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開創性貢獻

毛澤東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開創性貢獻

李捷 陳美芳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進程中，把中國建設成為獨立、民主、富強、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矢志不渝的奮鬥目标。1940 年 1 月，毛澤東在陝甘甯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明确提出：“我們共産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自知這一目标不可能在他們有生之年實現，但卻竭盡全力為後來人找到了根本方向、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一、工業化與社會主義化同時并舉（1949—1956年）

　　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國。盡管從洋務運動起，中國的工業化已經蹒跚起步，在民國時期有過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始終沒有形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更沒有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落後與受奴役的狀況。

　　1949 年，中國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産值中的比重隻占 17%。從工業生産内部結構看，生産資料的生産隻占 29%，消費資料的生産則占到 71%。1952 年國民經濟恢複工作完成時，中國工業得以恢複和發展，但其水平仍然很低。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産值中的比重隻有 26.7%，其中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占比分别為 39.7% 和 60.3%。而蘇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前的 1928 年，上述兩個比重已經分别達到 45.2% 和39.5%。1952 年，中國許多重要工業産品的人均産量不僅遠遠落後于美國，甚至落後于印度。如鋼産量，美國為 538.3 公斤、印度為 4 公斤、中國為 2.37 公斤；發電量，美國為 2949 度、印度為 10.9 度、中國為 2.76 度。因此，1954 年 6 月，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 30 次會議上就明确指出：“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可見，迅速實現工業化目标，改變中國作為農業國的貧窮落後的面貌，是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是擺在中國共産黨和人民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務。

　　中國自洋務運動以來工業化曲折發展的曆程告訴我們，如果繼續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謀求中國的工業化，即使維持表面上的獨立，也隻能成為西方列強的附庸。中國要走真正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就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因此，在中國，工業化的選擇與社會主義的選擇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

　　早在 1945 年 4 月，毛澤東就在《論聯合政府》這一奪取新民主主義在中國徹底勝利的綱領性文獻中指出：“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裡，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産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境内的實現。”“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幹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正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心目中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從一開始就和建什麼國、走什麼路緊密結合在一起，構成獨特的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觀。也正是從這一根本立場和觀點出發，形成了 1949 年 3 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所明确的要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發展方向。新中國 70 多年的發展證明，這是開創中國式現代化的起點與方向。

　　新中國成立後，要實現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兩大目标明确了，但在具體路徑上還存在兩大目标孰先孰後的問題。按照蘇聯的經驗，是先搞工業化、再搞社會主義。在國民經濟恢複時期，中國共産黨人大體上也是這樣設想的，因為向社會主義過渡，首先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國民經濟恢複以後立即開始大規模工業化建設也是順理成章的。因此，1951 年 2 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設想。

　　然而，國民經濟恢複時期經濟成分的變動情況超出了原先的設想：一是在沒收官僚資本後，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領導地位順利确立，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民政權的鞏固；二是在人民政府幫助私營工商業度過困難繼續發展的過程中，實際上形成了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說明資本主義工商業開始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三是在充分發揮和引導個體農民的個體勞動與互助勞動兩種積極性的過程中，已經出現了由互助組到初級社的集體化發展道路。

　　這些情況充分說明，由中國國情所決定，不僅新民主主義社會具有突出的過渡性，而且還具有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穩固性。其根源，正如毛澤東 1953 年 10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所做結論中指出的那樣：“我國經濟的主體是國營經濟，它有兩個翅膀即兩翼，一翼是國家資本主義（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糧食征購（對農民的改造）。”

