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危機及其批判

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危機及其批判

孟獻麗 李振國

　　現代化沒有止境。資本主義現代化以工業革命、民主革命為主導，以建立資本主義私有制、自由市場和分權或集權政治體制為基本特征，覆蓋了經濟、政治及文化的方方面面。現代化過程是文明轉變過程。福澤谕吉認為：“社會上的一切事物，無一不是以文明為目标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創造的資本主義文明，囊括了人類以資本主義方式對自然、社會和人類自身進行改造所産生的一切文明成果。然而，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悖論與危機在工具理性和剝削性積累中愈演愈烈。錫德尼·維伯（Sidney Webb）與比阿特裡斯·維伯（Beatrice Webb）在他們的著作中指出：“我們現在的資本主義文明（它和過去的文明一樣是會死亡的），正在我們的眼前崩潰。”資本主義文明的崩潰在不可阻擋的時代變遷中進行着。現代化的道路是多元而非一元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現代化道路并沒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我們要立足中國具體實際，堅定不移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

一、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内核及本質

　　工具理性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内核，一定程度上又決定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即剝削性積累。工具理性化的程度越深以及剝削性積累的普遍性越高，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悖論與危機就越凸顯。

　　1.工具理性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内核

　　近代以來，工具理性作為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内核，逐漸成為驅動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内在動力。馬克斯·韋伯指出，“将‘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看做是理性主義整體發展的部分現象，似乎是最好理解的”。桑巴特（Werner Sombart）甚至提出，“資本主義精神和理性是一碼事”。在他們看來，理性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資本主義精神，規定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根本方向，現代國家、現代城市、資本主義更是生成于這種理性的運動之中。理性包含工具理性、價值理性以及科學理性等。韋伯認為，工具理性即“目的合乎理性”，它要求人們為了達成選定的目的而考慮各類可能的手段，以及考慮可能采取的手段所帶來的後果，進而選擇最有效的手段達成目的。在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工具理性經由人而展現出工具理性化精神特質和工具理性化行為。持工具理性的人，經常性地将他人或事物當成實現自身的工具或障礙，人們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市場理性是工具理性的典型代表。近代以來，工具理性逐漸将價值理性吞噬，将科學理性囊括吸入，成為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内核。

　　資本家的貪婪欲望決不能被看作是傳統文化的殘餘或幹擾，它恰恰是在資本主義現代化中因工具理性的主導地位而帶來的具有濃厚理性色彩的資本主義的精神特質。資本家身上所展現的工具理性與貪婪欲望有着辯證統一的關系：資本家的理性是貪婪的理性，資本家的貪婪也是理性的貪婪。資本家理性的貪婪并不取決于資本家的個人意志，而是産生于市場的自由競争與資本主義生産的内在規律，或者可以說資本家理性的貪婪取決于資本生産方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在精力、貪婪和效率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的生産制度。”資本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關鍵，資本積累的過程是資本家貪婪的過程，資本家理性的貪婪也是資本主義現代化得以持續推進的重要因素。恩格斯指出，老牌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過早期野蠻的發展後，發展速度已經減緩，而在年輕的工業國家，“資本任其不可遏止的貪婪本性支配”，“正是這種不可遏止的勢頭驅使這些年輕國家無限的資源得到了開發”。資本家理性的貪婪推進了資本主義現代化，也正是由于各類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不斷地被開發掠奪，資本主義現代化才能通過剝削性積累實現進一步推進。

　　2.剝削性積累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本質特征

　　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本質就是無止境的剝削。在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早期，資本的原始積累充滿了血腥與征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肮髒的東西。”從英國的“圈地運動”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全球“殖民運動”，從非洲黑人奴隸貿易到美國華人勞工的悲慘境遇，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充滿了剝削和掠奪。為了避免資本積累的動力突然停止，資産階級早已就以下問題達成共識，即造成資本原始積累和開啟所有更深層次積累的剝削行為必須不斷重複。資本家對資本的剝削性積累，已經不再停留在原始的資本積累階段，那種建立在赤裸裸的劫掠、欺騙和暴力基礎上的“原始階段”已經被認為同當下不再相幹。因此，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認為，原始積累機制進行調整後，“剝奪性積累的全部新的機制已經開啟”。這種全新的剝奪性機制表明，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中資本對人的剝奪已經深入社會的“毛細血管”。縱觀資本主義發展曆程，不管是馬克思批判的資本原始積累，還是大衛·哈維提出的當前資本主義正在進行的“剝奪性積累”，歸根到底還是建立在對人的殘酷剝削基礎之上的“剝削性積累”。

