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模型與智能社會：基于曆史唯物主義的探察

摘 要：大模型具有“大智能”“大應用”“大參與”的技術特征及功能效應，或成為智能社會來臨的重要标志。基于曆史唯物主義的技術—社會觀、生産力觀、生産方式觀、社會有機體論和技術社會形态論，可以透視大模型可能帶來的智能生産力、智能生産工具、“以言行事”的生産方式和智能文明新形态，以及由這些變革所聯動會聚而成的總體效應：智能社會來臨并由此對曆史進程産生重大影響。而在這種曆史唯物主義分析框架下的透徹把握中，曆史唯物主義自身也将得到豐富和發展。

關鍵詞：大模型 智能生産力 以言行事 智能社會

作者肖峰，上海大學6774澳门永利暨智能哲學與文化研究院教授（上海200444）。

目前，以GPT為代表的大模型被普遍視為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要技術突破，開啟了人工智能新的發展階段，并在全球範圍内引發了新的技術浪潮和産業革命，其社會意義備受關注。其中，大模型的短期意義（如在知識生産領域中的降本增效）備受重視，但長期價值（如對社會形态演變的深遠影響）尚未充分挖掘，尤其是與智能社會的關系尚未充分揭示，所以大模型的社會意義有待深究。

随着人工智能對社會的影響日益廣泛和深入，人類從工業社會轉入智能社會成為一個重要議題。直到今天，我們也不能說這一轉變已經完成。而以GPT為代表的大模型的出現，對這一轉變帶來了強勁的推動，尤其是對社會的智能化産生了重要影響——廣泛應用于各領域從而在整體上對社會帶來改變，以至于被視為“人工智能引發的第一次重大社會實驗”，甚至“将在塑造人類命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大模型的技術特征和應用潛能，有可能将人類帶入智能社會，由此具有巨大的社會意義。因此，不能僅将大模型作為知識生産工具來看待，而要将它納入以社會整體為研究對象的曆史唯物主義視野，以充分而深入地揭示它對社會的全面影響和深遠價值。

一、“大智能”“大應用”“大參與”

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曆史唯物主義時十分重視技術在社會中的作用，他們“曾多次闡明了技術對社會曆史發展有決定性意義的觀點”，由此形成“技術—社會觀”主張：技術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是人類進行社會生産所必不可少的生産資料，尤其是在生産資料中充當生産工具，而工具形态的技術決定着社會的性質和面貌。技術發展必然造成社會的變化，這是因為作為工具的技術能夠應用于生産過程、滲透在生産力諸基本要素之中而轉化為實際生産力，所以技術作為生産工具的進步可以直接促進生産力的發展，而生産力的發展則會帶來社會的全面變化，甚至帶來社會形态的更替，這就是社會的巨變或劃時代的革命。所以，技術是曆史的火車頭，是推動社會變革的關鍵力量，如曆史上曾經發生的“手推磨産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産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換句話說，“每個曆史時期裡具有策略決定性的技術，相當程度地塑造了社會的命運”。這就是曆史進程中的技術—社會邏輯。反過來，能夠帶來社會巨變甚至改寫曆史的技術，必然且必須是曆史唯物主義關注和闡釋的對象。可以說，當前的大模型就有成為這樣一種技術的潛力——它有可能将智能社會帶入現實。

智能社會是社會的智能化，即人工智能在社會中得到充分而普遍的應用，因此，智能社會是由人工智能來定義的。盡管如此，并非人工智能一問世或取得了初步的發展，就意味着人類進入了智能社會。“人工智能”概念被首次提出的1956年通常被視為“人工智能元年”，當時作為人工智能最初形态的符号人工智能（Symbolic AI）和感知器模型也已出現，但并不能說人類在當時就進入了智能社會。正如蒸汽機的發明和應用是工業革命的重要标志，但工業社會并不是在1690年第一台活塞式蒸汽機誕生時就來臨，而是在18世紀中葉蒸汽機得到改進後可以在生産系統中廣泛使用時才到來。由于人工智能在發展初期并不足夠“智能”，還無法成為可以使工作智能化的有效工具，更不可能被社會廣泛使用，從而與社會的智能化相去甚遠。在大模型問世之前，即使也出現過幾次人工智能發展浪潮，但都沒有出現具有使社會普遍智能化意義的技術。直至大模型的問世，才在使人工智能更接近真正智能化的同時，還出現了為社會普遍使用從而使社會智能化的可能，由此才具有了使人類邁入智能社會的獨特價值。

要理解大模型的這種獨特貢獻，可以從大模型之“大”的角度進行把握。除了慣常從研發過程中體現的技術指标之“大”（如大參數、大數據、大算力），還可以從這些技術指标集合後形成的能力和效應上延伸地把握大模型之“大”，即“大智能”“大應用”“大參與”效應，這也是曆史唯物主義側重于考察技術影響社會的視角。

（一）大模型與“大智能”

所謂“大智能”即大模型相較于先前的人工智能具有更高水平從而更強大的智能。大模型或引領一場新的智能革命，帶來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破——從基于程序的人工智能到基于數據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之前的人工智能由于采用程序驅動的工作模式，其智能水平受限于預定義的規則和算法，從而隻能在封閉條件下執行目标明确、邊界清晰、計算步驟有限的單一任務，而在那些需要靈活應對的複雜任務面前則往往表現出智能的不足甚至缺乏，所以常常被谑稱為“人工智障”或“人工愚蠢”，這樣的技術顯然不能構建起真正的智能社會。但大模型的出現改變了這一狀況，其底層技術邏輯的奠基（網絡結構的不斷優化、注意力機制的引入、預訓練與微調策略的應用以及混合架構的探索等方面的進展，共同推動了深度學習等技術的發展），讓人工智能在一些方面具有了“大智能”，再結合智能設備的普及、物聯網的發展、自動化系統的應用等條件，為智能社會的到來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其一，大模型使人工智能更接近于真正具有智能。在某些角度上可以說，大模型體現了人工智能發展的一次質變，這種質變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從智能不足到更接近于真正具有智能。目前，大模型通過将深度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等多個領域的技術突破整合在一起，能夠在海量數據中自主學習并不斷調整、改進與優化（也可稱進化），實現了對一些複雜語言信息的處理，具備了一定的分析、預測、推理乃至創造能力，在多種任務、多個領域展示出卓越性能，拓寬了人工智能的應用領域和想象空間。所以，在一些方面可以說，大模型使人工智能成為更接近于真正具有智能的技術。在這個意義上，隻有當社會全面使用大模型水平的人工智能後，社會的智能化才具有了實現的可能——大模型或為構建智能社會提供核心技術支撐。

