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思想再探讨

毛澤東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思想再探讨

周紹東

　　毛澤東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思想是毛澤東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國民經濟增長出現劇烈波動，推動國民經濟實現綜合平衡成為宏觀經濟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站在辯證法的高度，運用對立統一思想，圍繞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内涵、本質、實現基礎、實現保證和實現手段等一系列問題，展開了深入系統闡述，形成了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思想。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體制基礎和微觀載體已發生很大變化，但毛澤東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思想的精髓仍閃爍着理論光芒，呈現出重要時代價值。

一、毛澤東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産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領域。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内外形勢變化多端，加之我們黨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缺乏系統經驗，導緻國民經濟增長率劇烈波動。毛澤東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思想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孕育而生。

　　新中國成立，新政權的建立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提供了至關重要的上層建築保障。1950年6月，黨的七屆三中全會為三年經濟恢複時期制定了政策路線和行動綱領。會議期間，毛澤東作了《為争取國家财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争》為題的書面報告，深刻分析了國内外形勢和新中國成立以來各項經濟工作取得的成果，指出黨和政府要繼續完成全國土地改革，合理調整現有工商業，大規模削減國家機構所需經費，以實現黨在這一時期的中心任務——用三年時間實現國家财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

　　經過1949年到1953年的經濟恢複和建設，工農業生産有了明顯起色，人民生活水平、政府财政收入顯著提高，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初具規模。全國農業總産值從1949年的326億元上升到1952年的461億元，累計增加41.4%；1952年工業總産值達到349億元，超過1936年的曆史最高水平，較1949年增長近2.5倍。截至1953年底，國家财政收入較1950年已多三倍有餘，财政收支體系逐步完善，結束了1949年以前的舊中國長期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1950年到1952年，國家财政用于基本建設的支出累計超過86億元。

　　1958年黨的八屆二中會議确認了“鼓足幹勁，力争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反映了廣大人民群衆希望改變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落後面貌的強烈願望。同時，“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也在批評“反冒進”的過程中全面展開。但是，1959年開始的“三年自然災害”給國民經濟造成重創。1962年後，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在全國展開，有效整頓了“大躍進”時期的經濟混亂局面，實現了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總的來看，在這一階段，我國國民經濟增長率經曆了劇烈波動。

二、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内涵和本質

　　新中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内，中國共産黨一直在探索怎樣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國民經濟增長率的劇烈波動，要求我們黨的主要領導人尋求理論解決辦法和明确政策思路。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國民經濟綜合平思想得以産生。

　　（一）哲學意義上的矛盾與平衡

　　毛澤東對“平衡”的理解源于“矛盾”。在《矛盾論》中，毛澤東指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其一是說，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說，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毛澤東認為，事物運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鬥争。“無論什麼事物的運動都采取兩種狀态，相對地靜止的狀态和顯著地變動的狀态。兩種狀态的運動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兩個矛盾着的因素互相鬥争所引起的。”因此，“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見的統一、團結、聯合、調和、均勢、相持、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處在量變狀态中所顯現的面貌。而統一物的分解，團結、聯合、調和、均勢、相持、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狀态的破壞，變到相反的狀态，便都是事物在質變狀态中、在一種過程過渡到他種過程的變化中所顯現的面貌”。這就是說，平衡是事物内部矛盾運動處在相對靜止狀态的一種表現，不意味着絕對的靜止，而意味着事物正處“量變”狀态。反之，平衡被打破，則表明事物正處“質變”狀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指出：“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

　　在社會經濟領域，矛盾也普遍存在，這就意味着“不平衡”是一種常态。在評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二十六章（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關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優越性和戰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觀點時，毛澤東指出：“生産力和生産關系之間、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絕對的。上層建築适應生産關系，生産關系适應生産力，或者說它們之間達到平衡，總是相對的。平衡和不平衡這個矛盾的兩個側面，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如果隻有平衡，沒有不平衡，生産力、生産關系、上層建築就不能發展了，就固定了。矛盾、鬥争、分解是絕對的，統一、一緻、團結是相對的，有條件的。”

