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深處的自我革命：毛澤東對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視

思想深處的自我革命：毛澤東對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視

曹泳鑫

　　在中國共産黨的曆史上，從革命戰争年代開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就非常重視思想政治工作，無論鬥争形勢多麼複雜，生存條件多麼艱苦，思想政治工作始終是黨居于戰略性地位的核心任務。思想政治工作是黨成長壯大、黨和人民獲取精神力量以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證，是中國共産黨區别于其他政黨的顯著特征，是黨的優良傳統，也是黨的優勢所在。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毛澤東黨建思想的一個重要内容，就是“着重強調要從思想上建黨，創造了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思想教育的整風形式”。[1]可以說，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都反複強調思想政治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思想政治工作在任何環境條件下都絕不是可有可無、可以松懈的事情。特别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思想政治工作一旦軟弱松懈，黨的事業、社會主義事業、人們的精神世界就會出問題，甚至會犯颠覆性錯誤。因此，今天我們重視學習、總結、傳承毛澤東和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思想政治工作這一優良傳統，非常具有現實意義。

一、從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到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

　　1. 思想政治工作是确保思想建黨和政治建軍的内在要求

中國共産黨重視思想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經曆了形成和成熟的發展過程，這與黨的成長壯大和革命隊伍發展壯大的過程相一緻。因為思想政治工作同樣需要一定的人群規模和團體組織化結構的形成。在黨成立初期，黨員成分複雜，參加革命的人群更複雜。他們中許多先進分子靠的是自我學習和來自社會實踐的認知，屬于先知先覺者，當然有些人思想覺悟的提升也有來自師長、導師的思想教導。早期這些人數不多的黨員和先進分子所從事的主要工作是發動和組織群衆起來鬧革命，其中也做些必要的思想教育工作。随着黨員和革命群衆數量的增多，思想的多元化問題日益突顯，客觀上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現實基礎，特别是一些人身上難免存在的草莽英雄氣、個人英雄主義、流寇主義、團團夥夥幫派習氣、自由主義、拖拉散漫等不良傾向，更彰顯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迫切性。中國共産黨要想真正成為先鋒隊組織，在成分複雜的狀況下必須先解決思想認識統一和提升精神境界的問題，這就是确立思想建黨的内在要求。尤其在中國共産黨建立自己領導的軍隊之後，要想組建一支戰無不勝的新型軍隊，必須克服軍隊内部存在的流寇主義、山頭主義、長官意志、軍閥習氣、單純軍事主義等舊習惡習，必須确保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性質，這支來自工農的子弟兵必須堅決服從黨的領導和貫徹執行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及方針政策，這就是确立政治建軍的内在要求。思想建黨和政治建軍原則是毛澤東領導确立和鞏固起來的，它确保在革命戰争年代中國共産黨帶領人民不斷取得勝利、走向輝煌，在和平建設時期黨的領導和人民江山固本強基、穩固發展。無論思想建黨還是政治建軍都突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極端重要性。無論革命戰争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為了确保思想建黨和政治建軍，思想政治工作都面臨十分複雜的形勢和十分艱巨的任務。

2. 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成效

　　在中國這樣有悠久農業文明積澱的曆史大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既是曆史上暴力革命的主力軍，同樣也是無産階級革命的主力同盟軍和國家建設的主要勞動力，所不同的是，跟随中國共産黨投身革命的廣大農民，無論男女老少，能夠迅速擺脫舊社會愚昧保守狀态而實現脫胎換骨，不僅在戰争年代迅速打造出最堅強的先鋒隊組織和戰無不勝的新型人民軍隊，而且進城搞建設迅速成為社會主義建設主力軍，從創造戰争奇迹到創造新中國建設奇迹。這些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緣于勞動人民在身份地位與精神世界上的雙重變革，其中精神世界或主觀領域的變革與重塑不是随便或輕易做到的，而是中國共産黨堅持不懈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獨特功效。思想政治工作作為精神思想變革與重塑的可靠保證，使很普通的群衆都能具有主人翁精神和主體能動性，從而變成充滿鬥志和睿智的革命群衆，從中走出像劉胡蘭、張思德、黃繼光、邱少雲、董存瑞等前赴後繼的革命英雄，走出像鐵人王進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雷鋒等建設英模和社會主義新人。可以說，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通過思想政治工作使中國人民的精神風貌得以重塑。中國共産黨是鐵打的組織，中國軍隊是銅牆鐵壁，中國人民是硬骨頭。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有了這樣數量最龐大的充滿戰鬥力和創造性的“人力資源”，革命的星星之火迅速變為生生不息的燎原烈火，舊中國的三座大山被徹底推翻，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改天換地、舊貌換新顔，成為廣大人民群衆充分展示能力、創造奇迹的大舞台。在物質條件極其艱苦的環境中，中國人民不怕艱難困苦，靠的是艱苦奮鬥、百折不撓的英雄氣概，靠的是敢于鬥争、敢于勝利的精氣神。這是思想境界和覺悟提升所生成的一種民族精神風貌，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抓實幹正是其背後的重要支撐。