　　這些情況還表明，在中國實現工業化和社會主義，不需要像蘇聯那樣先搞工業化、再搞社會主義，而是應當另辟蹊徑，走工業化與社會主義“同時并舉”的道路。正是根據這一思路，形成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它的完整表述，是毛澤東在審閱修改《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争——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以下簡稱《學習和宣傳提綱》）稿時确定下來的：“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内，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學習和宣傳提綱》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發出了“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而鬥争” 的号召，并指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相應地培養建設人材，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有步驟地促進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繼續進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同時正确地發揮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作用；保證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的穩步增長，保證在發展生産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學習和宣傳提綱》還初步測算了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末中國的工業化水平：“那時我國的工業化将獲得一個穩固的基礎。按若幹重要産品的産量來說，到一九五九年我國工業将大約相當于一九三二年蘇聯的水平或一九三七年日本的水平。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内施工的工廠建設工作的完成，可以打下工業化的穩固的基礎。”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學習和宣傳提綱》還對未來 15 年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做了展望：“大約經過十五年（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七年）左右，當我國基本上建成社會主義國家時，我國的面貌、我國的經濟情況就将發生根本的改變。到那時候，我們将有自己的強大的鋼鐵工業、機器制造工業和現代化國防工業，将有自己制造的大量的汽車、飛機、火車頭、輪船和農業機器，将有更好的更發展的輕工業和現代化的運輸業，以及現代化的農業，我國将有比現在高得多的技術水平。到那時候，我們的國家将更加強大而繁榮，我國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都将比今天大為提高。”

　　以上這些，集中地反映了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在 1953 年對社會主義工業化近期與中期前景的設想。

　　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共完成基本建設項目投資 550 億元。這樣大的投資規模是中國近代史上從未有過的。全部投入生産的新建設單位 428 個，蘇聯援建的 156 個項目中，68 個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生産，135 個已施工建設。這樣的建設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工業總産值年增長 18%，在工農業總産值中所占比重也從 1952 年的 43.1% 提升到 1957 年的 56.7%，大大超過了 1949 年的水平。

　　這一巨大的成功，證明中國共産黨領導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選擇是完全正确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同時并舉的選擇也是完全正确的。

　　在蘇聯大力援助下成功進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奠定了中國通過持續不斷地制定、推進五年計劃（規劃）來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有效制度機制，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一項成功舉措和标志性制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新中國成立不久，我們黨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标，經過十三個五年規劃（計劃），我們已經為實現這個目标奠定了堅實基礎，未來三十年将是我們完成這個曆史宏願的新發展階段。”這一重要論述，指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在中國式現代化探索中的起點地位和奠基作用。到1956年底，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中國進入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階段，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二、以蘇為鑒探索中國道路的開端（1956—1958年）

　　第一個五年計劃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不可避免受到了蘇聯建設模式的巨大影響。因為國家有計劃的、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在這以前誰也沒有搞過，隻能向社會主義工業化成功的榜樣蘇聯學習。

　　然而，作為中國革命道路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辟者的毛澤東，深知這種情況難以長久。他在 1955 年底向全黨提出了“以蘇為鑒”的問題，又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于 1956 年 4 月形成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由此開始了獨立自主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之路。獨立自主而不是照搬照抄别國發展模式這一精髓，從此深深地镌刻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靈魂之中。

　　對于走自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毛澤東是高度自覺的。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裡明确提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在這篇講話裡，毛澤東論述了以下十大關系：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沿海工業和内地工業；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國家、生産單位和生産者個人；中央和地方；漢族和少數民族；黨和非黨；革命和反革命；是非；中國和外國。其中幾乎對每一個關系的論述，都是既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問題出發，又從蘇聯的教訓和短闆出發，并且緊緊圍繞着一個中心思想，即“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着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内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他還進一步解釋說：“什麼是國内外的積極因素？在國内，工人和農民是基本力量。中間勢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動勢力雖是一種消極因素，但是我們仍然要作好工作，盡量争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争取為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這個中心思想和基本方針成為 1956 年 9 月黨的八大的指導思想。這實際上就是确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價值取向。

　　黨的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議》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必須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的基礎上，以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步驟，推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完成社會主義的改造，保證我國有可能大約經過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基本上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使我國能夠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因此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應該是：（1）繼續進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推進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2）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鞏固和擴大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發展基本建設和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進一步地發展工業、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産，相應地發展運輸業和商業；（4）努力培養建設人材，加強科學研究工作，以适應社會主義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5）在工業農業生産發展的基礎上，增強國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對 1956 年的探索成果，毛澤東 1960 年 6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寫的《十年總結》中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适合中國的路線。”

　　黨的八大以後，毛澤東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探索還在繼續發展。一個标志性成果，就是 1957 年毛澤東《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發表。

