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理論自覺、話語創新與問題應對

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理論自覺、話語創新與問題應對

張志洲

盡管“話語權”概念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随着中國學者對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福柯思想的引介而進入中國，但“國際話語權”卻是近十多年來才興起的一個新詞，而它的流行也與中國對國際話語權的重視有關。事實上，中國正是國際話語權概念的發源地。目前可以查找到的公開資料顯示，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于2006年11月14日在中國文聯第八屆全國委員會、中國作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全體會議上首次使用了“國際話語權”一詞。他講道：“要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要加強與國際文學藝術組織的聯系，争取國際話語權，維護國家利益。”此後，不僅國際話語權迅速成為一個熱詞，而且從話語權角度來理解國際關系中的國家行為和權力關系，在中國已成為一種常見的思維方式。如今，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已經成為中國對外政策尤其是外宣政策和行為的一大重要訴求。那麼，在中國仍然面臨“西強我弱”的國際話語權總體格局下，如何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呢？從根本上說，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需要理論自覺、話語創新以及在具體問題上積極有效的話語應對能力建設。這三者是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應努力的基本方向。

一、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需要理論自覺

我們所生活的世界首先是一個由物質構成的客觀世界，但如何理解世界，卻依賴于人的觀念和認知，而觀念與認知的系統化與邏輯化就會形成理論。在古代，由于認知的局限，人們普遍從宗教和神話的角度理解世界。近現代以來，自然科學的發展不斷揭開了人們觀念和認知中的神秘面紗，這就是馬克斯·韋伯所言的理性對于世界的“祛魅”作用。如果一種主導性的理論跟政治統治、宗教信仰、世俗權力結構和利益分配挂鈎，那麼動搖這種理論就會導緻原有的社會統治權力、宗教信仰、階級結構和利益關系等發生改變甚至垮塌。就像歐洲曆史上著名的“地心說”被“日心說”取代所揭示的那樣，理論的話語權之争，就意味着合法性之争和評判标準之争。經過幾個世紀科學革命的演化，如今在自然科學領域的理論範式構建與成果評判方面，已經基本形成了比較一緻的認知規則，然而，在對于人類社會的認知，特别是涉及政治制度與政策合法性、國際規則的評判标準、國際權力結構和利益分配、意識形态與價值信仰等涉及國家根本的方面，不同的理論解釋往往大相徑庭。因此，國際體系中每一個重要的國家都希望把理論的主導權掌握在自己手裡。

然而，即使是對同一事物的不同解釋，由于構成理論的概念、邏輯、範式以及作為外在要素的社會基礎及其生産國的國際地位等存在差異，理論之間也會有強勢與弱勢之分，由此也會有理論強勢國家和理論弱勢國家之别。從話語權比較的視角來說，理論強勢國家通常就是擁有強勢國際話語權的國家，理論弱勢國家則處于國際話語權相對弱勢的地位。由于近代以來的先發優勢，西方國家不僅在自然科學領域，而且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與構建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其中一些理論經過廣泛傳播，基本上實現了“普世化”，成為世界學術界、理論界的“共有知識”。現如今，西方的理論生産之所以能源源不斷，主要推動力來源于西方的現代大學制度、科學研究制度、論文發表制度和智庫參與制度等。從學科的角度來說，近現代大學和研究機構中的學科體系及其知識理論，很大一部分起源于西方。西方在這些學科的知識和理論生産，由于其先發優勢以及國家強勢地位的加持，往往成為發展中國家學習的對象。西方知識與理論的傳播和擴散過程，也是其強勢國際話語權形成的過程。

作為現代西方文明的代表性國家，美國的知識和理論生産以及與之相關聯的意識形态生産最為發達，總體而言其也擁有最強勢的國際話語權。美國霸權是硬實力和軟實力相融合的複合體，既是經濟、軍事等物質力量上的霸權，也是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上的霸權，但從根本上來說是知識和理論生産上的霸權。換一個角度說，中國要想獲得與自己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或者改變在國際話語權總體格局中“西強我弱”“美強中弱”的狀況，必須在知識和理論生産上追趕西方甚至超越美國。

