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生産要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是帶動各類生産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紐帶，是促進社會生産力發展的重要力量”。在數字經濟時代，解放和發展數字生産力，推進共同富裕，必須充分發揮資本，特别是數字資本的力量。“必須深化對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國各類資本及其作用的認識，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發揮其作為重要生産要素的積極作用。”馬克思雖未直接探究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如何處理資本，但在政治經濟學視域中深刻揭示了資本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在新時代全面辯證看待數字資本的資本一般性，及其在生産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生産要素特殊性提供了挈領要義，進一步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數字資本等資本形态将在很長時間和範圍内存續的背景下，利用社會主義制度規範和引導數字資本解放和發展生産力，探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數字資本發展道路提供理論遵循。
數字資本絕不是憑空産生，它是曆史的範疇，是在數字時代發展和轉化的資本發展新樣态，是數字時代背景下的一種社會關系。它雖然受數字化影響呈現各種有别于傳統資本的新特點，但究其根本并未背離馬克思資本理論場域，依舊具有資本的一般性。它仍舊以數字時代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所有權相分離作為轉化前提，以數字勞動作為生産方式，以追求剩餘價值作為其生産本質。
資本作為曆史發展演進産物，“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早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就全面闡釋了資本這一概念，指出資本轉化于生産過程而非流通過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認為，“資本是以貨币和商品形式存在的積累，并在勞動過程中，在使用價值的創造中，發揮生産性的作用，但它絕不會成為價值源泉”。馬克思則指出，“資本隻有作為一種關系，——從資本作為對雇傭勞動的強制力量，迫使雇傭勞動提供剩餘勞動，或者促使勞動生産力去創造相對剩餘價值這一點來說，——才生産價值”。即資本是在生産過程中締結而成的特殊關系，所反映的是貨币所有者與勞動所有者之間的交換關系，這種交換關系是由于社會自發分工而導緻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異化，勞動者的勞動産品為貨币所有者所占有，為了獲取生活資料，勞動者與貨币所有者之間發生勞動力商品買賣，形成雇傭關系，為貨币所有者創造剩餘價值所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資本占有“不僅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不僅包括物質産品，并且還包括交換價值”，并因此締結形成社會生産關系，這種關系必然随着社會發展而發生曆史變革。從奴隸時代到資本主義時代，不同社會發展樣态所反映的是從奴隸到雇傭的不同社會關系。資本的産生也正是資産階級社會登上曆史舞台，由資産階級創造的一種特殊生産關系。
“手推磨産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産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伴随着生産工具不斷推陳出新，社會生産方式也發生曆史性變革，以及社會生産關系不斷重塑。以大數據、區塊鍊、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形成了全球範圍的數字化信息網絡，引發生産方式根本性變革。數據網絡的連通性和數字工具的高效性滲入傳統生産領域，并以其虛拟生産空間、産業内精細化分工和數據生産要素等特性，推動雇傭勞動向技術契約型勞動轉變、工廠勞動向平台勞動轉變、實體制造向虛拟制造轉變，生産方式的革新，使得新型社會生産關系在這一數字化生産領域締結并成熟起來。基于此，勞動者所擁有的勞動力被進一步細分為能夠被積累、轉化的數字能力，如信息、溝通、安全、内容創造和解決問題等方面能力。有勞動者憑借高超的數字能力而被雇傭，成為從事數據加工、軟件開發的數字雇工；也有勞動者無一技之長，隻能通過數字平台的中介，成為低技能要求、低門檻準入的數字零工。然而，不論是何種勞動形式，都因為資本所有者對其所擁有的各類生産資料所形成的壟斷地位，而淪為資本實施增值邏輯的重要對象。資本家通過将生産資料進一步轉化為用于勞動者進行積累和轉化的外部數字技術資源，實現對勞動者的完全吸納和全面監控，進而全方位地隐蔽剝削數字勞工們的剩餘價值。由此，傳統資本在數字化基礎上重構，數字資本作為數字時代新型社會生産關系，成為資本發展新樣态。但是，它并未擺脫進行自我增殖和不斷循環的基因，故而依舊遵循着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基本規律——剩餘價值規律，數字資本依舊是生産剩餘價值的價值。
