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時代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的邏輯及舉措

2021年11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提出要“防止資本無序擴張”。2021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正确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偉大創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必然會有各種形态的資本，要發揮資本作為生産要素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控制其消極作用。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要支持和引導資本規範健康發展，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在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基礎上，“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為資本設置“紅綠燈”，是新時代重大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命題。理論上，已經實現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兼容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必須對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作出令人信服的全面诠釋；實踐上，全面闡釋資本野蠻生長的危害和為資本設置“紅綠燈”的意義，才能真正界定“兩個毫不動搖”的内涵。

一、資本的本質是一種權力

現代西方經濟學很少讨論資本的内涵問題。資本被泛化為以多種形式存在的個人的私有财産。在西方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資本包括所有生産消費品和服務的手段。包括工廠、倉儲，運輸和分銷設施，以及工具和機械”。根據此類定義及其衍生涵義，資本所有者之所以可以獲得收入，是因資本可以帶來當期或未來的有用性産品。在包括資本在内的各種生産要素的組合過程中，資本家因使用自己的财産而獲得收入，其他要素所有者也因自願交易獲得要素報酬。顯然，這是對資本的一種表象描述，并沒有揭示資本的本質屬性。

在經濟思想史上，資本的概念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随着曆史發展和經濟學的發展動态演進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貨币是資本最一般的形态，按照是否側重于貨币，對資本的理解形成了兩個分支。在亞當·斯密（Adam Smith）之前，經濟學界和商業界對資本的理解基本都集中于貨币，在13世紀—17世紀和更晚近的時間裡，資本的貨币含義一直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在貿易和記賬背景下，資本就是預付貨币或股份。從貨币形式理解資本的看法之所以長期流行，與複式簿記法的興起有直接關系。此後，資本的貨币含義開始淡化，因為資本的表現形式無可避免地擴大到了物質生産性資料（馬克思所講的“不變資本”）以及勞動力（馬克思所講的“可變資本”）等所有的“生産性資源”。由于斯密将工人勞動熟練程度的改進視同工具一樣的固定資本，後世學者甚至将人力資本的起源追溯到斯密。斯密之後的經濟學家，追随者甚衆，比如納索·威廉·西尼爾（Nassau William Senior）、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以及歐根·馮·龐巴維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等，他們對資本的關注都聚焦在“生産更多物品的物品”這一表象上。

關于資本的任何一種定義都不能否認，資本的概念隻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産物。在經濟學家糾纏于資本表現形式的同時，資本的本質被完全忽視了。傑弗裡·M. 霍奇遜 (Geoffrey M. Hodgson) 在考察資本主義本質時就堅持認為，需要考察的是“資本主義”的“資本”，考察的時間起點隻能是18世紀以來世界經濟尤其是西方的爆發性增長。資産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疏漏之處，就在于沒有認識到資本的曆史特性。例如，李嘉圖就試圖強調，資本是一個存在于一切曆史階段的超社會、超曆史的自然範疇，為此，李嘉圖甚至把原始人使用的石塊和木棍都說成資本。馬克思對李嘉圖的上述觀點進行了批判，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曆史社會形态的生産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資本不是物質的和生産出來的生産資料的總和。“資本是已經轉化為資本的生産資料，這種生産資料本身不是資本，就像金和銀本身不是貨币一樣。”黑人就是黑人，隻有在一定條件下，才成為奴隸。同樣，紡紗機就是紡棉花的機器，隻有在一定條件下，才成為資本。

既然資本不直接等于物，而是以物為媒介形成的社會關系，那麼任何形态的資本，其運動過程就應該在特定生産關系的條件下，也就是在經濟主體的社會連接意義上才能得到真正的考察。易言之，生産關系的性質和經濟制度結構不僅支配着資本和資本所有者的行為選擇，也支配着勞動者或其他生産要素以及廣義的财貨及其所有者的行為選擇。資本家隻是資本的人格化代表，其行為不過是資本主義制度結構的表現。“作為資本家，他隻是人格化的資本。他的靈魂就是資本的靈魂。而資本隻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獲取剩餘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産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餘勞動。”