在自然科學領域，知識和理論的科學性質不會因人而異、因國家而異；但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許多學科的理論往往帶有文明、民族和國家特性。起源于西方的理論往往是從西方特定地方經驗、社會發展特殊曆程中總結出來以回答其所遇到的問題的，也往往體現着理論創造者的個人意識形态偏向與價值觀認同、觀察與看待問題的哲學方法、前期知識儲備以及利益關系。這些基于西方地方性經驗和理論家個人性經驗的理論，自近現代以來被當做“普世性”的“共有知識”傳播，形成普遍性的“先入之見”，無形中給非西方的學術思想與知識限定了框架，必然造成對非西方經驗的忽視和理論生産的抑制。非西方國家很難掌握自主的理論生産和解釋權，大多隻能依賴西方的強勢理論和優勢話語來解釋人類社會的各種問題，包括自身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外交政策與國際行為的正當性、意識形态和價值觀的合理性以及利益的正當性等。在涉及政治制度、外交政策、價值觀念、國家利益等方面的規則與評判标準時，如果隻以西方理論為理論或者隻以西方理論來解釋自身的政策行為與社會問題，就等于放棄了理論解釋上的自主性，其結果可能是造成合法性的流失、合理性的歪曲與正當性的颠倒，也容易将國家帶到邪路上去，甚至造成非西方國家成為某些帶有嚴重偏見的、片面性理論的擁趸。這就是某些西方理論帶來的“話語陷阱”。

如果隻以西方理論為理論，隻以西方标準為标準，那麼中國千百年來的知識和文明傳統、思想和理論成就、治理國家和社會的經驗和制度，都會成為缺乏所謂正當性、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另類”。諸如“中國沒有科學”“中國沒有哲學”“中國沒有人權思想”“中國沒有民主觀念”“儒家倫理缺乏資本主義精神”等錯誤觀點都源于西方，這些觀點引發了中國許多學者的制度自卑心理、文化自卑心理和“知識焦慮”。百餘年前，中國知識群體中甚至出現了“廢除漢字”的聲音，一些知識分子把近代中國落後、挨打的原因怪罪于中國使用方塊字，試圖把中國文字改為與西方一樣的表音文字。冷戰時期就已經形成的“民主和平論”“霸權穩定論”等，以及冷戰結束後一些對中國具有較大沖擊力的西方理論，如薩缪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弗蘭西斯·福山的“曆史終結論”、約翰·米爾斯海默的“大國政治悲劇論”、格雷厄姆·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論”等，都是以學術的面目出現的話語陷阱。它們雖然不像媒體口中的“中國威脅論”那樣簡單粗暴，卻無不将中國的文明與文化傳統、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當做“另類”來審視和批判，用其所謂的理論诋毀中國的社會穩定性、制度合法性、政策合理性和利益正當性。近年來，西方以己度人提出的所謂“國強必霸論”、針對“一帶一路”倡議打造的“新馬歇爾計劃論”“債務陷阱論”“在非洲搞新殖民主義論”，以及針對孔子學院提出的“文化滲透論”等，都具有強大的話語殺傷力。概言之，如果任由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那麼中國就會被解釋得面目全非。

恩格斯指出：“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引用了此語，并進一步指出：“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複興，也同樣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擁有與自身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應有之義，要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我們首先需要的就是理論自覺。理論自覺也是理論自信的前提。那麼，何為理論自覺？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理論自覺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準确把握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要意義，認識到中國5000多年文明的獨特性，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善于從中汲取理論養料，并能促進傳統的現代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在與世界各文明交流中不亢不卑，在理論研究與構建中能夠體現“中國性”。

其二，能夠比較明确地認識到當今中國所處的曆史階段以及中國在世界中的身份和目标訴求。從曆史比較縱軸與國際比較橫軸相結合的視角定位當今的中國，在理論研究與構建中體現“中國身份”。