貨币轉化為資本的前提，是勞動者與生産資料相分離。資本的産生曆經了從産品到商品再到貨币再到資本的自然轉化路徑。在人類社會發展早期，存在着兩種社會形式：亞洲村社和這種或那種類型的小家庭農業。當時勞動者和勞動條件高度統一，人們通過自給自足生産來滿足日常所需，逐漸的當人們需要不斷提升，“以物易物”的交換方式開始産生，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商品萌芽，随之而來的是在交換過程中出現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貨币。伴随着商品和貨币不斷發展，這兩種形式開始變得“不适合于把勞動發展為社會勞動，不适合于發展社會勞動的生産力。因此，勞動和所有權之間的分離、破裂和對立就成為必要的了。這種破裂的最極端的形式就是資本的形式”。當貨币從商品交換過程進入生産過程，用于購買生産資料時，勞動者和生産資料所有權已經分離，勞動者為了獲取生産資料生産生活資料，淪為勞動力商品，貨币背後人與人之間的異化關系逐漸顯露，便得以完成向資本的轉化。
數字資本的轉化前提，亦是勞動者與生産資料所有權分離。誠如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随着時間的推移，舊資本總有一天會從頭到尾地更新，會脫皮，并且同樣會以技術更加完善的形态生産出來，在這種狀态下，用較少的勞動就足以推動較多量的機器和原料”。随着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新型生産工具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主要代表，由此出現一種新型資本積累方式：一方面，數字技術憑借其強大的外延性與連通性，構建起全球數字平台網絡，将全球範圍内的勞動者和生産資料納入其中，迫使社會分工變得更加精細化，推動勞動數字化進程加快，在這一發展洪流中，資本家通過早期對勞動者勞動産品的大量占有，進一步實施對平台等數字技術和數據等生産資料的私有化，緻使勞動者為了獲取生存和發展所需的物質生産資料，隻能向資本權力妥協，再次淪為出賣自身數字能力的數字勞工，向資本家交換數字勞動能力以實現對數據生産要素的生産或者加工改造，從而換取生活資料；另一方面，由于生産資料的數據化和全球數字平台網絡的建立，資本家得以構築起全球勞動力和産業後備軍市場。 “過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産業後備軍，它絕對地從屬于資本，就好像它是由資本出錢養大的一樣。”數字資本驅使數字技術不斷革新，并作用生産過程，這就使得廣大勞動者一方面因為産業數字化而被機器取代，淪為失業者，另一方面又因為數字産業化，産生了物流、外賣等大量新型低門檻崗位，提供再就業機會。顯然，無論哪一種方式，都反映了勞動者與生産資料相分離，勞動者缺乏必要生産資料。
資本是在生産過程而不是在流通過程産生。古典經濟學家對資本的考察緣于貨币和商品，在他們看來，資本以貨币和商品作為其主要存在形式和積累途徑，它如同其他一切勞動資料一樣，在勞動中，在使用價值生産中，發揮着生産性作用，但卻不是價值創造源泉。對此，馬克思批判了古典經濟學家在資本認識上的片面性，“資本隻有作為一種關系，——從資本作為對雇傭勞動的強制力量，迫使雇傭勞動提供剩餘勞動，或者促使勞動生産力去創造相對剩餘價值這一點來說，——才生産價值”。因此，充分認識資本就必須從生産領域出發，從勞動出發，探察資本與勞動的關系。
資本與勞動的對立統一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人類文明初期，社會自發分工引發的異化勞動，孕育出了私有财産，催生出了資本家和工人兩大對立的階級。“對工人本人來說，這種生産勞動像任何其他生産勞動一樣，不過是再生産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手段；對于資本家來說，這種生産勞動則僅僅是賺錢的手段，生産剩餘價值的手段，資本家對使用價值的性質和所使用的具體勞動的性質本身是完全無所謂的。”由此，勞動力商品化，勞動者成為雇傭工人，貨币所有者搖身變為資本家。而後到了機器大工業時代，伴随着社會生産發展，資本家通過殖民掠奪、土地征收等方式加劇了生産資料私有化過程。在資本增殖本性驅動下，為了攫取更多剩餘價值，資本家開始雇傭更多勞動者進行商品生産，通過勞動者的具體勞動為商品附之以使用價值，通過抽象勞動為商品附之以價值。資本的存在離不開對活勞動的吮吸，同樣的勞動的不斷發展也在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中得到革新。至此，資本主義生産方式——雇傭勞動最終形成和确立，人類社會由此開啟資本主義社會紀元。