馬克思主義從生産關系和社會制度的角度解釋資本的本質，和資産階級庸俗經濟學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傳統觀點是，産出是生産要素的結果，在私有權的情況下，土地、資本和勞動的擁有者因此而獲得報酬。但是托斯丹·邦德·凡勃倫（Thorstein B. Veblen)也對這種主流觀點表達了不滿，他指出，産出依賴于“知識的結合，而這些知識又源自曆史經驗”，這些知識本身是不可能被個人擁有的産品，它與整個工業共同體的活動有關。他将這些累積的知識稱為“非實質性工業的有利結果”，是共同體過去和現在的經驗的非實質性剩餘（immaterial residue），而且“它們一旦離開共同體生活就不存在，而且普遍隻有在那些共同體持久保持的地方才能夠得到傳播”。凡勃倫晦澀的表述表明，孤立的要素不可能有産出，隻有在社會結構或者他所說的共同體的基礎上才能全面地理解産出，将資本視為孤立的物是錯誤的。

所有制關系必然會采取與其相适應的法權表現形式，即所有權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相互适應構成了資本組織各種生産要素進行生産、交換和獲得剩餘的基本制度結構。因此，在理解資本及其現實運動的時候，引入法律、國家的暴力壟斷等權力因素是必然的。蒂莫西·旺德（Timothy A. Wunder）指出，資本并不意味着擁有财産，而是權力定義的社會關系。如果沒有國家強制力作為保障，資本所有權就無法獲得收入。霍奇遜對資本的定義之所以強調可抵押性，就是因為可抵押性是以法律與國家政治權威為基礎的，這是引出其法律資本主義理論的前提。在霍奇遜的分析中，可抵押性使資本主義的金融體系産生了一種自我裂變式的發展，使财産權利互相關聯，形成了資本主義的其他所有特征——從市場交換到财産權利，從企業組織到雇傭關系，乃至于金融發展，這一切都依賴于資本主義的法律框架。

資本的法權表現形式是比資本的所有制關系更為表象但是也更為彰顯的形式，在這種表現形式上，資本的權力也就自然地更為彰顯。比如，資本是最具流動性的要素，從而在與其他要素“組合”時也是最具主動性的要素。從資本的可抵押性考察，資本和勞動力的區别就在于，資本家的資産可以抵押，但勞動力不可抵押。這給了我們一個理解資本主義不平等問題的直接視角：資本主義社會的收入不平等之所以不可避免，當然不是資本收益率和勞動收入增長率的表面關系，而是源于資本和勞動力的權力的内在的不平等。

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中的資本代表了一種特定的社會關系和權力支配關系（與之對應的是依賴關系），這種支配關系是全方位的：作為天生的平等派，要求等量回報的資本天然地需要通過各種形态和多種途徑參與經濟活動，但是勞動力不論在不同企業、部門如何流動，都必須和這些資本結成雇傭勞動關系；由于所有權和使用權在主體上的可分性，資本具有多種剩餘索取的權力途徑；為了促使資本積極參與經濟活動，現代經濟組織的制度創新之一，就是有限責任制；為了更快地驅動資本集中，各種制度、法律和市場被創造出來，以使資本可以在更廣泛的時空範圍和更大的規模上支配更多的生産要素。不可否認的是，微觀層次上資本的這種超常權力，也使資本成為驅動經濟增長作用最顯著、最具活力的要素。為此，資本的權力屬性也常常被深深掩藏在“風險”“節欲”等所謂成本的面紗下。這種在微觀、具體經濟活動中無所不在的權力，使作為一個整體的資本在社會結構和政治秩序的變遷過程中取得了一種不僅可以支配和影響社會經濟生活，還可以影響和滲透社會結構和政治秩序的權力。這就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産關系和經濟基礎上的整體性和階級性的資本的權力。

整體性和階級性的資本的權力主導并影響着政治秩序、社會結構和經濟活動的變遷。在曆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框架裡，經濟活動創造、實現和分配的财富影響着社會階級和階層的形成及其關系，這種政治秩序反過來又會影響經濟活動。在這裡，社會結構表現為社會整體運動的媒介和傳導機制，其中經濟活動是決定性的因素。作為經濟活動和政治秩序的行為主體，社會參與者的初始分布，也即某一時點上的社會結構，就意味着社會成員接觸經濟和政治資源，獲取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機會、能力乃至于意願。藉由經濟活動的分配效應，社會結構就會進一步産生變化，無論相較于初始分布是分化還是固化，這進而又會影響社會成員獲取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意願、能力和機會以及結果。在經濟活動和政治秩序的變遷過程中，圍繞着經濟利益、經濟資源和政治權利的分布，社會行動者的相對地位和群體數量也随之發生改變。由于資本在經濟活動中的強大支配權力，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社會結構和政治秩序的型構，很大程度上就取決于如何把握、控制作為整體的資本權力。例如，莊園種植經濟對應的社會結構就是大農業資本家與農民，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權力仍然是大農業資本家把持，這種政治秩序對應的經濟活動就仍然是莊園種植經濟。這種特殊資本集團控制政治秩序進而控制經濟剩餘分配的邏輯，不僅體現在菲律賓、阿根廷這種大土地所有者支配的發展中國家，也體現在财閥主宰的日韓、華爾街支配選舉的北美。國家政權即公共權力一旦被代表特殊資本集團的執政者所掌握，就必然淪為其牟取特殊利益的工具，由此使公權力具有了階級性。正因如此，經濟基礎中擁有經濟權力的權勢集團必然争奪公權力，為自身牟取利益。

