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産主義理想決定性意義的科學論證

共産主義理想決定性意義的科學論證

侯惠勤

共産主義理想信念至關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旦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信念，就會土崩瓦解。”事實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這是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精髓、中外馬克思主義政黨成敗存亡的經驗教訓得出的科學結論，更是中國共産黨建黨百餘年的切身體會。正因為如此，是否信仰馬克思主義，根本在共産主義理想是否堅定；而否定馬克思主義，也集中在拿共産主義理想開刀。應該承認，共産主義理想決定性意義的科學定位雖然已經得到充分的證明，但各種否定共産主義理想的論調依然猖獗。其中最具蠱惑性的，就是斷言共産主義理想隻是曆史事變的“結果”而不是“原因”，隻是“祈盼的彼岸”而不是“現實力量”，否定其在曆史活動中的決定性作用。因此，必須對共産主義理想的科學定位，展開有針對性的理論論證。

一、對理想信念科學定位的基礎理論論證

對于理想信念作用的理論論證，當然要遵循曆史唯物論的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間的作用反作用辯證關系，但首先要推倒對這種關系的直觀式理解。作為直觀的、甚至是庸俗的理解，就是把物質決定精神的第一性作用，曲解為經濟活動是曆史活動和曆史進程中的唯一活躍、主動因素，而精神反作用于物質的第二性作用則是不改變曆史過程、不對曆史事件起決定作用的被動性作用。在有些人看來，隻有經濟因素才是曆史過程的積極主動因素，是原因，是實踐力量，而其他的曆史活動因素則都是受動、消極的。正是由于對物質和精神相互作用關系的這種直觀式理解，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把唯物史觀誤讀為“經濟史觀”的大有人在，而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不得不一再對此作出澄清。必須指出，這種對于唯物史觀的曲解不僅與馬克思主義相差十萬八千裡，而且從根本上否定了共産主義理想對于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決定性作用，完全無法駁倒“共産主義渺茫”“理想不能當飯吃”等錯誤觀點，十分有害。因此，必須圍繞共産主義理想的科學定位，首先在理論上說清楚曆史活動中物質和精神之間作用和反作用的辯證關系。

（一）物質和精神之間作用和反作用辯證關系的複雜性

作用和反作用是借助力學概念的一個形象表述，但唯物史觀關于曆史活動中物質和精神、存在和意識間的作用和反作用關系，決不能簡單地從力學原理上去理解。因為在力學原理中，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因果、主被動界限分明，而在曆史活動中，這些界限不僅變動，而且常常互換，不存在單一的動因。對于經濟活動在曆史進程中的決定作用，恩格斯有一個經典的表述：“根據唯物史觀，曆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産和再生産。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内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他還在為此作的自我批評中，提出了一個重大的理論界限，即理論闡述和理論的實際運用的區别：“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并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但是，隻要問題一關系到描述某個曆史時期，即關系到實際的應用，那情況就不同了，這裡就不容許有任何錯誤了。”恩格斯在這裡說得很清楚，理論闡釋出于主要的針對性，需要有重點、有取舍、突出核心思想；但理論的實際運用則不同，不能簡單照搬理論，而必須在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中，透過偶然性尋找必然性，達到理論和實踐相統一。這裡劃出了一個重大的理論邊界，即經濟的決定作用隻是認識曆史客觀必然性的立腳點，并不是現實的曆史過程本身。

今天的問題是，持這種幼稚的“經濟史觀”者，現在已經不是向往着馬克思主義的幼稚青年們，而是蓄意誤導輿論的西方意識形态及其追随者。它反複拿蘇聯說事，在兜售“經濟決定論”的同時，把刀刃指向了共産主義理想信念。它把蘇聯的亡黨亡國，歸結為試圖依靠理想信念克服“物質匮乏”、實現“生活幸福”，借此讓發展中國家“認命”成為其附庸。西方國家一方面揮舞“價值觀”大旗彰顯其道義優勢，另一方面又以庸俗的物質主義銷蝕對手的鬥志，其心可誅，其意可鄙，這也證明了庸俗唯物論與曆史唯心論的政治價值相通。

（二）兩種決定作用的區分及其意義：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曆史辯證法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關于物質和意識，經濟和政治、文化的辯證關系可以概括為“兩種決定作用的區分及其意義”：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曆史辯證法。首先要明确，經濟在曆史活動中的決定作用是從“歸根到底”意義上說的，是“曆史必然性的理論抽象結果”，不是具體的曆史過程。其次，在具體的曆史演進中，除了經濟因素外，政治、道德、哲學、文化、宗教等都可能在其中起到關鍵乃至決定性的作用，成為某種曆史結果的原因。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并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這并不是說，隻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餘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而是說，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經濟是歸根到底意義上的決定作用，揭示了曆史必然性的客觀依據；而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在具體曆史事件中均可能起到關鍵乃至決定性的作用，則揭示了現實曆史過程的曲折複雜。因此，唯物史觀既不是自由意志論，決不否定存在着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也不是宿命論，決不認同經濟狀況可以自動發生作用、自行開辟曆史發展的道路。

曆史活動諸因素在雙重意義上的決定作用，注定了現實曆史發展的兩個特點。

其一，曆史不會直線式發展，而必然是一個曲折發展的複雜過程。原因在于，曆史活動總是在人的相互交錯的各種動機中進行，而哪種動機得以實現則取決于諸多因素，包括一些偶然因素在内，甚至可能不與任何個人動機直接吻合，因而現實的曆史往往出乎人們的意料。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的曆史活動看似自覺，實則盲目而充滿變數，這就是曆史必然性通過偶然性為自己開辟道路的慣常方式。恩格斯為此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到現在為止，他們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據一個共同的計劃，甚至不是在一個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會内來創造自己的曆史。他們的意向是相互交錯的，正因為如此，在所有這樣的社會裡，都是那種以偶然性為其補充和表現形式的必然性占統治地位。在這裡通過各種偶然性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必然性，歸根到底仍然是經濟的必然性。”通過偶然性開辟道路的曆史，彎路不可避免，回頭路也司空見慣。面對曆史演進的起伏跌宕、曲折往複，人們對于曆史規律的認知也難以真正突破。