　　3. 毛澤東領導思想政治工作的實踐創舉

　　毛澤東一貫強調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并在最艱苦的戰争年代領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創建，這肇始于領導創立新型人民軍隊的組織紀律，定型于1929年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作出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古田會議決議。該決議在确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政治建軍原則基礎上，堅持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首位，不僅具體規定了黨内教育的十項内容和十八項教育方法，還有對士兵教育的十九項内容和具體教育方式方法。古田會議之後，毛澤東通過調查研究，在對實際産生的效果進行分析之後，進一步總結出軍隊管理方式的七條經驗：幹部要群衆化，要深入群衆、接近群衆。思想政治工作不接近群衆就聽不到心裡話，很難了解和解決思想問題和實際困難；幹部要關心體貼戰士群衆；幹部要以身作則做表率；發動戰士群衆自我教育和管理自己；說服教育重于懲罰。思想政治工作靠提高思想覺悟而不是靠強迫懲罰；善于宣傳鼓動而不是光靠指派命令；賞罰分明。應賞必賞，該罰必罰。[2](P111-121)這些包含着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則、規章制度、方式方法、實踐經驗等，為中國共産黨和軍隊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運行奠定了理論基礎和制度保障，标志着黨的思想政治工作重要地位的确立和思想政治工作體系的初步形成，之後的思想政治工作實踐在此基礎上不斷成熟完善。新中國成立後，思想政治工作自然覆蓋全國上下各行各業，1955年，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按語中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3](P123-124)之後，黨的每一代領導集體都強調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進一步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生命線”的論斷。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明确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4](P831)在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新時代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見》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黨的優良傳統、鮮明特色和突出政治優勢，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5]這表明中國共産黨始終把思想政治工作當作一切工作的生命線，這是基于黨的性質、使命、任務、工作特點等黨情、國情和實踐的客觀要求決定的，革命和建設的許多奇迹背後都離不開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效能的支撐。

　　當然，思想政治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也會從反面教訓中得以印證。也就是說，什麼時候都不能不重視思想政治工作，更不能對待思想政治工作陽奉陰違，否則，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就會遭受嚴重挫折，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之詞和危言聳聽。在黨的建設和國家發展戰略上，一旦思想政治工作軟弱渙散，黨風廉政、社會風氣、人們的精神面貌就會出大問題，進而危及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江山社稷。比如政治建軍這一原則在和平時期更加需要強化認識，如果放棄政治建軍原則，人民軍隊的性質就會改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就會削弱，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就失去硬實力保障，西方資本主義列強耀武揚威、遏制中國、實施顔色革命的一系列手段和陰謀就很容易得逞，國體就會變色，國家機器就會變質、變成廣大勞動人民的對立物，淪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開路機器。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要求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不僅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而且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及其對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要求。特别是在和平發展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優勢地位不能削弱，優良傳統不能丢，否則就要付出代價。鄧小平曾談及教訓并反複提醒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他在1989年明确指出：“我們最近十年的發展是很好的。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所以要加強對人民的進行思想政治工作”。[6](P290)新時代，全面加強黨的領導更要把政治建設放在首位并貫徹到各項建設之中，這是對生命線的高度重視。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在領導幹部和普通群衆中、無論黨内黨外都要普遍開展，常抓不懈，牢牢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領導權和主動權。

二、毛澤東領導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經驗

　　思想政治工作不是目标單一、一蹴而就的簡單工作，而是一項具有複雜性、需要體系化的系統社會工程，需要具備理論指導、組織領導、實踐磨煉、群衆參與、實效檢驗等一系列條件保證。這裡有必要簡略回顧毛澤東領導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成功經驗。