　　（二）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豐富内涵

　　超出純粹哲學思辨，國民經濟綜合平衡主要有兩個具體含義。

　　第一，國民經濟綜合平衡不是單純的對稱性平衡，而是綜合性平衡。對稱性平衡指矛盾雙方或者諸方由于正反力量或正反因素相當形成的一種平衡，表現為矛盾雙方或諸方勢均力敵、相持不下、等量齊觀。綜合性平衡則不同，它是由矛盾雙方或諸方協調配合而形成的平衡，表現為矛盾雙方或諸方協調一緻、有機組合、比例恰當和結構均衡。在這個意義上，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就指保持國民經濟的各部門、各行業、各地區、各環節的協調一緻、有機組合、比例恰當和結構均衡。因此，保持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就要實現供給和需求、積累和消費、長期和短期、整體和局部的平衡，就要促使國民經濟中的各産業部門、各不同區域、城市農村、對内對外經濟活動的協調和平衡。實際上，毛澤東《論十大關系》所選取的十對矛盾，有多項都涉及國民經濟綜合平衡，譬如：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内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産單位和生産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等等。這些矛盾反映出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不同側面和維度，而保持它們的平衡，就成為保持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重要内容。

　　第二，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是一種動态平衡。動态平衡指在運動中保持的平衡狀态，不同于靜态平衡。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并不是供給與需求、積累與消費、長期和短期、整體和局部的絕對平衡，而是在不斷運動中保持相對平衡，即在不平衡中求得平衡。毛澤東指出：“平衡是對不平衡來說的，沒有了不平衡，還有什麼平衡？事物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門、各個部門的各個環節都存在，不斷地産生，不斷地解決。”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經常出現這種不按比例的不平衡情況，才要求我們按比例發展，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

　　（三）國民經濟不平衡矛盾本質上屬于人民内部矛盾

　　要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就必須解決國民經濟不平衡的矛盾，但這必須以準确認識國民經濟不平衡矛盾的本質為前提。社會主義生産關系是與生産力發展相适應的，但特定階段生産關系還不完善，可能與生産力的發展相矛盾。

　　國民經濟不平衡的矛盾，實際上是生産關系不完善與生産力發展間的矛盾。反映在意識層面，就是對生産發展主觀認識和客觀經濟規律的矛盾。毛澤東認為，這種矛盾為社會主義國家特有，是“人民内部矛盾”。“經濟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因為才進行七年，還需要積累經驗。對于革命我們開始也沒有經驗，翻過斤鬥，取得了經驗，然後才有全國的勝利。……必須懂得，在這個問題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我們主觀認識之間的矛盾，這需要在實踐中去解決。這個矛盾，也将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即較正确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人與較不正确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人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觀存在的，我們的任務在于盡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決它。”

　　國民經濟不平衡的矛盾屬于人民内部矛盾，就要求我們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階級與階級之間關系、集體和個人之間關系等層面出發，理解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問題。“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所謂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内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内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内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産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産階級内部的矛盾，等等。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衆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衆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個矛盾。一般說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緻的基礎上的矛盾。”

　　既然國民經濟不平衡的矛盾在本質上屬于人民内部矛盾，那麼本質上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解決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團結—批評—團結。具體到國民經濟管理工作中，就是要讓經濟決策“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也就是說，國民經濟計劃的編制和實施，必須從基層一線出發，在經濟建設實踐中反饋和修正經濟計劃，由此在動态中實施國民經濟計劃，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

三、不同經濟體制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途徑

　　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實現，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體制下具有不同形式。資本主義生産方式通過經濟危機的方式強制性地實現這種平衡，本質上隻是一種被動的供需平衡。社會主義生産方式以生産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由經濟決策部門制訂經濟計劃，國營企業、人民公社等微觀載體實施經濟計劃，因而能夠有計劃按比例發展，促成國民經濟主動、綜合平衡。但是毛澤東也指出，這并不意味着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就是一種絕對靜态平衡。實際上，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綜合平衡仍是一種相對動态平衡，由此形成的國民經濟增長模式——表現為“波浪式前進”，并因而意味着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會出現階段性“突擊”。

　　（一）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中的平衡與不平衡

　　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國民經濟不平衡是一種常态，往往通過經濟危機的方式得到暫時解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産資料私人所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産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固有的。在現實經濟活動中，這一矛盾取得了外在的表現形式，也即資本主義生産總在追逐利潤中不受控制地不斷擴張，同時以社會大衆消費能力作為支撐的社會總需求卻在不斷萎縮。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必然導緻勞資雙方的收入差距拉大，而收入較低的工人難以消化大量産品，市場始終處在一種供給側産品過剩而需求側消費不振的狀态。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國民經濟總呈現出一種不平衡狀态。這種不平衡狀态發展到威脅整個經濟體系時，就隻能通過經濟危機的方式被動糾正。