其二，曆史不會是勻速運動的過程，而必然是緩急交錯，既有“二十年等于一天”的平穩和量變階段，也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飛躍和質變時期。經濟運動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決定了阻礙其發展的因素如果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清理，最終必然要以社會外部沖突的方式加以解決。這就是社會的革命變革時期，也是被列甯稱為“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急劇發展時期。但是，以何種思想理論指導的社會革命，對于曆史的推進作用是大不一樣的。這就關系到經濟及其以外諸多因素在現實曆史進程中的決定作用問題。曆史規律不可阻擋，但可以加速或延緩。科學理論、理想信念、傑出人物的曆史作用就由此得到充分的體現。鄧小平在談到毛澤東不可替代的豐功偉績時指出：“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産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因此，唯物史觀決不否定曆史活動中精神力量的決定作用、偉大人物的決定作用。這種決定作用不是唯心史觀聲稱的個人意志創造曆史，而是遵循曆史規律，順應時代潮流，推動曆史前進，促進社會發展。

（三）兩種反作用的區分及其意義：人類自覺創造曆史的唯物史觀根據

前面已經闡明，“反作用”體現了人類曆史活動的能動性，不等于非決定作用，不等于不能成為具體曆史演進的原因。現在需要進一步分析“反作用”中的兩種決定作用。

其一，整體非自覺下的能動性。應該說，能動性本身就是一種自覺性。所謂的整體非自覺，是指對于世界整體和曆史過程還缺乏科學的把握，其能動性不是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下的自覺，而是實際利益驅動下的算計和鬥争，是一種矛盾的自覺，即盲目的自覺和自覺的盲動。這一“自覺”最為典型的表現，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即“社會化生産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别工廠中生産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中生産的無政府狀态之間的對立”。毫無疑問，資本主義企業是以精确計算的工具理性為基礎的，十分“自覺”地追求利益最大化。但這無法避免全社會生産的無序，無法避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爆發。這表明，否認或回避對曆史規律的科學認知，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自覺”，本質上是非自覺的自發性，具有兩面性。

當這種自覺性恰巧順應了曆史潮流而得以成功實施時，在推動曆史發展的同時，也會在曆史觀和人性方面形成一些阻礙曆史繼續前進的錯誤認知。例如，否定人民曆史主體地位的英雄史觀和抽象人性論。而當這種自覺性與曆史潮流相悖，并屢屢受挫時，曆史呈現出來的就是彎路、回頭路一類的巨大曲折。對于這種“自覺性”的糾正，隻能通過破壞性的“教訓”實施。例如：自然界對于人類掠奪性開發的報複、經濟危機對于生産力的破壞、人民革命對于統治階級的反抗，等等。這是曆史規律以外部強制的方式發揮作用的結果，代價巨大。因此，基于整體非自覺的能動性，并不能真正體現人類曆史活動的主動性。

其二，科學世界觀引領下的自覺。這是對曆史規律的科學認識基礎上的創造性運用，是自覺的實踐活動和真正的曆史主動。科學世界觀的創立需要前提，即世界必須已呈現出是一個有規律演進的有機整體，人類已經具備從整體上對其進行科學把握的認識能力。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的曆史進入世界曆史是科學世界觀得以誕生的曆史根據。機器大工業形成的社會化生産力，是人類進入世界曆史的客觀基礎；而工業資本是私有财産的完成了的客觀形式，“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為世界曆史性的力量”，是認識世界曆史的社會基礎；“無産階級隻有在世界曆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産主義——它的事業——隻有作為‘世界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是科學認識世界曆史的主體條件。正是生産力、交往關系和階級關系的普遍化和簡單化，使進入世界曆史的世界可以作為一個整體去把握，為思維方式的革命性變革、科學世界觀的形成提供了曆史依據。

科學世界觀指導下的能動性，之所以是人類曆史活動的真正自覺形式，就在于能夠認識新陳代謝的曆史規律，不斷地把握時代潮流、引領社會變革。這種曆史活動的能動性，能夠促成曆史的革命性飛躍，大大加快曆史進程，創造曆史奇迹，體現曆史主動。也就是說，這種能動性能夠把握甚至創造曆史機遇，通過推進科技革命、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推動曆史跳躍式發展。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中國僅用幾十年時間就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曆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迹，開創了中國式現代化，就是這一曆史主動性的最好诠釋。

這裡的關鍵，不是否認客觀規律，也不是消極地面對客觀規律，而是在遵循客觀規律中獲得主動。比如，馬克思做過“兩個決不會”的論斷，即“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态，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産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産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但是，這決不等于說，在資本主義的全部活力喪失之前，社會主義隻能毫無作為；更不等于說，在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對于資本主義的任何突破性進展都是曆史的早産兒。列甯是這樣回擊對于十月革命的質疑的：“面對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的人民，在毫無出路的處境逼迫下，難道他們就不能奮起鬥争，以求至少獲得某種機會去為自己争得進一步發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尋常的條件嗎？”曆史已經證明，一個社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産力發揮出來”，并不像給一個氣球放氣那麼簡單直接。這是一個破了又補，補了又破，進進退退、反反複複的曲折過程。每一次破局，都是對其所容納生産力的探底，而每一個修補，又是對其容納生産力的彈性測試。社會主義超越資本主義就是這樣迂回曲折、跌宕起伏的過程。局部突破、部分質變是舊社會滅亡的必經階段，也是曆史主動性的用武之地。