　　1. 做好充分的理論準備

　　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有科學理論做支撐。中國共産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自然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特别是結合中國實際形成的中國化現代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具體指導，在實際工作中靈活運用正确的立場觀點方法，才能取得成效。在革命戰争與和平建設各個時期，毛澤東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實際鬥争狀況出發，實時地創作新的理論著作，為黨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具有現實針對性的理論指導。比如，在井岡山等根據地革命鬥争時期，毛澤東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為大家撥開思想認識上的誤區、增強革命到底的必勝信心，為深入開展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辟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提供了理論指導。毛澤東撰寫的《反對本本主義》《關心群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述，強調理論要與解決實際問題密切結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具有很強的問題意識和針對性。在全面抗戰時期，《矛盾論》和《實踐論》進一步奠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哲學基礎。毛澤東針對時局發展相繼寫出《抗日遊擊戰争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争和戰略問題》《新民主主義論》等光輝著作，其中包含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和工作方法，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更加明确，從而發揮出巨大作用。在解放戰争時期，毛澤東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黨政軍民學備受鼓舞。在毛澤東人民民主專政理論的教育武裝下，黨和人民樹立了将革命進行到底的必勝信念。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通過全國範圍開展馬克思主義大衆化的普及教育，人們的思想覺悟廣泛得到提高，翻身得解放的中國人民普遍有了主人翁意識。毛澤東通過調查研究撰寫出《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理論著作，成為社會主義鞏固和建設時期黨制定政策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綱領性文獻。

　　2. 統籌開展組織領導

　　開展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建立健全黨團組織，黨員、團員、幹部首先要自我教育并深入群衆、組織群衆、發動群衆、帶領群衆、教育群衆。首先，無論早期根據地建設、軍隊建設還是解放區各地黨的發展和組織建設，各級政府、各行各業均設立了黨委、黨支部、黨小組，核心任務就是通過思想政治工作實現黨的思想引領和政治領導。例如在經濟領域，毛澤東多次強調，思想政治工作是實現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黨領導經濟工作需要通過思想和政治工作展開。他在不少場合指出：“經濟與政治、技術與政治的統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統帥，是君，技術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術的保證”。[7](P25)在軍隊領域，除了建立健全軍隊各級黨組織以外，從軍委到連隊均專設負責思想政治工作的總政治部主任、政委、教導員、指導員等，加強軍隊思想工作和政治引領，堅決貫徹執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其次，毛澤東重視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組織領導，他特别強調“第一書記”“黨委”的作用，在多個場合反複強調：“各級黨委，特别是省、市和自治區一級的第一書記”，對于“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解決這些方面的具體問題等項任務，應該立即抓起來。”[8](P371)所謂“抓”，“就是要把這個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要研究”。[9](P282)毛澤東也特别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各方面各領域各部門需要做的工作，例如，他在黨的八屆二次全會上指出：“不論文武，不論工廠，農村，商店，學校，軍隊，黨政機關，群衆團體，各方面都要極大地加強政治工作，提高幹部和群衆的政治水平”。[10](P1480)“思想政治工作，各個部門都要負責任。共産黨應該管，青年團應該管，政府主管部門應該管，學校的校長教師更應該管”。[9](P226)最後，在組織領導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層面，毛澤東特别強調，黨委和第一書記，包括省委、地委、縣委書記，關注思想工作就需要管報紙、學校、文學藝術和廣播；要了解工廠、學校以及報紙、刊物的思想動向。[9](P242)對軍隊而言，就是“保障部隊生産計劃與教育計劃的完成及在實施這兩項計劃時保障自己部隊與黨政民發生正确的關系……保障經濟幹部的純潔。”[11](P695)