其三，認識到中國是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超大型國家的現實，全面把握“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結構、中國人的國民特性、近現代的曆史際遇、改革開放後的偉大實踐以及廣袤複雜地理生态帶來的影響。清楚地分辨主流與枝節，使理論不脫離中國現實，清醒地認識外來理論的适用性，不生搬硬套他國理論，不照搬西方的“地方性經驗”且不以之作為衡量中國的标準。

其四，既善于辨識不同理論的質量與價值，勇于學習和汲取世界各國理論家和學者的優秀理論成果，也敏銳探查西方那些涉及中國、針對中國的理論背後的意識形态傾向、價值内核與深層意圖。注重理論原創性和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研究中的中國貢獻，對解釋中國持有自主意識，對于歪曲抹黑中國的理論學說能夠作出基于學理的回應和批駁，做到傳播中國的理論思想與争取世道人心兩不誤。

其五，辯證地看待政治與學術、政策研究與學術研究。争取使中國的理論研究能夠在世界學術理論譜系和知識譜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自我封閉，不自說自話，既不因政治偏廢理論的學術邏輯，也不回避學術中涉及的政治問題，在理論研究中樹立國際話語權競争意識，警惕“話語陷阱”，破除西方中心主義，深刻認識到在當今所處的時代，中國的理論家和學者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所應擔負起的理論研究、構建和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的責任。

總而言之，正如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所指明的：“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産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産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構建和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正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曆史使命。

二、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需要話語創新

從話語本身的角度來說，增強國際話語權，說到底是話語的生産與傳播兩個方面的問題。若沒有有效的傳播，再好的話語也難以被人接觸到進而被認同，隻有獲得認同才能使話語轉化為權力。傳播的是什麼樣的話語，是人們是否願意認同的關鍵，因此話語的生産是一個更具有根本性的問題，這就提出了對“話語質量”的要求。要提升話語質量，必須在話語創新上下功夫。如果缺乏創新、生動和吸引人的話語，如果表達陳舊，落入俗套，言之無物，那麼即使在對外宣傳和交流傳播上費盡力氣，也難以獲得廣泛認同，最終導緻“傳開卻沒人信”。事實上，中共中央對于話語生産的質量創新和擴大宣傳是同時強調的。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要精心做好對外宣傳工作，創新對外宣傳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其實，新中國成立以來，在話語創新方面有豐厚的曆史經驗值得總結，也有一些“詞不達意”的話語案例可以吸取教訓。總體來看，新中國涉及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社會等各領域的話語一直在演變，演變雖然不等同于創新，但從中可以找到不斷創新的主線索。例如，對外關系領域就存在很典型的外交話語創新發展曆程，從“一邊倒”到“改革開放”，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三個世界”的劃分，從“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到“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從“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到“中國在聯合國的一票永遠屬于發展中國家”，從“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到“新型大國關系”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對美外交從“重中之重”到“寬廣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發展、共同繁榮”；對周邊國家外交從“求同存異”到“親誠惠容”；如此等等，不勝枚舉。這些話語都通俗易懂，清楚地表達了不同時期中國外交的立場、原則、方針、政策，為中國赢得了影響力、認同度和話語權。當然，也有一些外交話語的提出，或未能回應外來關切，或表達時機尚不成熟，或時過境遷，體現為“詞不達意”的結果，以緻認同度較低，難以增強話語權。從修辭學角度來說，話語表達的方式不同，傳遞的内容信息及其反映出的看問題的邏輯和思維方式是不同的。創新的話語能更好地獲得認同，話語本身不僅是政策以語言形式的表達，它也會反過來在一定程度上帶動政策的演變。通過對過去各方面話語演變的梳理，可以總結話語創新的經驗和教訓，找出話語與國際環境壓力、政策闡釋與理念表達之間的互動關系和規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盡管當今“西強我弱”“美強中弱”的國際話語權總體格局的形成有多種原因，而且西方話語背後的意識形态往往難以令人認同，但是不得不承認，在作為話語構成第一要素的詞語方面，西方具有很強的“創新”能力。換句話說，西方國家首先有巨大的造詞能力，加上善于使用對比的方式來強化其“普世化”的意識形态，如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抽象人性論和現實主義利益觀等，從而能夠形成巨大的影響力。例如，當中國以美國人發明的“軟實力”概念為認知基礎，推進海外漢語教育機構孔子學院的運行時，西方卻專門炮制了“銳實力”一詞來抹黑中國的軟實力建設。此外，諸如把“中國夢”污蔑為“中國噩夢”，把中國的網絡信息污蔑為“虛假信息”，以及在新冠疫情暴發後将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或“武漢病毒”等污名化手段，都非常簡單粗暴且攻擊性很大，給中國帶來了較為負面的影響。從鬥争性和制造殺傷力的角度看，這一類造詞往往非常狠毒地實行“定點精準打擊”。但換個角度來說，它們也為中國的話語創新提供了一點啟示，即要加強造詞能力。話語權其實可以分為話語性話語權和非話語性話語權。非話語性話語權指的是并非直接使用話語，而是由于話語環境、權力結構、身份地位、對問題的既有認知等因素獲得的話語權。在很多情況下，某些國家或個人獲得話語權并非因為其話語質量高，而是由于話語性要素之外的權力、地位以及社會普遍認知環境等原因。話語性話語權則是直接通過話語表達獲得的話語權。話語性話語權所依賴的話語創新，大緻相當于打造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進一步細分，除了造詞之外，還涉及叙事方式。西方國家強大的話語性話語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造詞能力與叙事方式的結合。