二、對理想信念科學定位的關鍵理論論證

曆史唯物主義關于存在和意識辯證關系的基本原理，為理想信念的科學定位奠定了理論基石，但要完成這一科學論證，還必須在這個基礎上構建理論大廈。如果說存在與意識的辯證關系是基礎理論，那麼科學信仰的創立則是論證共産主義理想決定性作用的關鍵理論。信仰是超越個體生命有限性、使其獲得不朽價值的唯一方式，提供了人生的終極關懷，因而是人類生存發展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信仰也使人類的精神能動性發揮到了極緻：一個人、一個團體、甚至一個民族，可以在信仰的支配下持續行動，以至為之獻身。

（一）馬克思主義創立前的人類信仰方式

在馬克思主義創立之前，科學與信仰泾渭分明，相互對立，因而都是非科學、總體上非理性的。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信仰方式大緻有兩種：一是宗教方式，即信奉超自然的絕對主宰，這是大多數民族的傳統信仰方式；二是以中華文化為代表的中國傳統信仰方式，即信奉曆史的無限延續。這兩種方式都超越有限的經驗現實，追崇生命和存在的不朽，而區别在于有無超自然的主宰者（“神”）。

因此，一方面，不能認同西方流行的說法，即中國人沒有超功利的信仰。所謂超功利，不等于信仰和利益完全無涉，而隻是超越眼前、狹隘、有限的利益而已。由此觀之，中國儒家著名的“三不朽”，即“立德的不朽、立功的不朽、立言的不朽”。不可否認，這種方式在大衆中普及有難度。盡管抽象地說“人皆可以為堯舜”，然而堯舜于普通大衆而言畢竟還是“高山仰止”。但不能據此認定“三不朽”不能在中國社會紮根，因為“三不朽”的根據是曆史的不朽。對曆史不朽的信奉，實際上深深融入了中國人的血脈中。同樣尊崇曆史不朽的，是崇拜祖宗，由于崇尚先人的孝德人人可為而具有廣泛性。這樣，“三不朽”在中國人民那裡，就簡化為“慎終追遠”，即以無愧先人為最高道德命令。應該說，中華傳統信仰方式的經驗性成分多些，這也是它與馬克思主義信仰高度契合的一個方面，但不等于它不具有信仰的超驗性和終極性。“無愧先人”“丹心汗青”不僅是崇高的家國情懷，也是安身立命之本。

另一方面，宗教信仰雖然總體上是超自然的非理性，但世界上天主-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等都具有和科學理性協調、為世俗生活服務的曆史趨勢，它們在今天已經不是純粹的神話和出世說。三大宗教都有日臻完善的宗教哲學，這是從學理上協調理性與宗教；宗教的道德和美學功能也在不斷增強，這是介入世俗的有效方式。因此，不能停留在宗教隻是否定科學理性的超自然主義，是否定世俗生活的彼岸世界的幻想，是無理可循、無法言說的内心祈盼這一傳統的認知上。更不能以上述理解作為辨别信仰的标準，從而否定科學信仰創立的可能性。

此外，由于馬克思主義之前的信仰的非科學性，它所體現的人類最大精神能動性，也顯然具有建設和破壞的兩重性。就消極作用而言，從曆史上看，宗教信仰下的教會迫害異教徒（包括科學家）的事件屢見不鮮，以捍衛宗教威嚴和“純潔”的名義發動的“十字軍征讨”一類的戰禍也并不罕見；而中華傳統信仰方式在長期封建制度浸潤下滋生的愚忠、守舊、血統論、門第觀、宗法觀念、盲目排外、親親疏疏、尊尊卑卑等，在曆史上産生的負面作用也有目共睹。

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信仰方式之所以既能勸善止惡、慰藉生靈，又能煽風點火、惹是生非，就在于它沒有客觀的評判标準。它是脫離了“真”的一種價值訴求，自然各取所需，因人因時而異。因此，這種信仰從根本上受情緒的支配，容易“信則靈”“不信則不靈”；需要時信，不需要時可信可不信；極易狂熱，也容易冷漠。“靈魂不死”也好，“生命不朽”也罷，都沒有真理性的科學依據。說到底，信仰問題所依托的是存在的終極性、無限性或“不朽”，人類在當時還無法通過真理的方式去把握，而隻能作為内心的祈盼和情感的寄托。隻有整體性科學把握世界的曆史條件具備後，通過科學世界觀的創立，科學信仰方式才可能奠立。

（二）科學信仰創立的理論突破

馬克思主義在沿着人類文明大道實現了哲學的革命性變革的同時，也變革了人們的信仰方式。這不僅是開創人類自覺創造曆史的新紀元，也是人類精神家園的曆史性重建。它力圖通過真理的方式來認識、把握信仰，并通過科學的途徑來解決信仰問題。它把信仰所依托的“生命不朽”和終極關懷奠立在對曆史發展客觀規律的科學把握之上，以人類的解放事業為依托，以個人投身人類解放事業實現自我超越的實踐方式為路徑，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目的，奠立了共産主義的科學信仰。