　　黨的八大取得的一個重大理論成果，就是對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後的社會主要矛盾做了科學分析：“我們國内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據此明确了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毛澤東在《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進一步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産關系和生産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他把這些矛盾稱之為“又相适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區别于資本主義等社會中那種難以從根本上調和的社會矛盾。這是對黨的八大路線的發展，為在社會主義建設和中國式現代化中引入改革動力奠定了基礎。盡管後來出現了偏離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确軌道，導緻了階級鬥争嚴重擴大化的全局性錯誤，但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探索的起步階段能對社會主要矛盾、中心工作、發展動力得到如此清晰的理論認識，無疑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理論的重要原創性貢獻。

　　毛澤東在《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還提出了“統籌兼顧”思想：“這裡所說的統籌兼顧，是指對于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 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中國式現代化最突出的中國特色和科學内涵之一便是“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統籌兼顧”思想為不同發展階段穩妥解決“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思路。

　　《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最後一部分專門論述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中國式現代化從起步階段就走上了内涵式發展道路，徹底擯棄了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掠奪道路。這就帶來一個長期存在的矛盾——既要保生産又要保民生，既要發展重工業又要發展輕工業和農業。為解決這個矛盾， 毛澤東曾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适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農業、輕工業投資的比例要加重一點。”“加重的結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

　　這個思想如何成為一個基本方針，落實到正在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去，毛澤東在“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這一部分中提出：“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他希望，農業和輕工業能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有更大更多的發展。這正是他此前即着手主持制訂《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初衷。他認為：“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對于以上這些探索與思考，1958 年 5 月召開的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做了總結。劉少奇在大會工作報告中指出：“根據幾年來人民鬥争的實際經驗和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發展，黨中央認為，鼓足幹勁、力争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基本點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鞏固無産階級專政和無産階級的國際團結；在繼續完成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并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并舉；通過這些，盡快地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雖然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對于發動“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負有責任，導緻了違背經濟規律的嚴重後果，但在報告中總結概括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要點，集中反映了從 1956 年提出《論十大關系》以來取得的探索成果，尤其是概括提出“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的中國工業化發展思路，明确了“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奮鬥目标，對于後來成功開創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具有深遠意義。

　　三、在糾正錯誤中繼續探索（1958—1965年）

　　1958 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後，以“超英趕美”為目标的“大躍進”運動發起。本來，對于現代化進程中的後發國家來說，利用發展機遇和自身優勢，努力推進趕超戰略和跨越式發展，是一個普遍性的規律。但這種趕超戰略，必須建立在尊重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必須建立在長期奮鬥的基礎上，切忌急于求成，把速度問題提到不适當的地位，而導緻發展中的片面性。在“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時期，各種在經濟建設上“左”的思想急劇膨脹，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産風”為主要标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毛澤東對發動“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負有主要領導責任，但他又是黨内高層領導中發現并認真糾正上述“左”傾錯誤的第一人，表現出對黨、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這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産問題

　　針對消滅商品生産的錯誤主張，毛澤東曾明确表示：“商品生産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麼怕商品生産？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産做什麼？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産。”他還特别提醒注意一個基本事實：“我國是商品生産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後。”他強調指出：“商品生産，要看它是同什麼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産，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産。”“不要怕，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因為已經沒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商品生産可以乖乖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把五億農民引導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産是不是有利的工具？應當肯定說：是。為了五億農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工具發展社會主義生産。”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如何保持市場活力，要不要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一直有不同意見。陳雲在黨的八大上的發言中，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指出：“在我國出現的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市場，而是适合于我國情況和人民需要的社會主義的市場”。“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情況将是這樣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至于生産計劃方面，全國工農業産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計劃生産的，但是同時有一部分産品是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内自由生産的。計劃生産是工農業生産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内的自由生産是計劃生産的補充。因此，我國的市場，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而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裡，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範圍内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因此它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組成部分。”

　　經過“大躍進”運動的反複，證明了陳雲上述論斷的正确性，并為毛澤東所進一步發展，進而明确了商品生産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必要性及其社會主義屬性。盡管這時商品生産還是在國家計劃經濟下的商品生産，與後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質的區别，但對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較為平穩的轉變，還是起到了積極作用。從指導思想的轉變來說，這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階段，是一個重要的思想發展鍊條。