　　對此，在評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二十六章（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比例和平衡問題的觀點時，毛澤東指出：“這段寫得不對，既否認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某種平衡，也否認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某種不平衡。資本主義技術的發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問題是他們這種平衡和不平衡，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質上不同。”

　　（二）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基礎和保證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民經濟之所以能夠比較多地實現平衡，毛澤東認為原因在于：“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因為消滅了私有制，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所以就有可能自覺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這個客觀規律，以造成許多相對的平衡。”這就明确指出了社會主義生産方式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兩大基礎：一是生産資料公有制，二是有計劃地組織經濟即“有計劃按比例發展”。

　　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生産資料公有制程度大幅提高，國民經濟各部門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公有制性質的國營企業、集體合作社、人民公社成為國民經濟的微觀載體，這使國家可依據客觀經濟規律制定計劃，指導生産，使國民經濟各維度保持相對平衡。因此，毛澤東指出：“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适當比例，求得生産和需要之間的平衡……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鬥争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

　　生産資料公有制和有計劃地組織經濟都屬于經濟基礎範疇，但研究經濟基礎又必須聯系上層建築。從上層建築看，社會主義生産方式之所以能夠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關鍵在于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建立的公有制經濟載體和經濟管理機構。因此，毛澤東批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淡化了黨組織的作用：“教科書把黨組織放在地方經濟機關之後，地方經濟機關成了頭，它又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這就使地方黨組織不能在當地挂帥。黨組織不挂帥，要在當地充分動員一切積極力量，發揮廣泛主動性，是不可能的。”

　　（三）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手段

　　在确立公有制主體地位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基礎上，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還需要一些具體手段。20世紀50至60年代，黨中央确定了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按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該方針理論基礎是生産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但提出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本身就設置了如何保持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問題。

　　對此，毛澤東進行了闡述：“我們把生産資料優先增長的公示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實行幾個同時并舉；每一個并舉中間，又有主導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為主導；工業與農業，以工業為主導。” “幾個同時并舉”的思想，實際上指明了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手段。

　　一是工農業并舉。毛澤東提出：“我們的提法是在優先發展重要的條件下，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所謂并舉，并不否認重工業優先增長，不否認工業發展快于農業；同時，并舉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很顯然，這裡的“并舉”深刻體現了毛澤東有關“平衡”的辯證思維。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并不是等量齊觀的對等平衡，而是各方協調配合的綜合平衡；工農業并舉并不是要求在工業和農業投入等量資源，而是要讓工農業形成協調配合的結構。一方面，作為工業産品的鋼鐵、農業機械、化肥農藥，能夠極大促進農業技術改造、提升勞動生産率；另一方面，農業不僅是輕工業原料的重要來源，也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村為重工業提供了廣闊市場；反過來，農業拿出一部分勞動成果支援工業，使國民經濟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裡實現工業化。對此，毛澤東指出：“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要說服工業部門面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應當這樣做。”

　　二是中央地方并舉。即使在計劃經濟體制中，也存在中央統一決策和地方自主決策的關系問題。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初步建立後，如何發揮地方在經濟發展上的自主性、積極性，如何在加強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基礎上擴大地方自主權，推動地方經濟發展，構成這一時期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考慮的重要問題。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提出了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的基本準則：“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也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1957年3月，黨的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關于改進商業管理體制的規定》《關于劃分中央與地方對财政管理權限的規定》三個草案，并從1958年開始執行。這三個文件的中心議題是擴大地方經濟自主權，包括計劃權、企業管轄權、物資分配權、基本建設項目審批權、投資和信貸管理權、财政權和稅收權、勞動管轄權。中央和地方并舉實質就是充分調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兩個方面的積極性，把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建立在既“統”又“放”的基礎上，一方面向地方下放管理權力，另一方面又加強中央集中領導和統一安排。這是民主集中制在經濟建設中的具體運用，既可以保證全國重點，又可以照顧地方需要。

　　三是大中小型企業并舉和土洋并舉。中央和地方并舉，實際上已經引出了大中小型企業并舉和“土洋”并舉，因為發揮地方積極性，就必須依靠中小型企業和土法生産。單純依靠大型企業和洋法生産，調動的資源将十分有限，無法在更廣的層面上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因此，毛澤東指出：“機械化要講，但也不要講的過頭。機械化、自動化講得過多了，會使人們看不起半機械化和土法生産。過去就曾經有過這樣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術、新機器，追求大規模、高标準，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結合、大中小并舉後，這個偏向才被克服。”