總之，資本權力對社會生活的支配，通過每一個工作崗位、每一個消費品、每一個廣告推送等，都可以影響社會成員的思想情感、娛樂時間、個人信息、社交關系，并通過這些因素重塑社會成員的偏好，甚至在違背對方利益的前提下“重塑欲望和偏好”。作為權力的資本，在社會結構和政治秩序上具有支配性的統治力。要駕馭整體性的資本權力，必須在微觀層面上設置“紅綠燈”，使其在釋放積極創新效用的同時，避免對社會的整體腐蝕和破壞。

二、數字經濟時代為資本設置“紅綠燈”的必要性

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是以對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曆史趨勢的認識為前提的。改革開放以來，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對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如何利用資本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力等問題，政治經濟學始終在積極探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與實踐，表明了我們對資本的作用、特性和功能的認識在不斷深化和發展。

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兩個毫不動搖”的前提下，對資本的把握和駕馭，最直接的切入點當然是針對其運行規律和法權形式加以規範。2022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正确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學術界也展開了熱烈的讨論。讨論的焦點問題之一是如何界定有序和無序。設置“紅綠燈”的目的是讓資本在規則下有所為有所不為，完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加強源頭治理和行業監管，強化市場監管和反壟斷、反不正當競争規制，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這些措施本身是經濟治理制度化、法治化的體現。因此，從最基本的意義上講，“紅綠燈”的設置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紅燈”為了規範，“綠燈”是為了發揮資本作為生産要素的積極作用。

如何界定資本擴張的有序和無序，理論上不能僅從“序”的字面含義去理解，而在于如何把握“有”和“無”。有序和無序，不足以描述資本運動的表象，其背後的含義應該是關于資本權力及其體系是否有利于中國經濟社會的健康、穩定發展。現實中的資本可以采取多種形态，除了有形的資本貨物之外，還可以表現為債權、股權、投資基金等形态，多種形态之間的切換使資本具有了其他生産要素不具備的強勁活力和極高的流動性。資本的有序或無序擴張，不在于資本在形态上或要素層面上的變化，而在于資本所有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其法制規範下的實際運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本質，整體上的要求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包含的法治基礎、經濟倫理等方面的一次全方位自查，從而更好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高國家經濟治理的制度效能。特别是在當下數字經濟興起的新發展階段，認識資本特性和行為規律，設置資本擴張的紅綠燈，以應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新挑戰，就更具有緊迫性、必要性。

當前，在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等逆全球化暗潮湧動的情況下，圍繞着數字技術的競争日趨白熱化，這種競争不僅對國際競争力，也對國内穩定安全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中國作為數字經濟大國，如何引導數字經濟健康穩定發展至關重要。而數字技術疊代較快，在金融資本推動下，具有很強的波動性，不僅對經濟穩定，而且對社會穩定的沖擊都需要有前瞻性的應對機制。

按照新熊彼特學派的技術革命浪潮階段理論，一種技術-經濟範式的完全展開将遵循一個不變的序列：技術革命爆發，進入動蕩導入期，金融泡沫崩潰結束導入期；開始以監管金融為特點并為拓展期創造條件的制度重組期，繼而進入健康、持續和普遍的增長期，持續到成熟直至衰竭期。導入期的金融資本主導以及資本非理性地投資于新技術，必然造成過度投資和金融泡沫，并最終引發一場金融危機。新熊彼特學派一直認為，雖然金融危機有強烈的破壞性，但它奠定了新技術-經濟範式所必需的新基礎設施，因此金融危機在每一次技術浪潮的初期階段都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發揮着桑巴特和熊彼特意義上的“創造性破壞飓風”（gale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的作用。但由于數字技術疊代的短周期特征，這種波動更為頻繁和無規律，且随着經濟生活的普遍金融化，這種炒作概念、誘導投機的金融活動不僅難以留下“新技術-經濟範式所必需的新基礎設施”，而且會對企業的生産性投資構成一種分流和抑制：一方面，企業可以通過參股金融機構、并購或管理層收購等活動實現盈利；另一方面，金融化的非金融行業公司也必須在金融市場上持有相當規模的投機頭寸，保持流動性以應對金融市場的不确定性，這種額外的流動性需求客觀上減少了企業可以投入新技術、新設備和研發的自有資金。

