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文明觀的生成邏輯

中國共産黨文明觀的生成邏輯

張波

摘 要：文明觀集中體現了人們對待不同國家、不同民族文明的觀點和态度，是對如何看待文明、不同文明之間關系、人類文明未來走向等一系列問題的解答。中國共産黨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既鞏固長期執政的現實基礎，又不斷探尋文明發展規律，推進黨的理論創新，形成了系統的中國共産黨文明觀體系。中國共産黨文明觀是特定理論語境、文化背景、實踐根基和主體立場的産物，也是多重因素交織作用的理論成果。馬克思主義文明觀和中華傳統文明觀構成中國共産黨文明觀的“魂脈”和“根脈”；黨領導人民百餘年來的文明探索，是中國共産黨文明觀形成的重要實踐基礎；中國共産黨人的文化主動奠定了中國共産黨文明觀得以生成的主體自覺。

關鍵詞：文明觀 中國共産黨 中國式現代化

文明是人類發展趨勢和進步狀态的标志，“文明發展的不同程度集中表現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水平和其在社會形态發展序列中的位置”。中國共産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文明觀為指導，傳承中華民族在文明交往中的思想智慧，提出了一系列關于文明問題的原創性命題，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産黨人的文化主動和對文明發展态勢的把握。中國共産黨文明觀超越西方“文明優越論”“文明沖突論”的認識，以其豐富的内在意蘊，為黨領導人民在新時代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論指南。從學理層面分析中國共産黨文明觀的生成邏輯，把握其内涵要義、形成條件和體系構成，有利于深刻理解中國共産黨的文化自信和使命擔當，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從而更好“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

一、中國共産黨文明觀的内涵要義

文明觀是人們關于文明基本問題總的觀點和看法，是關于文明發展的哲學反思。中國共産黨文明觀孕育和形成于黨推進文明進步的曆史進程，具有鮮明的政黨特色和意識形态屬性，集中回答了中國共産黨如何處理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如何推進和創造人類社會新文明等問題，體現了黨對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

中國共産黨文明觀是人民至上的文明觀。中國共産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政黨，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中國共産黨文明觀堅持人民至上，遵循人民創造文明、人民發展文明、人民共享文明的内在邏輯，體現了中國共産黨文明觀較之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觀的最本質區别。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觀堅持資本至上，颠倒了人與資本的主客體關系，為了資本擴張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中國共産黨堅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黨的理論是來自人民、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論”,人民至上是貫穿于中國共産黨文明觀的價值主線。依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群衆史觀，中國共産黨堅持人民推動文明進步的觀點。毛澤東同志提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是中國人民創造的”。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也離不開人民的主體力量，人民群衆的生産生活實踐是孕育新文明的土壤、人民群衆的創新創造活力是生成新文明的動力，要充分尊重人民群衆這個主體。“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中國共産黨将人類現代化的普遍性與中國的特殊性相結合，以人作為文明的主體，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緻力于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與西方現代化模式相比，中國式現代化是對馬克思主義人民立場的集成創新，系統地回答了現代化建設為了誰、依靠誰、成果由誰共享等問題，緻力于滿足世界各國人民對現代化的期待和訴求。

中國共産黨文明觀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文明觀。“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中國共産黨人在探索文明發展道路的過程中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斷推進“兩個結合”，實現了現代文明建設的社會主義轉向，所形成的文明觀是以社會主義為根本定向的文明觀。馬克思指出，“手推磨産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産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通過對西方文明的反思，中國共産黨人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隻是一定曆史階段的産物，獨特的經濟發展狀況、曆史傳統和文明根脈，決定了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建設社會主義新文明。基于對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創新運用，中國共産黨人對社會主義文明的認識日趨成熟并全面，認為應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單向度，推進各領域文明的協調發展，堅持文明構成要素的多維層次性，逐漸形成“五位一體”的文明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統一體，是一種時空交織的整體性形态。按照文明論話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成了“五位一體”文明結構體系，與其他文明形态相比更具協調性，不僅激活了資本的“文明面”，也能夠駕馭資本，更好發揮資本的自然屬性，創造了一種人類文明的新形态。資本主義文明主導的工業模式片面發展經濟，所引發的生态問題值得深思。中國共産黨文明觀繼承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将生态文明納入文明發展的基本範疇，探索社會主義生态發展道路，所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态實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尤其改革開放以來，随着工業化進程的加快，鄧小平同志提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注重生态環境保護“綠化祖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兩山論”，深刻揭示了生産力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的辯證關系。

中國共産黨文明觀是科學的文明觀。根據文明産生和發展的基本規律，文明發展進程是邏輯與曆史、真理與價值、曲折與前進的辯證統一。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觀和大曆史觀視域下向世人闡釋了文明的真谛，中國共産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黨，中國共産黨文明觀将馬克思主義文明觀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新命題，在馬克思主義文明觀的批判性維度之上确立了建設性維度，是符合文明發生、發展規律的科學的文明觀。在文明發展的動力上，中國共産黨人繼承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文明問題的基本認識，認為人類一切文明成果都是社會實踐的産物，實踐發展與文明發展是辯證統一的。生産力與生産關系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直接結果，二者的矛盾運動及由此形成的曆史合力，是文明發展的根本動力機制，随着生産力進步和社會結構的調整，文明形态也會随之發生變化。資本主義文明促進了生産力的發展與進步，但對物質利益的過分追求極易導緻畸形發展和人的異化。中國共産黨人始終代表先進生産力發展方向和先進文化發展要求，黨領導人民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土壤中滋長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态，為人類文明發展注入了新動能。快速發展的生産力是實現現代化的顯著标志，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行穩緻遠，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提供強大動力。作為時代進步和實踐需要的産物，人類文明新形态實現了馬克思所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設想，順應了由低級向高級進步的縱向文明發展規律；作為人類社會文明發展道路的新模式，人類文明新形态尊重文明形态的多樣性，為世界其他國家的現代文明探索提供了新選擇，遵循了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是科學性和價值性的有機統一。