　　現代化的本質應該是人的現代化。“剝削性積累”在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中貫徹始終，它憑借在經濟關系中占有生産資料的優勢，無償地占有勞動者的剩餘勞動和勞動産品，進而使得資本主義控制的範圍拓展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毋庸置疑，“剝削性積累”是資本主義現代化最本質的特征，而這一本質特征與實現人的現代化背道而馳。

　　3.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悖論與危機

　　一個新事物出現之初，往往帶有可喜的進步性。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指出：“資産階級在曆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工具理性在資本主義現代化早期是一種進步的精神特質，它作為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内驅力之一，協助資本主義創造了比以往社會生産的所有财富總和還多的物質财富，産生了比以往社會更發達的科技與文化。然而，曾經昂揚進步的工具理性化精神，随着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深入展開而逐漸走向封閉與反動。片面地追求工具理性則使人嚴重對象化、客體化，人成了手段而非目的，失去了主體性。在工具理性加持下，“理性的貪婪”将人與人的關系簡化為利害關系與交易關系，“資産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聖光環”，整個社會陷入道德淪喪與利己主義盛行的蠻荒狀态，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悖論由此顯現。“資本主義文明範式和價值範式整體失靈，歸根到底是經濟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使得生存于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個體的精神世界逐漸虛無化與非理性化，社會信仰危機局部地或全面地爆發，甚至造成國家精神認同的失落與失衡。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危機不隻是精神領域的危機，事實上已經蔓延到了政治、生态等諸多領域。

　　資本的“剝削性積累”全面引發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危機。資本主義政治文明表現為資本主義社會上層建築中政治、法律制度等以及由它們派生出來的體制、機制和理念，它是資本主義現代化實踐的政治成果。資本主義民主是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核心，但這種民主卻是虛僞和不平等的，隻是資産階級的少數人的民主，對于勞動人民和無産階級來說，它是虛假的形式民主，隻有“形式的合理性”而非“實質的合理性”。同時，資本主義政治文明蘊含的所謂民衆的政治權利，本質上是資産階級特權，是少數資産階級的權利。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并沒有改變資本剝削的根本性質，反而通過政治制度的安排将“剝削性積累”的烙印深深地嵌入資本主義現代化之中。由此看來，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在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已逐漸地喪失了當初的進步性，在“剝削性積累”愈加普遍化的今天，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危機也愈加凸顯。

　　資本主義現代化，不僅通過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安排對人的剩餘價值進行剝削，還通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對人的外在環境——自然——進行“剝削”。這種對自然資源的“剝削”可以理解為掠奪，生态文明危機在無休止的、野蠻的掠奪過程中悄然降臨。馬克思指出：“資産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産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産力還要多，還要大。”資本主義現代化促使科技迅猛發展，進而推進生産力大發展，過去一切世代所産生的物質财富都不能與之比肩。但是，資本主義現代化卻奉行“大量生産—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生産和消費模式。這種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以自我為中心的非理性的生産和消費模式，已經造成全球範圍内的生态文明危機。

二、資本主義現代化與資本主義文明的全球擴張

　　資本主義現代化伴随着資本主義文明的全球擴張，殖民統治是資本主義文明全球擴張的重要手段。資本主義文明的全球擴張旨在于世界範圍内推行大國霸權。

　　1.資本主義現代化伴随資本主義文明全球擴張

　　工業革命直接推動了資本主義國家開拓世界市場，以工業文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文明在全球範圍内大肆擴張。馬克思指出，工業革命導緻生産力大爆發，摧毀了舊的工場手工業或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工業制度，建立在這些舊制度下的半野蠻國家被迫脫離了它們的閉關自守狀态，“大工業便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系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為一個世界市場，到處為文明和進步做好了準備，使各文明國家裡發生的一切必然影響到其餘各國”。拓展世界市場俨然成為資本主義文明傳播的重要驅動力，随着資産階級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逐漸形成，一切國家的生産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簡而言之，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工業大發展以及世界市場的形成，促進了資本主義文明的全球擴張，資本主義文明的觸角甚至延伸到了世界最蠻荒的角落。