其二，大模型集合了幾乎是人類級别的“群體智能”。大模型常以全網數據或知識為語料進行訓練，這些語料以數據的形式被大模型所吸納和儲存，以編碼了人類知識的參數模型而存在，成為容量巨大的“人類知識壓縮器”。這形同于幾乎被投喂了全人類知識後形成的“世界大腦”，集合為幾乎是人類級别的群體“大智能”。由于“大模型将包含所有可在網上免費獲取的人類知識，這将使它們比我們任何人都聰明”，從而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大智能”。另外，在訓練過程中，大模型所使用的圖形處理器（GPU）也是互聯為集群的，這為群體智能的運作提供了硬件基礎。當個體使用大模型時，可以說是在與幾乎等價于人類級别的群體“大智能”相聯通，并使它轉化為個體知識勞動的能力。正是因為凝聚了幾乎是人類級别的群體“大智能”，所以大模型的智能水平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能夠為使用者帶來強大的賦智效應，并使他們有機會成為智能社會的主體。

其三，大模型具有“智能湧現”的特征。人工智能具有規模效應，即模型的性能與模型的規模（如模型的參數量、訓練數據量和訓練時長等）存在某種規律性關系，通常會随着規模指數的增加而線性提高，即使不改進架構和算法，隻是通過規模的擴展，模型的性能（智能水平）也可能得到顯著提升。當模型的規模擴大為大模型後，便有可能出現一些在小模型中無法預見的高級、複雜甚至是類人的智能行為，甚至在一些特定任務上的性能突然出現顯著的躍升，這就是所謂的“智能湧現”。智能湧現改變了過去的人工智能“教什麼才會什麼”的能力形成機制，大模型通過湧現可以學會或具有沒有教過它的能力，從而展現出較強的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習能力、泛化能力乃至創造力，甚至還被有些人認為可能與通用人工智能相貫通，這可以說是量變引起質變的生動寫照。智能湧現進一步展現了大模型與“大智能”之間的通達性。

（二）大模型與“大應用”

大模型帶來了人工智能研發和應用的飛速增長，因此大模型的“大”也體現為應用場景廣大，即具有“大應用”（幾乎所有領域都可以應用）的社會效能。“大應用”源自支撐大模型的Transformer所具有的強大泛化能力，以及大模型多基于人類的通識性知識訓練而成，這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處理多場景、多對象問題的能力。

當然，經預訓練出來的大模型（也可稱“基礎大模型”）由于訓練數據和知識的“廣而不專”，所以模型的能力也往往“全而不精”，在應用到具體行業或領域時還需要結合專門的數據和知識進行微調，使它實現知識遷移和技能習得，優化為符合具體行業或領域需要的“行業大模型”或“專用大模型”。預訓練所形成的基座模型，可以說是提供了具有一定通用性的智能平台或智能生态，通過微調便能夠“生長”出各種應用，從而實現模型的輕量化、本地化和産品化，使人工智能展現出無限的應用可能。在這裡，微調是将大模型的一般能力落地到特殊應用的橋梁，是大模型走向“大應用”的具體路徑。在大模型的運行機理中，包含了走向“大應用”的内在根據（泛化力強）和實現路徑（微調），這使其一般能力與特殊應用得到貫通，成為體現普遍原理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曆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範例。

另外，随着技術的發展和使用規模的擴大，大模型的單位使用成本将不斷下降，具體應用領域的降本增效就會日益顯著，對大模型的應用需求也會随之增長。與此同時，大模型研發的高昂投入也需要具體應用來分攤成本，這就需要不斷擴大的應用市場來合理化大規模投入。來自社會和研發機構的雙重需求顯示，曆史唯物主義的技術—社會觀是一種技術與社會雙向作用的關系，在新技術應用改變社會的同時，社會對技術的需求也成為技術發展的強大動力。這種雙向作用也是大模型與“大應用”相關聯的“粘合劑”，将驅動“大模型+硬件”的廣泛應用，促進智能化在各個領域、各類産品的實現，由此使人類邁向全面智能化的智能社會。

（三）大模型與“大參與”

一種技術隻有達到人民群衆廣泛使用的程度，才有相應的“××社會”到來。大模型極大改善了人機交互體驗，逐漸發展為一種人人都能使用并從中獲益的智能生産工具。這種大衆化、平民化發展，使大模型及人工智能成為多數人甚至全民都能使用的“大參與”技術，從而構成智能社會到來的又一個重要标志。

語言是人類智能的重要體現，自然語言處理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功能之一。大模型在人工智能的這一核心功能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已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和生成自然語言，并與使用者進行相對流暢、自然的對話。使用者隻要通過自然語言提出問題和要求，就可以使用大模型來實現多種目标，其便捷和“親民”使人工智能對于公衆而言成為一種實操手段，其應用由此也獲得了爆炸式增長。由此，大模型開啟了人工智能全面融入日常生活與工作的時代，使人工智能在人群中以“大參與”的方式普及開來，也使社會的智能化從生産領域進一步走向生活世界，從而在用戶層面廣泛實現社會的智能化。随之而來的是，人類正在從“數字化生存”進階為“智能化生存”，标志着人類整體而不是部分人群邁向了智能社會。

大模型通過“大智能”“大應用”“大參與”效應，對社會産生重塑産品和業務的“大影響”或“大結果”，由此不斷将智能社會帶入現實。可以說，沒有大模型的技術突破，人工智能對社會的影響就不會如此深刻和廣泛。鑒于此，可以說正是大模型的誕生和走向泛在化，為智能社會的到來提供了可能。

二、智能生産力與智能生産工具

大模型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基底技術”的特質，作為基底技術的大模型将構建出智能生産力，并演化出智能生産工具，這為智能社會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一）表征當代人工智能的大模型與智能社會的基底技術