中國共産黨文明觀是不斷創新的文明觀。文明是人類曆史實踐的産物，随着曆史向前發展，文明也在不斷進步，中國共産黨對文明問題的認識也持續更新，形成了不斷創新、緻力于造就“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文明觀。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兩個結合”時指出，“‘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文化”表明這一生命體具有明确的界限範圍，屬于文化領域而不是經濟、政治、生态等其他領域。“生命體”則彰顯出其具有的活力和生命力，恩格斯指出，“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方式，這種存在方式本質上就在于這些蛋白體的化學成分的不斷的自我更新”。因此，相對于傳統文化生命體而言，新的文化生命體是一種正在生成的文化形态，推動着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中華文明作為唯一未曾中斷過的文明，是21世紀人類文明中名副其實的長者，“既沒有發生過湯因比所說的‘搖籃地的轉移’，也沒有發生過在蠻族入侵沖擊之後的中斷”。“中華文明五千年不斷裂”，這是得到考古學家們确證了的客觀事實。但五千多年來中華文明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堅守核心文化基因的基礎上，以極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吸納、轉化外來文明的積極因素，随着時代的進步實現革故鼎新，呈現“守正創新”的發展智慧。“中國共産黨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通過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激活中華文明，将中華文明的精髓以現代文明形态展現出來。從“兩個結合”的角度分析，新的文化生命體誕生于中國共産黨推進“兩個結合”的曆史性實踐，表現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内在基石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其中起到根本支撐作用的是中國共産黨文明觀。着眼未來，新的文化生命體不僅能夠為中國國家發展、民族複興提供文化支持，也能夠以其内蘊的中國共産黨文明觀為世界文化多元發展貢獻中國力量。

中國共産黨文明觀是“和而不同”的文明觀。多樣性是人類文明的本質屬性，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園中存在着各種各樣的文明，每一種文明都有其獨一無二的存在價值，為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必要前提。古語有言“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和而不同”是中華文明的标志性内容，也是中華文明突出包容性的重要依據。中國共産黨繼承“和而不同”的傳統文化精神和治國理念，形成了和諧、包容的文明觀。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關鍵時間節點，“和而不同”的文明觀蘊含着人類文明新發展何以可能、何以實現的文化密碼，不僅尊重萬千世界的多元差異，而且通過互鑒、互補實現不同文明的和諧共存，促進人類文明的長遠發展。首先，平等互尊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基本前提。任何文明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一頁，對待其他文明的态度事關人類文明的進步。對此，中國共産黨強調要維護人類文明多樣性，理性看待本國文明與其他文明的差異，彰顯了開放、包容的文明立場。其次，互學互鑒是遵循文明發展規律的必然要求。在曆史長河中，不同文明體基于自身文化傳統和發展道路形成文明體系，不同文明之間互學互鑒不僅有利于完善自身文明，也能夠為提升全球文明發展活力提供精神指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隻有交流互鑒，一種文明才能充滿生命力”，中華文明之所以曆經五千多年綿延不絕，關鍵就在于其極大的包容性，“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再次，對話協商是構建良好文明秩序的重要途徑。不同文明間由于社會環境、價值觀念、曆史傳統等方面的差異，文明觀也不盡相同，由非理性文明觀造成的不文明行為比比皆是。中國共産黨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倡導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紐帶增進各國人民的相互理解，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協商，有助于構建良好的文明秩序。最後，包容共享是共建美好世界的時代強音。璀璨紛呈的人類文明因多樣而精彩，多樣也必然會帶來差異，當今世界存在的戰亂與沖突一定程度上源于文明沖突。中華文明是崇尚和合、同一的文明，中國共産黨傳承以和為貴的和平理念、海納百川的包容特性，以寬廣胸懷對待其他文明，體現了包容共享的文明觀。

中國共産黨文明觀是胸懷天下的文明觀。不同的文明觀将會形成不同的未來圖景，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觀标榜民主、自由，實則服務于資本權力，形成了狹隘、排他的現代文明。中華文明始終是一個具有天下情懷的文明體，中國共産黨自成立以來就具有胸懷天下的鮮明品格，秉持“以天下觀天下”的傳統觀念，以開放包容的态度融入世界發展進程，體現出以天下大治為己任的國際擔當，所形成的文明觀也始終關懷人類文明進步和全人類解放，是胸懷天下的文明觀。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大黨之大”不僅在于組織規模，更在于胸襟大、擔當大。70年前，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風起雲湧，中國适時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進人類進步事業具有突出貢獻。如今，面對“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的時代之問，中國共産黨又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科學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脈相承，都根植于親仁善鄰、講信修睦、協和萬邦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都彰顯了中國外交自信自立、堅持正義、扶弱揚善的精神風骨，都體現了中國共産黨人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的世界情懷，都展現了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堅定決心，是新形勢下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好的傳承、弘揚、升華。”文明演進的最終目的在于人的進步，馬克思恩格斯根據人的發展情況，将人類社會劃分為自然共同體、抽象共同體和真正共同體，隻有在真正的共同體中才會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全面性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共産黨人将馬克思主義共同體學說與中華民族傳統的天下觀相結合，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思想的中國式表達，最終目标指向全人類解放事業。

二、中國共産黨文明觀的形成條件

中國共産黨文明觀的形成是傳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文明理論的必然結果，也源自中國共産黨人引領文明發展和構建文明型國家的自覺意識。這種文明理想内化為黨百年來不懈奮鬥的精神基因，指引着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産黨人在文明建設實踐中不斷實現對馬克思主義文明觀、中華民族傳統文明觀的繼承發展和轉化吸收，最終形成中國共産黨文明觀體系。

（一）馬克思主義文明觀是理論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為思想基礎，立足實踐對人類文明發展史進行整體性研究，揭示了人類文明的本質、文明進步的規律、文明的内在結構等，從而形成了關于文明問題的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中國共産黨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産黨文明觀正是共産黨人将馬克思主義文明觀在中國文明建設實踐中靈活運用所形成的理論成果。

1.文明本質論

文明本質即“文明是什麼”的問題。“文明”一詞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使用率極高，其中關于文明本質的理解經曆了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轉變的過程。最初，馬克思恩格斯将文明界定為一種文化的形式，認為科學、哲學、藝術、文學等都是文明的表現形式，如馬克思曾指出，“哲學已獲得了這樣的意義：它是文明的活的靈魂”。随着他們的認識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的轉變，對文明的理解也實現了革命性變革。恩格斯首次提出，“如果說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社會的素質，那麼英國人确實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雖然此處是假設性的語氣，卻賦予文明以實踐意義和社會内涵，是從實踐的角度出發來理解文明的本質，實現了關于文明問題思維方式的唯物主義轉向。而且，将文明看作社會的素質，一方面指出了文明的社會屬性，另一方面表明了文明發展對社會進步的意義。“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文明作為人類曆史實踐的産物，是對人們在實踐活動中所創造的成果在精神領域的積極反映，文明發展對社會素質的提高發揮着重要作用。因此，馬克思恩格斯贊同摩爾根對社會發展階段的劃分，認為文明時代是超越蒙昧和野蠻的、更高級的社會形态。最後，随着對文明問題認識的進一步深化，馬克思恩格斯将文明的本質定義為社會生産力的反映。關于這一點馬克思明确指出，“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産力的一切增長，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産力的一切增長”，可見在他看來，文明進步與社會生産力增長有着同等含義，生産力進步為更高級的文明取代現有文明提供了可能。資本主義文明極大促進了生産力的發展，但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減少的同時，工人的自由時間被資本家所竊取，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竊取了文明。