　　四是沿海與内地并舉。國民經濟綜合平衡還包括生産力在空間上的平衡，因此，協調沿海工業和内地工業的關系，成為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重要内容之一。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工業的70%分布在沿海地區，内地工業發展較為薄弱。對此，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就指出：一方面，在增量上，“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内地，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備戰，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廠礦，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另一方面，在原有的工業基礎上，“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内地工業”。

　　（四）綜合平衡與國民經濟增長模式

　　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思想指明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國民經濟增長的典型模式，毛澤東将其概括為“波浪式前進”，本質上是一種“非均衡增長”。毛澤東在評價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教科書沒有接觸到社會主義生産發展的波浪式前進。說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一點波浪也沒有，這是不可能設想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強調了“突擊”的重要意義，認為：“根本否認突擊，趕任務，講得太絕對了。……不能完全否定突擊。……在自然界中，和風細雨和疾風暴雨，波浪的起和伏，是對立的統一。在生産方面的技術革命，也常常發生突擊的問題。比如，一個工廠裡的某一個車間，技術革新之後生産大發展，其他車間跟不上，就需要突擊。農業生産要搶季節，唱戲要有高潮。否定了突擊，實際上是不承認高潮。”

　　在這裡，毛澤東提出了對國民經濟增長模式的看法：這種增長模式是一種既有波峰又有波谷的“經濟周期”，因此，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并不意味着均衡增長，一段時期的集中投資和建設是十分有必要的。毛澤東這一看法與20世紀50年代發展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等人提出的不平衡增長理論（非均衡增長理論）不謀而合。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要想從貧困循環和低收入陷阱中突圍，就要對某些主導産業集中進行投資，并由此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産業部門的發展。隻不過，赫希曼的觀點是：如果是政府投資，應首先投入基礎設施行業，如果是私人投資，應首先投入制造業。而在毛澤東看來，重工業是非均衡增長的突破口和爆發點——更具體地說，就是以鋼鐵、機械為核心，以電力、燃料和運輸為重點，圍繞裝備制造業，優先發展基礎設施和能源行業，通過優先發展重工業産業鍊，把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都帶動起來，促成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四、毛澤東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思想的時代價值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創造了罕見的經濟發展奇迹。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速趨于放緩，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在國内外多種因素的作用和影響下，我國的國民經濟增長出現波動。為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促進經濟穩定增長，黨中央也先後實施了一系列政策舉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内需、加強需求側管理、構建新發展格局、打造全國統一大市場等。與計劃經濟時期相比，我國經濟發展的體制基礎和微觀載體已發生很大變化，但是，毛澤東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思想的精髓仍然閃爍着理論光芒，具有重要時代意義。

　　（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内需戰略的有機結合實現供需動态平衡

　　把國民經濟平衡看作動态平衡而非靜态平衡，是毛澤東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思想的重要内容。市場經濟條件下，供給和需求的平衡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保障。在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主要對象是社會總需求，通常采用貨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手段幹預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政府購買需求和淨出口需求，實現通貨穩定、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經濟調控目标。對于社會總供給，西方經濟學一般認為其取決于經濟體的潛在生産力水平，實施政策幹預效果并不明顯。

　　但是，從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要求看，供需本身就是一對矛盾，而矛盾的運動必然是雙向的，不存在供給或需求單獨一方的變化和運動。政府宏觀調控政策必須同時着眼于供給和需求，在供需互動的過程中實現動态平衡。習近平強調：“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

　　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呈現“新常态”，表現為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從内部結構來看，中國經濟出現三大失衡——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虛拟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産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在綜合研判國際經濟形勢和經濟發展新常态的基礎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了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舉措。這就要求從經濟鍊條的供給端入手，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産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推動經濟增長，實現産業轉型升級，為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礎。對此，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部署了八項重點工作，第一項就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另一方面，受近年來國際國内經濟形勢變化影響，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經濟循環在動能上明顯減弱，國内大循環的重要性顯現出來，國内需求成為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關鍵一側。特别是新冠疫情後，受居民收入增長放緩和未來預期的影響，我國需求側相較于供給側而言恢複相對緩慢，加強需求側管理、擴大内需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已經愈發凸顯。2023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當前經濟運行面臨新的困難挑戰，主要是國内需求不足”“要積極擴大國内需求，發揮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通過終端需求帶動有效供給，把實施擴大内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這表明，國内需求不足已成為我國當前經濟運行的突出矛盾，必須高度重視，要對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政府購買需求和淨出口需求進行管理，切實有效擴大需求，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态平衡。