　　（二）關于綜合平衡問題

　　針對“大躍進”運動中過分強調“（鋼鐵）元帥升帳，一馬當先”嚴重破壞綜合平衡的錯誤，毛澤東曾反思說：“工、農、輕、重、商、交方面，過去是兩條腿，後來丢掉了一條腿，重工業擠掉了農業和輕工業，擠掉了商業。如果當時重視一下農業、輕工業就好了。”“重工業要為輕工業、農業服務。過去陳雲同志提過：先市場，後基建，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贊成。現在看來，陳雲同志的意見是對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字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他還表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并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衆路線。”在如何做到綜合平衡問題上，毛澤東認識到：“有三種平衡：農業内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内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

　　從長周期看問題，在進行現代化建設上，必須避免大起大落，才能有真正又好又快。毛澤東在經過“大躍進”運動的教訓後，接受了陳雲的意見，在優先“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字安排好”的前提下，保持國民經濟發展的綜合平衡。

　　（三）關于超越階段問題

　　針對“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暴露出來的超越階段問題，毛澤東也做了深刻反思。

　　還在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就提出批評說：“河南提出四年過渡到共産主義，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為四年之後河南的農民就會同鄭州的工人一樣，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搞革命戰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經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麼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他還說：“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産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産主義是要有步驟的。”“進入共産主義要有步驟。我們向兩方面擴大：一方面發展自給性的生産，一方面發展商品生産。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産、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還批評一些理論家“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範疇——商品生産、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的寫法就是證據，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以便顯得農民進入共産主義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态度。”他在這裡提到的“第三十六條”，是當時起草的一個文件《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中的條文。其中用了“自給性的産品”“用以交換的産品”“産品的交換”等明顯超越發展階段的概念，并稱 “在國家和公社之間，應當逐步地從合同制度過渡到調撥制度”。這個文件的起草修改工作，因為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而作罷。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時完整地提出了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構想：“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後一階段，到了物質産品、精神财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産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産主義社會了。”

　　包括蘇聯在内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常常會犯超越階段的錯誤，因而導緻發展目标過高、要求過急過快、以主觀願望代替客觀可能與客觀規律等問題。毛澤東痛定思痛，判定中國處于“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這既為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鋪平了道路，為最終解決中國式現代化所處的曆史方位做出了貢獻，又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即使在受到“以階級鬥争為綱”錯誤指導思想嚴重幹擾的時期，也沒有再犯“大躍進”運動中超越階段那樣的全局性錯誤。

　　（四）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再認識問題

　　這一時期反思的最大成果，集中在毛澤東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再認識上。

　　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談話裡，毛澤東比較完整地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思想。他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在談話中總結了資本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曆程及其一般規律。

　　關于資本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曆程，毛澤東認為：“從世界的曆史來看，資産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産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後；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築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後。都是先把上層建築改變了，生産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産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産關系的革命，是生産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産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産關系改變以後。拿資本主義發展的曆史來說，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簡單的協作就創造了一種生産力。手工工場就是這樣一種簡單協作， 在這種協作的基礎上，就産生了資本主義發展第一階段的生産關系。手工工場是非機器生産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産生了一種改進技術的需要，為采用機器開辟了道路。在英國，是資産階級革命（十七世紀）以後，才進行工業革命（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築、生産關系之後，資本主義工業才大大發展起來。”

　　關于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一般規律，毛澤東指出：“首先制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後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産力，這是一般規律。在無産階級革命奪取政權以前，不存在社會主義的生産關系，而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在封建社會中已經初步成長起來。在這點上，無産階級革命和資産階級革命有所不同。但是，這個一般規律，對無産階級革命和資産階級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緻的。”

　　據此，毛澤東為中國實行工業化與社會主義并舉的方針找到了曆史的和理論的依據：“一切革命的曆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産力，然後才改造落後的生産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産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産關系，确立了新的生産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産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毛澤東在繼續堅持趕超戰略的同時，改變了“大躍進”運動時期以工業若幹重要産品的年産量作為趕超目标的做法，提出要在科學技術上尋求突破的設想：“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内，争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内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後狀态，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