　　3. 思想教育實踐改造，知行合一

　　思想政治工作不是流于空談，在革命戰争年代，思想政治工作往往寓于鬥争實踐之中。早期土地革命戰争中，毛澤東組織和發動群衆打土豪、分田地，就要求黨員幹部和紅軍指戰員重視對農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把宣傳教育作為一項重要任務貫穿于平時工作和作戰全過程中。比如，每個連隊都有配備多名固定宣傳員，采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文字深入淺出地宣講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農會、翻身做主人等道理。在抗日戰争中，毛澤東指出要通過思想宣傳工作教育人民、掃除人民落後思想、推動人民思想覺悟的重要性，“人民的覺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腦子中的錯誤思想，需要我們做很多切切實實的工作。對于中國人民腦子中的落後的東西，我們要去掃除，就像用掃帚打掃房子一樣。從來沒有不經過打掃而自動去掉的灰塵。我們要在人民群衆中間，廣泛地進行宣傳教育工作”。[12](P1131)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領導了整風運動、“三反”“五反”運動等教育實踐活動，在全黨上下統一思想、提高認識、鞏固政權、糾正錯誤、增強幹勁等方面收到了很好效果。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毛澤東就指出，“農業合作化運動，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嚴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鬥争……反映舊制度的舊思想的殘餘，總是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裡，不願意輕易地退走的。”[13](P449-450)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毛澤東特别強調思想政治工作要結合經濟工作一道去做，将解決實際問題和解決思想問題相結合，重視社會革命與理論工作相統一，知與行相統一，他強調一個“完全的共産主義者”，不能停留在口頭上和向人民索取上，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同時開展動員工作，幫助人民發展生産，提高文化。[14](P467)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黨的思想教育寓于實踐改造的知行合一，與古代思想家主張的修心修身的知行合一是有區别的，古代聖賢隻能是個人修行，而毛澤東領導的共産黨人着眼于培養一代代社會主義新人和改造社會推動人類進步，将思想改造融入現實世界改造的階級鬥争、生産鬥争、科學實驗等實踐中，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停留于簡單說教，而是采取多種方式，比如勞動教育、批評與自我批評、經濟變革、政治革命、社會改造、移風易俗、破舊立新等，其中有暴風驟雨，也有微風細雨，從方法和目的來講，都是與古代思想家不同的。

　　4. 堅持群衆路線和調查研究

　　深入群衆、調查研究，既可以分析查找産生各種問題的根源，又能找出克服和解決問題的辦法，解決思想政治問題也是一樣。毛澤東一貫堅持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充分相信群衆、依靠群衆，通過找幹部、戰士個别談話，召開座談會等形式，認知聽取和了解來自群衆的意見和反映，發揚民主，集思廣益，在矛盾化解過程中使大家進一步提高思想覺悟和認識水平。早在革命戰争年代，毛澤東就明确思想政治工作要完成“争取廣大群衆的任務”。[15](P96)這首先需要深入群衆，在人民群衆中間廣泛深入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如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的政治宣傳普及鄉村；在古田會議上強調通過宣傳組織群衆、武裝群衆；在《論持久戰》中強調的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在解放戰争時期指出要在人民群衆中間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工作；等等。其次，需要依靠群衆。如毛澤東在指導辦刊辦報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時就指出，報刊不應“關門”辦，要面向群衆，“靠大家來辦，靠全體人民群衆來辦，靠全黨來辦”；“報紙工作人員為了教育群衆，首先要向群衆學習”。[12](P1319-1320)最後，宣傳要通過群衆喜聞樂見的形式，真實反映群衆和社會中間真實存在的現象和問題，“射箭看靶子，彈琴看聽衆”，從主觀主義出發做不好思想政治工作，因此要實事求是，既要講好的形勢和光明前途，也要講困難和問題，使人民在建立勝利信心的同時，也使他們明了道路是曲折的，要勇于直面困難、向困難作鬥争。

　　正是在堅持群衆路線基礎上，“調查研究之風”能夠推動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之達到更好的效果。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有了調查研究。同時希望在南方、在北方、在東方、在西方工作的地方同志多提出意見。要把窗戶打開，讓空氣流通，聽聽消息，聽聽輿論，優缺點有錯誤的改正一下。”[16](P344)在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碰到曲折時，毛澤東更是提出要“堅決走群衆路線，向群衆請教、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7](P268)通過調查研究，找到真問題，才能進一步貼近群衆，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向，凝練力量推動完成不同時期黨的中心任務。