　　（二）推動宏觀經濟調控積極轉向宏觀經濟治理

　　雖然供給和需求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并不意味着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就等于兩者的對稱性平衡。除了處理好供需平衡，至少還要處理好積累和消費、長期和短期、整體和局部的平衡。因此，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不可能是單一的供給和需求調節政策，而是一個由多種類型政策構成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民經濟綜合平衡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在宏觀層面上，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包括生産、流通、分配和消費四個環節之間的統籌協調；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之間的匹配，包括長期發展和短期增長、消費和建設、投資和積累之間的平衡。第二，在中觀層面上，綜合平衡包括産業部門平衡、區域平衡、城鄉平衡以及對内外平衡。第三，在微觀層面上，綜合平衡包括各種經濟主體間的利益平衡，如不同所有制經濟主體間的平衡和國家、集體、個人間的平衡等。各個層面疊加耦合，構成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複雜體系。

　　由于國民經濟綜合平衡不能簡單地等同于社會總供需平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隻能解決部分問題。要動态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就必須推動宏觀經濟調控向宏觀經濟治理的轉變。對此，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加強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協調配合，着力擴大内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從内容上來看，我國宏觀經濟治理政策體系包括七方面内容：一是宏觀政策，由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組成；二是結構政策，由産業政策和科技政策組成；三是微觀政策，由市場秩序治理政策和市場主體激活政策組成；四是改革政策，由企業和政府雙向改革政策、完善政府與市場關系和推動制度完善政策組成；五是民生政策，由就業促進政策、民生保障政策、基本公共服務和就業政策組成；六是區域政策，由區域重大戰略舉措和協調發展組成；七是科技政策，由加強國家科技戰略力量、鞏固市場主體創新地位、改革科技管理體制等政策組成。七方面的宏觀經濟治理政策的覆蓋面，遠超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其治理目标是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動态平衡、系統平衡。

　　（三）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必須依靠堅實的領導力量、制度保障和微觀載體

　　毛澤東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思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中國共産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政治保障和組織力量。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财經領導小組分别改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中央财經領導委員會，成為重大工作決策機構，保障了黨中央對經濟領域重大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以更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這是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重要前提。黨中央對制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和十五年遠景目标提出建議。中央财經委員會每季度分析研究經濟形勢，每年底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年度經濟工作進行總結，并對下一年度經濟工作進行安排。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不定期召開會議，審議通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政策文件。這些機制和做法對于統攬各方力量，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有極重要的作用。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制度保障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微觀載體是以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市場經營主體。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産力發展水平相适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保證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必須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宏觀經濟治理政策能否發揮作用，依賴于微觀經濟主體能否響應政策号召，遵循政策導向。一方面，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令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實現更大社會功能，實現其“逆周期調節”的作用，鞏固其在國民經濟綜合平衡中的“壓艙石”“定盤星”“頂梁柱”地位。另一方面，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做強做優做大民營企業，發揮非公有制經濟體制機制敏感、靈活、反應快的特點，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使其成為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風向标”“晴雨表”“潤滑劑”。

　　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仍然發揮着極為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發生了重大變化，由原先的指令性計劃為主轉變為指導性計劃為主，着眼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和決定性作用。國民經濟計劃名稱也調整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在規劃指标上，既有約束性指标，也有預期性指标；在規劃手段上，既強調經濟手段，也包括行政和法律措施；在規劃機構上，逐步形成以黨中央為核心領導，中央财經委員會為具體領導單位，國家發改委牽頭，中國人民銀行、财政部等國務院各部委統籌協調、中央和地方政府協同配合的規劃編制和實施體系。當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五年規劃已成為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重要手段。

　　毛澤東經濟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思想的精髓為當下的宏觀經濟治理提供了可靠指引。改革開放以來，随着西方經濟學理論被大量引入國内，以社會總需求管理為核心的宏觀經濟調控理論一度成為我國制訂經濟管理政策的主要依據。然而，随着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越來越多的經濟實踐表明僅僅依靠宏觀調控無法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在理論上，這就要求宏觀調控理論轉向覆蓋面更廣、系統性更強的宏觀經濟治理理論——毛澤東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思想恰恰為這個轉變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從宏觀調控到宏觀治理的轉變，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典型案例，它的政策面要求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立足統籌協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内需戰略，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為宏觀經濟治理提供微觀載體，為國民經濟增長提供靈活動力，在非均衡增長過程中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

　　（作者簡介：周紹東，武漢大學6774澳门永利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