　　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一定程度上就是資本主義文明全球擴張的過程。這種極具侵略性的擴張，也反映在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形成的“西方文明中心論”“兩極理論”“社會進化論”中。“西方文明中心論”認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創造的資本主義文明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終點。經曆過兩次世界大戰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内部，雖然也存在不少“文明倒退說”“文明終結論”“文明循環說”等論調，但大部分仍在竭力維護資本主義文明在全球的主導地位。在東歐劇變以及蘇聯解體之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西歐自由民主的實現，其過程是漫長的，也是艱難的，但這一事實不會影響該地區每個國家走完這段征途。”“西方文明中心論”是資本主義文明全球擴張的重要指導思想。“兩極理論”則認為，社會發展階段可以被抽象簡化為傳統社會階段和現代社會階段，此理論力圖通過将所分析的社會分成相對立的兩極，并以“傳統”與“現代”兩個階段展開其全部理論。“兩極論”的出現，造成了資本主義文明與非資本主義文明之間的對立與沖突，而文明間的對立與沖突，實際上是“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延伸拓展。“社會進化論”将社會體系生物化、有機化，這種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為基礎的社會曆史觀認為，社會是一個不斷進步的有機生物體，隻有經過相應的進化階段，才能在上一進化階段的基礎上進入下一進化階段，并且每一個進化階段要比上一個階段更為進步。然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在他的代表作中提出了相反的觀點：“文明的前進變化，通常稱為‘社會進化’，實際上是一種性質上根本不同的過程，即不同于在自然狀态中引起物種進化的過程，也不同于在人為狀态中産生變種進化的過程。”在赫胥黎看來，社會進化不能單純套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可見，“社會進化論”對社會現代化發展的方向和路線進行了人為的規定，它簡單地認為社會現代化發展是單線的，并且這一發展模式隻能是西方社會發展的模式。

　　資本主義文明的全球擴張以“西方文明中心論”“兩極論”“社會進化論”為理論依據，将非資本主義文明的欠發達社會獨斷地劃為“傳統社會”，把非資本主義文明的欠發達國家的相對滞後歸結為社會内部的“傳統性”，以此證明其他國家必須“全盤西化”，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老路才能實現本國的現代化。然而，依靠對外殖民統治推進資本主義文明的全球擴張，其目的在于推行大國霸權統治，并非實現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2.對外殖民統治是資本主義文明全球擴張的手段

　　對外殖民統治是資本主義文明進行全球擴張的手段，資本主義文明在向全球擴張的同時，也幾乎破壞、摧毀了被殖民國家、民族或地區的本土文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殖民統治的早期，對殖民地的本土文明多是破壞而非建設。歐洲殖民先驅如葡萄牙與西班牙，當時仍然處在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馬克思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能夠掠奪的前提是要有生産，也就是要有可以掠奪的東西，而生産的方式決定了掠奪的方式。這些處于過渡階段的早期殖民國家囿于生産方式的限制，在海外探尋的主要是黃金與香料等奢侈品。随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海盜式”的初級殖民行為逐漸被摒棄，随之而來的是荷蘭、英國和法國等國家的海外擴張，為了獲得生産原料和商品市場，逐步建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些資本主義生産力已經達到較高水平的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企圖将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移植到它們所統轄的殖民地。然而，殖民地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移植與重建的嘗試是失敗的，實際上并未實現殖民地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迅速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舊殖民體系随着民族解放運動高潮逐漸瓦解，新殖民主義脫胎于舊殖民主義登上曆史舞台。新殖民主義推動資本主義文明全領域、全方位擴張，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既是物質文明的擴張，也是精神文明的擴張。政治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引起國家内部、國家之間的矛盾，利用軍事條約、聯盟等手段控制被殖民國家的軍隊，在政治上給予被殖民國家虛假的主權；經濟上，通過各種官方援助、貸款，跨國公司輸出資本及進行不平等貿易，讓被殖民國家在經濟上仍然依附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文化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動國家宣傳機器，通過多種方法和手段大肆宣傳其價值、理論、生活方式，進行深度的意識形态滲透。