那麼西方的叙事方式有什麼特點呢？一般而言，西方媒體的叙事方式包括：以小見大，注重個人叙事，以論述個人的方式解構宏大叙事；鮮明的對比，将内心中要抹黑貶斥的一方置于一個極其不利的位置，将其認同的一方置于凸顯的位置，在給人以強烈的視角沖擊後誘導人們做出選擇；叙事盡量标榜客觀性和證據充足，但其背後往往隐藏着很深的意識形态偏見；在涉及政治事件的叙事中，以直接評論或講故事的方式講述其不喜歡的國家和制度如何“違背”自由、民主、正義、法治、國際規則之類的“普世價值”，引導“價值辨别”和進行“洗腦”；等等。與西方媒體通常的叙事方式不同，西方學術話語的叙事方式，有很強的“理性”色彩，自陳其話語基于“曆史的經驗”“科學的方法”“充分的數據”和“證僞的思維”。但是，叙事方式本身改變不了其事實上的意識形态偏見和話語陷阱的性質。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所需要的話語創新，當然不是要照搬西方話語内嵌的意識形态偏見和設置話語陷阱的叙事方式，隻是必須認識到，修辭與邏輯本身就像一套工具，西方理論家和學者可以采用，中國理論家和學者同樣可以借鑒與采用。

理性思維是西方自古希臘以來的思維特色，“理性”“邏各斯”“修辭”“詭辯術”這些概念本來就起源于西方，所以西方理論家和學者在叙事中帶有這些特色不足為奇。但是，這并不是說他們不會使用叙事的情感模式。恰恰相反，西方理論家和學者也非常善于動用情感。情感模式的常用叙事，就是激起人類的共情心理，例如通過渲染弱勢者的權利受到侵害、正當利益得不到保障、正義被強權壓制等叙事方式，使人産生同情心和憐憫心，或者通過叙述“違背常理”的事件傳達價值觀念上的偏好或厭惡，達到“人性化”的情感共鳴，甚至以戲劇化的方式賺取讀者和觀衆的眼淚，并由此赢得話語權。這種叙事的情感模式，較多地表現在對他國政府的人權政策的批評上，以及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認同上，有時也故意對國家之間客觀存在的實力差距作出“恃強淩弱”的曲解。美國對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南海仲裁案”，就是進行了這樣的情感誘導性解讀。