數字資本時代，數字勞動逐漸成為生産的主導方式。“資本是一種社會生産關系。它是一種曆史的生産關系。”随着數字平台、人工智能的出現，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轉變，使得傳統雇傭勞動形式發生變革。以數字平台為勞動場所、以數據為勞動對象、以數字技術為勞動工具的勞動方式——數字勞動誕生。區别于傳統雇傭勞動，數字勞動具有更廣闊的勞動場所、更靈活的勞動時間和更多樣的勞動形式。依據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差異性，數字勞動得以進一步細化分為三類：一是以其技能和專業知識能力與數字企業建立雇傭關系的數字技術維護者、數字産品開發者，如程序測試和維護專員、軟件開發運營員；二是以其人力勞動借助于平台進行勞動的靈活就業者，如外賣騎手、同城配送、滴滴打車等；三是以其自身創作能力和創造能力與數字平台建立合作關系的自由創業者，如網絡主播、UP主等。然而，無論勞動者采取何種形式，依舊無法擺脫資本控制：一方面，對于數字雇工，資本家通過強化雇傭關系，直接加劇對勞動者所創造剩餘價值的壓榨和剝削，而對于靈活就業者，則通過平台監視和競争機制，隐蔽強化對其實質隸屬和“自我剝削”；另一方面，資本家借助數字平台，通過用戶使用協議告知書等實現對用戶數據和流量的充分占有，使得廣大靈活從業者被迫讓渡勞動産品的剩餘價值；此外，資本家還通過無償占有數據和流量，為資本增殖和擴大再生産創造條件。由此可見，無論資本家采取何種模式，勞動者得以何種形式的“解放”，“資本隻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餘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産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餘勞動”，這是資本從未改變的本性。
“剩餘價值的生産是生産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資本本質上是生産資本的，但隻有生産剩餘價值，它才生産資本”，這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特征，而“生産剩餘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産方式的絕對規律”。
對于資本而言，自行增殖是它的本性。在馬克思看來，“資本逃避動亂和紛争，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适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如果動亂和紛争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争”。當資本作為生産要素被投入生産中，它本身所具有的生産使用價值的目的就消失了，為了生産商品用于交換，創造更多交換價值成為新的目的和動機，即：轉化為一個等于原有價值額加上這個原有價值的餘額的貨币額或價值額，轉化為既定的價值加上剩餘價值。由此，追求剩餘價值成為資本主義生産過程中的唯一動機和驅動因素。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中，資本家通過直接延長工作時間獲得絕對剩餘價值，或者通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獲得相對剩餘價值這兩種方式來生産剩餘價值。随着科學技術不斷發展，步入數字時代，數字資本生産剩餘價值的方式呈現新的時代特征。
數字資本有機構成進一步提升，剩餘價值率也随之提高。遵循資本運行邏輯，數字時代數字勞動的普遍商品化，成為數字資本創造剩餘價值的前提。得益于數字平台和信息網絡的建立，數字勞動将全球範圍内的勞動者都納入了數字勞動市場，擴大了剩餘價值生産範圍。一方面，由于數字技術不斷創新，數字資本技術構成不斷提升，用于購買數字化勞動力的可變資本v比重不斷下降，資本有機構成呈現不斷提升趨勢。另一方面，通過彈性工作制、績效考核等方式，數字資本不斷對勞動者施以無形生存壓力，迫使勞動者在快節奏的生活方式中“自願”接受加班，由此數字勞動生産過程實現全天候、全時段滲透，勞動者全部生活時間都淪為數字資本生産剩餘價值的過程，同時得益于數字平台、智能辦公軟件，傳統人力勞動時間實現大幅縮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實現大幅下降，工作時間的全時段延長和必要勞動時間的技術性縮短，使得數字資本實現對剩餘價值量m的大幅度提升，由此在剩餘價值率m’=m/v的公式中，m不斷增多，v的成本不斷縮小，數字資本獲得了更為巨大的剩餘價值率。