作為一種不同于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的新型經濟形态，數字經濟既具有很強的創造效應，也具有很強的破壞效應。尤其是在數字技術滲透、改造原有經濟形态的過程中，會對傳統經濟形态下的就業規模、就業結構帶來較強的沖擊。以美國為例，作為一種腦力勞動的替代和自動化的升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廣泛使用已經導緻美國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和收入分配出現了極化現象。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就業結構和不同行業的技能溢價的考察表明,這種極化主要表現為：依賴于人的創造性和人際互動的高技能工作與不可化約為機器操作的低技能工作兩者的就業份額上升，與此同時，常規性體力、腦力勞動日益減少；而高低技能行業之間的技能溢價也在長期内保持着較高的比值。常規性體力、腦力勞動的日益減少，體現了資本對此類工作的“成功去技能化”，随着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過去因為無法實現對高度依賴于認知、互動和創造的高技能工作的去技能化,資本對此類勞動不得不妥協，這樣的腦力勞動，如程序設計等，也正面臨着被替代和去技能化的風險。這種極化現象在美國的産生，固然與美國經濟的自由化、金融化密切相關，但也與數字技術本身的屬性有關。因為數字技術是一種技能偏向性的技術進步，它必然會替代常規的操作性勞動使勞動者之間形成就業和收入分配的極化現象。

與此同時，在數字平台成為生産組織的主導形式之後，平台資本家可以通過廣泛連接生産商、供應商、勞動者等多類型經濟主體，在不受時間和空間約束的條件下配置資源，驅動勞動。這固然提供了靈活性和便利性，但也使得勞動者的工作更具不穩定性，缺乏必要的勞動時間、安全等保障機制。不僅如此，由于數字經濟存在典型的數據競賽特征，率先壟斷數據、突破數據最低有效規模的企業，邊際成本将迅速下降甚至趨于零，易于形成市場壟斷；使數字經濟領域不可避免地出現“創新成功之後抑制後續創新”的現象。數據表明，2008年以來，與美國科研投入、研究人員數量和專利數量不斷上升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率和經濟增速的不斷下降，這種被美國學界稱為“低垂的果實”的現象，并不全然是科技創新的必然規律，也是在自由化和金融化加持下，數字技術具有的規模效應、網絡效應和正反饋效應被放大的結果。在中國發展數字經濟的過程中，同樣要警惕數字技術本身的這類破壞性效應。如何通過适宜的制度供給，在激勵數字技術領域創新活力的同時，使數字經濟紅利得到更大範圍的共享，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面對的重大課題。

三、結合高質量發展的内在要求把握資本的特性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中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的目标和要求提出之際，正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增長動力轉換的節點時期，其全面推進和實施，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大背景相伴随，在内容、目标和途徑上，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高度契合。如何回應新時代發展道路上的新挑戰，是高質量發展必須面臨的長期課題。

高質量經濟活動的培育、發展和持續，是經濟意義上同時也是社會意義上的“創造性破壞”和“破壞性創造”并存的過程，它既需要科學技術的發展與進步，也需要各種制度保障體系的雙重支持。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激勵、引導資本朝向具有長期技術外溢性、有助于構建富有競争力的現代化産業體系的方向去發展。資本脫實向虛、通過各種有形或無形的壁壘牟取壟斷租金的社會，資本強化食利者階層的社會，是無法孕育和發展高質量經濟活動的。因為資本的動機隻取決于利潤預期，如果存在更高的投機利潤，生産性資本也會脫離對生産性活動的再投資。威廉·拉讓尼克（William Lazonick）等人的研究表明，美國的新舊經濟模式的關鍵分野，就在于新自由主義之後經濟活動主要受金融資本而非生産資本支配。而泰勒·考恩（Tyler Cowen）也指出，美國社會的創新經常是為經濟和政治特權集團服務，利益集團通過遊說活動從政府獲取大量資源，尋求知識産權法規的過分保護，其産品的價值來自其排他性或者身份屬性,創新更多是針對“再分配”類型的産品，而不是面向有“實用價值”的産品。盧荻也認為，曆史上資本主義“黃金時代模式”的基礎，主要是社會-政治上的社會民主主義導向；但在新自由主義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社會體制下，民主主義基本上被排除在經濟領域之外，不僅不能系統地滲透進企業的決策和管理，甚至不能有效地決定、控制、監管政府的經濟職能，而這種系統化的排除民主主義的安排，正是黃金時代最終難以為繼的最根本原因。