2.文明形态論

在馬克思主義語境下，“文明形态”與“社會形态”具有同一性。馬克思恩格斯根據物質生産方式的演進，将人類社會劃分為五種形态，與之相對應形成了傳統社會的文明形态、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形态、未來共産主義社會的文明形态，從而确立了研究人類文明形态的唯物史觀範式。第一，傳統社會的文明形态。主要是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之前所存在的文明形态，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階級和國家的出現是進入“文明時代”的标志，因此，随着社會關系的變化，人類由原始社會發展至奴隸社會便拉開了文明時代的大幕。第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形态。這是馬克思恩格斯重點分析的文明形态。他們運用辯證法的思維，既肯定資本主義文明相較傳統專制文明的進步性和曆史性作用，指出資産階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極大推動了人類文明形态的演進；同時也深刻批判了其内在無法克服的矛盾，并從中找到通往更高形式文明形态的道路。第三，未來共産主義社會的文明形态。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未來趨勢，在這一文明形态下将徹底消滅階級差别和階級對立，人不再受制于“物”的束縛，而是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與自由。勞動也将回歸其本真意涵，人們得以在勞動過程中充分施展自由個性，人類文明程度在共産主義社會達到最高階段。上述文明形态的演進，表明了人類文明在曆史形态演進上的連續性，後來，馬克思恩格斯意識到，文明發展的連續性并不排斥實現路徑的多樣性，由于獨特的發展實際，部分國家可能在發展過程中越過一種或幾種文明形态，沒有固定的模式可言，體現了文明形态演進的多樣性。從空間場域上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世界範圍内共存在古希臘羅馬文明、英國文明、法國文明、德國文明等多種文明形态，對于東方社會并沒有太多介紹，因為如果借用西方文明的衡量标準，東方社會在當時階段尚未進入文明形态，因而表述為“東方從屬于西方”。

3.文明結構論

馬克思主義文明觀中的“文明”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文明是由多要素構成的完整系統，包括經濟結構、精神結構、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由于實現了自然觀與曆史觀的統一，因此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文明結構還涉及生态領域，構成五種文明的内容結構。第一，物質文明是人化的社會實踐及其産物，本質是一種物質生産力，決定着文明的性質、文明的發展水平和發展方向。人類隻有在吃、穿、住、行等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的前提下，才能發展其他文明，因此，物質文明起着維系人類生存和社會交往的基礎性作用，既可以調節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又可以為人的最終解放提供物質準備。第二，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精神文明具有相對獨立性，雖然整體上受到物質發展水平的制約，但精神文明自身的生産與發展呈現出相對獨立性，可能超前或落後于物質發展，這種相對獨立性還表現在對物質發展具有一定反作用。同時，精神文明具有階級性，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總體來看是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第三，馬克思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經曆了由專制到民主化程度不斷提升的過程，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選舉制、政黨制和政權組織等現代政治形式，都是政治文明的重要體現。第四，馬克思關于社會文明的思想集中于兩個方面，廣義來看，社會文明等同于文明發展全域，指文明一般；狹義來看，社會文明指社會關系發展中形成的成果，其中包括人與人、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的關系處理等。第五，馬克思恩格斯以“人類與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為主線，對資本主義社會造成的生态破壞進行了批判，他們所追求的生态文明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文明形态，需要以傳統生産方式的變革為前提。

4.文明動力論

文明動力論即對“如何促進文明進步”的回答。第一，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矛盾運動是文明演進的直接動力，二者的相互适應能夠促進文明進步，當矛盾不可調和時，革命的爆發也會促進文明由低級到高級、最終向共産主義新文明的發展。生産力作為其中最活躍的因素，是文明形态變遷的根本動力，“一切曆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産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二者矛盾的解決是文明進步的“助推器”。在階級社會，社會基本矛盾以階級鬥争的形式表現出來，鬥争的結果是實現向更高階段文明形态的進步。第二，科學技術是文明演進的重要動力。随着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人們越來越發現科學與技術的重要性，它可以作為一種社會力量，也可以作為一種精神意義上的生産力，通過與工商業的結合轉化成現實的生産力。不僅能夠極大提高勞動生産率和社會生産力水平，也因此加速了人類社會文明形态演進的速度。第三，社會分工是文明演進的前提。分工的出現使生産要素的整合與分配成為可能，并以一種更大的力量反過來促進社會進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描述了三次社會大分工，指出到第三次分工時，人類即進入文明時代，同時他也指出，進入共産主義高級文明階段後分工也會随之消失。第四，交往也是文明演進的重要動力。馬克思認為交往包括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兩個方面，作為文明演進的動力，交往又可以分為和平的交往方式和非和平的交往方式即戰争。一方面，和平的交往方式無論是物質交往還是精神交往，都有利于促進文明要素的外部流動，在交流過程中所形成的商品交換刺激了社會生産，也由此促進文明要素的積累，成為文明演進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提出，“暴力、戰争、掠奪、搶劫等等被看做是曆史的動力”。在這一過程中，對于落後的國家和民族來說，暴力、戰争等将成為促進整個社會大調整的外部力量。

5.文明主體論

關于文明發展的主體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反對西方資産階級提出的少數精英創造論，堅持曆史合力論和群衆史觀的觀點，在肯定英雄人物對文明進步重要推動作用的同時，認為必須讓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其中，才更有利于人類文明的持續發展，隻有在人民群衆參與的實踐活動中，才能充分激發英雄人物的聰明智慧。他們以唯物史觀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認為人類社會是“社會曆史過程”和“自然曆史過程”的統一，而“社會曆史過程”轉化為“自然曆史過程”的中介是“行動着的人民群衆”，即文明演進的真正主體。“曆史不過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是人民群衆的事業，人民群衆以自覺的勞動促進了社會分工和生産力的發展，創造了豐富的物質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推動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進而走進“真正的普遍的”未來共産主義文明。作為塑造高級文明形态的主體力量，人民群衆也是文明發展成果的享受者，文明演進的最終目的在于人類進步。人的發展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即人的依賴關系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階段，實現最後一個階段的目标即進入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到那時生産資料以及勞動成果由全社會所有，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将不複存在，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實現自我解放和全面發展。

