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互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相契合的原初形态

話語互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相契合的原初形态

陳紅娟

　　2023年10月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上，黨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統闡述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圍繞着文化建設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個結合”、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等一系列新概念、新主張與新思想的高度凝練與升華，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創新與發展。其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習近平總書記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深入理解和闡釋習近平文化思想，有必要厘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高度契合性的過程。事實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這種契合性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二者既存在先在的契合性，同時又在實踐中不斷被表達，實現着由自在契合向自為契合、原初契合向高度契合的動态演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的相遇、結合、融通既是一件宏大叙事的文化事件，也是語詞語義等話語層面“‘格義’與‘反向格義’即‘援中入西’與‘援西入中’”的微觀互動。“一切理解都是語言問題”，語言層面的契合是價值觀、方法論得以契合的前提，這裡從話語角度探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相契合的實現過程，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推動話語體系建設和創新提供借鑒。

一、科學社會主義的翻譯借用蘊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語詞概念

　　任何理論深刻廣泛地影響中國必須用中國語言進行書寫與傳布。毛澤東曾指出，“我們黨内能直接看外國書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國書的人，首先要翻譯馬、恩、列、斯的著作，翻譯蘇聯先進的東西和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東西”。19世紀末20世紀初，科學社會主義從西方語境進入中國語境首先面臨的是話語形式的轉換，即言說中國話語，也就是從中華語詞庫中擇選“對應詞”進行翻譯。對應詞的選擇、賦義與流變，見證了中西文化相遇後進行文本交流與思想碰撞的過程，也見證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相契合，完成了價值重構的意義書寫過程。

　　漢字是傳播中國文化的獨特工具，也是中國人接受、表達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術語、範疇的重要語言形式。而且，漢字作為表意字，比隻有表音功能的語言文字更有活力和生命力，比“音位文字更能保證文化傳統的連貫性”。借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既有術語、概念進行對譯、闡釋、評斷、表述科學社會主義術語和範疇，這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契合性在實踐層面的原初呈現。當然，這也是兩種存在差異性的文化實現“相通性”的必然選擇，正如徐光啟所言“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必先翻譯”。

　　一是音譯，直接用本國語素來表述外來詞，即将馬克思主義專業術語的音譯讀法轉變為漢字。這也符合外來學說進入中國必然存在音譯這一環節的普遍規律。早在17世紀時“西學”的各類學科都有相應的音譯，比如科學社會主義中所涉及的哲學“philosophia”曾被翻譯為“斐錄所（瑣）費亞”。而馬克思主義在傳入時，其名字Max在《近世政治史》中被譯為“麥克司”、《近世社會主義》中被譯為“加陸·馬陸科斯”、吳仲遙的《社會主義論》中則為“瑪魯珂士”等。而科學社會主義中的關鍵性名詞共産主義“communism”被翻譯成“尼赫力士”“廓密尼士”；社會主義“socialism”的音譯詞“索昔阿裡司脫”“索西亞利士谟”等；無産階級“proletariat”曾經對應過音譯詞“普羅列塔利亞特”“普羅列塔利亞”；資産階級“bourgeoisie”的音譯詞則有“布爾喬亞”“布爾喬亞西”等。