在邁向中高收入階段，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正處于經濟增長動力切換的關鍵時期，如果不能引導社會大量閑置資本脫虛向實、朝向更具有長期增長前景的創新領域投資和積累，增長動力切換、供給側改革就會面臨極大困難。對于經濟發展模式轉換，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而言，需要的是長期、艱難的“資本換道”，對于已經形成“快錢”積累模式的資本而言，則會通過作為權力的資本和作為資本的權力，在微觀層次和宏觀層次上抗拒這種“換道”，并試圖在傳統的低成本、外向型、投資型等積累模式中繼續深耕。然而，從約束條件的變化和中國高質量發展的長遠目标看，這種積累模式必須被打破。

在現階段，依靠低成本嵌入國際大循環的積累模式不僅無法繼續提供發展動力，而且過度依賴外部循環還帶來了其他的風險，比如加劇經濟波動性，形成對内需的擠壓效應等。近年來，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乏力導緻了其國内市場需求增長緩慢，進而導緻中國産品的外部需求失速，同時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圍剿，制約了中國獲取芯片等高級生産要素的能力。從制度-技術雙重因素變化趨勢考察，在較長一段時間裡，“慢球化”（slowbalisation）仍将延續，制度的“去能”必然收縮全球價值鍊。中國國内生産總值（以下簡稱GDP）的外貿依存度從2007年達到峰值66.2%之後，已經長期處于下降通道内。

與此同時，從投資驅動來看，中國資本形成總額占比在2009年之後開始步入上升通道，在2010年—2011年達到46.6%以上，資本形成總額對于GDP的貢獻率在2009年曾經高達85.3%，2010年和2011年也達到了63.4%和41.1%，2013年達到了53.1%。但這種投資在結構上主要表現為2008年以後以房地産為特征的投資驅動和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特征的财政投資。但這兩類投資都存在不可持續的特征。

第一，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城鎮居民家庭資産負債調查課題組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城鎮居民家庭住房擁有率達到96%；城鎮居民家庭的實物資産中，74.2%為住房資産，戶均住房資産187.8萬元。居民住房資産占家庭總資産的比重為59.1%。和美國相比，中國居民家庭住房資産比重偏高，高于美國居民家庭28.5個百分點，居民負債76%來自房貸。家庭債務對消費的擠出效應已經持續多年，高房價造成居民生活成本上升，房貸負擔已經嚴重擠占其他消費，同時也成為年輕家庭不敢生二胎的重要原因，在中長期形成對勞動力供應的嚴重束縛。

第二，從房地産和基建的投資驅動績效看，這種領域的投資驅動在投資回報率上也難以持續。相關研究表明，2008年—2020年的增量投資資本産出比率(以下縮寫為ICOR)的指标（以總投資占GDP的百分比和GDP年增長率的比率）看，ICOR逐步趨于高位。據定義，ICOR越高，單位GDP增加量所需固定資本越多，即投資效益越低。這同樣意味着，投資驅動型增長不再是中國實現可持續經濟增長的可行機制。

第三，根據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全球債務數據庫的數據，2020年，全球債務上升了28個百分點，已達到全球GDP的256%。其中，政府債務增量占到了全球債務增量的一半有餘，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躍升至創紀錄的99%，公共債務占全球債務總額的近40%，這是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高占比。其中，發達經濟體的債務增長尤其顯著，其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從2007年的70%左右上升至2020年的124%，雖然公共債務增長迅速，但各國的債務狀況存在顯著差異。在2020年激增的28萬億美元債務中，發達經濟體和中國占到了90%以上。2020年，發達經濟體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上升了19個百分點，與2008年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兩年的增幅相當。而僅中國一國就占到了全球債務激增量的26%。新興市場（不包括中國）和低收入國家隻占全球債務增長的一小部分，二者分别約為1萬億至1.2萬億美元，主要源于公共債務的增加。

因此，從經濟增長的趨勢和動力看，中國的GDP總量以及占世界GDP的百分比有所上升，但增長率在下降，投資總量規模在上升，但邊際資本産出比在下降，與此同時，政府債務占GDP比值和進出口占GDP比值呈現一升一降的發展态勢。這意味着，一方面出口拉動乏力，另一方面債務驅動的投資難以持續，因此，中國必須通過供給側改革，尋求新的發展動力。