（二）中華傳統文明觀是文化基因

“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協和萬邦”的天下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等，是中華傳統文明觀的重要體現。中國共産黨一貫重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中國共産黨文明觀根植于中華文明沃土，中華民族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個人道德品行和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倫理為其提供了文化基礎。

1.“天人合一”的自然觀

自然觀是對整個宇宙和自然萬物的總體看法，包含了處理人類社會與自然界關系的基本準則。“天人合一”的自然觀根植于中華農耕文明，體現了傳統文明觀的生存理念，強調人與自然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在價值上追求和合共生，主張“和諧”是宇宙萬物并行不悖的前提；在認識論上以辯證法的觀點認識世界，準确把握宇宙萬物的運行規律。

在中華傳統文明觀中，“天人合一”首先是一個本體論問題。人是宇宙世界的一部分，“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人的生命本身、生命價值、生命法則等都得之于天地，人性與天道相合，其運行法則在根本上是一緻的。基于對天地人關系的認識，在價值層面的追求即人與天地萬物之間的相合相長，人要尊重自然界客觀規律，将敬道慎為、順應天時作為行為活動的基本遵循。“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隻有尊重自然界的客觀規律才有助于人類生存和自然永續發展。從認識論上看，如果說“天人合一”是宇宙、社會和生命的客觀規律，那麼隻有正确認識它才能通達天地之道，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這為中國共産黨正确認識人類文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态文明觀提供了重要啟示。

2.“協和萬邦”的天下觀

“協和萬邦”語出《尚書·堯典》，是在和合文化基礎上産生的關于世界秩序的觀點，從“協和萬邦”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再到“天下大同”的理想願景，體現了中國傳統天下觀的一脈相承。“貴和尚中”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指向，曆史上，中國曾以中華文明與外來文明的交流互鑒，形成了屬于自己的文明圈。“協和萬邦”的天下觀立足“天下”視野，在文明交往上追求和而不同，在文明發展路徑上強調以教化人，消解華夏之辨，其内涵要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

首先是天下為公的大公意識。古人所說的天下，關鍵不在于真實面積，而是一種世界意識，“中國古代人……關心于整個下界整個人類之大群全體，而不為一部一族所私有……因此他們常有一個‘天下觀念’超乎國家觀念之上”。基于這種認識，古代仁人志士形成了“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大公意識，對統治者而言，天下為公追求的是民衆的最大福祉，民心向背是政權興衰的根本。其次是“仁愛感通”的平等性原則。“協和萬邦”的天下觀主張“仁愛感通”的人道主義精神，遵循各國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則，以邦國間的和睦友好實現世界大同。儒學從治國理政到社會道德始終重視“仁愛”的思想，“仁愛”是儒家思想的首要規範，其中也蘊含着平等面向，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平等思想，“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的忠恕之道等。最後是以德治天下的治理原則。“協和萬邦”的天下觀體現了中華文明蘊含的王道理念，以“德”為政，“厚德”才能“包容”，才能養成海納百川的廣博胸懷，這對我們開展文明交流、參與全球治理具有借鑒意義。

3.“和而不同”的社會觀

儒家文化的精神追求是“意欲調和持中”，形成了“以和為貴”的和合文化，“和而不同”的社會觀是和合文化在社會領域的重要表征。人類社會自形成以來便有了文明的雛形，随着人類分化為不同種族和民族，原始文明也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傳統。這種文明多樣性早已被人們所熟知，形成了“和而不同”的社會文化理念，“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不僅蘊含着文明交往的基本準則，而且提出和諧發展的前提在于文明的求同存異。

中華民族向來注重和諧，“和而不同”的社會觀關鍵在于以“和”的方式對待人際交往和社會關系，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實現和諧共處。人與人之間有性格、年齡、能力等方面的區别，社會上也存在由于民族、宗教、職業等形成的差異，承認并尊重差異，是人際關系與社會關系和諧有序的前提。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強調堅持自身原則的同時尊重他人想法；在社會關系上，主張在合乎社會行為規範的基礎上，仍保留自己獨立于世間的内在追求，不被外部大環境所同化。這種和合之道彰顯了中華傳統文明觀的價值理念，與西方國家“你輸我赢”“非此即彼”的價值觀有着本質不同，蘊含着人類文明新發展何以可能、如何可能的文化密碼。中國共産黨從“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中汲取智慧，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倡導各國在尊重各自獨特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加強交流對話，實現多元文明的“美美與共”。

4.“人心和善”的道德觀

《三字經》開篇便寫道“人之初，性本善”，“人心和善”的道德觀是中華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形成的中華道德文明的集中體現。道德觀是人們對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倫理關系的系統認知，崇德向善的道德要求已經深深融入中國人民的血液中，“中國文化精神，應稱為道德的精神”。中國共産黨人傳承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形成了趨善求治和鮮明人道主義精神的文明觀，中國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是權宜之計，更不是外交辭令，而是基于對人心和善道德觀的遵循得出的結論。

“人心和善”的道德觀體現為對個人之“善”與社會之“和”的追求，同時二者之間又是辯證統一的。内心的“善”引導人們心存仁善，在交往中遵循基本的道德規範，做到與人為善；内心的“和”引導人們處事寬容，家人之間要互相關愛，鄰裡之間要友愛互讓，形成融洽的鄰裡關系。個人道德目标與社會道德目标的辯證統一，集中體現為家國天下的責任倫理和忠君孝親的人倫價值，為古代中國實現社會和諧、家國同構創造了必要條件。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家國天下就成為中國社會探讨和研究的重要話題。儒家士子以積極的入世思想鼓勵世人投身于社會，“是以君子以天下為憂也”，把個人命運和國家興衰緊密相連，以自覺的使命感和擔當精神為國家貢獻力量。同時，家國天下的責任倫理也包含社會人的道德規範，人的社會性使得人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必然承擔着相應的責任和義務，并逐漸上升為一種内在的道德遵循，對文明型國家建設具有積極作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集中彰顯了“人心和善”的道德觀，是中國共産黨面對國際局勢複雜變化提出的中國方案，倡導世界各國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兼顧人類整體利益，實現合作共赢、共同發展。

（三）百餘年文明探索是實踐基礎

中國共産黨文明觀經曆了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是具象化文明實踐和持續性文明探索的産物，要将其置于具體的曆史環境中加以把握。在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的文明探索中，中國共産黨遵循文明發生、發展規律，不斷深化對傳承中華文明精髓、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認識，為形成科學的文明觀奠定實踐基礎。