　　二是意譯，根據意思在中文語境中選擇對應詞。這是文化交流在實踐中的最初形态，源自不同語言文化體系的術語、範疇蘊含意義自是不同，翻譯意味着源自一個意義網絡的語詞會在另一套意義和思想體系中獲得新的“位置”，意味着已有語境中的語詞意義網絡的解體與新語境中語詞網絡的意義重構。其一，譯詞創制。譯者根據自身理解創制與推廣“全新”的語詞，不過，因為創制詞存在“陌生感”“疏離感”等問題，需要深入诠釋，否則将面臨接受阻滞的問題。同時，随着日制漢字的湧入，創制性的譯詞因尚未與其他語詞形成穩定的意義系統而逐漸被替代，比如嚴複創造的“天演”、宋教仁使用的“富紳”、朱執信使用的“豪右”等。其二，語詞借貸。從中華語詞庫中擇選合适的“意義相近”“身份地位相似”的語詞加以對譯，正如李博所言“漢語造詞時偏愛對本土語素進行組合的方式”。朱執信曾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探尋“bourgeoisie”（今譯作資産階級）的對譯詞，将其譯為“細民”，“若勞動者之觀念，則于中國自古甚狹，于農人等皆不函之，故亦難言适當。細民者，古義率指力役自養之人，故取以為譯也”。嚴複也主張從中國已有的語詞庫中創制對應詞“蓋翻艱大名義，常須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義而思之，又當廣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後回觀中文，考其相類，則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離”。但由于偏重以古文來造新名詞，以舊觀念來闡釋新理論，存在晦澀難懂，不易接受的問題，“他所譯的書，在今日看起來，或嫌稍舊；他的譯筆，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不過，對譯活動中所産生的一些依附傳統文化，且被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接受的概念則得以沿用，如李提摩太、蔡爾康撰寫的《大同學》（1899）、梁啟超的《中國之社會主義》（1904）、宋教仁的《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1906）等譯介文本中，社會主義學說比附了“安民”“養民”“均貧富”“井田制”等概念，加深了國人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初步認知和了解。其三，借用日制漢字，實現中國傳統意識和思維方式的“再回歸”。近代以來，國内掀起外來“新名詞”輸入我國的第二次高潮，馬克思主義術語、範疇在翻譯時借用了大量原本就蘊含着儒家傳統文化思想的日制漢字，如“階級”“政黨”“社會主義”“資本”“人民”等。事實上，中國語言文化較大程度影響日本人的語言思維。自《英華字典》出版以來，漢語更是成為日本人闡釋和理解英語語言的“鑰匙”。日本人不斷對中國文字進行創造性運用，創制出能夠與西方術語相對應的新術語和新範疇。明治維新以後，日語中存在大量用漢字标注西方語音的情況，而且他們在翻譯的過程中就曾主張以儒學尤其是宋明理學術語為根基進行擇選，不少辭典更像“英漢辭典”。在日本文部省主持《百科全書》翻譯工作的箕作麟祥在無法創造譯詞時則要求漢學家推敲合适的中國古典詞句。可以說，日本學者在翻譯馬克思主義術語過程中大量使用了漢字的“字形”“字意”，其中原本就蘊含着中國傳統文化，賦予了日制漢字中國文化基因。這些承載着中國傳統文化意涵的語詞與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更契合，他們天然的“熟悉感”“親近感”等讓這些語詞更容易被選擇、保存、理解與接受。這種古漢語語素被日語用來翻譯英語然後再輾轉進入中國近代話語體系的現象，被一些學者稱為“回歸書寫形式借貸詞”。盡管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過程中日本馬克思主義術語影響甚重，且在翻譯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基于日本語境政治訴求而存在的他者賦義，但由于中國知識分子本身受到漢語傳統用法與習慣性理解的影響，最後經過層層過濾與選擇，被接受理解并最終留存下來的是那些符合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術語、範疇。

　　綜上所述，漢字是文化的重要表征，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進入中國首先面臨的是如何用漢語表達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問題，即要實現德語、日語、英語等外國語言向中國語言的轉換。翻譯則實現了中西文化的調和與互融，不僅讓表征中國文化的漢字被不斷激活、賦義、改造與再生，而且讓其中蘊含的文化精神與價值不斷得以延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進入中國在翻譯的過程中就開啟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契合的曆程，“翻譯不但促成了核心概念、價值觀和典型文本的經典化過程，也反映了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規劃”。同時，在此過程中，馬克思主義作為外來術語也不斷豐富着中華語詞庫，不斷推動着中國理論與學術思想的發展。

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诠釋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

　　對譯詞的創造、選取隻是兩種文化碰撞與交流的開端，真正地實現價值觀層面的契合則需要一個理解、诠釋與傳播的過程，畢竟并不是外來文化的所有内容都能夠在中國文化體系中被接受。那些符合中國語境現實需要與知識分子價值訴求的内容才能被傳播、接受、保存并流傳下來，“一個新詞、譯詞能否普及、為語言社會所接受，其決定性因素常常不在詞語本身，即内部原因，而在于該語言社會的價值取向”。内嵌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系内既有價值取向對科學社會主義内容接受與否、怎樣接受等進行隐形的篩選與規約。而且，語言互通與文字對應隻是二者實現契合的初步呈現，隻有兩個概念在語義内涵上實現互嵌、互融、互通，價值層面的契合才能從理論轉向實踐，從自在走向自為，為日後高度契合奠定基礎。外來思想文化進入中國要被理解與接受，語義借助中國文化進行诠釋不可或缺，“初與一種外來新思想、新學說照面時，本土文化往往隻能用本有的現成術語強作解釋”。科學社會主義也經曆從借用蘊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語詞概念到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诠釋其價值觀主張的演變。