數字平台憑借壟斷地位，攫取巨額剩餘價值量。除了傳統剩餘價值生産場域的變革，數字資本作為時代新秀，借助于其所構建的全球數字化工廠，依托數字平台構建起數字資本特有的剩餘價值生産方式。數字平台作為數字資本建構的數字化虛拟空間，本身并不具備生産剩餘價值能力。然而，借助其所擁有的海量數據信息和用戶流量，數字資本創造出了以算法推薦為核心的剩餘價值攫取模式。在基于數據價值鍊的商業模式中，數字平台通過不斷擴展數字交易市場，不斷挖掘數據要素本身的剩餘價值來擴充剩餘價值的生産路徑。一方面，通過搭建“勞動者—平台—第三方”之間的匹配溝通橋梁，數字平台以其所擁有的數據和流量進行壟斷性定價，賺取流量和數據收益，具體而言，即通過對勞動者或用戶的勞動和使用全過程進行後台實時監控，把握勞動者或用戶偏好，進行精準畫像，為廣告商或第三方提供大數據分析，以針對性投放廣告或服務。另一方面，數字平台本身通過不斷布局和完善數字内容生态，激勵平台内容創作者開發和創新針對性服務和商品，經由平台打造熱點和爆款，通過付費會員、産品訂購等方式實現直接商業變現。
簡而言之，數字資本邏輯下的數字勞動依舊是剩餘價值生産的唯一源泉，技術的革新與發展并未改變剩餘價值創造規律。唯一不同的是，在數字時代，數字資本通過強滲透的數字技術實現對人勞動力的全面挖掘和吸納，以更加高效、更加隐蔽的方式，踐行着其追求剩餘價值的本性。
當數字資本進入生産領域後，便将脫去其社會關系外殼，轉化成為生産要素，推動着數字資本主導下生産方式不斷革新。由于數字資本邏輯下的數字技術作用于勞動過程，使得傳統勞動發生全面數字化轉型，數字勞動成為數字時代的普遍勞動樣态。深入分析勞動過程表明，引發這一轉型的關鍵在于數字資本在勞動過程所分解的各種要素，即生産要素。馬克思對于生産要素的考察是從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兩個層面展開。數字資本的生産要素特殊性主要體現在作為特殊勞動對象的數據和作為特殊勞動資料的數字技術兩方面。
“資本邏輯的關系形态就是被物與物的關系掩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産關系。”數字資本所反映的是在數字勞動過程中，勞動者與數字資本所有者之間的關系——勞動者的數字化能力成為商品，通過技術契約，如用戶協議及隐私條款與數字資本所有者締結勞動關系，數字資本所有者不僅占有勞動者在使用技術進行數字勞動過程中所生産的數據創造的直接剩餘價值，而且通過數據二次加工（當然，此時還包括勞動過程之外途徑獲取的數據）創造間接剩餘價值。在對資本加以剖析時，馬克思指出要從資本的生産要素，即“資本在勞動過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各種物質組成部分”層面加以考察，其具體表現為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基于馬克思的分析，數字資本生産要素是數字資本在生産過程中的具體樣态，分解為數字資本在數字勞動中的物質組成部分，具體表現為數字化的勞動資料和數字化的勞動對象。
勞動資料發生了兩方面的數字化變革。勞動資料，是指“勞動者置于自己和勞動對象之間、用來把自己的活動傳導到勞動對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綜合體”。傳統的勞動資料大多是指勞動者用于進行生産的勞動工具，如封建時代的手推磨、資本主義時代的蒸汽機等，然而伴随着數字技術的發展，傳統的勞動資料發生了兩方面的根本性變革：一方面，傳統勞動資料實現數字化，數字技術通過與傳統生産資料相融合，實現人工智能對手、腦的延伸，通過将智能控制系統與傳統工具結合，實現數字化流水線生産，勞動者通過操作系統實現對雙手的解放等。“除了那些把勞動的作用傳達到勞動對象，因而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充當活動的傳導體的物以外，勞動過程的進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質條件也都算作勞動過程的資料。”另一方面，在數字技術推動下還誕生出了互聯網、大數據、算法、人工智能等數字化的勞動資料，如以數據作為生産資料的算法設計平台，通過設計數字指令實現對智能系統的控制，以互聯網為勞動資料的電商、直播、物聯網平台等新興行業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勞動對象的數字化變革也不可逆轉。勞動對象是指人類在物質生産過程中運用勞動資料将勞動施加于其上的物質資料，勞動資料的數字化變革必然引起勞動對象的數字化變革。數字技術極大地突破了時空界限，有效拓寬了人們的資源獲取渠道，創造出了其所獨有的勞動對象——數據，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數據作為生産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明确了數據生産要素的重要地位。其中用于反映不同用戶群體行為習慣的信息以及數字化知識，已成為數字勞動的主要人工合成勞動對象，前者主要包括供給方所提供的各種商品信息和服務、用戶的點贊量、閱讀量和點擊量等，被廣泛運用于數字平台企業，後者包括數字技術開發者所需的數字指令和開發組件信息、專業知識及其相關教程等，成為當前軟件開發行業和教輔行業的核心要素。
