認識，是否被科學地總結和概括出來，這個規律都是在起作用的。

下面，就以毛澤東的三本著作為例，分析毛澤東對“第二個結合”所作的重要貢獻。這三篇文章分别是《論新階段》（1938年10月）、《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以及《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1956年8月）。

一、《論新階段》與“第二個結合”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裡第一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

首先來看毛澤東是怎麼提出這個問題的。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内容與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幹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着的一些嚴重的缺點，是應該認真除掉的。”

在這裡，毛澤東在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命題的同時，強調了幾件事。一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二是用“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來代替“洋八股”和教條主義；三是“把國際主義的内容與民族形式”“緊密地結合起來”。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毛澤東在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命題時，有一個理論依據。這就是：“共産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産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

從這段對理論依據的闡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這是大前提。什麼是“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呢?這裡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運用，即“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另一方面是民族形式，即“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兩者歸一，都是“中國特點”，即“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

如果把這兩段論述結合起來看，所謂“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即毛澤東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如何實現這一目标呢?既要注重“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争中去”，還要“通過民族形式”，使之帶有“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很顯然，毛澤東所說的“民族形式”，離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無法實現的。

我們還要注意的是，毛澤東是在向全黨有針對性地提出“學習”任務的大背景下，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命題的。學習什麼呢?毛澤東提出了三大學習任務：“一般地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産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曆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與趨勢。”如果把前一項任務看作是主體，後面兩項則對應着“民族形式”和“運用”。

關于如何體現民族形式和“研究我們民族的曆史”，毛澤東指出：“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産，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大民族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發展法則，有它的民族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個，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産。承繼遺産，轉過來就變為方法，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着重要的幫助的。”

對于毛澤東的這一段經典論述，我們不必再作過多的解釋。其中不僅告訴我們如何去承繼中華優秀文化遺産，還告訴我們這種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批判地繼承，可以轉變為一種方法。

以上這些，就是毛澤東在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命題時，對“第二個結合”的最初的貢獻。

二、《新民主主義論》與“第二個結合”

1940年1月毛澤東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的代表作。在這篇著作裡，毛澤東秉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不但探讨了建立“新政治、新經濟”的問題，還談論了“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問題。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把這兩個問題作為一個完整問題即“建立一個新中國”的兩個緊密聯系的方面加以探讨。這種分析問題的框架和方法，很接近于今天我們所說的“兩個結合”。

首先，我們看毛澤東是如何提出問題的。他在這篇著作的第二個部分“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裡提出：“我們共産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

我們再來看毛澤東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

他首先重申了曆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

在此基礎上，他明确了分析問題的曆史邏輯和理論邏輯的起點：“我們要革除的那種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反動成分，它是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的；而我們要建立的這種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舊文化的根據；而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據。”

這就明确了，在中國，隻能經過革命實現由“舊”到“新”的過程。中國革命的曆史進程，又必須分兩步走。同時，中國革命在俄國十月革命後已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就決定了：“這個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其中又分為許多小階段），其社會性質是新式的資産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不是無産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但早已成了無産階級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現在則更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同盟軍。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産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産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從這個總的規定性出發，毛澤東進一步闡明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

關于新民主主義政治綱領：“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

關于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在無産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财産，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産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在農村，“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系，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産”。

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就是人民大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

最後又回到建什麼國的問題上：“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

從以上的邏輯結構和分析過程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政治經濟學、文化理論，都在各自的領域裡實現了同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創造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經濟綱領、文化綱領及其實踐，最後又在新民主主義建國方略上得到升華。

尤其值得仔細品讀的是《新民主主義論》中有關五四運動後出現的“嶄新的文化生力軍”的論述。

毛澤東指出：“由于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産階級和中國共産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着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這支生力軍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曆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又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雕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展。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曆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顔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這段論述中，毛澤東充分肯定了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這支文化生力軍在反對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中的中堅作用。毛澤東還肯定了這支文化生力軍在哲學、經濟學、政治學、軍事學、曆史學、文學藝術方面的建樹和貢獻，并稱頌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文化新軍的旗手。這實際上也是對這支文化生力軍特别是魯迅在推動“第二個結合”上作出的成就的認可。這裡面還貫穿一個重要思想，即“第二個結合”要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化的哲學、經濟學、政治學、軍事學、曆史學、文學藝術中生根。

這些思想，還體現在毛澤東對五四運動以來文化革命四個時期特别是前兩個時期取得成就的肯定上。在論述文化革命自五四運動以來的四個時期時，毛澤東指出：“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曆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這個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衆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學’口号，但是當時的所謂‘平民’，實際上還隻能限于城市小資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知識分子，即所謂市民階級的知識分子。”而到了大革命時期，“以共産黨的《向導周報》，國民黨的上海《民國日報》及各地報紙為陣地，曾經共同宣傳了反帝國主義的主張，共同反對了尊孔讀經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對了封建古裝的舊文學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為内容的新文學和白話文。在廣東戰争和北伐戰争中，曾經在中國軍隊中灌輸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國的軍隊。在千百萬農民群衆中，提出了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的口号，掀起了偉大的農民革命鬥争”。