科學信仰方式的創立要解決兩個關鍵性問題：一是現實存在與終極存在、已知世界與未知世界的統一問題。馬克思主義通過其科學世界觀證明，人類所面對的世界是統一的物質世界，不存在不可理喻的“另一個世界”。人類所具有的革命的實踐的能動性，證明了自然過程的“可複制”，證明了精神現象與客觀世界的“反映”關系，也就證明了自然界的物質性、可知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既然我們自己能夠制造出某一自然過程，按照它的條件把它生産出來，并使它為我們的目的服務，從而證明我們對這一過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麼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結了。”這樣，人類面對的是一元物質世界，隻有已知和未知的區别，而不存在可知與不可知的鴻溝。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曆史相一緻，決定了真理認識的科學方式不僅适用于自然界，也同樣适用于人類社會和精神現象。這就奠定了科學信仰的客觀根據。

二是經驗和超驗、真理的相對性和絕對性的統一問題。西方理性主義的一大痼疾，就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割裂。其原因從認識論看，就在于它的唯心論立場，解決不了經驗和超驗、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統一問題。把知識限制在經驗範疇、科學限制在現象層面，認識的真理性也就必然止步于有限的事物。理性認知和絕對真理的切割，使得科學與信仰絕緣。自康德始，現象和“物自體”、科學和倫理的二元論就逐步成為西方的主流意識。科學解決生存條件，信仰解決生存意義，似乎是天經地義。黑格爾是個例外。他試圖用真理統攝真善美、知情意，這就是“絕對精神”。“把實體了解為主體，了解為内在的過程，了解為絕對的人格。這種了解方式就是黑格爾方法的基本特征。”通過人格化邏輯的神秘方式并不能解決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統一問題，絕對精神作為無數相對真理總和的絕對真理身份其實早已确立、無需論證。當然它無法确立以真理為基礎的信仰體系。

馬克思主義解決這一難題的關鍵，在于把真理從主觀認知還原為客觀反映，揭示了客觀真理這一真理的本質。從唯物論的反映論看，人類所認識的真理性在于符合客觀實際。盡管每一正确的反映隻是客觀世界的一部分，但卻始終是客觀真實世界的一部分，與尚未認識的無限世界并沒有本質區别，因而具有絕對性。這樣，承認絕對真理和承認客觀真理、承認自然界的客觀真實性及其可知性就成為同一個問題。也就是說，否定絕對真理的根子，在于不承認正确反映客觀實在的自然界是真理的本質。因此，否定絕對真理實際上就是否認客觀實在性的自然界及其本體地位，否認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反映論，把真理、價值主觀化。反過來，承認認識的本質是反映論，真理的内容是客觀實在的自然界，真理的本性是客觀真理，那麼就必然承認絕對真理的存在及其可知性。“從現代唯物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我們的知識向客觀的、絕對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曆史條件制約的，但是這個真理的存在是無條件的，我們向這個真理的接近也是無條件的。”“一句話，任何意識形态都是受曆史條件制約的，可是，任何科學的意識形态（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意識形态）都和客觀真理、絕對自然相符合，這是無條件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關于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相統一的真理認識過程的揭示，消除了經驗和超驗之間的鴻溝，開創了以真理的方式把握終極性存在和永恒價值的方向，為信仰問題科學化奠定了哲學根據。

把絕對真理問題往“形而上”的邪路上引，制造經驗和超驗、現象和本體之間的鴻溝，這是西方意識形态所需要的神秘空間。它預設了兩個前提：一是不存在“自在之物”，人類隻能認識“為我之物”；二是認識的主體隻能是個人，不存在認識的集體主體。然而，這兩個前提并不能夠成立：“自在之物”和“為我之物”之間并不存在着鴻溝。人類的實踐、認識過程就是不斷地把“自在之物”轉化為“為我之物”的過程，這一無限過程不僅指明了“自在之物”的存在，而且證明了“自在之物”的可知。而從認識主體看，某些微觀的、局部的、衍生層面的領域，具體曆史條件下的個人可以成為認識的主體，但對于宏觀的人類曆史及其規律的認識，必須和曆史活動的主體相一緻，那就是人民群衆。馬克思所強調的作為唯物史觀前提的“現實的人”，即“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是人類曆史活動主體的科學界定；馬克思主義政黨凝聚了黨及其領導的人民群衆集體智慧結晶的理論創新，是現實人類在創造曆史過程中同時作為認識主體的有力證明。因此，正如列甯所指出的：“把恩格斯關于時間和空間的客觀實在性的學說同他關于‘自在之物’轉化為‘為我之物’的學說分開來，同他對客觀真理和絕對真理的承認（就是承認我們通過感覺感知的客觀實在）分開來，同他對自然界的客觀規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承認分開來，這就等于把完整的哲學變為雜燴。”

（三）科學信仰方式創立的實踐突破

科學信仰的創立，不僅需要理論上的突破，還需要信仰方式上的突破。以往的信仰方式，雖然以勸善止惡為念，但其改變的不是社會，而是個人的内心，因而隻能是精神上的“慰藉”，内心的“解脫”，本質上具有保守性。這是以往的信仰割裂科學與信仰的必然結果，其知行合一也僅限于道德領域，并不能付諸真正的社會實踐。

現代意識形态是信仰的實踐轉向的橋梁，它開啟的“主義”信仰，也為科學信仰的誕生提供了實踐依據。随着資本主義這一世界曆史性存在的擴展，人類在進入世界曆史的同時，也提出了整體性科學把握世界的任務。以德國古典哲學為代表的現代意識形态，第一次提出了哲學世界觀“純粹理性”的命題，确立了未來的可知性。其重要的一步，就是把啟蒙主義倡導的自由、民主、人權等人類共同價值，轉化為認識論範疇，使之成為真理體系的構成。此外，雖然意識形态觀念也有學理性因素，然而其本質卻是“制度化思想”，即以建立新社會為目标、以動員人民的廣泛參與為手段，以改變現存秩序的革命為依托，因而開創了美國獨立以來200多年的、史稱為“意識形态的時代”。對于信仰研究而言，意識形态的特殊意義在于創立了“政治信仰”這一新型信仰方式。它不僅嚴重沖擊了宗教等傳統信仰，而且大有超越和取代傳統信仰的勢頭。連弗裡德裡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也承認：“我們這個世代的共同信念将把我們引向何處，并不是哪一黨的問題，而是有關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一個具有最重大意義的問題。”