　　資本主義文明在新殖民主義的推動下進行全面的全球擴張，文化殖民、數字殖民等有關新殖民主義的新概念也随之出現，新殖民主義已經成為當下實現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霸權統治的最為重要的手段之一。然而，不管殖民主義以何種姿态和形式出現，其本質仍是資本主義文明全球擴張的手段。

　　3.資本主義文明的全球擴張旨在推行大國霸權

　　資本主義文明始終把在世界範圍内推行大國霸權作為全球擴張的目的。塞缪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認為，“每一個文明都把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而資本主義文明俨然已把自己視為世界文明的中心，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甚至認為資本主義文明已經成為“普世文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謂的“普世文明”暗示着人類在文化上逐漸趨同，全世界各族人民在向着共同的價值、信仰、體制靠攏。這種傲慢的文明觀認為，世界各國隻有無條件地、全盤地接受“西化”才能實現現代化。然而，此類自稱拯救世界人民于水火之中，并且強迫其他國家或民族接受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和資本主義文明的行徑，本質上是為推行大國霸權服務。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行大國霸權主要是指，它們倚仗資本主義文明的優勢，憑借軍事、經濟、文化、政治、科技等各方面的強大力量，在文明擴張的同時強行幹涉、控制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進而妄圖在地區乃至世界範圍内稱霸。資本主義文明全球擴張謀求全方位、多領域的大國霸權統治。如今，大國霸權的核心逐漸地傾向于科技霸權。因為在科技日益發展的今天，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科技方面占據相對領先的地位。鄧小平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科學技術領域的領先，使得它們在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也基本保持了領先水平。它們以科學技術發展引領各個領域的發展，以科技領先保持各領域的領先，在保持全方位的優越感中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軟硬兼施迫使其他國家接受資本主義文明，進而在全球推進大國霸權統治。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産階級的生産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産者。”然而，帶有強迫性、侵略性的資本主義文明的全球擴張，引起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沖突，給世界和平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三、資本主義現代化文明危機的現實表征及根源批判

　　資本主義現代化越來越走向文明的對立面，資本主義現代化文明危機全面爆發，從兩極分化的社會危機到民衆的精神危機，再到摧毀和平的戰争危機以及全球生态危機。究其根本，這些資本主義現代化文明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私有制。

　　1.資本主義現代化文明危機的現實表征

　　随着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推進，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危機愈加凸顯。兩極分化的社會危機、民衆的精神危機、摧毀和平的戰争危機以及事關人類未來的生态危機，都是資本主義現代化文明危機的現實表征。

　　首先，兩極分化的社會危機加劇。“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是歐美國家的共同現象”，雖然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尋求改良的方式來緩和兩極分化的社會矛盾，但資本主義的本質決定其難以解決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的問題，社會不公愈加明顯。

　　資本主義國家試圖通過現代化的高效率緩和兩極分化的社會危機，卻把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民衆推向民粹主義、新自由主義以及功利主義的懷抱。民粹主義者聲稱代表民意，追求平等和公正，反對精英、建制和壓迫，他們錯誤地認為民意之下可以為所欲為，是多數的絕對化典型，絕非追求真正意義上的公平正義。同時，民粹主義者受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影響，形成了資本主義狹隘的“自我中心論”，他們錯誤地将絕對公平作為追求的目标，反對多元價值，這種對多元性的否定，也必然導緻其無視部分民衆的利益，這種狹隘的個人主義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現代化中的個體被資本裹挾的現實表現。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它要求完全自由的市場競争，鼓吹個人主義，反對國家過多幹預經濟，要求對公共資源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改革。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内核與本質特征要求新自由主義完全以效率為第一，以追求利潤為根本目标，尤其是私有制改革的大力推進，使得社會财富過度地集中于少數人，新自由主義成為加劇社會兩極分化的重要推動力。功利主義渴望推動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幸福，卻沒有真正地關注和解決利益分配問題，仍然不能解決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危機。總之，民粹主義、新自由主義或功利主義都不能消除貧富兩極分化，反而在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在資本逐利本性的引導下使得資本家越來越富有，無産者赤貧如洗，更加劇了兩極分化的社會危機。