1.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中國共産黨文明觀奠定基礎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鍵節點，所謂的“一盤散沙”不隻是指社會動蕩，也是指西方工業文明的入侵使中華文化主體性受到極大沖擊。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中國共産黨立足于當時的社會發展需求，帶領人民破除西方文明的虛假主張、消解中華文明的糟粕論調，明确了新文明的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為中國共産黨文明觀的形成奠定重要基礎。

首先，破除西方文明的虛假主張。西方國家立足工業革命優勢逐漸從對内壟斷轉向對外擴張，并将資本主義文明标榜為“文明”的化身，“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先進分子逐漸破除對西方文明的盲目肯定，李大钊率先對歐洲文明權威發出質疑，提出“歐人自己亦對于其文明之真價不得不加以反省”，強調不可一味地崇尚西方文明，更不能全盤照搬。黨的二大制定《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案》，揭示資本主義所主張的公平與平等，實際是掩蓋資本實質的“口頭禅”。其次，消解中華文明的糟粕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經曆了從“舍棄”到“重拾”的轉變，人民群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有一個發展和轉變的過程。毛澤東同志提出：“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而是“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産”。這一認識有利于矯正黨内外忽視甚至抛棄中華文明的傾向，打破對中華文明糟粕論的刻闆認識。最後，厘定新文明的力量來源。新文化運動的經驗表明，新文明的建立不是依靠少部分人能夠實現的，需要政黨組織的領導，在中國即需要以無産階級為主體的領導力量。

2.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産黨文明觀逐步形成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産黨根據一窮二白的現實狀況和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持續推進對社會主義文明的探索，提出了文明建設的若幹原則，為中國共産黨推進社會主義文明建設提供了路徑遵循。

首先，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現實探索。基于當時物質基礎相對落後的基本國情，中國共産黨人認為隻有發展好物質文明，才能進一步推進精神文明建設，因此尤為重視工業化建設。不僅提出恢複遭到戰争破壞的各種事業，而且要通過“一化三改”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建立社會主義生産資料公有制，保障工業化建設的有序進行。同時，加強對社會主義文明建設者的培養力度，更加注重對無産階級、知識分子等不同群體社會主義文明思想的培育，強調“知識分子到群衆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其次，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改造的嘗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内生性文化，有助于喚醒中華兒女的文化自覺和精神主動，積極投入國家建設。中國共産黨革除男尊女卑、封建禮教、官僚主義等糟粕陋習，立足于當時的實際需要提煉中華文化精髓，從而将優秀傳統文化融入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保障文明建設的發展方向。最後，對資本主義文明認識的深化。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使中國共産黨開始對資本主義文明進行再認識，不僅是為了規避資本主義文明弊端，也是為了認清私有制的剝削實質和西方民主的虛假性，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

3.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共産黨文明觀日臻完善

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産黨人更加注重鞏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同時也要延續社會主義底色，積極汲取以往時期文明探索的有益經驗，結合新的時代任務，對社會主義現代文明建設進行守正創新。

首先，推進文明體制改革。主要是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進行改革，一是重新研判市場經濟的價值定位，不僅消解了人民群衆對“市場”資本屬性的固化形象，還明确了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力量，綜合運用好“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二是将塑造更為系統的政治文明作為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戰略任務，并寫入黨的十六大報告。其次，實現對外開放。“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對外開放能夠确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會因為封閉而喪失發展機遇，但要堅持以我為主，“學習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科學、先進的管理來為社會主義服務”。既要汲取一切合理的文明成果，又要注重結合中國現實狀況，不因西方論調消解中華文明自信。在世界依然存在暴力沖突的背景下，中國共産黨的對外開放始終傳播和平主題，強調從對立走向共赢的新思路。最後，豐富精神文明建設。鄧小平同志指出，“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這一時期，中國共産黨高度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開展“五講四美三熱愛”等活動，加強民族自信心和榮譽感，提升全民族的科學道德素質和思想政治素質。

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共産黨文明觀更加成熟

新時代以來，随着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中國共産黨文明觀進入成熟階段，對文明構成要素和中華文明時代價值的認識進一步深化，主張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應堅持整體協調。對此，中國共産黨人提出“五位一體”文明建構觀，不僅豐富了文明的構成要素，也對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探索具有方向性啟示，凸顯了中國共産黨文明觀的世界意義。

首先，彰顯“五位一體”的文明理念。“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目标表明，我國文明建設是緻力于協調發展的文明模式。中國共産黨在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社會文明和生态文明兩大創新性理念，總體上形成了“五位一體”的文明觀理念。這一階段中國共産黨文明建設的重點任務就是推進社會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設，在社會文明建設上，提出要使“社會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的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設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環境問題日益成為重要的民生問題。老百姓過去‘盼溫飽’，現在‘盼環保’；過去‘求生存’，現在‘求生态’”，尤為重視生态文明在整個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其次，提出交流互鑒的文明主張。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文明共同體，中國共産黨尊重文明的多樣性，提出平等、雙向的文化交流是文明發展的内在要求，倡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最後，強調中華文明的時代價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和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進入新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被提到一個新的高度。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将馬克思主義“魂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相結合，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向，激活傳統文化活力，進一步推進文化自信自強。

（四）中國共産黨擔當文化使命的政黨自覺

文明是人類主體意識覺醒的産物，是人區别于動物的根本尺度。文明的主體是人，生活于不同時代、不同環境的人創造了不同的文明形态。那麼，如果缺少作為主體力量的人，文明和文明形态是否會朝着正确的方向自主演進？答案不言而喻。主體對于人類文明形态在不同時期的發展至關重要。中國共産黨是具有使命意識和責任意識的政黨，自從有了中國共産黨，實現民族複興就有了“主心骨”，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重建也有了領導力量。中國共産黨文明觀就是在黨領導人民探尋文明發展邏輯、鞏固文化主體性、擔當文化使命的政黨自覺中逐漸形成的，中國共産黨人的文化自覺和曆史主動精神是文明觀形成的必要條件。

1.鞏固文化主體性

鞏固文化主體性首先要明确“主體性”的概念，主體性是一個哲學範疇，表現為主體将自身與對象相區别的基本屬性。具體到文化主體性，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區别于他者的獨有文化特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中華文明延續數千年且以國家形态發展至今，具有自身鮮明的文化主體性。近代以來，西方強勢文化的湧入使得古老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文化主體性也因此遭受侵蝕，中國共産黨的誕生使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有了新的領導力量，最終目标指向建成文化強國。