數據成為數字資本生産要素的核心勞動對象。在人類文明誕生初期，由于勞動能力的局限性，勞動過程的主要勞動對象局限于各種自然要素，“土地（在經濟學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現成的生活資料提供給人類，它未經人的協助，就作為人類勞動的一般對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過勞動隻是同土地脫離直接聯系的東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勞動對象”。然而，随着社會生産力不斷發展，人類步入以蒸汽機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時代，在機器大工業助力下，人類的勞動過程從單純的人與自然界之間物的交換，轉變為對人類社會和人自身的改造，勞動對象内涵開始不斷豐富，出現如貨币、資本、知識、信息等新興勞動對象。相較于傳統的勞動對象，由于這些對象生長于新興社會環境，發展于新興社會關系，使得其受自然環境影響小，呈現極強的曆史性與唯物性，具有當下數字特有的再生性和發展性。以知識和信息為例，它不僅沒有因為被勞動者改造而衰減，反之，伴随着勞動者的改造呈現不斷壯大的趨勢。
作為勞動對象的數據具有産消一體化特征。不同于農業時期的土地和工業時期的貨币，數據具有産消一體化的特征，使得它能夠與其他勞動對象或生産資料結合發揮成倍作用，帶來巨額收益，從而成為當前數字資本主導下的數字勞動主流勞動對象。進一步，其突出特征主要表現在多元性、依賴性和滲透性的技術特征，以及馬歇爾外部性、規模經濟性和準公共物品性的經濟特征兩方面。
技術特征方面，随着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數據來源和格式變得更加複雜多樣，各種圖片、流量等非傳統數據格式湧現，同時基于數據生産者的差異性，數據價值也呈現多元化趨勢；但是數據本身作為無形資産，無論價值如何多元，都絕對離不開對其他勞動對象的依賴，必須借助于網絡、算法等技術在傳統要素基礎上進行加工和改造才能實現其價值增殖，因而數據的滲透性也得以體現，通過與其他要素和部門協作，輻射和影響其他要素生産過程和部門管理運作。
經濟特征方面，由于數據要素所具有的滲透性，使得數據要素呈現出明顯的馬歇爾外部性，具有間接性、緊密型和規模性的特點。對單個個體而言，其所産生的數據對其他用戶并沒有直接影響，但當大數據對用戶數據進行集聚和收集，并經由“精準畫像”後便可以對用戶生産生活産生間接影響甚至控制。同時，在技術水平不變條件下，數據要素所耗費的成本還會随着數據要素數量規模提高而不斷降低，數據所能挖掘出的價值也會随之不斷提高，數據要素具有明顯的規模經濟效應。除此之外，數據相比其他要素能以更低成本進行複制和使用，彼此互不幹擾，這也表明數據要素具有區别于私人物品的不完全競争性和不完全排他性，并能在必要情況下轉化為公共物品或私人物品，呈現出明顯的準公共品屬性。
數字技術是數字資本要素的關鍵勞動資料。從早期社會的手工工具到資本主義時期的機器工具，再到數字經濟時代的數字技術和裝備，這是生産力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勞動資料不斷與時俱進的體現。數字技術及其裝備在本質上依舊歸屬于勞動資料範疇，是對人腦和肢體功能的進一步延伸。互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鍊等就是數字經濟社會先進生産力的重要體現。數字經濟條件下的勞動資料是充分與數字技術相融合的勞動資料，即包括數字經濟運行所必需的一切硬件和軟件設備，以及網絡平台設施、現代通訊工具、人工智能設備等，種種數字技術設備構成了數字經濟時代生産過程的重要物質條件。從本質來看，數字技術設備在勞動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與傳統機器工具相似：數字技術依舊充當着人類生産過程的結合器，是将人類勞動能力與生産要素相結合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數字技術設備雖具有不同于其他機器設備的兼容通用性，但從唯物史觀視角來看，數字技術的産生離不開互聯網、蒸汽機的奠基，是傳統機器和工具的數字化升級的産物，因而成為現時代先進生産力的标志，成為現時代勞動資料的核心部分。
數字技術具有極強的擴展性和超越性。“數字技術能通過從原始數據中提取高層次、抽象化的特征，完成特定的非程序化任務，使勞動資料表現出和人腦一樣甚至超越人腦的智能性。”作為當前時代的先進生産力和核心勞動資料，數字技術對人腦和肢體的延伸，在範圍和深度上都實現了飛躍式擴展：一方面，借助于智能機器所具有的生産連續性和自動性，勞動者不再困于重複工作的枯燥狀态和高危工作的風險畏懼之中，生産過程實現從輔助人到解放人的跨越式發展，人的體力勞動獲緻深度解放；另一方面，借助于智能機器對人的視覺識别、力量感知、規劃判斷等行為進行模拟，傳統機器工作範圍實現從程序化向非程序化擴展，極大節約了傳統的腦力消耗，人的腦力勞動獲得解放。