　　如何在科學技術上尋求突破呢？毛澤東提出：“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後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内，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毛澤東在提出這個設想時，中國已經在 1964 年 10 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這極大地增強了我國在尖端科技上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信心和勇氣。

　　這一時期，毛澤東還重新估量了中國趕上世界先進國家的時間。他在 1962 年 1 月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産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也許隻要幾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設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這樣，謝天謝地，豈不甚好。但是我勸同志們甯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三百幾十年（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筆者注）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那又有什麼不好呢？從現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曆史時代都不能比拟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争形式有着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鬥争。”自提出這一審慎的估量起，毛澤東就再也沒有改變過。

　　之所以如此，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和毛澤東經過“大躍進”運動失誤得到的一個基本認識有直接關系。毛澤東認為：“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他曾對外賓坦率地承認：“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沒有經驗。”他告誡全黨：“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麼十分急。十分急了辦不成事，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地向前發展。”

　　“大躍進”運動的失誤，經過糾正“左”傾錯誤和認真吸取教訓與深刻反思，促使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認識繼續向前跨了一大步。這些認識，既為迅速恢複國民經濟渡過難關提供了強有力的指導，也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繼續探索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雖然短期内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對國民經濟的破壞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是工業農業比例嚴重失調。在正常情況下，工業和農業的增長速度之比，應該保持在 4∶1 左右。1958—1960 年，工業總産值增長1.3倍，農業總産值卻下降了 22.7%，成為出現“糧荒”的主因。其次是重工業與輕工業比例嚴重失調。1957 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時，兩者在工業總産值中的比重，分别為 45% 和 55%。到 1960 年，重工業總産值占比達到 66.6%，輕工業卻減少到 33.3%，緻使與民生緊密聯系的市場供應出現嚴重短缺。最後是财政收支嚴重失衡。1957 年，财政收入 310.2 億元，支出 304.2 億元，兩者平衡、略有結餘。1958—1960 年，盡管财政收入有很大增加，但支出的增長大大超出了财政收入增長，緻使這三年累計赤字達 169.4 億元，引起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

　　上述情況的發生，明顯背離了毛澤東《論十大關系》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思想，結果隻能是事與願違。

　　問題的發生源于指導思想上的失誤，一旦認識并認真糾正這一失誤，通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重回實事求是軌道，國民經濟的調整和恢複之迅速，也是出人意料的。1961—1965 年間，農業總産值自 1962 年開始重新增長，1965 年增長了 8.3%；工業總産值自 1963 年開始重新增長，1965 年增長了 26.4%；輕工業總産值自 1963 年開始重新增長，1965 年增長了 47.7%；重工業總産值自 1963 年開始重新增長，1965 年增長了 10.2%。特别是農業與工業、輕工業與重工業的比例也趨于協調。1965 年，工農業生産已經超過了 1957 年的水平。

　　據此，1964 年 12 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告：“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工農業生産已經全面高漲，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全面好轉，并且将要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周恩來還宣告：“關于今後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的說來，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内，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曆史任務，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遺憾的是，由于 1966—1976 年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使得“四個現代化”進程遭到了嚴重的挫折和損失。盡管如此，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仍在艱難曲折中前進。雖然經曆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挫折，但這個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仍然是比較快的。1952—1978 年，工農業總産值平均年增長率為 8.2%，其中工業年均增長 11.4%。按照不變價格計算，1952 年國内生産總值為 679 億元人民币，1976 年增加到 2965 億元。人均國内生産總值從 1952 年的 119 元增加到 1976 年的 319 元。全國總人口從 1949 年的 5.4167 億增長到 1976 年的 9.3717 億，同期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 418 市斤增加到 615 市斤。同期增産的糧食不僅多養活了 4 億人口，而且使全國人均占有的糧食增加近 200 市斤，初步滿足了占世界 1/4 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

　　特别是到 1978 年，中國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是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對中國式現代化、對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做出的最為重要的曆史貢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們黨領導人民在舊中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有效維護了國家主權和安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邁出了堅實步伐。”