　　其次，民衆的精神危機肆虐。看重功利與物質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顯著特點。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指出：“今天的世界更像是一架用自動駕駛儀操縱的飛機，速度連續不斷地加快，但沒有明确的目的地。”資本主義現代化自産業革命以來，利用發達的科學技術造就了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但資本主義現代化卻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精神文明的建設，使得巨大的精神危機隐藏其中。

　　資本主義現代化在征服自然以獲得巨量物質财富的同時，使人逐漸淪為物質商品的奴隸，民衆面臨巨大的精神危機。美國是世界上物質文明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也是資本主義文明所謂的“燈塔”。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僅自身陷入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危機，還給世界帶來了一系列災難。人逐漸喪失主體性，生命呈現出物化狀态。在物欲橫流的世界，人的精神被物質世界淹沒。因此，社會日益彌漫着精神的空虛感，人們感到生命的虛無與無意義，對資本貪婪性的厭惡感與自身難以改變現實的無力感、絕望感相互交織。物質文明在科技的進步中快速發展，而人們的道德水平卻沒有跟上物質文明的腳步，人單純地成了物質生産和消費的工具，并被自己生産的物質商品所決定。對于社會底層大衆來說，種族與貧困問題日漸加劇，各類毒品在社會上大範圍流行，互聯網的普及使得暴力色情信息傳播更為普遍……這些表現在社會底層大衆身上的道德退步，很大程度是由于“他們從嬰兒時代起，就呼吸着酗酒的和色情的、偷盜的和欺詐的空氣”。在轟轟烈烈推進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很大一部分社會民衆從出生到死亡的整個生命過程幾乎浸潤在信仰缺失與生命迷茫的精神荒蕪之地。精神危機的顯現，主要在于資本主義的精神财富不屬于全體社會民衆，而屬于資産階級，隻有少數的人才能擁有和享受這些精神财富。

　　再次，摧毀和平的戰争危機逼近。資本主義現代化構建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它既是世界經濟體系，也是世界政治體系。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無疑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上，他也更傾向于從經濟維度去闡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然而，從19世紀中期至今，“歐美工業化帝國主義國家構建的覆蓋所有民族和國家的世界體系，卻具有高度政治性”。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蘊含的高度複雜的經濟和政治因素，暗含着國家間存在的不平等關系，而這些不平等關系的積累加速了摧毀和平的戰争危機。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一個不平等的體系，它影響了世界的和平發展。第一，從經濟維度來考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是不平等的。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作為一個世界性的體系出現，如果從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出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由中心區、半邊緣區以及邊緣區三個部分組成。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不平等的體系，這三個區域各自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發揮着不同的功能，并且三者之間的貿易也不平等。沃勒斯坦認為，世界範圍内的勞動分工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構建基礎，正是基于這種勞動分工，中心區、半邊緣區以及邊緣區扮演了不同的經濟角色，發展出不同的階級結構以及使用不同的勞動控制手段，因而從世界經濟體系的運轉中的獲利也就不平等。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不同區域扮演不同經濟角色，直接緻使世界體系中壓迫、剝削以及不平等的出現。然而，資本主義世界性剝削機制不斷運轉，引發了一系列沖突與矛盾。一方面，處于資本主義世界性剝削機制中被剝削地位的國家，會反抗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壓迫和剝削；另一方面，處于剝削地位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會因為經濟利益的分割差異而産生沖突。這種國家間的經濟對抗一旦形成，就極有可能演變為政治、軍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沖突，進而加速戰争危機的爆發，嚴重影響世界的和平發展。

　　第二，從政治維度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資本主義世界政治體系也是不平等的。列甯曾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序言中指出：“資本主義已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居民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殺的世界體系。”顯然，在列甯看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包含壓迫與被壓迫的世界政治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存在工業化帝國主義、依附性國家、半殖民地國家以及殖民地地區，這四類國家或地區構成了資本主義世界政治體系。體系内的各個國家、地區之間的關系是不平等的，工業化帝國是支配者，依附性國家、半殖民地國家以及被殖民地區都是被支配者。正是這種支配與被支配的不平等關系，使得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内，殖民地、半殖民地出現對殖民統治和帝國主義的反抗，同時工業化帝國之間因競争而産生激烈的沖突，并且這種鬥争與沖突推動了世界體系動态演進，“到今天呈現為第三世界謀求自主發展與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壟斷權之間的體系化鬥争”。因此，無論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還是資本主義世界政治體系，都難以擺脫世界或地區範圍内日益加劇的矛盾沖突，這加速了戰争危機的到來。