為了阻礙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西方主流媒體以及某些學術著述，通過特殊的叙述方式，包括标榜“客觀理性”和争取情感認同，将所要傳達的觀點和意識形态偏見包裝起來，生産出一系列的話語。這給我們在話語創新上的啟示是：要運用好人性化的叙事模式，除了以理服人，還要以情動人。其實，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也是中國傳統叙述方式，如今為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要重新思考如何在政治性叙事中結合運用理性模式和情感模式。以前在關于國際話語權競争的研究中，學者們論述的重點是“說理”，需要強調的是，也不能忽視話語創新中的情感傳遞問題。

要想實現源源不斷的話語創新，就要有取之不盡的思想與文化資源。對于中國來說，先秦諸子百家學說，及其後儒釋道“三位一體”的中華文明之中蘊含着超越時代的、豐富的人類精神财富：如“天下大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兼愛非攻”的和平主義，“推己及人”的理解原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改革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多樣性和包容性主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文化自信，“治國平天下”的道義擔當，“綏天下”的共享精神，等等。文化自信會給話語創新帶來動力，經典著作和民間文化也會提供可使用的多類型話語生産資源，曆經5000多年風雨的中華文明在總體上超越了西方的“理性自私”哲學，在道義上也占有優勢。有了這樣的文化精神實質，中國的話語創新就會更上一層樓。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僅在理論、思想和話語上，也在思維方法上，為我們認知21世紀的世界問題、定位中國的國際身份和發展方向提供了指引和借鑒。特别是到了新時代，“中西馬”的融通賦予了話語創新以新的動力和話語資源。當然，許多傳統的話語需要經過現代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應用于中西方的話語博弈，成為增強中國話語權的有效資源。

三、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需要做好具體問題的話語應對

如今中國國際話語權不足的問題，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國家整體層面，二是具體問題層面，有時候二者又相互交織。從根本上說，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是要解決國際話語權格局上的“西強我弱”，特别是“美強中弱”的問題。“西強我弱”是一個總體狀況，但是僅僅認識到這一點是不夠的，還必須對此加以進一步解析，才能更明确地看到一系列具體的問題。“西強我弱”有很多表現。從理論角度看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結構性的，即在輿論影響力和話語生産能力方面的結構性差異；二是本質性的，即關于國家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态與價值觀、文化傳統等構成國家本質的要素，所獲得的認同度以及塑造其“普世性”上有落差；三是互動性的，即政策行為和話語博弈的互動。從問題領域的角度來說，“西強我弱”則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中國的“挨罵”，即西方主導的國際輿論用各種各樣的“中國威脅論”對中國進行攻擊、抹黑與诋毀，中國形象很大程度上被“他塑”，難以用“自塑”來主導；二是西方主導的國際輿論對中國正當的外交政策進行有意無意的歪曲性解釋，中國學界與理論界面臨“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困境；三是中國面臨“合法性自證”的不合理要求，即中國正當的利益和符合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對外政策行為，卻常被西方要求按它們的标準論證其所謂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四是存在嚴重的“話語逆差”，在國際交往中話語輸入的多輸出的少，有些學科領域和話語場所甚至成了西方理論的“跑馬場”和“殖民地”；五是在國際規則的制定和掌握上，通常是西方掌握了制定規則的話語權，而中國在國際制度中的話語權份額和國際規則制定上的能力與影響力有限；等等。

上述問題都是中國在增強國際話語權的過程中所需要解決的，其中的許多問題具有長期性和複雜性，是難啃的硬骨頭，短期内難以解決，換句話說，某些問題将長期存在。不過，隻要把問題分析清楚了，解決起來就有了方向。2016年2月19日，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下大氣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加快提升中國話語的國際影響力，讓全世界都能聽到并聽清中國的聲音”，既要“講故事”，又要“創新對外話語表達方式”，在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上，“優化戰略布局，集中優勢資源，着力打造具有較強國際影響的外宣旗艦媒體”。這是應對國際話語權“西強我弱”這一大問題，特别是對于解決“挨罵”問題的方向性指示。此外，要提升中國在國際組織或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着手培養大批熟悉國際法、國際組織運作和國際規則制定的高級别人才。