第一，鞏固文化建設的主體性。既要明确文化建設由誰領導，也要明确文化建設服務于誰的問題。張岱年曾說，文化是由能動的人創造出來的。鞏固文化主體性，應從中華民族文化建設的主體出發，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中國共産黨是為人民服務的無産階級政黨，從而決定了黨領導人民所建構的文化必然具有鮮明的人民主體意義，發展服務于人民群衆需求的文化事業和文化産業，以人民民主保障人民文化權利的實現。這表明，文化建設的兩個主體事實上是内在統一的，中國共産黨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具有高度的曆史自覺和文化自信，文化建設的主體責任理所應當落在了中國共産黨肩上。第二，鞏固文化内核的主體性。文化主體性表現為一種文化長期不變的穩定結構，這就涉及中華民族文化的根本内核，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文明實踐的曆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創造了優秀傳統文化，西方現代文明的入侵打破了沿襲千年之久的封建秩序，中華文化的主體性也遭受沖擊。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重新塑造、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是中國共産黨成立以來就自覺擔負的重要使命。“一種文化的生命力不是抛棄傳統，而是在何種程度上吸收傳統、再造傳統。”面對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中國共産黨人堅持立足傳統、吐故納新，同時以堅定的文化自信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吸收借鑒外來文化為我所用，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

2.擔當文化使命

作為一個政黨，首先要擔負的是政治使命，擔負文化使命需要更高要求的主體意識和文化自覺。資産階級政黨之間黨派紛争激烈，忽略了自身的文化責任，無産階級政黨則意識到，“在解決了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治變革的任務以後，擺在我們面前的已是另一類任務，即可稱為‘小事情’的文化任務”。中國共産黨作為無産階級政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是黨推進自身建設的永恒課題，文化使命是其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覺擔負的重要使命之一，也體現了黨的初心使命的文化蘊含。“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化建設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通過一代一代中國共産黨人的使命接續加強文化建設是黨的優良傳統，也在這一過程中豐富和完善着中國共産黨文明觀。

回溯中國共産黨一百多年來的探索實踐，文化使命作為一條重要線索始終貫穿其中，是黨領導人民實現文化救國、文化立國、文化興國、文化強國的基本遵循。面對封建社會的“三座大山”，中國共産黨人的優勢就是文化初心，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結合。“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在那一時期，中國共産黨的文化使命就是革除舊文化，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建立“文明先進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随着生産資料所有制的調整，中國共産黨在文化領域的任務也由鬥争轉為建設，并将文化建設的範圍由局部延伸至全國各個領域，擔負着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的文化使命。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文化建設被置于國家建設總體布局的關鍵位置，諸多外來文化的傳播和市場經濟衍生的負面效應等，進一步加大了文化建設的難度，這一時期中國共産黨的文化使命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兼顧精神文明建設，促進文化的現代化。進入新時代，文化自信自強的逐步推進也發展着黨的創新理論，形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新的文化使命論”是其中的重要構成内容。在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在實踐創造中進行文化創造，在曆史進步中實現文化進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又對“新的文化使命”作出明确規定，提出了“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新的文化使命。這一重要論斷與馬克思主義文化使命觀一脈相承，标志着我們黨的文化主動和對文化發展基本規律的認識已經達到一個新的高度。相對過去時期的文化使命，新的文化使命的高階要求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體現着由“文化”到“文明”的質的飛躍，也賦予了中國文化建設以人類文明意義和世界曆史意義。

3.增強文化自信

無論是形成中國共産黨文明觀，還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都需要堅定的文化自信，主要表現為主體對自身文明的信心，也是推動文明傳承、發展和創新的精神動力。從古到今，人類社會形成了諸多文明形态，豐富多彩的多元文明交相輝映，共同構成世界文明發展史的多彩畫卷，西方國家将自身文明視為人類文明的範本，這有失公允。面對國際沖突、氣候危機等問題，西方文明利益訴求的片面性逐漸暴露出來。中華文明以共同體為本位，崇尚和合精神，推進現代化轉型的同時彰顯出世界意義，湯因比、塞缪爾·亨廷頓、斯賓格勒等西方學者也肯定了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四個自信”，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國共産黨的文化自信體現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系統考量與繼承發展中，也體現在對中華文明在新時代的開拓推進中。

中國共産黨人的文化自信具有綿延的曆史淵源，來自對中華文明悠久曆史的自信、對中華文明曆史貢獻的自信、對中華文明未來發展形态的自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在曆史上對人類文明有着突出貢獻，“我們應該為此感到無比自豪，也應該為此感到無比自信”。與其他古文明相比，中華文明非但沒有消亡而且綿延不絕，也曾出現過諸子百家的盛況。“每個文明系統都會有一個居于主導地位的思想體系。”儒家文化在中華文明體系中曾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孝悌忠信、天人合一、仁者愛人等儒學的核心思想理念，至今仍廣為流傳，成為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标識，也是支撐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智慧源泉。中國共産黨誕生于中華文明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中國共産黨文明觀的生成離不開對中華文明的辯證審視，深刻體現在對中華文明精髓的揭示、對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概括、對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目标的确立中，是從文化自覺邁向文化自信的重要一步。真正的文化自信既是指對本國文化的高度認同，也包括對世界範圍内其他文化的尊重和包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舞台上的文化競争日趨激烈，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成為常态，觀世界的視野也發生了變化，世界發展不能隻關注某個部分，而應注重人類整體的命運與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追求整體的和諧與統一，是與時代需要相契合的文明觀。人類文明新形态是在繼承中華傳統天下觀的基礎上形成的文明形态，是一種文明創新，其内蘊的整體性文明理念體現了中國共産黨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維護和弘揚，成為具有全人類意義的價值尺度，極大增強了中國共産黨的文化自信。

三、中國共産黨文明觀的體系構成

作為一個内容豐富、結構完備的科學體系，中國共産黨文明觀集中體現了我們黨如何看待文明、如何推進中國文明發展、如何處理中華文明與人類文明之間的關系等一系列問題，是我們黨堅持理論創新在文明觀上的具體表現。可集中概括為文明批判、文明價值、文明建構、文明治理四個向度。

（一）文明批判向度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産黨有着鮮明的階級屬性和堅定的文明立場，對于在文明上批判什麼、堅持什麼有着清晰的認知。中國共産黨文明觀既包含對中華文明的自我批判，也包括對世界其他文明的辯證認知，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科學指南。創建之初，中國共産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當時國情和世界發展局勢，批判“全盤西化”和“全盤複古”兩種錯誤思潮，為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指明了正确方向。