　　最後，全球生态危機蔓延。資本主義現代化越是深入推進，人與自然就越走向對立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工業文明創造了巨大物質财富，但也帶來了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環境破壞的生态危機。”在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中，以工業文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文明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物質财富，但它也因對物質财富的過度追求而造成無序開發，破壞了環境，帶來了事關人類未來的生态危機。

　　資本主義現代化鼓吹消費主義及形成消費社會，使得人與自然的關系進一步惡化，已經威脅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消費主義及消費社會是推進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重要手段。消費主義最早産生于美國，它關注的重點不是人們對商品的自然需要，而是人為地制造消費需求，刺激過度消費。刺激消費的根本出發點是緩解或消除生産過剩的經濟危機，在開拓市場的同時使得資本進入快速流動的通道。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需要擴大再生産，因此消費主義不僅為生産過剩找到一條解決路徑，還為資本家的擴大再生産提供了新的契機。早在20世紀末，艾倫·杜甯（Alan Durning）深刻地指出：“美國制造的生活方式被世界範圍内的有财力的人争相仿效”，“在工業化的土地上，消費現在已滲透到社會價值之中”。美國制造的生活方式本質上代表了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也就是消費社會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使人們把購買和使用商品變成一種宗教儀式，使人們在消費中尋找精神的滿足以及自我的滿足。但消費意味着消耗，消耗又需要産品的生産及補充，也就意味着資源的開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滿足消費社會的消耗所進行的資源開發，采用的是掠奪性、攫取式方案，直接加劇了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惡化——森林資源遭到幾乎不可修複的整體性破壞、耕地面積持續減少、全球氣候變暖、環境污染問題接踵而至，全球性的生态危機恣意蔓延。

　　2.資本主義現代化文明危機源于資本主義私有制

　　社會危機、精神危機、戰争危機以及生态危機等資本主義現代化文明危機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内部得到消解，究其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私有制。

　　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産力與生産關系之間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即生産社會化與生産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當前，生産社會化與生産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仍然突出，甚至更加尖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就從國際金融危機看，許多西方國家經濟持續低迷、兩極分化加劇、社會矛盾加深，說明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産社會化和生産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現形式、存在特點有所不同。”随着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深入推進以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内生矛盾的尖銳化，兩極分化的社會危機還将進一步加劇。

　　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從事勞動生産的人與私人生産資料一樣，都被資本家看作能夠生産商品、産生價值的資本。隻是進行勞動生産的勞動者被抽象為可變資本，其創造的剩餘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徹底淪為資本家的附庸，人的勞動轉化為異化勞動，同勞動者本人、勞動産品以及勞動活動形成異化關系。在異化勞動形成之後，勞動者逐漸喪失了主體性和創造性，徹底陷入機械的、死闆的異化勞動之中，勞動者越是努力工作就越貧困。“土地和資本的私人所有制，加上關于遺産的法定制度”，“結果必然地會把社會劃分為兩個永久的、大緻上是世襲的階級——即一個富人國和一個窮人國”。貧窮，就像不能醫治的絕症一樣在勞動者群體中蔓延，他們竭盡全力卻無望走向成功的彼岸，隻能換來通往奴役之路。尤其是底層勞動者們的基本生存都得不到保障，更難以談論精神生活的富足，他們日益在資本家投喂的垃圾快樂中迷失。

　　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引發地區沖突和世界動蕩的根本原因。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和維護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歸根結底是為了在世界範圍内推行大國霸權，進行資本積累。但資本積累的所得歸私人所有，助長的是私人财富而非公共财富。這種私人資本積累引發國家間關系的嚴重不平等，緻使當下世界範圍内恐怖主義盛行和局部沖突不斷。

　　資本主義私有制也是造成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自然關系緊張進而形成全球性生态危機的根源。資本主義私有制本質上是一種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下的經濟私有，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大規模、無限制地将土地和勞動納入其價值增值體系，片面強調其交換價值”。因此，人與自然的有機聯系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破壞。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生俱來的逐利性，在消費主義盛行的消費社會尤為突出，使得事關人類未來的全球生态危機潛伏于資本對剩餘價值和自然資源的無限追求之中。“資本由于其‘效用原則’，必然在有用性的意義上看待和理解自然界，使之成為工具；資本由于其‘增殖原則’，決定了它對自然界的利用和破壞是無止境的。”按照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資本增殖邏輯，自然界被視為資本增殖的工具，而資本主義私有制對資本增殖的無限追求，使得其對自然界的破壞永無止境。