　　其一，建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意義關聯。傳統是建立已有認知與新事物間意義關聯的關鍵，潛在地發揮着“映射”作用。任何诠釋都受制于曆史文化中積累的傳統因素。無論是海德格爾強調“把某某東西作為某某東西加以解釋，這在本質上是通過先行具有、先行視見或先行掌握來起作用的。解釋從來不是對先行給定的東西所作的無前提的把握”，還是伽達默爾強調“一切诠釋學條件中最首要的條件總是前理解……正是這種前理解規定了什麼可以作為統一的意義被實現，并從而規定了對完全性的前把握的應用”，都佐證着傳統因素對理解的重要性。事實上，無論是基督教還是佛教進入中國都經曆了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原有觀念和概念中“比配”自身理論觀念的過程，比如用老莊的“無”比配佛教“空”的概念，用儒家範疇中的“五常”去比配佛教的“五戒”等，而傳教士利瑪窦也曾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仁、德、道等概念诠釋基督教倫理。科學社會主義要在中國傳播，就必須經曆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概念诠釋其理論的過程，不少中共早期知識分子對此亦有所體悟，恽代英曾指出“利用舊思想以推行新思想最妙”。從曆史事實來看，科學社會主義中“主義”在被解釋時就曾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理”與“道”來分析，羅存德在《英華字典》中将“Communism”對譯為“大公之道，通有百物之道”，而“Socialism”則為“公用之理”。“共産主義”的诠釋充滿了中國智慧，圍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公”“均平”理念展開，顔惠慶的《英華大辭典》中“Communism”對譯為“國民共産”，旨“在于揭破資本主義之不公”；赫美玲則将“Socialism”對譯為“均富主義”。用“公”的理念對科學社會主義進行诠釋一直延續到五四運動以後，“既稱為社會主義，那麼，社會的物，概當屬諸公有，不要為個人所私有，這才對的”。總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在實現契合的過程中，經曆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價值理念對科學社會主義概念的诠釋，并實現了科學社會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價值理念之間的關聯與融通。

　　其二，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間的意義投射。翻譯不僅是語言轉換，而且是一種實踐性較強的跨文化交際活動，是語言在特定曆史語境中發生的話語事件，文化語境、社會秩序都影響着翻譯活動。就翻譯而言,它既有着語言轉換的功能,同時也有着跨文化闡釋的功能。翻譯本身也是文化交融的表征，“思想概念、學問知識的翻譯，是民族間的相互理解，還是深入本民族文化内部的重新诠釋和創造”。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翻譯并不指涉同一種語言内部的翻譯,而是關涉一種跨越語境的語言轉換，是不同語言之間的對譯。期間，傳統發揮着隐形操縱力，規約譯者、受衆的理解與接受限度。诠釋者總是依托原有的精神文本，根據自身已有價值取向對新事物進行選擇、過濾、防禦或拒斥，并實現古與今的視域融合與意義共建。近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自小便接受了傳統文化熏陶，如周恩來在求學階段已經熟讀了《論語》《孟子》《大學》等儒家經典。中國傳統是知識分子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底色”或者認知濾鏡。石川祯浩曾指出，“在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極易受到舊的思想框架的束縛”，“為了便于理解社會主義的印象、概念而将其投射到中國固有的傳統中去”。事實上，科學社會主義為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之初就是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厘定的框架中開展，并進行意義投射和比對。比如20世紀20年代《建設》雜志曾多期刊載胡漢民關于科學社會主義論述的文章，他将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諸子百家思想進行比拟，提出“所以說明社會主義的由來，有人追尋到希臘的柏拉圖，有人就附合上基督教教義，從那共通的一點看來，也不是張冠李戴的事。我們翻到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也覺得這種思想（社會主義——引者注），竟是相承不斷的”。其中，“孟子的社會倫理觀，是先從物質的生活，講到精神的生活。他認定大多數人不能叫他忍着餓來做好人的。這個見解，頗似馬克斯所說‘不是人類的良心司配他的生活，乃是人類社會的生活司配他的良心’”。同時，他指出，孟子的觀念是“一個古代的國家社會主義”，東漢的荀悅提倡“一個穩健的社會主義”、北宋的張載主張“行一種社會主義新的生活”。