生産力是曆史唯物主義的核心範疇，而技術與生産力之間存在密切聯系，一個時代的生産力水平取決于當時的技術形态，更準确地說是取決于當時的基底技術形态。

大模型本身的基座或基底是Transformer算法架構。Transformer是一種深度神經網絡架構，當前幾乎全部大模型都基于Transformer架構，它通過大規模數據訓練自動學習語言的模式和規律，由此形成理解和生成語言的能力。大模型具有良好的可擴展性，能夠拓展到百億、千億甚至萬億參數規模，這開創了自然語言處理的新範式。基于Transformer的大模型能夠進行預測和分類，生成豐富、風格類人的自然語言文本，還能夠進行創造性内容生成，如生成文章、畫作、歌曲、視頻等，在自然語言處理以及計算機視覺、音視頻處理等多個領域實現了令人矚目的性能提升。

可以說，大模型是多種智能技術的一次會聚，是圍繞Transformer的“大算力+大數據+強算法”的多要素集置，由此使得大模型具有基于系統複雜性而湧現出的智能屬性。如果說Transformer是大模型的基底技術，那麼将視線上移可以看到，作為人工智能當今代表的大模型有可能成為智能社會的基底技術。

從曆史唯物主義的技術—社會觀來看，可以說一切社會形态都有自己的基底技術，這是一個社會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就像建築物的地基一樣支撐着整個社會結構，規定着社會運行的框架和方式，也設定了該社會發展的天花闆。新的基底技術的出現往往标志着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基底技術的革命将帶來社會形态的嬗變。大模型作為人工智能的一次重要突破，有望發展為一種新的關鍵基礎設施，也意味着有可能成為一種新的基底技術，從而預示着新的技術社會形态——智能社會的到來。

基底技術具有元技術的性質，是開發其他技術的技術，能夠造就一種技術生态，使其他技術受其影響、獲其滋養、得其賦能和增強，所以是一種“使能”的技術。大模型有潛力成為這樣一種“使能”的技術，可以重塑千行百業，成為推動各領域深刻變革的動力源泉。目前，無論是科學研究還是技術發明或是産業實踐領域，大模型作為一種強有力的手段都發揮了重要的驅動作用，并不斷湧現大量應用，可以在管理創新、生産效率提升、社會運行優化等方面形成聯動增強效應。

基底技術還具有将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前沿技術集于一身的特征，由此能夠産生引領技術與社會發展的整體效應。大模型通過自身的強大功能和普适性，促使各種智能技術得以整合與發展，或形成以大模型為核心支撐的智能生态系統，并由此定義智能社會的技術标準和應用模式。大模型能夠在不同領域發揮實質作用，或作為關鍵技術引領其他技術發展，滲入和影響社會存在的各個領域，從而成為智能社會實現的重要标志。

基底技術的突破或革命，能夠帶來技術發展的整體質變，造成技術社會形态的更新。例如，曾經的蒸汽革命、電力革命和信息革命就是基于相關基底技術的革命，進而導緻了從第一次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發生。目前的大模型或作為新的基底技術，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并将人類帶入智能社會。

基底技術也使曆史唯物主義的技術—社會觀得到了新的豐富。在看待技術決定社會的特征和發展階段時，要區分基底技術與非基底技術的不同功能：一般技術可以影響社會的局部現象，但隻有基底技術才能決定社會的全局性質。由此對發展戰略帶來的啟示是，要通過占領基底技術的戰略高地來從根本上增強國家的技術實力，通過基底技術的領先實現技術上的總體優勢。

（二）智能生産力：大模型介導的生産力革命

曆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産力作為生産物質資料的能力，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是推動曆史前進的決定性力量。生産力與技術密切相關，根據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一個時代的生産力水平由基底技術決定，不同的基底技術意味着不同的生産力時代，所以基于生産力視角區分的社會形态也被稱為不同的“生産力社會形态”，這與本文讨論的“技術社會形态”同義。

技術革命的直接後果是生産力革命，如蒸汽磨代替手推磨的“蒸汽革命”帶來了以大機器為生産工具的生産力革命，造就了工業化的生産方式，人類由此進入了工業社會。當前的“智能革命”是由智能技術所介導的又一場生産力革命，即智能生産力革命，而大模型作為可泛在的智能技術，是能夠帶來生産力革命的技術，正在成為重要的生産力，也是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産力”的新展現。對大模型的曆史唯物主義探察，要指向可能蘊含的生産力革命效應。

智能社會将由智能生産力奠基。智能生産力是得到智能技術加持、增強和提升的生産力，是生産力要素智能化變革的結果，是智能技術與生産力中“人”和“物”的深度融合，表征了生産主體使用智能技術進行生産的能力，是智能技術向生産技術全面滲透時引發的質變，是生産力演進的新形态。在物的層面，智能生産力主要體現為智能技術被生産工具所吸收，轉化為新形态的生産工具，由此對生産力産生颠覆性變革。所以，智能生産力是作為基底技術的智能技術被工具化進而生産力化的産物，是智能技術起決定作用的生産力，是人類進入智能社會在生産力維度上的展現，也是曆史唯物主義生産力範疇的時代化表述。

當智能社會主要由大模型來标志時，智能生産力就會以大模型在生産領域中的應用為标志。大模型在生産領域中的應用，或使智能生産力真正形成。智能技術的出現和智能生産力的形成是不同步的，人工智能剛誕生時并未同步地造就智能生産力。大模型出現之前的幾次人工智能浪潮，雖然包含了衍生為智能生産力的可能與潛力，但并未現實地造就智能生産力。這是因為，技術成為生産力往往有一個過程或滞後期，智能技術需要積累過去的發展經驗而不斷走向成熟。而這種積累發展出的大模型，将成為智能技術轉化為生産力的橋梁或平台。大模型通過垂直化應用走向生産領域，可以“變現”為實在的生産力。

人工智能是人類智能的對象化，所以大模型所承載的智能是人類智能與機器智能的系統集成，其中凝結或積澱了對象化即物化的人類智能和科技力量，由此生成的智能生産力或成為智能社會的主流生産力。在以大模型為基底的智能生産力中，技術的生産力化就體現為大模型的生産力化，抑或說智能生産力就具體體現為大模型所蘊含的生産力。