對“全盤西化”思潮的批判。第一代中國共産黨人大多深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馬克思主義文明觀是中國共産黨文明觀的重要理論依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工業革命的先發優勢率先實現了現代化，将自身标榜為“文明”國家，大部分亞非拉國家被貼上“野蠻”或“半文明半野蠻”的标簽。“滿族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産，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态被打破，開始同外界發生聯系”。雖然在這段話中，馬克思對“文明”與“野蠻”概念的使用受到西方流行話語的影響，但他在承認西方文明進步意義的同時，并不贊同其絕對優越性。列甯也認為，“在最先進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國内，盡管資産階級文化和資産階級民主有很大的進步，廣大勞動群衆仍舊是一群愚昧的、受壓抑的雇傭奴隸或被壓迫的農民，橫遭一小撮資本家的掠奪和侮辱。”正是這種無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非正義性，最終指向一種新的文明形态的可能性生成。從日本求學歸來的陳獨秀和李大钊看到了資本主義文明的缺陷，認為要規避其弊端，在中國“對偶式”建立“向上之文明”，即第三種文明。一戰的爆發使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進一步意識到，西方國家包裝粉飾的“文明”不過是掩蓋侵略實質的外衣。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共産黨對西方文明的态度逐漸轉為辯證批判，認識到必須依靠人民群衆創立新文明，才是救國的正确道路。

對“全盤複古”思潮的批判。中華民族在近代之所以慘遭蹂躏，明珠蒙塵，歸根結底在于文化的落後。傳統文化中的封建糟粕給國民思想造成了禁锢，應對其消極内容進行改造。在黨的曆史上，陳獨秀因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被稱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也正是由于他對孔子思想、陰陽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的反思，引發了後人對中華傳統文化精華與糟粕的區分。毛澤東同志自稱是陳獨秀、李大钊“他們那一代的學生”，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就認識到文化在國家發展中的關鍵作用，主張對中華傳統文化應持辯證态度，守住中華民族創造的優秀文化，同時“取外以資内”，促進中外文化融合。因此，新中國一成立，中國共産黨就帶領人民進行改造舊文明的活動，掃除舊社會留下的各種“污泥濁水”，建設新文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産黨持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揚棄和發展傳統文化，利用優秀文化資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科學指導，彰顯了中華文明的現代意義。直至今日，習近平總書記仍十分重視對中華文明發展史的全面了解，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發展和運用。

（二）文明價值向度

文明觀念包含着價值生成和價值認同，文明價值維系着文明觀念，規定了文明觀形成的思想基礎和實踐取向。西方文明基于資本邏輯構築了“中心—邊緣”的全球文明格局，形成“唯我獨尊”的西方中心主義價值觀。當今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也帶來了文明發展趨勢的調整，一種“美美與共”的整體性文明觀呼之欲出。中國共産黨超越資本至上的文明話語體系，推翻“文明分優劣”的僞命題，主張不同文明之間不是中心和邊緣的關系，而是平等對話的關系，世界範圍内過去、現在以及即将形成的所有文明形态，都有其獨特意蘊，“各種人類文明在價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

追求人類文明平等、和諧的整體性價值觀。文明在價值上是平等的，這是中國共産黨文明觀在文明價值向度上的集中表達。文明是現代民族、現代社會進步的重要标志，資本主義文明開啟了世界曆史進程，但它“不斷制造‘異質文明’的假說，通過征服、擴張乃至殖民，将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必然帶來文明的沖突和對抗，是強勢文明對其他文明的征服。中華文明主張和諧兼容，儒家向往“天下大同”、墨家提出“兼愛非攻”等，均體現了中華民族對社會平等、和諧的永恒追求。中國共産黨文明觀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内主張五大文明發展的總體平衡，對外摒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狹隘思維，訴諸全球文明的共同發展、協同進步。為推動構建和諧世界，胡錦濤同志提出，“倡導開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觀……努力使世界上所有文明、所有民族攜手合作，共同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當前世界各國共處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也處于共生共榮的文明共同體，“隻有當不同族群、民族、國家以及各種不同文明，達到了某些新的共識，世界才可能出現一個相對安定祥和的局面”。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人類共同價值，這是中國共産黨向世界闡明的中國所提倡的文明價值觀。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紐帶，有利于在中西文明、世界不同文明之間構建起平等對話的橋梁，平等地對待人類文明寶庫中的所有文明，形成以肯定和尊重他者為前提的文明交流互鑒。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文明旨歸。不同文明發展的價值追求不同。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體系内，資本是支撐整個社會的軸心，因此，資本利益最大化是西方文明觀的價值準則，人在這一過程中被異化為“單向度的人”。中國共産黨文明觀堅守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民本思想，以人的邏輯超越資本邏輯，在文明發展中更加關注人本身，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和“以人民為主體動力”的價值理念，在文明價值向度實現了對西方文明觀的批判。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文明形态建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堅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現代化方向的人民性”。将人民置于現代化建設的優先地位，讓各種生産力要素服務于人的發展需求，通過對資本的有效利用使其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工具，追求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同時，中國共産黨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政黨，中國共産黨文明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及其所體現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價值旨歸，推動共建美好世界。

（三）文明建構向度

文明标志着人類社會的進步，但現代文明是片面發展的文明還是協調發展的文明，并未形成統一共識。中國共産黨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曆經“兩個文明”“三位一體”“四位一體”“五位一體”探索，形成了“五位一體”的中國式現代化格局。從文明觀視角看，中國共産黨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者，也在踐行過程中開啟一種新文明類型。中國式現代化是“五位一體”全面提升的現代化，以超越西方現代化的優越性擘畫了人類現代文明新的輝煌篇章。

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物質文明是現代文明的基礎，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了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兼容性建構，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的豐富發展。政府與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方式，也是物質文明建設的兩大“推手”。資本主義國家實行“自由市場+最小國家”經濟模式，目的在于滿足資本利益最大化，中國共産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和公有制主體地位，通過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發揮市場經濟對生産力發展的激勵作用，形成了“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共産黨在物質文明建設方面的主張，既能夠激發多元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力，也有助于發揮政府的外部調節作用，以正确處理政府與市場的互相關系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這是中國共産黨關于物質文明最富創新精神的理論之一。如今，曆史性解決絕對貧困問題、步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科技成果世界領先等，均彰顯了中國經濟建設的卓越成就。

創造超越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人類在政治實踐中形成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行為等方面的積極成果，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政治保障。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顯著特色，也是政治文明建設的根本保證，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創造了前提條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首先體現在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上，其次需要由相應的政治制度來實現。鄧小平同志指出，“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幾百年曆史，各國人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發展的科學和技術，所積累的各種有益的知識和經驗，都是我們必須繼承和學習的”。通過對西方政治文明的比較、辨别、借鑒，中國共産黨确立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制度體系，為全過程人民民主提供保障。健全的政治運行機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必要條件，因此，必須“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在國際層面，中國共産黨的成立在世界領域産生了極大影響，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鬥争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實現全人類解放具有啟示意義。