但是，以德國古典哲學為代表的現代意識形态并不是科學的世界觀，而整體上屬于“颠倒的觀念”，即從根本上颠倒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然而也要看到，德意志意識形态裡的世界盡管是颠倒的，但畢竟是一幅颠倒的完整圖片，而不是摔碎了的鏡片。因此，隻要把颠倒了的完整圖片再颠倒過來，就可以獲得完整的圖像，而如果止步于摔碎的鏡片，除了獲得哈哈鏡式的圖像，是不可能得到什麼真理性認識的。由此而不難理解，青年馬克思為什麼可能通過對于宗教異化、政治國家異化、金錢異化以及勞動異化的批判性考察，一步步地“從天國降到人間”，而且是通過“德意志意識形态批判”的方式成功進入當代世界曆史的主題，宣告了科學世界觀的創立。

如果說“自在之物”和“為我之物”的關系，是解決科學信仰的理論關鍵的話，那麼超越個人自利的人類普遍利益的現實性問題，則是科學信仰創立的實踐關鍵。馬克思通過對“德意志意識形态”的批判，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解決了這兩大關鍵。“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态批判”是一個完整的理論概括，它包括三個相互聯系的内容。

其一，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态批判的目标追求。一是從德國史進入世界史，真正站到世界曆史之上；二是從幻象中獲得真相，确立正确的世界曆史視野。

其二，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态批判的主題不是抽象的哲學、宗教學問題，也不是啟蒙運動以來人的解放主題的簡單延續，而是對于資本主義的超越問題、是無産階級解放和人類解放的曆史根據問題。這一批判從内涵上說有三。一是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态，把探索德意志國家的社會變革出路問題提升到世界曆史高度，提出時代的主題。對于德國人而言，站在世界曆史高度的唯一可能是批判黑格爾哲學，它既是普魯士現行國家制度的意識形态，又是觀念上的世界曆史。正是這一哲學把德國和世界曆史聯結了起來。二是批判現代國家意識形态，探索超越資本主義的世界曆史規律。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哲學及其辯證法的颠倒性，根子在德國社會本身的“時代錯亂”，同時這種颠倒還是現代國家本身的弊端。如果說，對于現實人的貶低和否定是德國制度以及黑格爾哲學根本缺陷的話，那麼它也是整個現代國家制度的根本缺陷。事實上，黑格爾辯證法把人抽象化、邏輯化，确實真實地反映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個人的抽象化、孤立化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态，也就是批判資産階級現代國家意識形态。三是批判一般意識形态，探索現代意識形态與國家制度和階級統治的關系，揭示意識形态革命和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内在聯系。黑格爾哲學是德意志意識形态的理論立足點和思想體系的基地，它具有承前啟後意義。這既是在它之前的哲學意識形态的概括與總結，也是在它之後的意識形态分化和裂變的基地。這樣，以黑格爾及其學生為代表的德意志意識形态，就既成為破解資本主義之謎的思想鎖鑰，也成為探索科學信仰的理論入口，勾畫了馬克思哲學變革的曆史軌迹。

其三，從外延上說，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态批判實際上包含了德意志意識形态批判（颠倒頭足倒立的唯心主義辯證法）、現代國家意識形态批判（颠倒資産階級抽象自由平等的“法學世界觀”）和商品拜物教批判（颠倒“資本自行增殖”的經濟假象）這三大批判。這些批判歸結到一點，就是共産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這樣，以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和現實的人類利益的内在統一為根據，科學信仰獲得了超越現實狹隘利益的曆史制高點，從實踐上打破了經驗和超驗的界限，為科學信仰的創立奠定了曆史根據。

科學信仰不僅為人類的信仰方式增加了新的選擇，而且揭示了人類信仰和人類文明的演進方向。馬克思主義認為，在人類還不能真正掌握自己命運的時候，各種超自然的信仰（包括迷信和巫術）都有其存在的曆史合理性，以其非科學而試圖強行取締是無濟于事的。但是，人類也不會永遠承受盲目的外在必然性支配，人類大同和自由個性的發展不僅是美好願望，也是人類文明的必然。科學信仰就此應運而生。

三、共産主義信仰開創了世界曆史的新階段

以《共産黨宣言》為标志公開問世的共産主義信仰，其劃時代意義就在于開創了人類自覺創造曆史的最高形式。它不是一個單純美好的未來目标，不是單純滿足現實苦難中人們的心靈慰藉，而是對于曆史規律、現實道路的科學把握，是理論聯系實際的精髓。因此，為共産主義奮鬥是引領我們從過去、現在走向未來的最高信仰。

（一）科學信仰必須科學對待

共産主義信仰有以下特征。

第一，以曆史的客觀規律和必然性為基礎的現實性。共産主義所揭示的曆史規律，是一個不斷地成為現實的曆史過程。故共産主義理想不是隻處于遙遠彼岸的“美好願望”，而是貫通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産主義過渡的曆史變動過程中，因而始終是“實際存在的”客觀真理，具有現實性品格，是共産黨人從實際出發的重要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因此斷言：“我們所稱為共産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産生的。”為共産主義奮鬥，必須把共産主義作為共産黨甚至每個黨員最強大的實踐動力，是從實際出發的立足點，也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不斷地開拓前行的強大底氣。