更進一步，數字技術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出極強的超越性，具有超越人腦速度和容量的特征，由此使得生産不再受制于個體能力和生理條件，諸如信息物理系統等數字技術，能夠通過連接不同生産模塊的智能管控機器，構建一體化的智能生産體系，對在生産過程中的數據進行同步收集、提取、傳輸，使勞動者僅在網絡空間通過解讀數據、優化算法便可完成實時監測、模塊控制及路徑優化等工作，極大程度上提升了組織管理的便利性和現代化水平，生産效率獲得質和量的提升。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既是一個重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既是一個重大實踐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在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我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存在，數字資本等資本形态、數字平台等數字場域還将在很長時間和範圍内存在，如何在既利用又限制數字資本的情況下創造和解放生産力是時代之問和發展所需。對此，需要在全面辯證地看待和認識數字資本的基礎上，認清數字資本發展的規律性，把握其高效開放的要素特殊性。社會主義制度下充分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必須對數字資本進行社會主義揚棄——通過加快界定數據要素産權歸屬和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的數據要素管理、加強堅持勞動主體導向的數字技術研發，“揚”數字資本要素的效率高效性；從制度和監管層面，通過建設數字資本運行和反哺體系以及架構社會主義數字資本市場體制機制，“抑”數字資本的逐利本性。
當數字資本深入生産領域，轉化為各種數字生産要素後，其所具有的效率性便得以充分展現出來，作為數字化勞動對象的數據憑借其滲透性、規模性等特征推動着我國生産要素的多元化和低耗化，作為數字化勞動資料的數字技術則以其擴展性和超越性，成為助力勞動者解放和全面自由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基于此，必須結合當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從數據要素管理和數字化勞動技術研發兩方面，充分“揚”數字資本生産要素之效率。
首先，需要從所有制層面發力，加快界定數據要素産權歸屬。推進建設“數據公地”，将由廣大勞動者生産出的勞動數據納入公有範疇，由政府主導聯合相關部門和企業構建數據庫平台，以此加強對數據資源的整合和安全保護，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數據管理方式。一方面，其中的非安全需要數據對公民開放獲取渠道，如國家統計局的曆年統計年鑒可以免費獲取等，建立起數據資源共享機制，有效保障公民權益；另一方面，數字平台自行收集的相關數據，可以充分發揮數據的可複制性優勢，在政府備份前提下，允許企業用于商用，創造經濟效益，同時也能為政府公用提供數據要素，依托政府來幫助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反哺社會人民。
其次，數據要素管理，還應關注分配領域。在分配方式上，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自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将數據作為生産要素參與分配以來，我國就一直高度重視數據生産要素分配方式完善，對此可以從市場和政府兩方面來推進。就市場而言，要加快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建設。其一，建立數據要素登記平台，依托區塊鍊技術為數據要素建立準入公證，通過提供“數據來源證明”“數據産權授予知情書”等形式來保障數據交易的合法化；其二，在能夠清楚審定數據産權的基礎上，建立數據要素資産認定标準，對數據要素質量、市場價值和風險進行綜合評估，為推進企業數據要素入股和數據績效評定提供保障；其三，在充分建立數據産權認定、資産審定等基礎上，借鑒證券、股票管理模式推進數據市場成熟化。于政府而言，要從增加财政收入和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兩方面推進二次分配，一方面，要加緊為數據要素量身定制稅收支付，從數據交易環節增收數據消費稅，從數字平台企業方面增收數據商品稅和服務稅等，通過稅收調節來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與此同時，還要加快數據相關政策法律法規建設，嚴懲違法失信平台企業，通過沒收數據和違法所得、取消準入、處以罰款等方式提升企業失信成本；另一方面，政府要通過政府公開、數據公開，完善數字化基礎設施、提供便民數字化設施等方式來推進公衆權益保障補償機制建設，改善數字鴻溝、收入失衡困境。