由于大模型通過内容生成的方式進行工作，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大模型的生産力就是内容生成能力，即作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能力，生成的内容就是生産的産品（文本及多模态内容）。大模型的生産力由大算力、大數據和強算法構成。算力是決定大模型智能生産力的核心要素，大數據是重要的生産資料，強算法則是協同算力和數據的結構配置。三者的結合将與大模型的使用者（人）有機融合為智能生産力。

智能生産力從總體上由知識生産力和物質生産力構成。在智能社會，知識生産力起決定作用，大模型或直接呈現為知識生産力，它所生成的多模态内容就是各種形式的知識産品。但大模型并非僅停留在作為知識生産力的範圍内，而是可能進一步走向或遷移為物質生産力，形成智能生産力從信息世界到物理空間的泛化，生成實在的動作和物質産品，由此帶來物質生産力的巨變，從而導緻全部生産力的躍遷。目前，大模型泛化到制造、能源、電力、化工、交通等多個産業，就是大模型垂直應用于“造物”或“變物”領域，由此衍生出種種領域大模型，使得生産領域被“大模型化”或“智能化”，即大模型轉化為物質生産力。通過參數規模的增加、算力的增強、算法和訓練方式的改善，大模型的性能可以不斷提高，所代表的生産力也會随之提高，從而提升人類以及人均的知識生産力和物質生産力水平，甚至引發生産力的質變。所以，基于大模型的智能生産力或帶來一次重要的生産力革命。

智能生産力是智能技術所具有的生産力品性，已日益由大模型主導。大模型是當前先進生産力的産物及代表，它所表征的智能生産力不斷得到強化和放大，或成為智能社會重要的生産力基礎。

（三）智能生産工具：大模型帶來的生産工具新範式

無論是說生産力中包含着工具，還是說技術就是人用來改造世界的工具，作為智能生産力的大模型和作為基底技術的大模型，都必然與生産工具相關聯，從而展現出大模型帶來生産工具新範式的重要向度。

大模型帶來智能生産力，與它作為智能生産工具聯系在一起。在生産力的組成部分——勞動資料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産工具，它比其他勞動資料“更能顯示一個社會生産時代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特征”。所以，“生産力社會形态”從本質上也可以作為“生産工具社會形态”來理解。大模型能形成智能生産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它本身就是智能生産工具。

雖然“技術是工具”是一個被許多人認可的命題，但從“生産工具是決定怎樣生産的技術”來看，并非所有的技術都是工具級别，尤其是生産工具級别的技術，多用于生活消費的技術人工物往往就不能被視為工具。所以，技術的分類需要引入新的視角：作為消費品的技術和作為工具的技術。在曆史唯物主義看來，“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别，不在于生産什麼，而在于怎樣生産，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産”。如果說消費品是“生産什麼”的内容，那麼生産工具就是決定“怎樣生産”的手段，也是生産力水平的重要标志，其發展和變革決定着生産力的進化或革命。因此，作為工具的技術顯然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因為隻有這種技術才能導緻“怎樣生産”發生根本改變，從而造就出全新的生産力形态，以及連帶而來的新産業形态、新經濟形态和新社會形态，帶來我們通常所說的整個社會的“颠覆性變化”。由此，一種技術如果能夠工具化，尤其是生産工具化，就意味着這種技術具有改寫曆史或将曆史推進到新階段的意義，蒸汽機、計算機和互聯網就是這樣的技術，今天的大模型也可能是這樣的技術。

作為生産力組成部分的工具是一個曆史範疇，根據造就不同社會時代的屬性，可以将其形态劃分為手工生産工具、機器生産工具和智能生産工具——它們集置了不同的材料、能量和控制技術，分别為人類帶來了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智能社會。

從人與生産工具的關系來看，三種形态的生産工具體現了三種不同的人—工具關系。手工生産工具沒有任何獨立性，随附于人的操控，完全處于受動狀态；機器生産工具由發動機推動後可以自動運轉，但離不開人在機器一旁的直接操作，以保證其運轉的有序性與合乎人的目的性，可視為半受動狀态；智能生産工具則可以離開人的直接操作，由内置的智能程序控制其有序的運作，從而進入自動狀态。由此，三種形态的生産工具可以從控制方式上表述為“全受動—半受動—自動”類型的生産工具，也可刻畫為“依附型（離開人就不能做功）—分離型（空間上離開人而存在）—代理型”的生産工具。

智能生産工具的“自動”狀态，也包含多種情況，如根據智能技術水平的高低可以區分出“低階自動化”與“高階自動化”的不同階段，那些在數字技術出現初期用簡單程序控制的工具系統（如數控機床）就是低階自動化的典型。大模型出現之前的智能機器，大體屬于低階自動化階段。

大模型介導的智能生産工具，是對工具自動化的一次重要推進，或成為走向高階自動化的節點。作為智能生産工具的大模型，改變了先前生産工具的受動性或作為“死物”的屬性，呈現可與人交互、對話的鮮活特征，成為一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與回應人的問題、提供人所需要的幫助的“夥伴”或“助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主動”或“能動”地拓展與人的交互（如有的大模型在提供回應後還繼續列出若幹擴展性問題，引導人機對話的多輪深入），所以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能動性形式，因為它是成功的，可以‘學習’和改善自己的行為。這是一個與過去任何文化都不同的能動性”。大模型的理解力和類人文本生成能力正在重塑我們與生産工具的交互方式，從人作用于生産工具的單向控制轉變為雙向交互，從而形成真正的“人機互動”。目前這樣的大模型正在成為從知識生産到物質生産領域中的具有一定通用性的生産工具，或對生産力進行全面的智能化滲透。

更高版本的大模型甚至可能還會相對獨立地完成需要智力和體力的工作，從“智能助理”進一步發展為“智能代理”。作為智能代理的大模型将具有部分的主體屬性，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學習能力，能夠根據環境的變化和經驗進行适應和進化，它不僅能執行任務，還能作出決策和規劃等，由此出現非工具化或工具的主體化趨勢。這使得大模型兼具工具與主體的雙重屬性，即使仍将它視為工具，也是帶有主體色彩甚至可以作為行動者（actor）的工具，由此模糊了工具與主體的界限，直至走向工具與使用者的有機融合。