第二，以最高目标和階段性目标相統一為基礎的過程性。從資本主義向共産主義過渡，是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因而無論就世界範圍還是一國範圍，邁向這一目标都要經曆若幹曆史階段，需要根據實際情況确定階段性目标和實現這一目标的信念。就像火炬接力，每一階段性理想都是一支燃燒着的火炬，最終通向點燃熊熊燃燒的主火炬。兩者相互輝映，不可或缺。階段性和終極性的統一，就是在這個接續奮鬥的過程中實現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讓我們從自己、從現在做起，把接力棒一棒一棒傳下去。”為共産主義奮鬥，就必須既胸懷天下，又腳踏實地，把曆史交給我們的這一棒接力跑好。

第三，以終結人類的“史前史”為特征的崇高性。共産主義理想以對資本主義自我否定的曆史必然性的科學認識為根據，是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的高度統一。在馬克思看來：“資産階級的生産關系是社會生産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裡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産階級社會的胎胞裡發展的生産力，同時又創造着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态而告終。”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共同富裕、人類大同，是千百年來人類的夢想。而把這個夢想變成現實的，正是共産主義理想。因此，共産主義不僅作為新型社會制度使其他社會制度相形見绌，而且作為信仰的力量也具有其他信仰無可比拟的巨大吸引力。正如毛澤東所預言的：“惟獨共産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為共産主義奮鬥，源自對為之奮鬥的偉大事業正當性的高度自信和無比自豪。

共産主義理想的上述特征，決定了堅定的共産主義信仰，是人類自覺創造曆史的最高方式，是達到曆史自信、增強曆史主動的根本原因。它以科學世界觀曆史觀為出發點，以順應曆史規律和時代潮流為依托，以最大限度地調動和凝聚人民力量為根本，不斷開創人類曆史的新紀元。事實充分證明：“革命理想高于天。沒有一大批具有堅定共産主義理想的中華兒女，就沒有中國共産黨，也就沒有新中國，更沒有今天我國的發展進步。要把我國發展得更好，離不開理想信念的力量。”

因此，理想信念的培育具有根本意義。對于工人階級政黨及其黨員，最重要的是兩條。

其一，始終堅信，守正創新。馬克思主義理想信念的培育是一個不斷學習、不斷運用、不斷創新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在這個過程中，戰勝各種挑戰的前提是，要始終堅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真理性，不斷提升創造性運用基本理論的素質。把堅定理想信念放在信仰培育的首位，是培養理想信念的成功之道。這就是說，要堅信“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動搖”。

其二，重在踐行，信在自己。一般而論，信仰不在說，而在為之獻身；不在做給人看，而在做好自己。特殊地說，共産主義理想信念的培育，需要無産階級政黨的組織形式，需要理論、政治、道德等方面品格的全面提升。因此，說與做，自為還是作秀的拷問更加嚴峻。說到底，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過程，是一個永遠在路上的自我革命。理論學習，是為了“自己弄清問題”還是為了彙報、炫耀；提高政治站位，是對黨忠誠、不負人民，還是嘩衆取寵、投機取巧；思想政治工作，是正人先正己，以上率下，還是文過飾非，手電筒隻照别人；等等。總之，共産主義理想的真理性及其培育的實踐性、革命性，是其在人類創造曆史活動中具有特殊價值的根據。

（二）道路自信和理想堅定

共産主義是“被揚棄了的私有财産的積極表現”，它在思想上表現為将過往的優秀文化成果，例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以推向徹底的方向加以弘揚。本來，“自從美、法革命以來，政治意識形态一直是以一個革命信念為基礎；這個信念深信：經由人的知識與努力，可以使此生此世的生活臻于完美”。這種改變現實社會的樂觀信念，随着資本主義維護既得利益的需要，不僅退縮到改良主義，在今天還進一步演變為“擇惡主義”，即不能選擇“更好”，隻能選擇“惡小”。波普爾（Karl Popper）聲稱：“合理政治的首要原則之一是，我們不可能在地上建立天堂。我們成不了自由精神或天使，至少是在未來幾個世紀成不了”。“我們應該期望，每一次消除罪惡，都能像其不必要的反應一樣，隻會造成一些盡可能新的更小的罪惡，它會達到一種完全不同的緊迫性的水平。因此，健全政治的第二條原則是：一切政治在于選擇較小的罪惡”。不僅如此，他還把馬克思主義關于消滅階級和私有制、實現每個人的全面發展和真正平等的思想稱為“一種美學的和烏托邦的信仰”，認為即便能夠實現，其結果也是建立一個僵死的、等級森嚴的封閉社會。他們把對社會發展規律、曆史發展方向等的探讨一概斥為理性的狂妄和僭越，視為黑格爾式的“概念圈套”、視為“形而上學”加以拒斥。從伯恩施坦到哈耶克大體上都是這樣做的。

哈耶克非常露骨地表達了對人類自覺創造曆史的否定，他提出：“我們根據一些崇高的理想自覺地為締造我們的未來而努力，而實際上竟會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的奮鬥目标正好相反的結果，還能有比這更大的悲劇嗎？”他始終聳人聽聞地斷言，試圖像利用自然科學規律那樣去駕馭社會，隻能導緻文明的毀滅：認為“我們必須象學會掌握自然力量那樣學會掌握社會力量……這不僅僅是通向極權主義的道路，而且是通向我們文明的毀滅的道路，和一種阻礙未來進步的障礙”。這些赤裸裸為現存利益集團服務、在理論上蒼白并已被馬克思主義駁倒的論調，卻由于以往資本主義現代化獨步天下而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相反，談論堅定共産主義理想則似乎變得不合時宜、不可理喻。