盡管西方對于國際話語權的學理認知晚于中國，但是在實踐層面西方國家卻是輿論戰的老手，從國際話語權競争的視角觀察，可以看到西方國家的輿論戰政策與行為中是存在國際話語博弈意識的。話語博弈其實就是話語權競争的表現形式。雖然西方在國際話語權上長期居于優勢地位，但是随着國際硬實力對比出現“東升西降”的态勢，許多西方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從世界性大國逐漸向區域性大國滑落；自我定位為中等國家的澳大利亞、加拿大等，也在“東升西降”态勢下感到焦慮。正因如此，以西式自由民主和人權價值觀為共同基底，且仍然擁有媒體輿論生産傳播優勢、學術理論生産優勢和造詞能力優勢的西方國家，會更加注重結成互助式的話語盟友。它們在針對中國的話語博弈中經常表現出話語聯動性和互助性，其他西方國家則呈現出在輿論和話語上附和與追随霸權國家美國的特點。這在南海問題的話語博弈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在所謂的“南海仲裁案”中，形成了以中國獨自為一方、以美國這一非本地區國家及其追随者為另一方的“一對多”局面。

國際格局“東升西降”是21世紀國際政治的一大基本态勢。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将“霸權護持”作為對外政策的核心，妥協的餘地小。為了保持自身在國際政治結構中的霸權和領導地位并制衡中國，美國一方面不斷強化聯盟戰略，另一方面越來越多地依賴其國際話語權優勢，以彌補自身或盟友在某些領域實力的相對衰落。這就是為什麼近年來美國對華政策在話語上表現得越來越具有戰略性和與其他西方國家越來越具有聯動性的重要原因。顯然，從權力變遷的敏感性來說，由西方不甘心衰落引起的國際話語權競争，靠中國單方面妥協是解決不了的，中國隻有在實力上将這些西方國家甩得更遠，在目标指向上讓世界适應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在國際話語權上中國才可能與西方國家處于一個更加均衡的地位。當前，在國家整體層面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用話語手段頻頻對中國的内政和外交發起攻擊，其中一些問題涉及中國的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态。這種整體層面上的話語攻擊表明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的總體認知态度和政策立場，反映了政策背後的意識形态對抗性。例如，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本質的特征，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不是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也不是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它是中國人民曆經數十年探索出來的最适合中國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快速發展與當今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的發展政策就是最好的證明。然而，西方輿論在提到中國時通常使用“Communist China”的表述，即“共産主義中國”或“共産黨中國”，這不是一般性的指稱，而是包含着意識形态陷阱。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在對外關系中就不以意識形态劃線，這是對西方意識形态标簽化稱謂的最好回應。再如，對民主、自由的理解絕不會隻有西方一種。跟西方大張旗鼓的宣揚比起來，中國在追求民主、自由等價值并提供制度保障方面，更多的是注重實質性的民主和自由，而且發展出了協商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等新的形式。偌大一個世界，80多億人口，各民族國家的曆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情況都不一樣，難道民主、自由就隻有西方一種模式嗎？難道西式民主可以“一張藥方包治百病”嗎？加強在理論上對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政治核心概念的學理研究和本質揭示，會為應對這些問題找到無可辯駁的答案。在話語權競争中，我們需要告訴西方的，首先是國家和社會治理沒有單一的模式。