　　四、開創性的曆史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明确指出：“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一以貫之的主題是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們走過彎路，也遭遇過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和挫折，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意志和決心始終沒有動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認識上不斷深入、在戰略上不斷成熟、在實踐上不斷豐富，加速了我國現代化發展進程，為新發展階段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了實踐基礎、理論基礎、制度基礎。”

　　如果我們從中國式現代化的開創奠基、成功發展到新時代的成功推進和拓展這樣大的曆史脈絡來考察，可以更加深切地認識到毛澤東對中國式現代化做出的開創性曆史貢獻。

　　（一）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奠定了實踐基礎

　　這集中地體現在，以第一個五年計劃啟動和工業化與社會主義并舉取得成功為标志，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長征，并且取得了第一階段的奠基性成就，使中國的工業體系實現了從無到有的曆史性突破，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中華大地上屹立起來。這也為進一步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中國式現代化開辟了道路，積累了經驗。

　　（二）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奠定了物質基礎

　　這集中地體現在，從 1953 年到 1976 年通過四個“五年計劃”，為下一時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持續高速發展奠定了比較雄厚的物質基礎和科技基礎。1952 年我國國内生産總值僅為 679 億元，人均國内生産總值為 119 元。經過長期努力，1978 年我國國内生産總值增加到 3679 億元，占世界經濟的比重為 1.8%，居全球第 11 位。這些物質基礎的強大效能，有些是可以直接通過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發揮出來的，大部分則是要通過對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一切束縛生産力發展的體制機制不斷進行改革，使其充分釋放出來。

　　（三）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奠定了理論基礎

　　這集中地體現為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思想。這一思想的要點包括：

　　一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産力，要采取和平的方法，采取工業化和社會主義同時并舉的方針，使中國式現代化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之上。二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隻能走自己的道路，不能機械搬用外國的經驗，要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這一基本國情出發，以農業為基礎，正确處理重工業同農業、輕工業的關系，充分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走出一條适合我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三是要始終貫徹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戰略思想。四是要把握好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注意調整生産力同生産關系、經濟基礎同上層建築不相适應的情況，在中國共産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争鳴”，在經濟工作中實行對全國城鄉各階層統籌安排和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針。五是必須妥善處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大關系，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的關系，注意綜合平衡。六是明确“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标和戰略步驟。七是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國内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營造有利的國際 環境。

　　（四）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奠定了制度基礎

　　這集中地體現在通過黨的八大召開、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制定、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确立了一整套管長遠、管根本的制度：一是确立了中國共産黨對社會主義事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領導制度。二是确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社會主義事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決策制度和領導制度。三是創立了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奠基性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使中國式現代化建立在社會主義的穩固基礎之上。四是成功開創了以國民經濟發展“五年計劃”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有效制度。五是形成了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全國一盤棋、一方有需八方支援的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機制和獨特優勢。

　　（五）初步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顯著特色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确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就已确立。正如毛澤東所說：“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共産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這個中國式現代化的法寶，一直相傳至今。

　　從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和科學内涵看，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也做出過不少貢獻。如在“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方面，毛澤東就提出了“統籌兼顧”的思想；在“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方面，提出“不能剝奪農民和城市小生産者”以及确保不斷“提高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思想；在“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方面，确立了“自力更生為主、争取外援為輔”的方針，明确了工業化現代化的資金積累要通過農業支援工業、農村支持城市、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的途徑來解決，并在對外關系上确立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以上這些開創性的曆史貢獻，既是關鍵性的、方向性的，但也還是初步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不斷發展的、改革的、開放的。這正是其強大生命力所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上了改革開放強國之路，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别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實現了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曆史性轉變，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徹底擺脫絕對貧困的第一個百年目标，開啟了向第二個百年目标進軍的新發展階段。中國式現代化之路，越走越寬廣。

　　（作者簡介：李捷，中國史學會會長、清華大學6774澳门永利教授；陳美芳，博士研究生，清華大學6774澳门永利）

　　（本文為清華大學文科建設“雙高”計劃項目“中國共産黨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進程和經驗研究”（2022TSG081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