大模型從作為助手到作為代理，具有開創生産工具新範式的意義，即從附屬于人（手工）到分離于人（機器）再到合作于人（人工智能）的生産工具新形态，這種新形态使附屬性與分離性整合為有獨立性、能動性的融合關系，這就是以人機融合與合作為旨歸的生産工具，是由人工智能開創繼而在大模型中真正實現的一種生産工具範式。新的生産工具範式改變了生産工具隻是被人利用的手段并受動于人的含義，成為具有主體性的生産工具，也是集夥伴、助手、代理于一身的生産工具，它具有感知、理解、推理、規劃、學習、交流、移動和操作物體等全過程能力，可以獨立執行複雜任務，進一步發展還可能通向高度自主的智能實體。因此它既是工具，又超越工具，是突破傳統工具邊界的新工具，是與主體性交織融合的“能動工具”，這也正是大模型可能衍生出的一個重要領域。

大模型所展現的上述新特征，使得曆史唯物主義視野的工具觀得到了新的豐富，工具的“非生命”“非主體”“完全受制于人”等傳統的認知将因此受到沖擊或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工具的本質需要引入新的視角和變量加以探究。如果說，生産力本身就是人與物的能力聚合，那麼大模型進一步将這種聚合推進到生産工具之上，使得生産工具也走向人與物的能力融合甚至主客交織。

如前所述，生産力是曆史唯物主義的核心範疇，而标志生産力水平的就是生産工具，生産工具又直接體現的是基底技術。從基底技術疊代導緻的生産工具範式轉換上去理解大模型，就是從生産力的高度去展現大模型與智能社會的強相關，也是從根基上去把握其社會意義。

三、“以言行事”的生産方式

在技術、生産工具和生産力的基礎上，“生産方式”是曆史唯物主義考察社會樣貌和性質的又一個重要層面，它是指勞動者和生産資料的結合方式，同時也包含勞動過程、勞動方式等含義，表明一個社會是怎樣進行生産的。生産方式随着生産力的變化而變化：“随着新生産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産方式”。大模型作為一種新的基底技術演化出智能生産力與智能生産工具後，必然對怎樣生産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從傳統的“以手行事”嬗變為“以言行事”，以新的方式服務于人類的生産活動。

生産和行動屬于同一序列的哲學概念，它們都是不同于“想”（認識和思維活動）的“做”（實踐活動）。在大模型問世之前，人要行動或做事，通常是用“以手行事”的方式來達成，即使在自動控制的生産系統中，人也是以手敲擊鍵盤或點擊鼠标的肢體動作去将控制命令下達給機器；而大模型的對話式交互界面，則使“以言行事”的行為方式從而生産方式成為可能。

這種“以言行事”也曾為奧斯汀（John Austin）在語言哲學的範疇中加以使用。傳統的語言觀和行動哲學都認為，“言”和“行”具有不同的功能，“動口”的言說隻是為了傳遞信息，産生不了改變世界的實際效果；而做事是身體力行地改變世界，必須“動手”（即親力親為地移動肢體的“具身行動”）才能達此目的。所以言說不等于做事的行動，兩者具有本質區别，像“行勝于言”“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君子動口不動手”等日常說法中也表明了兩者的根本不同。但奧斯汀認為，語言不僅是用來記述事實、傳遞信息的，還可以用來做事或執行特定的行為，如命令、許諾、祝福等就是在用語言來做事，他将這樣的過程稱為“以言行事”（doing things with words）或“說話就是做事”“說即是行”“話語施事”“話語施效”等，表明人們可以通過說話來直接行動，言語本身就具有實施行動的作用，此即話語的施行功能。

其實，“以言行事”不僅在奧斯汀所揭示的意義上存在，在人際間的合作中也可以看到，這就是一些人請求、通知或命令另一些人去做某事時的情形，可以說這是一種甲說乙做的人際合作的“以言行事”。如果承認這種現象的存在，那麼大模型則有可能開啟另一種形式的“以言行事”，即人機合作的“以言行事”，以及由此導向的“以言造文”或“以言造物”的智能化生産方式。

大模型本質上是一次交互的革命，它采用了基于自然語言的人機交互界面，以類似人類的方式理解語言并與用戶進行對話，并且目前大模型的自然語言交互能力已達到了人類中等水平，從而使人可以與大模型進行基于語音和視頻的聊天式無障礙交流。大模型所具備的出色的人機對話能力和任務解決能力使它成為能夠為人做事的新手段。使用大模型時，人隻要用自然語言告訴大模型“做什麼”，大模型及其聯通的智能機器系統就可按人的要求去工作或行動（包括生産），這種“人說+機器做”的聯合作業，就是銜接兩種智能的人機合作的“以言行事”。可以說，這是“以言行事”的一種技術化實現或智能化延展，且不再限于像奧斯汀那樣隻是對語言功能進行解釋性擴張，而是實在地增加了語言的功用，即靠語言就可以“做”人所想做的事、“造”人所想造的東西。

以GPT為代表的大模型所呈現的“以言行事”，在目前階段主要體現為行知識生産之事。這種知識生産之成果形成于人機之間一問一答的對話中，人以提問、輸入提示詞（prompt）等方式同大模型進行對話和聊天，大模型以輸出回應的方式來協同人進行知識生産，知識生産不再是封閉于人腦内的冥思苦想，而更多地生成于人機之間的言語交流。可以說，一種由大模型介導的“以言行事”的智能化的知識生産方式，正在被越來越多的知識勞動者所接受和熟悉。