　　其三，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維方式解讀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科學社會主義在實現跨語境流轉本身要經曆“脫語境化”與“再語境化”的過程，其所承載的意義世界也将實現新的位移，新文化語境将提供新的思維方式與解讀方法，并在協商、交融與吸收後形成新的意義。這點可以從早期中國知識分子用傳統文化中倫理道德方式來審視社會主義窺之一二。儒家建構了道德本位主義的價值觀促使李大钊在揭示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時就以倫理道德為标準的價值尺度對資本主義展開批判，指出“一切形式的社會主義的根萌，都純粹是倫理的。協合與友誼，就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普遍法則”，并提出用儒家的仁愛互助思想來完善科學社會主義。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評價也是建立在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關聯的基礎上，“馬氏的經濟學‘在現在的科學界’正如古人分元素為四種”。當然，承載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的概念在克服時空擠壓所帶來的接受或者抵抗的條件後，在新的話語空間中獲得新意義，使其價值主張獲得中國氣派、中國風格，正像薩義德所言經過跨語際旅行理論實現了“此時向彼時”的轉化，獲得“文化和智識”的“養分”。比如科學社會主義找到了無産階級這個實現未來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這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民為邦本”的價值觀念有先在的契合性。在實踐中，無産階級經曆了平民、勞工階級等中國式表述，同時由于真正意義上産業革命中的無産階級數量不多，無産階級指涉範圍不斷擴大，成為包括諸如農民和一切從事體力和腦力勞動的人的統稱，蘊含其中且具有較強穩定性和結構性的價值理念不斷得以傳承，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進一步深化表達為“以人民為中心”“人民至上”等理念。

　　總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诠釋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是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契合性的必然環節。在此過程中，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不僅實現了形式上的“中國化”，而且在中國文化體系中實現了意義内涵上的自我确認。

三、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豐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概念語義内涵

　　對譯詞本身在中華傳統文化意義體系中有其既定的語義内涵，當它們被“移植”到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則意味着其從原來的意義網中溢出，進入新的意義網絡與其他馬克思主義術語形成互文互構、相互支撐，從而得以重構與形塑。此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的語義庫均得以更新，畢竟“在思想概念翻譯的過程中，譯者不但根據目的語語境調整概念内涵使其順利融入已有的價值體系，同時也為目的語已有的思想概念體系引進了新因子”。契合是結合的前提，在實踐中不斷走向結合，實現邏輯前提向邏輯過程的轉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發表重要講話中指出，“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事實上，在二者相互契合的過程中，語義诠釋與賦義促進中國傳統文化中帶有“複古”“封建”色彩的語詞不斷被賦予現代化的意涵，使其價值觀主張得以時代化，而産生于現代化進程中的科學社會主義術語不斷被民族化，被賦予中國文化意蘊。

　　一是意義延展。與西方文化發展中出現迫害異教徒等排斥異己的傾向不同，中國文化的發展則更注重博采衆長、兼容并蓄，不斷吸取外來文化精華，這點從佛教中國化傳播可見一斑。馬克思主義也是一個開放而非封閉的體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一種學說要能夠在中國成為主流，也必然具有兼容性，比如儒學之所以在漢代能夠“獨尊”亦是在吸收法家、道家思想精髓的基礎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亦是在不斷自我革新與思想蕩滌中被傳承下來，不過承載文化意蘊的語詞在文化交融過程中不斷發生意義的拓展與轉移。事實上，科學社會主義中很多關鍵性概念都是中國文化體系既有概念的延展，同時在延展中實現了傳統文化主流價值的傳遞與交融。例如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社會”即是如此。“社”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早是一個行政單位名詞，“二十五家為社”（《周禮》）；“方六裡，名之曰社”（《管子·乘馬》）；“社會”最早是在《舊唐書·玄宗本紀》中使用“禮部奏請千秋節休假三日，及村闾社會，并就千秋節先賽白帝，報田祖，然後坐飲，散之”，主要是指為了祭神而召開的聚會。之後，“社會”一詞的意義不斷引申，指涉為共同的目的或者利益而相互聯系組織起來進行群體活動。近代以來，“社會”與“主義”共同構成新的語詞，不僅與“個人主義”“國家主義”對比化理解，而且傳統文化中凸顯的“公平”“平等”等價值理念在科學社會主義的語義場域中被延續，如“社會主義主至公”“平民與社會主義尚自由，尚平等”“至社會主義，一言以畢之曰自由、平等、博愛、大同”“社會主義保衆人之幸福”。梁啟超就曾将“社會主義”與“人群主義”等同并與“個人主義”相比較，強調社會主義中對“多數弱者”的關照。這實現了與社會主義在西方語境中表達價值理念的原初契合。在19世紀初的西方語境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主要表達與“個人主義”“個人主義者”對立，反對由個人所有制造成的人類不平等，注重倡導“公平”“平等”。科學社會主義在翻譯過程中，知識分子就運用已有的傳統文化價值資源在語詞對譯的基礎上進行了意義拓展與擴充。