推進數字化勞動技術研發，要堅持勞動主體導向。要使廣大勞動者能夠更為客觀地看待數字技術、運用數字技術，成為數字技術的主人，從而保障全體勞動者權益。“在一切生産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産力就是革命階級本身。”作為無産階級政權的我國，保護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是責任和義務，要想充分解放和發展生産力，就必須充分發揮廣大勞動者的主人翁作用。一方面，政府相關部門與數字平台聯合打造“點單式”和“訂單式”技能培訓服務平台，鼓勵和引導廣大勞動者提升個人勞動技能，培養數字技能型人才，針對數字勞動過程中的可能問題和所需知識、技能進行實操性演練，從而保障勞動者能夠自主熟練解決勞動過程中的技術異化問題，同時，企業應當對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的有效性、高效性創新思想或方法給予适當獎勵，通過績效考核、現金獎勵等方式保障勞動者主觀能動性，通過不斷改進勞動工具保障勞工安全性、自由性，為企業運行和發展提供大量高質勞動力，以期節約企業人力成本、提升經營效益，創造雙赢局面；另一方面，國家應當加快完善數字勞動群體勞資關系認定，進一步修繕《勞動法》等相關法律法規，推進勞動局等勞動維權機構服務質量提升，運用數字化技術，如網上服務大廳、政務辦APP等提升勞動維權辦事效率，深化“最多跑一趟”改革，簡化勞動仲裁程序等。
要想充分挖掘和發揚數字資本的要素效率還應當從數字資本的生産過程着手，從廣大數字勞動者入手，提升勞動者思想覺悟。作為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中國，大力弘揚和建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會建設，應當不斷推進社會文明建設，複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構建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數字勞動觀。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數字勞動觀。一方面，國家要持續不斷地推進勞動相關法律法規建設，以“國家憲法日”和“國際勞動節”等特定節日為載體，要求廣大企業、各級黨組織等開展勞動法規普法教育，提升廣大勞動者群體特别是數字勞動者的勞動維權意識。除此之外，還可以充分發揮“榜樣”“感動中國”等數字媒體平台和節目的宣傳作用，樹立勞動先進典型。伴随着當前廣大數字化勞動就業形态的出現，如美團、餓了麼的外賣騎手，IT行業的數字雇工等，數字勞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着人們生活的數字化轉型，在這樣的背景下，推進數字勞動先進典型的樹立，培育一批“草根奉獻者”，不僅有助于弘揚“勞動最光榮”的勞動風尚，激發人民的數字勞動參與積極性，還能夠改變人們對數字勞動社會地位的片面認知，從思想上改變數字勞動者的自我認知，提升主人翁意識。另一方面，要不斷推動平台企業中的工會組織和隊伍建設，不定期為企業中的全職員工和兼職員工開展團建活動等，在宣揚企業文化的同時，進一步關注職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升職工滿足感和幸福感。除此之外，基層社區也要定期更新和記錄轄區内住戶的就業情況，為無固定工作的零工群體提供定制化的保險服務、兒童托管服務、法律普及服務等，不斷保障和改善勞動者社會福利環境。内外兼修，多方協同，不斷提升和改善勞工群體社會地位。
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特有産物，數字資本的出現雖然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社會生産力的發展，但同樣也存在因資本逐利而産生的剝削、壟斷問題。為了更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我國必須立足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實際，從體系建設和制度架構層面着手，通過建設數字資本運行和反哺體系，架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數字資本市場運行體制機制，從而加強對數字資本之逐利本性的“抑”。