可能有人認為，以上論及的都是新文化如何反對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問題，并沒有直接提及如何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問題。其實，在毛澤東看來，新文化的構建恰恰是以正确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前提的。講到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科學性時，毛澤東強調：“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将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别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曆史，決不能割斷曆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曆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曆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

這是一段非常精辟的論述，不僅把何以是封建糟粕、何以是傳統文化精華，如何很好地清理古代文化，說得明明白白；而且明确指出，中國的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是從古代發展而來的，所以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曆史。而要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就必須剔除古代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華。當然，毛澤東在說這番話時，還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大前提，那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樣看來，《新民主主義論》中的這些論述，不是恰好和今天所說的“第二個結合”有着許多契合之處嗎?

總之，毛澤東在這部著作中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特别是文化綱領，對“第二個結合”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與“第二個結合”

如果說《新民主主義論》在文化問題上着重于闡明如何創建新民主主義文化，那麼1956年8月24日發表的《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一文則主要闡明的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問題，特别是如何使中華古典藝術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得到更好弘揚。

《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和《論新階段》一樣，都是從“第一個結合”談起，但又很自然地涉及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問題。毛澤東指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原則，各個國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則和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這是自然法則，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法則”。在另一處地方，毛澤東還談道：“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各國應有所不同。在中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國革命的民族形式。社會主義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藝術方面也是如此。西洋的一般音樂原理要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這樣就可以産生很豐富的表現形式。”

為什麼要強調民族形式問題?這個問題在《論新階段》中沒有展開論述。而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毛澤東從藝術角度将這個問題說明白了：“藝術有形式問題，有民族形式問題。藝術離不了人民的習慣、感情以至語言，離不了民族的曆史發展。藝術的民族保守性比較強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幾千年。古代的藝術，後人還是喜歡它。”不僅藝術有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也有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紮根，脫離了中國國情當然不行，脫離了人民的習慣、感情以至語言，脫離了民族的曆史發展，同樣不行。不僅“藝術的民族保守性比較強一些”，傳統文化和曆史文化基因上的民族保守性也更強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幾千年”。這是一個規律。

當年有個争論，認為外國的東西有理論（規律），中國的東西沒有理論（規律）。毛澤東不贊成這種看法。他認為，“說中國民族的東西沒有規律，這是否定中國的東西，是不對的。中國的語言、音樂、繪畫，都有它自己的規律。過去說中國畫不好的，無非是沒有把自己的東西研究透，以為必須用西洋的畫法。當然也可以先學外國的東西再來搞中國的東西，但是中國的東西有它自己的規律。音樂可以采取外國的合理原則，也可以用外國樂器，但是總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風格，獨樹一幟”。

“第二個結合”要解決好民族立場問題，這樣才有本民族的根。毛澤東認為：“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我們應該在中國自己的基礎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吸收外國的東西，要把它改變，變成中國的。”

“第二個結合”還要處理好民族文化同外國文化的關系問題，這樣才能積極推動文化文明間的交流互鑒。毛澤東認為：“近代文化，外國比我們高，要承認這一點。藝術是不是這樣呢?中國某一點上有獨特之處，在另一點上外國比我們高明。”“要向外國學習科學的原理。學了這些原理，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我們要西醫學中醫，道理也就是這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一般道理都要學。”“應該學外國的近代的東西，學了以後來研究中國的東西。如果先學了西醫，先學了解剖學、藥物學等等，再來研究中醫、中藥，是可以快一點把中國的東西搞好的。”“我們接受外國的長處，會使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一個躍進。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學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

“第二個結合”歸根結底，是要推動中華文化創新發展，而不是裹足不前；當然，還要增強文化自信。毛澤東在談話中對此有所涉及，指出：“中國的面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面，吸取外國的東西。”“要說服他們重視民族的東西，不要全盤西化。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這樣道理才能講通，也才不會喪失民族信心。”

總之，毛澤東所作的《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一文在前兩篇文章的基礎上，根據新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科學回答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要處理好的幾個關系，特别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外國文化的關系，其闡發内容同今天所說的“第二個結合”有着諸多契合之處。這種契合，決不是偶然的，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規律作用的結果。

從以上三篇文章可以看到這樣一種遞進關系：《論新階段》從如何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角度，對“第二個結合”作出了貢獻；《新民主主義論》從确立什麼樣的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的角度，體現了“第二個結合”；《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則從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角度，進一步體現了“第二個結合”。

當然，認識規律、揭示規律、運用規律有個過程。如果說黨的二十大報告對“兩個結合”的闡述将這一過程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那麼毛澤東對“第二個結合”規律的認識和闡發，無疑還處在這一過程之中。盡管毛澤東還沒有完全揭示這一規律，但他對這個規律的認識、揭示、運用，為我們達到今天這樣的認識水平，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作者簡介：李捷，求是雜志社原社長、中國史學會會長，研究員）

來源：《毛澤東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