但是，随着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成功開拓，人類不可能自覺創造曆史的神話必然破滅。中國式現代化區别于西方現代化的地方，可以列舉很多，但歸結到一點，就是自覺的現代化和自發的現代化的區别。具體地說，西方現代化是資本任性逐利導向的現代化，這就決定了它是以物為本、盲目擴張、恃強淩弱、掠奪開發、兩極分化、不斷制造人與人、人與自然對抗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可以盛極一時，但不能普适、不可持續。從根本上說，這種自發性現代化的實現是有條件的。既要有廣大的非資本主義地區，供其轉移因兩極分化而日益尖銳的國内矛盾；又要有廣袤的非工業化區域的生态條件，供其維持掠奪式開發的需要；還要有非壟斷的市場經濟環境，以為後來者提供機遇。這些曆史條件在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後已經不複存在。因此，以這種方式實現現代化的隻是最早啟動的少數國家，而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後，世界上就再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在不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依舊保持自身獨立性的條件下完成資本主義現代化。

因此，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必定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即在先進政黨領導下自覺的現代化。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這種現代化首先有堅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先決條件，而把現代化建設作為謀求人民幸福、國家富強的方式，因而必然是保持自身獨立、以人民為中心、不當外國附庸的現代化。在這一過程中，貫穿始終、起領導核心作用的自覺政治力量，就是中國共産黨。從一定的意義上說，正是人類曆史活動走向自覺成為可能，才誕生了馬克思主義，誕生了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的無産階級政黨，确立了中國共産黨的曆史地位和活動空間，使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從可能變為現實。努力認識和掌握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并加以自覺利用，是開拓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曆史和政治前提。

毫無疑問，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拓極其艱難。中國不僅不能如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那樣靠掠奪式經營，靠殖民方式（含新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拓展，靠壟斷霸權保持優勢，還必須承受現行國際秩序尚存在的一些不公平方面的全部後果。正因為如此，後發展國家在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格局中才步履維艱，獨立自主向現代發達國家的躍升困難重重、前途渺茫。中國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成功走出了适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原因有三：一是方向、戰略正确。中國努力站在曆史的制高點上，排除一切幹擾，化解風險挑戰，牢牢把握時代主題，堅定推進時代潮流，充分利用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把改革開放作為決定命運的關鍵一招，從而獲得了現代化建設的曆史主動。二是動力、合力強大。中國式現代化以人民為中心，人民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受益者和最強大動力。黨的作用就在于讓人民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并自覺為之奮鬥。列甯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工人階級的功績，可以這樣簡單地來表達：他們教會了工人階級自我認識和自我意識，用科學代替了幻想。”事實證明，中國人民同心同德凝聚起來的磅礴之力，無堅不摧、勢不可擋。三是利益整合成功、有效。利益的對抗、沖突不僅是後發展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難題，也仍然是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頑症。中國從全面從嚴治黨入手，一方面徹底清除權錢交易的隐患，“堅決防止黨内形成利益集團”，另一方面大力弘揚共産黨員的奉獻、奮鬥精神，使利益的導向助力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态建設和社會風氣的培養，初步解決了這個棘手的曆史難題。綜上所述，中國式現代化就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三）檢驗理想信念的科學标準

堅定理想信念，必須堅持問題導向，有針對性地解決喪失理想信念的突出問題。今天最大的政治隐患就是還嚴重存在的“兩面人”“愛惜羽毛不作為”現象。因此，首當其沖的是，應當确立檢驗一個黨員理想信念是否堅定的科學标準，否則，解決問題就沒有科學依據。

和平年代如何檢驗理想信念？理想信念的檢驗在今天有難度，因為缺乏革命戰争年代那種直截了當的檢驗方式。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做過比較，“革命戰争年代，檢驗一個幹部理想信念堅定不堅定，就看他能不能為黨和人民事業舍生忘死，能不能沖鋒号一響立即沖上去，這樣的檢驗很直接。和平建設時期，生死考驗有，但畢竟不多，檢驗一個幹部理想信念是否堅定确實比較難”。

但還是有這個标準的。這就是，“衡量幹部是否有理想信念，關鍵看是否對黨忠誠。”“對黨忠誠”樹立了在今天判斷理想信念狀況的一個易辨别、可操作、精準無誤的科學标準，極大推進了黨的堅定理想信念教育。“忠誠和信仰是具體的、實踐的。要經常對照黨章黨規黨紀，檢視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言行，不斷撣去思想上的灰塵，永葆政治本色。”

雖然“對黨忠誠”是一個綜合要求，但和革命戰争年代一樣，根本還是看生死關頭的實際表現。今天雖然槍林彈雨的生死考驗較少，但關系黨的生死存亡、國家的長治久安的重大考驗還是無處不在。因此，首先要在大是大非和重大思想輿論鬥争中，檢驗對黨、人民和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忠誠。理想信念的堅定尤其表現在重大政治是非面前能夠旗幟鮮明，挺身而出，勇于“亮劍”；理想信念動搖不僅表現在經濟貪婪、道德堕落、生活腐化，更是政治變質，表現為精神上“缺鈣”，逃避政治責任、回避政治挑釁、躲避思想交鋒，甚至在重大政治是非面前“充當‘好人’”“和稀泥”，聽之任之，麻木處之。這種人就是和平年代的戰場“逃兵”，在關鍵時刻顯然靠不住。習近平總書記不無擔憂地指出：“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們眼前發生‘顔色革命’那樣的複雜局面，我們的幹部是不是都能毅然決然站出來捍衛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牢牢把握住重大關口對黨是否忠誠，就把握了檢驗理想信念是否堅定的可靠尺度。