四、文明的重塑與超越：以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

　　從當前來看，資本主義現代化在世界現代化潮流中仍占據優勢地位，但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由于其内生性缺陷，已陷入了多重矛盾與危機之中。在批判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同時，中國積極探索符合本國的現代化道路，以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以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超越。

　　1.紮實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防止兩極分化

　　當前，全球收入不平等問題突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中産階級塌陷，貧富差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大。同時，社會撕裂、政治極化以及民粹主義泛濫的現象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内部顯現。紮實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其一，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促進人民自由全面發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為人民共享，将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中國式現代化強調人的全面發展不隻有物質上的享有，還有精神文化需求的滿足，要積極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重點幫扶低收入人群，提高低收入人群子女受教育水平。其二，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是科學規劃、有序推進的現代化。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一方面，采取合理的分配方式，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将經濟利益的“蛋糕”分好，讓人民群衆享受發展帶來的紅利。另一方面，在看清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差距的前提下，穩紮穩打、腳踏實地，既不去設定過高的發展目标，也不做兌現不了的承諾，堅決防止落入“福利主義”的陷阱之中。同時，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堅持循序漸進，中國清晰地明白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實現，要充分估計其長期性、艱巨性和複雜性，善于“積跬步”與“積小流”，逐步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其三，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保障向上流動通道充分暢通的現代化。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緻力于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和包容性，縮小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和收入差距，着力擴大中等收入人群規模，推動更多人群邁進中等收入行列，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加大消費環節稅收調節力度，加大對壟斷企業的監管和整頓，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提高農民收入，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由此可見，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有别于西方形成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現代化。中國通過建立完善的制度和采取科學有效的措施，走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避免形成無效的“内卷”“躺平”，防止社會階層固化，使得社會上下充分流動，有效避免貧富兩極分化。

　　2.統籌推進物質和精神協調發展，破解精神危機

　　資本主義現代化物質豐富而精神匮乏，而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重要區别。如福澤谕吉在其著作《文明論概略》中所說：“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難求”，而要“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礙，為汲取外形文明開辟道路”。中國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曆程中，強調必須重視精神文明建設，促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一方面，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核心，發揮其凝聚人心、彙聚民力的引領作用。弘揚偉大建黨精神以及中國共産黨的其他先進精神，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生産生活的方方面面；弘揚中華傳統美德，關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普遍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素養，加強文明培育、實踐和創建，健全誠信建設長效機制，全面提升全社會的文明程度。另一方面，繁榮文化事業和文化産業，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影響力。精神文明的發展，需要來自文化事業和文化産業發展的支撐。中國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将社會效益放在首位，以人民為中心推動文化建設，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發展文化事業、文化産業，不僅滿足中國人民自身的精神需求，也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的對外文化交流中展現良好的中國形象，推動中華文明走向世界。

　　3.走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維護世界和平發展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戰争、殖民以及掠奪等方式推進現代化，此類依靠剝削其他國家以發展本國的資本主義現代化老路，給第三世界國家帶來了深重災難。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中國始終站在曆史正确的一邊，站在文明進步的一邊，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通過自身的發展更好地維護世界和平發展。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為人民謀發展、謀幸福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中國共産黨帶領人民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是為了讓中國人民在和諧安全的環境中更好地創造屬于自己的曆史。沒有和平，就難以談論發展；沒有發展，就難以追求幸福。隻有堅定走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才能為人民群衆實現發展、謀求幸福創造條件。隻有走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才能赢得世界各國的信賴，才能高标準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真正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同時，中國走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在于為世界謀大同，通過自身發展更好地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始終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逐漸樹立起了中國是和平力量的國際形象，我們提倡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争端，在世界範圍内廣泛建立友好夥伴關系，積極參與國際治理問題，強調中國永不稱霸。近年來，中國積極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新的機遇。中國積極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緻力于打造互相尊重、公平正義以及合作共赢的國際關系新模式。不論是共建“一帶一路”，還是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其最終目标都在于推動世界和平發展。