　　二是内涵賦義。科學社會主義産生于西方語境，是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和反思西方現代化過程中資本擴張和勞動剝削等問題的基礎上形成的，基本概念與範疇具有現代性症候。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與科學社會主義碰撞與融合過程中，其自身并非一成不變，契合性的價值理念其具象化的概念與範疇也會不斷被賦予現代化性的意涵。隻有如此，這些概念與範疇才不會被時代所抛棄，而它們所承載的價值才能得以傳承。可以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不斷被科學社會主義賦義、豐富與發展的過程實現了“返本”并“開新”，激發了其内在活力，其所倡導的價值理念獲得了當代傳承，畢竟“新語詞的加入必然促成漢語意義體系的重組，語言社會賦予語詞以聯想、語體、評價等周邊義以及意識形态的價值指向”。當然，價值本身的一緻性和重疊性構成了賦義的重要前提。新的語詞、語義的産生肇始于用漢字接受、表達科學社會主義中具有“西方色彩”的理論、概念、範疇，而具有現代化意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則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革新，促進中西文化價值交融，實現價值“共創共享”。僅1928年到1930年間就出版了近40種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促使“階級”“階級鬥争”“資本”“資本主義”“革命”“變革”等成為整個社會的流行話語。這些流行話語的“中國化”推動着馬克思主義話語中國化的進程，同時也在思想深層改造着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天下為公”“民為邦本”，其中“天下為公”的“公”原本指涉“秩序”，服務于封建社會的君王統治格局，主張由君主建構公平公正的政治秩序。科學社會主義亦倡導公平公正的價值理念，近代以來傳統文化中的“公”與“資本”等其他概念結合，強調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均貧富為一體，合資本為公有，公之至，仁之盡也”；而“民為邦本”原是為約束君主德行而主張保民養民利民的價值理念，與曆史唯物主義群衆史觀重視“群衆”對曆史的推動作用的價值取向相契合。近代以來，在二者互動與交流過程中，“民為邦本”中的“民”經過毛澤東等中國共産黨人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祛除封建社會中無知、懈怠等消極色彩，賦予人民群衆正向和積極意義，擺脫封建體制中與“君主”之間的關聯，同時彰顯保障民衆權利、人民主體地位等現代化意涵，使其成為現代國家治理中的重要理念。

　　總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而這種契合性既有恒久性與靜态性貫穿，也存在連續性與動态性延展，是一種“存在之鍊”。這本身也是符合文化發展的規律，文化本身所依附的具體曆史形式會随着時代變遷而消逝，但文化卻會遊離和超脫具體形式不斷沉澱并獲得新生。二者契合的價值理念不斷被時間化并通過豐富性和多樣性的概念、範疇的演變而以不同的形式呈現出來，逐漸在曆史時空中深化發展。

四、結語

　　契合性既有先在的契合，也有後天在實踐中形成的新契合；既有形而上的理論性、抽象性，又有形而下的具體性與實在性；既有文字、概念與語義層面的原初契合，也有多個領域價值理念層面的高度契合。從契合性發生的原初狀态來看，最初主要集中概念的翻譯與诠釋領域，在此過程中初步呈現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價值體系在近代對科學社會主義進行過濾、選擇與建構。不過，任何概念變化都反映着特定觀念的變遷。一方面，科學社會主義在轉換為中國語言的過程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融合得以延續、創新與發展，使源自西方語境的思想理論獲得中國風格、中國意義、中國氣派；另一方面，原本依附于傳統政治體制的中國傳統價值觀逐漸溢出，在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契合中找到新的生長點，使那些具有現代意義的價值觀得以延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一些重要思想觀念的傳承依附于一系列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解釋。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一些重要的觀念被賦予新的意義，傳統文化實現了現代化的轉換。可以說，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革新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概念的舊有觀念，賦予這些概念新意義，促使它們實現現代化轉換，開啟了近代中國價值觀體系的重構。

　　（作者簡介：陳紅娟，華東師範大學6774澳门永利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上海市曙光學者，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來源：《社會科學輯刊》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