如果隻借助大模型在知識生産的領域中“以言行事”，那麼“行事”的領域還極為有限。人機合作的“以言行事”不僅是要在文本世界中做事，更要在物理世界中做事，用具有實在性的“行動”或“動作”（有意圖的身體移動）去“行”物質生産之事，這就是改造物質世界的“造物”活動，甚至可以說這才是根本意義上的“行事”，因為在曆史唯物主義看來，物質生産是社會生活的基礎，生産方式最重要的方面是要反映人類如何生産物質财富。基于此，大模型的“以言行事”就需要從知識生産領域向物質生産領域遷移，這樣才能彰顯其變革生産方式的根本意義，也才是大模型在智能社會發揮核心作用的關鍵所在。這種遷移也可以說是從在學術界發揮作用的大模型輻射為在産業界發揮作用的大模型，從“以言造文”的大模型衍生為“以言造物”的大模型。目前，“大模型+人工智能物聯網”（LLMs+AIoT）是大模型從數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一種實例。“大模型+機器人”則更顯示了在物理世界中“以言行事”的可能性，因為機器人就是直接面對物質對象進行物理操作的智能生産工具，搭載大模型的機器人（簡稱“大模型機器人”）就是大模型改變物理世界的載體，它顯示出大模型能夠超越文本，思考物理世界，幫助進行機器人任務。目前，“大模型的企業級應用”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通過“造物大模型”來走向智能化的“以言造物”，即通過人機對話讓機器按人的意願輸出物理動作，去改變物理對象，造出人工物品。可以說，“以言造物”才是名副其實的智能化生産方式，才是與“智能社會”真正相符的生産方式，因為隻有實現了生産全過程的智能化，才是全面而高階的智能化。

在大模型加持的智能化的“以言造物”中，人機之間形成了新型分工：人出言（發布行動的命令），大模型連同機器系統按人之言去“行動”。比如，大模型将人言說出來的“我要某種物品”的要求，轉化為機器指令去啟動和控制智能生産系統将該物品制造出來，兩者協同完成“以言造物”的全部過程。這樣一來，大模型介導的“以言行事”就從引發知識生産革命到引領物質生産革命，其成效日益彰顯。目前，人機合作的“以言造物”正在得到實質性實現，一種新的勞動生産方式行将走向普及。對于人的行為方式來說，即使在“動口不動手”時也能通過大模型生成行動，從而實在地改變對象，産生類似“身體力行”的實踐效果。在基于大模型的“以言行事”遍及生産領域後，“提示詞工程師”作為一種新的職業可能也将盛行起來，他們需要極強的語言表達能力，專門通過精确而合适的語言來激發大模型的潛能，引導它完成特定的任務或生成特定的輸出。他們被凱文·凱利稱為“耳語者”，也是“以言行事”的藝術家，能夠使人與智能機器建立默契協調的關系，使人的語言通過大模型發揮出做事的最大效能。

“以言行事”的物質生産方式之所以可能，一方面是因為大模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人的語言，“知道”人的目的或需求是什麼；另一方面是因為基于大模型的知識生産與物質生産具有本質上的一緻，即都是進行内容的生成，無非前者是生成信息世界的文本，後者是生成物理世界中的動作，它們都是基于預測下一個token的工作機制來保證其有效和成功。或者說，按照同樣的工作原理，大模型使智能機器從按需生成語句到按需生成動作，從“文字接龍”延伸為“動作接龍”，使大模型機器人可以像人一樣靈活、連貫、自然地行動，既可視為給機器人的“身體”植入了大模型這一“大腦”，也如同給大模型裝上了可以“做實事”的手腳，使大模型可以在物理世界或行動範疇中發揮作用。這也是源自大模型的基底技術Transformer所具有的通用性，使大模型不僅可以捕捉文本之間的聯系，還可以捕捉動作和動作之間的聯系，将“預測下一個token”的原理用在人形機器人的運動控制中，從而可用于各種任務。在這個意義上，大模型也被視為制造token的人工智能工廠。

大模型機器人有可能克服傳統機器人隻能按事先編好的程序去完成“規定動作”、充當“提線木偶”、不能靈活應對未經訓練過的場景和突發情況即不能像人那樣有智能地去行動的局限（而人工智能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追求像人一樣行動）。所以，大模型機器人有可能成為真正智能化的機器人，隻有這樣的機器人才能與人結為“以言行事”的人機合作行為體，從而與達成人工智能的核心目标相貫通。

需要說明的是，最初的大模型所實現的是一種伴随“以手行事”的“以言行事”，或基于書面語言的“以言行事”，還需要人動手（嚴格地說是“動指”）在電腦鍵盤上打字或用手指通過鼠标點擊屏幕上的圖标後才能将“言”告訴給大模型，所以它與“以手行事”（嚴格來說是“以指行事”）仍有交集。随着參數數量的提升，大模型的功能也變得越來越強大，特别是GPT4的出現，使大模型與人的交互可以多模态實現，尤其是可以與人類進行自然的語音和視頻交流。這使得先前主要是基于書面語言的“以言行事”，可以提升為基于口頭言說（僅需動口）的一種更便捷、高效的“以言行事”，也是更為公衆認可的“以言行事”。鑒于此，更徹底或更名副其實的“以言行事”，将發生在以語音和視頻為人機交互界面的大模型得以泛在化之後。

作為新型生産方式的人機合作“以言行事”，也使我們看到了自然語言所擁有的新功能：語言不僅反映實在，而且建構實在，語言真正成為一種特殊的實踐。此時，無論是卡西爾“人是語言（符号）的動物”，還是海德格爾“語言是存在的家”，或是維特根斯坦“語言的邊界就是世界的邊界”，都可以在“以言行事”的行為方式或生産方式中通過認知智能與行為智能的融貫而得到新的诠釋。與此同時，當“以言行事”的生産方式泛在化後，大模型可以助人甚至替人完成在生産中需要用“手”去做的事情，進一步解放人的雙手，使人從那些重複性、工具性、非創造性的勞動中擺脫出來，走向新的自由和解放。當人機交互以自然語言為接口或界面時，人從智能機器獲得增強成為易事；當每個人都有大模型為助理時，就意味着全體人類能力的提升，勞動變得更有成效，人的發展也進入新的階段。語言功能的這種新擴展及其連帶而來的人的新發展，無疑拓展了曆史唯物主義的視界。

四、智能文明的兩化協同

大模型作為基底技術所造就的智能生産力及“以言行事”的生産方式，可能締造出一種新型的文明：智能文明。這是從大模型所可能引發的技術革命、生産力革命和生産方式嬗變所貫通融合的結晶。智能文明本身就是智能社會的一種表述方式，但納入“文明形态”的刻畫後，智能文明就體現出“文明社會的智能化”與“智能社會的文明化”的雙向交織，也就是“智能”與“文明”的“互化”，或“兩化”的相互建構與動态融合，使智能社會成為一個從物質層面到精神層面相互協調的有機整體，即曆史唯物主義所說的“社會有機體”。