　　4.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打造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人類與自然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有機整體。人類無止境地向大自然索取，破壞自身與自然之間的有機聯系，已經遭到了大自然的報複——物種滅絕、空氣污染、海洋廢棄物污染以及氣候變暖等生态危機愈加嚴峻，已經從局部危機蔓延為全球性危機。生态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曆史趨勢，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内在要求。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中國式現代化強調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文明發展道路，打造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一是加快發展方式的綠色轉型。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必須在發展與環境可持續性之間尋找平衡點，也就意味着要推動經濟社會綠色、低碳發展，加快推進産業結構升級，加快能源結構優化；必須實施全面節約戰略，堅持節約優先，加快廢物再利用體系建設，建設節約型社會；必須大力支持發展綠色産業，健全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體系，推進綠色技術研發進度，倡導綠色生産、綠色消費，逐步形成綠色生産、生活方式。二是加大環境污染治理力度，建設美麗中國。環境污染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一大難題，治理環境污染也就是在修補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中國堅持精準、科學、依法治理環境污染，統籌空氣污染、水質污染和土壤污染防治，讓藍天、碧水、淨土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得以重現。積極消除重污染天氣，增強對空氣污染物的控制能力；加強對水資源、水環境以及水生态的污染針對性治理，重點關注江河湖庫的生态治理，建立健全各類環境治理及監管機制，加快環境基礎設施建設。三是提升生态系統多樣性、穩定性和持續性。一方面，加快實施生态系統保護與修複重大工程，建設一批國家級生态保護區，推進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推進國土綠化行動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工程；另一方面，以制度建設為切入點，建立健全集體林權制度、耕地休耕輪作制度、生态保護補償制度等，從制度上保障生态系統的穩定性與多樣性，促進可持續發展。

　　5.全面推進特色大國外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資本主義現代化造就資本主義文明并推動其全球擴張，進而推行大國霸權；中國則以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在推進特色大國外交中加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第一，堅定維護國際交往的公平正義。國家間的交往，不應該呈現一國獨霸、無視他國的大國霸權圖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資本主義文明的優勢地位一意孤行地推行大國霸權，這一行徑自然受到世界各國的诟病。中國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真正地倡導和踐行多邊主義，在與各國的平等交往、與各文明的交流互鑒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國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的切實行動，既維護了本國與其他國家交往中的合法權益，又在世界範圍内給其他國家樹立了公平正義的交往典範，推進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第二，積極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建設覆蓋全世界的夥伴關系網絡是中國完善自身外交總體布局的關鍵，也是推進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重要途徑。中國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習慣搞“小圈子”，習慣聯合“盟友”搞制裁，它們的行徑就是在搞大國霸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永不稱霸、永不擴張、永不謀求勢力範圍。”不稱霸、不擴張和不謀求勢力範圍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基本準則和底線，這也意味着中國将在堅持不結盟的前提下廣交朋友，即“結伴不結盟”。第三，始終展現大國擔當。中國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與世界各國一道建設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體系。中國在面對國際問題和挑戰之際，全面開展國際合作，負責任大國形象得到了全方位展現，赢得了廣泛的國際贊譽，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貢獻了力量。

五、結語

　　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仍在繼續，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危機已通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面臨的困境向世人充分地展現。資本主義現代化逐漸走向進步的對立面。工具理性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内核，而工具理性與貪婪特質的合謀，又決定了剝削性積累是資本主義現代化最為本質的特征，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悖論與危機由此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内部初步形成。資本主義文明将對外殖民統治作為實現全球擴張的重要手段，而資本主義文明的全球擴張旨在推行大國霸權。一定程度上，文明的擴張也是文明危機的傳遞，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文明危機自然地從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世界範圍内蔓延。兩極分化的社會危機、民衆的精神危機、摧毀和平的戰争危機以及事關人類未來的生态危機是資本主義現代化文明危機最為顯著的現實表征。究其根源，這一系列資本主義現代化文明危機源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主義中國立足實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以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超越。

　　（作者簡介：孟獻麗，浙江工商大學6774澳门永利教授；李振國，浙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甯波大學基地特約研究員）

　　來源：《世界社會科學》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