其次，要在抓關鍵少數、抓關鍵問題、抓關鍵舉措上檢驗理想信念。抓關鍵少數，就是讓“關鍵少數”做“二選一”的必答題：即當官、發财不可兼得。“關鍵少數”是指各級領導幹部，尤其是省部級以上的“一把手”。他們既是培育高尚人格的重點，也是法紀監督的重點。無論是黨的建設，還是黨内政治監督，都要“堅持抓住‘關鍵少數’以上率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經常講，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當官發财兩條道，當官就不要發财，發财就不要當官。要始終嚴格要求自己，把好權力關、金錢關、美色關，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幹幹淨淨做事、坦坦蕩蕩為官。”“升官發财請走别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就法紀監督而言，“一把手”不僅不能成為反腐敗的死角，而且要始終作為各級紀委和監察委依法依規正風肅紀、反腐倡廉的重點。抓住了“關鍵少數”，就抓住了落實理想信念的關鍵。

抓關鍵問題，就是有針對性地解決“兩面派”“兩面人”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把堅定理想信念看作全面從嚴治黨要解決的核心問題，要有針對性地清除黨的建設發展中的政治隐患。他認為：“堅決防止和反對個人主義、分散主義、自由主義、本位主義、好人主義，堅決防止和反對宗派主義、圈子文化、碼頭文化，堅決反對搞兩面派、做兩面人。”“從實際情況看，黨内存在的各種突出問題表現多樣，我們要全面查找、全面發力。在黨的政治建設方面，要确保黨的集中統一，促進全黨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淨化政治生态，及時清除兩面人等政治隐患，防範和化解政治風險。”

抓關鍵舉措，就是把檢驗理想信念的堅定與否不斷制度化。這裡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學習制度，即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的武裝上下功夫；二是監督制度，即不斷消除黨和國家監督制度體系的死角，把理想信念的考察有效納入政治監督制度。

就學習制度而言，學習制度體現了中國共産黨堅持思想建黨、理論強黨的建黨思想，也是培養理想信念的核心環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多次強調，中國共産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要把從理論上說清楚重大政治問題擺在理論學習的突出位置，今天要特别說清楚“兩個确立”的重大意義，以及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的理論根據。理論不清醒政治就不堅定。要真正從理論上說清楚堅持共産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什麼優于西方的政黨輪替的多黨制；以民主集中制為基礎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為什麼優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為什麼優于西方的個人權利本位；通過學習不斷提高思想覺悟為什麼比聽憑“良知”“人性”擺布更符合人的發展要求；等等。

同時，特别需要加強對“關鍵少數”世界觀狀況的考察。對于“關鍵少數”，世界觀絕不是無關緊要的純粹私事。它不僅關系到個人政治立場是否自覺和堅定，還關系到國家的意識形态安全，必須高度重視。在個人主義哲學世界觀的基礎上，不可能真正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認同。脫離人民，理想動搖都是從個人主義膨脹開始的。對于“關鍵少數”，就要始終圍繞個人與人民的關系把自己真正擺進去。

就監督制度而言，黨的十八大以來最為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紀檢監察制度的創立和完善，包括派駐紀檢組和巡視制度。這一監督制度最為獨特、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對各級黨委及其主要負責人進行政治監督，包括理想信念狀況的監督。這個監督是中國共産黨自我監督的創新方式，成效顯著。

（四）堅定理想信念要落腳于黨的自我革命

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黨領導的偉大社會革命，是中國共産黨今天作出的重大判斷。概括地說，這是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需要，也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堅定理想信念的需要。

第一，與各種利益集團切割是堅定理想信念的前提。與革命年代不同，長期執政的現代化建設環境，利益多元打破了傳統社會的單一利益格局，這使得少數黨員幹部視手中權力為資本、試圖把權力變現的現實沖擊不斷增大。可見，如果不切斷黨同一切利益集團的利益輸送關系，黨的自我革命就無從談起。“我們黨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這是我們黨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氣之源、底氣所在。正因為無私，才能本着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經常檢視自身、常思己過，才能擺脫一切利益集團、權勢團體、特權階層的‘圍獵’腐蝕，并向黨内被這些集團、團體、階層所裹挾的人開刀。”沒有這種徹底的自我革命，堅定理想信念就隻能是一句空話。

第二，煥發青春活力是堅定理想信念的根本追求。中國共産黨作為一個建黨百餘年、執政70多年的黨，其輝煌不言而喻，而問題則易被掩蓋。最關鍵的是防止黨的衰老蛻化而永葆青春，出路就是自我革命。習近平總書記告誡全黨：要“時刻警惕我們這個百年大黨會不會變得老态龍鐘、疾病纏身。對黨的曆史上走過的彎路、經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憶，對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現狀、死于安樂的深刻教訓不能健忘失憶；對自身存在的問題不能反應遲鈍，處理動作慢騰騰、軟綿綿，最終人亡政息！”堅定理想信念就是要徹底消除衰老的隐患，保持青春活力，繼續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革命。

第三，堅定理想信念是不斷開辟未來的法寶。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偉大社會革命，可以說是一個認識時代、追趕時代、跟上時代、與時代同行以緻引領時代的過程。在追趕時代的過程中，任務、目标較為清晰，可以學習借鑒的東西也多，改造客觀世界的需要在引領黨的自我革命。今天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好走的路已走完，未來靠自己開創。就開放而言，不是簡單打開大門即可，而是“隻有引領時代才能走向世界”。這就需要黨更加站得高、看得遠，做到把握時代、引領時代。通過更加自覺、深入的自我革命，堅定理想信念，才能繼續前行。

（作者：侯惠勤系天津師範大學資深教授、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中國曆史唯物主義學會會長）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