曆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有機體理論将社會視為一個生生不息的有機整體，重視社會内部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依賴和相互作用，由此來分析和理解社會結構的複雜性、社會功能的互滲性及社會規律的協調性。作為社會有機體的智能文明是一個動态的整體，即馬克思所說的“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也即湯因比所說的“文明乃是整體，它們的局部彼此相依為命，而且都相互發生牽制作用”。智能文明是一個新型的社會有機體，其中智能化與文明化作為一體兩翼，彼此牽制、相互建構、協同運作，智能化與文明化深度交融、彼此不能拆解，不能偏廢任何一方，可稱為智能文明建設中的“兩化協同”。在大模型與智能社會領域，兩化協同意味着在推進大模型研發和應用的“社會的大模型化”（即智能化）的同時，必須關注大模型的人文效應，重視趨利避害的監管，兩者需結為一體地展開。

智能社會不僅要符合技術上的智能化指标，還必須合乎精神文明的人文水準。智能化并不等于智能文明，隻有當智能化被文明化，尤其是與精神文明高度關聯，才是真正步入了智能文明時代。智能化之所以必須文明化，是因為任何一項新興科技的産生與運用在給人們帶來機遇與便捷化的同時，亦會帶來新的風險。并且，技術的能力越大，往往蘊含的風險也會越大。所以，對大模型的社會人文效應不能簡單盲目地樂觀。大模型所具有的大能力也意味着可能存在的大風險，對它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主客異位的人文風險、分化與排斥的社會對抗風險必須保持警醒，未雨綢缪、提前預判、加強監管，形成“負責任的大模型研發和應用”的社會格局，确保基于大模型的智能文明帶給人類的是福祉而非災禍。

作為社會文明範疇的道德、法律和制度等對智能社會的文明化具有重要影響，這種影響表明，智能技術對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并不是像技術決定論所主張的那樣隻是從技術指向社會的單向影響，而是社會與技術之間的雙向互動。可以說，不解決好大模型研發和應用中所遇到的各種“社會問題”，大模型帶來的智能化就不能文明化，大模型就不可能獲得積極的社會評價，就會受到包括廣大用戶在内的技術參與者們的多重制約而難以被社會應用，而這些都表明了技術是由社會建構、在社會中形成的。基于這一視野，要取得技術的特定的社會效果，如要獲取大模型的文明化效果，就必須緻力于大模型的社會建構，調動積極的社會手段來達到這一目标。所以，曆史唯物主義的技術—社會觀主張技術對社會的決定作用，但絕不走向簡單而又極端的技術決定論，而是十分重視社會對技術的建構作用，使技術決定社會和社會建構技術結為相互融合的關系，使“社會是技術中的社會”與“技術是社會中的技術”得以“有機整合”，亦即智能化與文明化的兩化協同，通過發展技術和發展社會的雙重努力來實現智能文明，這無疑是社會有機體的又一呈現向度。

總之，大模型所關聯的文明社會的智能化，隻有與智能社會的文明化相結合，才能完整地集合為一個社會有機體，也才能有整全意義上的智能文明。或者說，智能化代表了先進的生産力形态和先進的生産方式，但智能化必須文明化才能為人類帶來福祉。這種兩化協同的關鍵點，就是既要大力促進在大模型技術上的創新能力，也要不斷提升智能化的社會治理水平，使兩者得到平衡有序的發展。

五、智能社會：技術社會形态的新發展

上面的分析表明，大模型對人類的生産和生活帶來了整體性和系統性的智能化影響，對智能社會的真正起點賦予了明确的含義，使智能社會從一個憧憬性的模糊概念逐漸成為一種現實狀況。大模型的這種社會意義，與曆史唯物主義關于技術社會形态的劃分，可以進行無縫銜接。

技術社會形态是曆史唯物主義考察社會發展及其形态表征的一個特定視角，是一種“以生産力和技術發展水平以及與此相适應的産業結構為标準劃分的社會形态”。它是對以生産關系尤其是生産資料所有制的不同來劃分出“經濟社會形态”的補充，也可将技術社會形态視為經濟社會形态的物質技術基礎，而兩者相結合的表述（如“工業資本主義”“信息資本主義”等），往往既能刻畫該社會形态的生産力性質，也能揭明其經濟制度本質。

技術社會形态的立足點是技術革命帶來的生産力革命以及生産方式革命，然後在此基礎上帶來社會文明形态轉型。技術社會形态的視角體現了曆史唯物主義關于技術和生産力的發展對社會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原則，揭示了在不同的技術社會形态中，人們的生産方式、生活方式、社會結構都會發生相應的變化。通過研究技術社會形态，可以增加我們從長時段把握曆史進程的手段。從底層的技術邏輯上理解社會的必然趨向，成為曆史唯物主義對社會曆史分期的重要視角，并與經濟社會形态的視角有機交融又互有側重、互不取代。

對于人類曆史上已經曆過和正在經曆的技術社會形态，既往共識度較高的概括或劃分是：基于采集和狩獵技術的漁獵社會、基于手工技術的農業社會、基于機器技術的工業社會和基于數字通信技術（以電子計算機和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社會，這是自托夫勒的三次浪潮學說和奈斯比特的信息社會理論以來被普遍認可的區分。基于此，從工業社會進入信息社會後的資本主義，也就有了“信息資本主義”“網絡資本主義”“數字資本主義”等稱謂。

自從人工智能出現并與大數據、雲計算等高度融合發展以來，智能技術對社會的影響不斷加深與增強，各種“颠覆性改變”接踵而至，進一步造就了信息社會的新特征，以至于不少學者将人工智能視為更能體現信息社會本質或表征新的技術社會形态之技術，從而将工業社會以後的技術社會形态稱為“智能社會”，并對人類曆經的技術社會形态進行了相應的劃分：“從技術社會形态的角度進行判斷的話，那麼人類社會大緻經曆了從漁獵社會、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後工業’的智能社會的發展曆程”。因此，标志信息社會來臨的計算機的發明和使用，可以被重新定位為智能社會的醞釀階段：“計算機的發明醞釀了以人工智能替代腦力勞動的第三次工業革命”。