　　5. 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不搞嚴酷鬥争、不搞肉體消滅

　　毛澤東領導開展的思想政治工作，堅持貫徹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目的在于從思想認識上解決問題。堅決糾正之前黨内審查出現過的嚴酷鬥争和肉體消滅的錯誤做法，不允許搞人身攻擊和肉體消滅，即使對待俘虜戰犯，也一個不殺、一般不判，通過采取勞動改造方式，讓他們在生活上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在思想認識上洗心革面，精神上重新做人。對此，毛澤東特别強調，要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反對強迫命令和壓服。這一方法是毛澤東在《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的，但早在革命戰争年代就已經開始采用。新中國成立後，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權以後，這個政權同人民的關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關系，更要采用說服的辦法。“壓服”作為“說服”的輔助手段，[9](P351)在面對中間派和反對派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毛澤東指出，“凡願意同我們合作與可能争取同我們合作的人，都要耐心幫助、教育、改造，很好地同他們合作，從改造中逐步肅清過去反動派的一切遺迹和對他們的政治影響，以馬列主義思想代替國民黨的反動思想”。[13](P11)對于人民内部矛盾，更需要通過讨論、批評、說服教育的方法，進行思想改造，主要目的是通過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團結人民，有效進行生産、進行學習、搞好生活。對于錯誤思想，“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鬥争。但是何種批評不應是教條主義的，不應當用形而上學方法，應當力求用辯證方法。要有科學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說服力”。[9](P232-233)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也需要通過說服而非強迫的方式，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更好開展思想政治工作，解決人們的思想問題。“無證民不信，不信民不從”。在進行思想改造、提升思想認識的過程中，毛澤東還特别重視抓典型、表彰先進的辦法，尤其是在反對壞人壞事、解決思想問題的過程中，“應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調查分析和表揚，使全黨都向這些好的典型看齊，發揚正氣，壓倒邪氣”。[13](P255)有了典型和正氣，也才能更好進行說服教育工作，才能更好說服人。

　　通過上述曆史經驗總結回顧，使我們對當今在物質利益占據主導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也有所啟迪，如果沒有思想上切實的教育改造環節，單靠空洞說教或靠法治懲處、罰款、獎勵等狹隘的利益機制，很難提升人們的思想覺悟和整個社會的道德境界，一則物欲盛行使空洞宣教顯得蒼白無力，二則法治懲戒措施隻是底線警戒，隻設底線的社會就會消解高尚的理想追求，物質刺激隻會更加使人關注物質利益。因此，如何在實際工作中有效嵌入思想政治工作，也是我們精神文明建設需要研究的時代課題。

三、自我解放與自我革命：做好新時代思想政治工作

　　1. 思想政治工作目的是充分調動社會生産和社會關系中最核心最活躍的人的因素

　　人類社會中，人是社會關系的主體，是社會生産的主體力量，是生産力最活躍的因素。人是有思想的精神主體，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僅靠物質刺激絕對不夠，還必須做人的思想工作。從黨的百年發展曆程來看，黨的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以下主要作用：第一，喚醒人民群衆的主體意識，充分發揮出主人翁精神。第二，凝聚民心所向，徹底改變舊社會一盤散沙狀況，大大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第三，全面（普遍）開發民智，大力增強民衆創新力和創造力。民智不僅是學習書本知識，創新能力和創造力也不是僅僅依賴書本學習。通過思想教育能夠促使人民解放思想，提升思想境界，敢于沖破艱難險阻，銳意進取，戰勝困難，取得勝利。這不僅表現在思想理論本身的創新上，而且通過各行各業群體的創新和創造力體現出來。新中國廣大勞動人民翻身做主人，各行各業湧現出許許多多像屠呦呦、華羅庚一樣從普通民衆中迅速成長起來的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員等，湧現出無數個像鐵人王進喜、農民郭鳳蓮、幹部焦裕祿一樣敢于戰天鬥地的勞動英雄、先進人物和基層群衆帶頭人。許多文學家和藝術大師像丁玲、矛盾、老舍、冼星海一樣經過無産階級革命文化的思想改造和世界觀轉變之後，創作了大量歌頌人民、高揚新社會新人新事的文藝作品。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無論是在革命戰争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湧現的英雄人物更是數不勝數。總之，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充滿艱苦奮鬥、戰天鬥地的精神，也充滿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精神，這種精神源于思想深處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徹底革命，使得舊人變新人，舊貌換新顔，日月換新天。