在具體問題層面上，中國并非在每一個問題上都處于話語權弱勢地位。一個國家在國際政治中整體上的話語權不足，并不意味着其在每一個具體領域、具體問題上的話語權都不足。“西強我弱”是冷戰後總體性的國際話語權格局，這一局勢尚未發生根本性扭轉，但在這一總體性格局之下的許多具體問題領域中，中國事實上是擁有較強國際話語權的，因此也掌握了很大的政策主動性。例如，在全球氣候治理問題上，中國已經是國際話語權最強的少數國家之一；在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上海合作組織、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重要的國際制度安排方面，中國也具有較強的話語權。隻不過，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在很多具體問題上，從内政到外交，從人權到經貿，從現實社會到虛拟空間，中國現有的國際話語權與其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國際地位還不相匹配。更具體來說，這些問題包括：西方輿論對“一帶一路”倡議給許多發展中國家帶來“債務陷阱”的污蔑，并把中國幫助非洲發展的投資诋毀為搞“新殖民主義”；海外中文教學機構孔子學院被一些美國政客造謠為搞“文化滲透”；中國以網絡主權理念對互聯網進行治理卻被構陷為壓制網絡自由；中國在南海行使正當管轄權利卻被美國歪曲為妨害“航行自由”；在新冠病毒溯源問題上，美國一些政客不遺餘力地抹黑中國；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後，美國施壓中國“譴責”俄羅斯，而不是尋求理解中國“政治對話”的倡議與“普遍安全”的主張；等等。

針對具體的話語攻擊問題作出積極有效的應對，中國可以從以下這些方面着手：一是加強問題研究，梳理清楚每一個問題的來龍去脈，對症下藥；二是加強中國物質性力量增長後的話語權轉化，把發展優勢轉化為話語權增長的優勢；三是按照問題類型及其與不同國家利益的相關性分類，根據利益相關性，尋找話語盟友，盡量避免單打獨鬥；四是梳理出自身有一定話語權優勢的問題領域，總結話語權增長的經驗和規律，逐漸擴大優勢領域；五是熟悉國際規則和國際法，運用好國際平台，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尋找道義制高點；六是點面結合，整體性思維和重點突破思維相結合，既要将具體問題置于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戰略全局下考察，又要善于用整體性發展優勢的溢出效應尋找具體問題的應對方案。概言之，辦法總比困難多。

四、結語

近年來，中國國際話語權建設取得了重要成就，特别是通過主導構建國際合作制度，積極參與和主動引領全球治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強調“平視外交”等，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得到大幅度提升。當然，我們同時也要認識到，西方的國際話語權強勢地位是過去數個世紀世界曆史發展的結果，“西強我弱”的國際話語權總體格局目前還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在過去幾個世紀主導國際政治經濟的西方霸權國家對于權力變遷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國家實力的相對衰落也會引起西方國家在話語博弈中的心态變化，使其對國際話語權愈加倚重。

對中國而言，“西強我弱”的國際話語權總體格局，特别是“美強中弱”的國際話語權結構，就像橫亘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之路上的關卡，必須翻越，困難雖然是巨大的，但是辦法總是有的。我們必須跳出把話語權競争僅僅看做“輿論戰”的想法，要構建起由黨和政府牽頭、媒體強化宣傳、智庫強化重點問題研究、理論家和學者構建基礎理論的總體話語權戰略布局；要從小處着手，從加強造詞能力開始，融合多種叙事方式，推進話語創新；也要充分認識到，雖然“東升西降”是曆史的基本态勢，但這并不意味着西方已經衰敗了，恰恰相反，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帶來實力提升的機會，基于理論生産和知識生産優勢之上的西方國際話語權優勢，仍将在未來較長時期内得以保持。中國需要找到自己的話語優勢并加以發揚，特别是要加強在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和現代化模式以及國際社會重點關注的具體問題上的話語構建。當前，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到了關鍵階段，需要強大的國際話語權保駕護航。讓世界熟悉并認同中國的話語表達，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裡構建和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需要堅持的目标與方向。從長遠來說，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發展繁榮，打造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和話語體系，是推進中國國際話語權建設的基礎工程。正如2015年12月11日習近平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指出的：“支撐話語體系的基礎是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沒有自己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就沒有話語權。”話語體系構建與話語權的獲得相輔相成。構建自主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是一個艱巨的系統性工程，而理論自覺、話語創新與問題導向及應對，恰恰是其三大支柱。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