抑制數字資本逐利本性，防止數字資本借由數字技術無序擴張，必須加快建設社會主義制度下數字資本運行和反哺體系。首先，要加快推進數字資本發展規劃和遠景目标制定，規劃好數字資本相關産業發展方向，明确回答我國數字資本向何處去的問題，從而達到推進利用數字資本建設社會主義的目标導向。其次，要不斷壯大數字企業中的黨員隊伍和基層黨組織建設，發揮中國共産黨在企業中的政治建設、思想教育功能。在政治上依托黨組織開展企業自查，在思想上開展企業家精神等相關思想政治教育，從企業内部着手杜絕剝削、壟斷行為發生，協助企業良好形象樹立。再次，要積極探索平台社會主義運營模式，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領和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由具有社會主義法人治理結構的新型市場主體，如國有企業等，借助平台對數據收集、篩選、分析、調控等手段，向民衆提供數字化服務或商品，以期實現經濟共享運營、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此外，對于剩餘價值的使用和分配，由國家在傳統滿足資本擴大再生産需要的基礎上，按照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進行統一分配。并且，還要加快推進将數字平台企業納入第三次分配實踐主體範疇，通過政策激勵和官方推廣等方式，引導數字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通過慈善捐款、招商引資等方式協助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和公共事業建設，有效改善區域、群體間的收入差距。
抑制數字資本逐利本性，除了需要依靠政府來建設運行和反哺體系加以限制，還需要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數字資本市場來引導其良性運行。首先，通過确立資本監察和管理制度，打造公平開放、競争有序的數字資本市場，将數據、數字技術等數字資本相關要素置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數字資本市場中加以配置，借由“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進行管控，進而實現對資本的有效引導，從源頭上扼制數字壟斷和寡頭的形成。其次，對于數字資本所創造出的剩餘價值，由政府根據市場價值規律設立價值紅線和準繩，将剩餘價值率調控在合理範圍，既能有效滿足數字資本增殖和循環需要，發揮數字資本的能動性，同時也能夠保障數字勞動者權益，不斷消滅剝削。再次，依托市場監管部門建立數字企業治理服務平台，對數字資本運作過程存在的隐性壁壘進行懲戒和公示，并且聯合美團、餓了麼、阿裡巴巴等數字平台企業巨頭聯合打造數字平台和企業誠信體制機制，對存在失信問題的企業取消市場準入，列入失信名單，保障市場有序競争。最後，必須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有益成果，将資本納入文明的籠子，馴服其野性。在“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标等有計劃地引導資本為社會主義服務基礎上，根據數字資本發展中的要素特殊性，堅持分類指導、精準施控的原則，加快推進完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生産要素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探索、設定和細化數字資本運行的清晰透明規則和科學合理邊界。
傳統認知下，民衆對資本具有刻闆印象，将資本視作萬惡之源，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應該也不允許存在資本。但實際上，在馬克思的思想和理論之中，也曾辯證地審視過資本的文明面，如“隻有資本才創造出資産階級社會，并創造出社會成員對自然界和社會聯系本身的普遍占有”。資本的出現能夠推動社會制度發展、創造新的生産力以及新的人類物質文明乃至精神文明領域，具有強大的文明作用。在數字經濟時代，作為主要生産要素的數據具有其他資源所不具有的可複制性和再生性，資本積累的方式或将不再需要采用野蠻的掠奪方式獲得，數據要素作為社會化生産資料轉化為公共财産時，生産資料便可以擺脫資本屬性，實現社會性質的自由發展。因此，數字資本也就呈現出有别于傳統資本所表現的剝削和奴役本性之外的要素文明表征。在此基礎上，想要更好地規範和引導數字資本，運用數字資本為社會主義服務，必須從思想上和文化上加以解放，擺脫對數字資本的刻闆印象，構築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數字資本觀，辯證地審視數字資本的發展一般性和要素特殊性，探尋數字資本的資本運轉規律。為此，需要學界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和研究，不斷挖掘和豐富“勞資關系理論”“資本有機構成”等資本相關理論，為辯證看待數字資本提供更加具有說服力、更加具有支撐力的理論基礎，與此同時結合數字資本當前運行的現實狀況，推進對數字資本與當代實際相結合的考察，使理論更加具有發展性、問題性和現實性。除此之外，還要加緊打造綠色和諧、開放包容的全媒體信息交流和獲取平台，利用期刊、論壇等為廣大學者不斷圍繞資本進行學術争鳴和探讨提供平台，同時也利用公衆号、報紙等為民衆明晰和深化對資本認識提供信息獲取渠道和建言獻策平台，為推進正确規範和引導數字資本掃清思想障礙。（注釋、參考文獻略）
來源：《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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