　　2. 思想政治工作是黨領導人民自我解放和自我革命的制勝法寶

　　中國共産黨及其代表和領導的廣大人民群衆之所以不同于人類曆史上其他的黨派和利益群體，其中重要一點就在于階級覺悟之後通過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革命來實現自我解放，不靠救世主和神仙皇帝，從而成為最具曆史主動性的新型社會主體力量。毛澤東就曾提出“為解放自己而奮鬥”。[18](P47)黨通過思想政治工作喚起億萬勞動人民的主體意識，一掃舊社會的愚昧狀态和愚民政策，使人民群衆積極投身革命和建設的社會實踐。可以說，無産階級這種自我革命、自我解放、自我實現的制勝法寶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在人類曆史上，不是任何階級任何黨派都能夠為了喚醒人民群衆的主體意識、實現自我解放而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剝削階級及利益集團實際采取的是愚民政策，無産階級政黨的政治目的是推翻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舊制度、建立勞動人民當家做主人的新社會制度。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是讓廣大人民群衆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做到自信自立自強。這就要求以培育新社會的新人為目的，把人的工作放在重要地位，徹底抛棄舊社會專制制度下的愚民政策，通過馬克思主義大衆化的系統教育形成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先從思想上解放自己，在精神世界變革中達成人的自我覺醒、自我革命、自我救贖、自我解放。

　　從曆史經驗和教訓看，即使無産階級政黨要保持先進性也并非易事，其幹擾因素主要來自階級基礎的複雜性和物質利益的誘惑。中國共産黨曆史上并沒有唯成分論，老一輩革命家大多數并非是純而又純的工人階級出身，黨中央和毛澤東采取思想建黨的方法，把農民、小資産階級為主要成分的大量民衆吸收進革命隊伍，通過思想政治工作将其改造成為無産階級先鋒隊員和革命戰士。出身不是主要問題，數量也不是關鍵，戰鬥力不在數量多少，而在于精神狀态。過去中國工人階級數量的減少并沒有削弱革命政權的階級基礎。同樣，在和平建設時期，由于各方面的幹擾、破壞、搗亂，一些蛻變或演變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把無産階級基礎雄厚的社會主義政權（比如蘇聯、東歐）變成官僚資本主義帝國。由此可見，中國共産黨在新時代提出的自我革命，本質上是靈魂深處的思想鬥争，思想政治工作一旦削弱就不可能真正做到自我革命。

　　3. 思想政治工作是黨和人民增強曆史主動性的制勝法寶

　　曆史主動性是一種很高的思想境界，本質上也是一種自覺，是無産階級自覺的階級意識的體現，不是任何社會制度中的人都具有曆史主動性。對于在剝削社會中受剝削受壓迫的廣大勞動人民來說，很難形成自覺的階級意識和曆史主動意識，而居于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壟斷地位和集團利益，更不可能主動放棄既得權益而進行促進社會進步的變革或自我革命。資産階級革命也是為着資本牟取更大剩餘價值而自發形成的社會變革過程。隻有無産階級通過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獲得思想解放後才能形成自覺的階級意識，進而在自己的先鋒隊組織共産黨的帶領下凝聚起來、團結戰鬥，首先砸碎自己的身心鎖鍊，進而通過革命運動打碎舊世界，建設新世界，在實現解放全人類的曆史進程中解放自己。這種無産階級所具有的曆史主動性，也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長期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呈現的曆史主動性和創造性。

黨和人民的曆史主動性通過思想解放、理論自覺、能動實踐、道路自覺展現出來。首先要從确立主義開始，正如大家熟知的道理，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1920年11月25日，27歲的青年毛澤東在他寫給新民學會會員向警予、歐陽澤、羅章龍等人的信中這樣說道：“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19](P554)馬克思主義的無産階級世界觀和科學方法論是激發人們靈魂深處鬧革命的銳利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大衆化普及教育全面徹底地重塑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人民群衆創造曆史的主體意識是具有曆史主動性的主觀自覺。從中國實際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飛躍，本質上是具有曆史主動性的理論自覺。這既是中國共産黨指導思想創新發展的建構原理，又是中國文化（認知體系、學術）傳承發展的建構原理。在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實踐探索中，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開辟出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推翻壓迫中國人民的三座大山，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進而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國人民在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征途上向着民族偉大複興的夢想進發，這更是一種具有曆史主動性的能動實踐和道路自覺。

注釋：略

　　（作者簡介：曹泳鑫，上海社會科學院6774澳门永利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