四、推動數字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

“資本無序擴張”在一段時間往往被市場解讀為曾經瘋狂擴張的互聯網企業的代名詞（這并不是說，其他行業和領域就不存在資本無序擴張的現象），這主要是因為，由于數字技術具有廣泛連接的特征，對商業模式、産業特征的影響廣泛而深遠，在重構業态、創新産品等方面有着極為迅速的發展速度，與此同時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新的問題和一些制度監管上的滞後。一些新興的數字技術産品、新型的商業組織形式，在全球範圍内展現出巨大發展潛力的同時也帶來了監管上的挑戰。例如，比特币、以太坊等虛拟貨币，其去中心化、匿名性等特點使其迅速成為投資者和交易者的熱土，但也導緻了一系列問題，如洗錢、非法集資等。區塊鍊技術在供應鍊管理、數據共享等領域的應用也日益廣泛，但如何确保數據安全、防止信息濫用等問題同樣亟待解決。數字技術與金融的結合更是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通過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金融機構能夠更準确地評估風險，幫助決策，提高金融服務的普惠性和便捷性。然而，這種結合也加速了金融衍生品的快速發展，使得金融市場的複雜性進一步增加。由于衍生品的杠杆效應和高風險性，一旦市場出現波動，就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對整個金融體系造成沖擊。此外，一些中介性平台企業為追求高額利潤，排擠競争對手，榨取消費者剩餘，出現了“二選一”等亂象，一些内容型平台對其内容真實性、合法性無法實施有效監管，出現了内容導向不良、虛假信息傳播等問題。目前，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地區，都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系統的監管政策和法律機制來有效管理這些新興行業。但從規範市場的角度而言，當然有必要對這種亂象進行監管。

在對數字經濟亂象進行有效監管的同時，也要為其設置“綠燈”，引導其朝向更健康的方向發展。從現實發展看，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已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但在中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過程中，存在明顯的基礎層弱、應用層強、生活服務業強、生産性服務業和制造業弱的結構性失衡。從技術分布上看，核心技術缺乏、重應用輕基礎的特征明顯。以人工智能（以下簡稱AI）為例，科技部發布的《中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20》指出，當前AI在技術層呈現中美競争格局，中國在應用層專利領先，但在AI基礎技術及工具的研發方面，中國仍然相對落後，AI基礎技術的核心力量掌握在美國的手中。從産業分布上看，2020年，中國服務業、工業、農業中的數字經濟占行業增加值比重分别為40.7%、21.0%和8.9%。工業和農業數字經濟占比明顯低于服務業。中國數字經濟巨頭如阿裡、騰訊、字節跳動等，其主營業務主要集中于服務業，尤其是生活服務業，即消費互聯網。相比之下，北美15大互聯網公司中，消費互聯網和産業互聯網的企業數量基本相當，呈現齊頭并進的發展态勢；而在制造領域，無論是芯片、存儲器等數字産業化部門，還是先進數字制造技術在制造業中的使用，如協同機器人、工業互聯網等，中國也都與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差距。根據有關數據，2020年中國公有雲（Public Cloud）市場規模為194億美元，僅占全球的6.5%，中國在線軟件（Software-as-a-Service，簡稱SaaS）市場規模僅占全球的2%。

因此，從長遠來看，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必須改變這種單純依靠人口規模和應用場景的消費互聯網成長模式，向更為複雜、更需要創新投入的産業互聯網發展。這種發展方向的“綠燈”的設置，同樣也十分必要。

五、結語

相較于以資本為中心的西方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屬性，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之所以不同于西方道路的标志之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然超越或“揚棄”西方資本主義，其發展過程不是徹底否定或抛棄資本，而是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引導、駕馭資本，使之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曆史地看，能否駕馭好資本，既要在微觀層面上把資本逐利的貪婪性限制在法治的軌道内，又要在宏觀層面上把握作為整體的、階級的資本對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影響。在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國家在啟動、推進和維系高質量經濟活動，推動經濟、社會、政治良性發展過程中的關鍵的、積極的作用。國家不僅是推動者和組織者，也是打破利益集團阻礙、引導社會資源導向高質量生産性活動的積極行動者。在這個過程中，對資本及其運行規律的認識、把握、管控是一件雖任重道遠但必須完善的任務。

（作者簡介：楊虎濤，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方敏，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