那麼，如何稱謂工業社會以後的技術社會形态即後工業社會？“信息社會”和“智能社會”，哪個概念更能表述“後工業社會”的特征？這涉及對大模型的社會意義的理解或曆史影響的定位。

後工業社會通常指以服務業和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社會經濟結構，它超越了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工業社會。在後工業社會中，信息社會和智能社會的概念是相互交織的。信息社會強調的是信息與通信技術（ICT）在經濟和社會活動中的重要性。在這樣的社會中，信息的創造、處理、存儲和傳播成為社會發展的關鍵，社會各個領域所實現的是初階信息化和自動化——可稱之為“數字化”。智能社會則是在信息社會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通過集成更高級的信息技術，如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鍊等，實現更高級别的信息化和自動化——可稱之為“智能化”。智能社會不僅包括信息的數字化和網絡化，還包括利用智能技術進行決策支持、優化資源配置和服務模式創新等。在這個意義上，智能社會也被視為包含了信息社會。

總體上說，後工業社會既包含信息社會也包含智能社會的特征，兩者對于表述後工業社會的特征并不沖突，體現了随着技術的發展而形成的社會演進。當然，對于這種演進是質變還是量變，目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果将兩類技術（信息技術和智能技術）視為互不涵蓋的基底技術，那麼從信息社會到智能社會就發生了質的跨越，我們就可以将大模型視為從信息社會到智能社會的臨界點。如果基于信息與智能、信息技術與人工智能的一脈相承關系，那麼就可以将先前所指稱的信息社會視為智能社會的初級階段或準備階段，從而将智能社會視為信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是信息社會的一種延伸和深化。由于信息社會的發展趨勢主要體現為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所以智能社會也是信息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或者可以将智能社會視為信息社會的一種高級形态——它在信息社會的基礎上，通過更先進的技術實現了更高水平的自動化即智能化。但如果涉及哪一個概念更适合指代作為工業社會之後新的技術社會形态時，實質性的問題就是兩者間誰涵蓋誰？這又進一步取決于如何看待信息社會的基底技術與智能社會的基底技術之間的包含關系。

從概念的大小從屬關系來看，人工智能無疑被囊括于信息技術之中，智能現象也無疑隸屬于信息範疇，所以智能社會隻能是信息社會的一個階段，信息社會才是更能體現與工業社會相區别的新技術社會形态的稱謂，因為從信息社會的發端處，作為工具技術的機器就發生了質的革命，這就是從由人直接操作的機器改變為由計算機控制的機器，由發動機、工具機和傳動裝置構成的傳統機器系統中增加一個前所未有的部分——控制機，從而使工具發生了本質性的改變。由此，機器的直接控制問題得到解決：通過計算機（作為控制機）發送信息指令去控制工具機進行合乎要求的有序運轉。至于後來的“智能機器系統”的出現，無非是計算機作為控制系統的性能的提高，其功能仍屬于“人工信息控制”或“自動控制”的範疇。另外，“智能機器”中的“智能”也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因為智能通常是指系統在不确定環境下，通過獲取、處理和利用信息（知識）來成功達到目标的能力，而智能機器（人工智能）一旦學會了成功地處理一類問題達成目标時，也會“水漲船高”地提高智能的标準，将那些還不能解決的問題或不能成功地達到的目标視為人工智能研發的方向。所以，現在我們視為具有智能的機器，在将來更高水平的智能機器出現後，往往就不會再認為它具有智能性，正如我們現在評價早期的計算機功能時往往已不再認為它具有智能性一樣。正因如此，計算機一開始就是在模拟人的計算智能，是後來陸續開辟了感知智能、認知智能和行為智能的模拟方向後，才不再将僅能幫助人計算的計算機看作有智能的。在這個意義上，“智能社會”也是一個相對性較強的概念，用它來指稱工業社會以後的技術社會形态，具有較大的不确定性。鑒于此，用信息社會來進行指稱更具優勢。

當然，由于信息的寬泛性，用信息社會來指稱工業社會以後的技術社會形态也存在局限性，即對“機器控制”的核心要義缺乏“畫龍點睛”式的強調，而智能社會恰恰“點”出了這個要義：用類似人的智能進行控制，當這種控制達到較高的水平時，智能機器尤其是人形機器人甚至可能像人一樣行動。鑒于“智能”對“信息”的這種集約化，也鑒于人工智能在信息技術中所居于的關鍵支撐地位，智能社會也可被視為信息社會的實質性表述。在這種表達中，社會的運轉從以一般的“信息”為核心轉變為以“智能”為核心。此時，信息技術的特征通過智能技術得到更精緻的體現，信息社會的當代特征也由智能技術來造就，從而智能社會就成為更能反映信息社會本質的稱謂，由此也可以成為信息社會的代名詞，成為表征信息社會的新概念。所以，在信息技術發展到以人工智能為主導，而人工智能又進一步發展到以大模型為主導的現階段，智能社會或許可以被認為是繼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之後人類社會發展的下一個重大階段，三大技術社會形态的演進就可以概括為“農業社會—工業社會—智能社會”。

結語

随着計算機從簡單的計算智能走向感知智能，再走向認知智能，負載于計算機上的機器智能水平不斷提升。而大模型通過自然語言處理這一人工智能核心能力的突破性進展以及新的生産工具範式的開創，使機器智能的影響力日趨強大，讓人們感到真正的智能社會正在到來。

智能社會是普遍使用智能技術從而在各個領域廣泛實現智能化的社會，人工智能隻有發展到大模型階段的“大智能”才能通過“大應用”和“大參與”來達成這一目标，所以大模型是智能社會成為現實的重要标志。曆史唯物主義的概念框架有助于我們理解大模型關聯智能社會的深遠意義，有助于從“技術/工具革命—生産力革命—生産方式嬗變—文明形态轉型”的整體聯動和系統變革上去把握大模型所造就的技術社會形态新發展。這樣的把握也使曆史唯物主義的視野落地于智能社會及其動态演進，成為曆史唯物主義“走向曆史深處”的當代呈現。

〔本文注釋内容略〕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4年第7期P71—P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