注重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國共産黨人認為，一個國家的昂揚前行既需要經濟動力，也不能離開精神支撐，主張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缺一不可，中國式現代化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腦袋”，“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滿足人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一方面，要厚植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創造精神文明發展所需要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面，也要同步提升精神文明建設，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進入新時代以來，人們精神世界出現許多新特點，國際領域的意識形态紛争依然存在，推進具有鮮明精神文明特征的中國式現代化，應更加重視精神洗禮和道德教化，在一次次精神文明實踐中提升人民文化素質，不斷增強文化自信。

開創更高層次的社會文明形态。從“文明先進的中國”“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到“推動形成适應新時代要求的思想觀念、精神面貌、文明風尚、行為規範”，逐步形成了中國共産黨的社會文明觀。與資本主義文明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社會文明的根本屬性是社會主義，主體是人民，提高全民文化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诠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産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維護人民公平正義、推進和保障人民福祉，不僅實現家家倉廪實，也要确保人人知榮辱。社風民風是反映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标識，“官風正則民風淳”，中國共産黨持續推進黨風文明建設，自覺以黨風政風帶動社風民風，充分發揮黨員幹部在社會文明建設中的帶頭作用，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态文明共同體。生态文明在“五位一體”結構中占據重要地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中國共産黨以系統思維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堅持綠色發展理念，既注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美麗“容顔”，也關注全球生态正義，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态觀。毛澤東提出，“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應正确處理工業化造成的生态污染，實現科學、協調、可持續發展，将“生态文明”确定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指标之一。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将“綠色”納入新發展理念，這不僅體現了對文明認識的進一步深化，也有效解決了發展與保護的難題，是中國共産黨對全球生态健康的重要貢獻。在全球生态治理中，中國共産黨堅守“生态文明”，主張加強國與國之間的生态合作，共同建設清潔美麗的世界。

（四）文明治理向度

“文明治理就是以治理文明為目标的‘文明’的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手段。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廣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厚支撐”，這一論述明确了國家治理與文明建設的關系。制度體系是國家治理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如果缺少現代化的、文明的治理價值引導，治理制度反而會将國家治理引向落後、專制。中國共産黨從傳統治理中汲取智慧，将文明融入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更具人文性的文明治理觀。

将“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道義倫理融入經濟治理。義利之辨在經濟思想界一直是争論不休的話題，孔子提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義利兼顧，以義為先”的經濟倫理奠定重要基礎，也形成了義利之辨的“中國特色”。“富民厚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經濟發展上的價值導向，《管子》有言“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強調治國理政應輕賦稅、薄徭役，對民衆“富之”而後“教之”，謂善治之道也。這一觀念影響着曆代統治者的執政理念，中國共産黨傳承義利兼顧、富民養民的經濟倫理觀，既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契合，也與中國古代先賢的思想主張一脈相承。在經濟治理方面，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鄧小平同志用“小康”來描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階段性目标，提出了實現現代化的“三步走”發展戰略。2020年，在打赢脫貧攻堅戰後，中國共産黨帶領人民走上鄉村全面振興的道路，無論是解決人民溫飽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戰略，都體現了中國共産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文明治理觀。

以整體性思維構建治理體系。傳統中國社會實行家國同構的治理思想，中華民族九州共貫、多民族一統的政治格局深深熔鑄于中華文明發展史中，形成了中國傳統的整體性思維，注重從統一的角度去觀察事物。在整體性思維的影響下，中國共産黨人善于從大曆史觀思考和處理國内外事務，也往往能夠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對于國内治理，中國共産黨借鑒中華文明“禮法并用、德主刑輔”的傳統觀念，實行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國方略；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面協調的現代化，注重從整體上推進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社會治理是全體人民共同參與的事業，應将多元主體納入治理體系，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在參與全球治理時，中國曆來重視全球穩定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長期以來，西方文明主導着全球治理體系，形成了不合理的霸權邏輯，中國共産黨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科學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是經濟共同體，也是安全、文化、生态的共同體，并以共建“一帶一路”、三大全球倡議、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等呼籲世界各國同心同德，共同緻力于世界和平穩定。

以中華文明價值偏好實現更具人文性的治理。國家治理成效需要以行為來呈現，行為治理是國家治理的一個重要方面，但事實上，人的行為受到主體思想和意識的支配，對作為行為主體的人進行心靈治理，将是提升治理效果的有效途徑。文明治理是行為治理與心靈治理的結合，彰顯了國家治理的人文色彩。中國共産黨文明觀汲取中華傳統道德觀的價值内核，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明确了人們在不同領域的基本道德原則，有助于提升公民道德素養，為實現國家善治創造良好的群衆基礎。如今人類進入危機與機會并存的智能時代，作為一把“雙刃劍”，人工智能既給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高科技手段，也大大增加了治理難度。必須看到，科技是人類創造出來用于服務自身的工具，但科技賦能與“科技利維坦”是相伴而在的，如果過于依賴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将會造成科技對人類本性的壓迫，這有悖科技進步的初衷。對此，基于中華文明的守正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發揮文明治理相對科技治理的人文優勢，以文明要素的融入引導科學技術正向功能的發揮，更加注重對個人隐私、權利、個性的保護，是現代社會更科學有效的治理手段，也能夠更好發揮科技造福人類的積極作用。

誠如前文所述，中國共産黨文明觀是對馬克思主義文明觀、中華民族傳統文明觀的時代延續，具有厚重的理論深度；生成于百餘年來黨領導人民的文明建設曆程，彰顯鮮明的實踐品格；體現中國共産黨人引領文明發展的主體自覺和曆史主動，蘊含突出的政黨屬性，是獨特曆史底蘊、理論根基、實踐基礎的産物。作為一個涉及文明多方面内容的綜合體系，中國共産黨文明觀不僅屬于中國，而且有利于世界。一方面，中國共産黨文明觀順應文明發生、發展的基本規律，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提供科學的理論指導；另一方面，中國共産黨文明觀表現出鮮明的主體特征，以百年大黨胸懷天下的國際視野對“人類文明向何處去”的重大課題作出有力回應，實現了對世界現代文明理論和實踐的創新。“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産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 面對人類文明發展風險與挑戰加劇的國際形勢，中國共産黨的文明觀為人類文明躍升提供了方向性啟示，以包容性思維化解文明沖突與對抗，加強文明之間的對話與合作，構建美美與共、和而不同的人類文明發展新圖景。

〔本文注釋内容略〕

作者張波，吉林大學6774澳门永利教授（長春13001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4年第10期P35—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