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餘斌

一、理論分歧及其原因

　　近些年來，學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起點作了不少探讨，衆說紛纭，莫衷一是。

　　有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叙述起點或許也應該找一個具有很少規定性的簡單範疇作為叙述起點，從而構建起來我們的理論體系。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體系下，是不是也是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矛盾，是不是抽象勞動更好地配置為具體勞動的過程？這是叙述起點，從這樣的價值矛盾出發構建起理論體系，能更好地讓大家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1]

　　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之所以從一個非常簡單的範疇——商品說起，是為了避免“在科學之前把科學提供出來”[2]。而在《資本論》提供了内容十分豐厚的科學之後，我們已經無須再從非常簡單的範疇重頭開始。而且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社會主義生産的不是商品，從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不可能存在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矛盾，更不可能存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莫須有的抽象勞動配置為具體勞動的過程。如果說，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商品，從而需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闡述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矛盾，那我們也無須重複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已經講過的内容，而是突出這個矛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中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不同之處。在這裡，首先要闡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為什麼會存在商品的問題。由此可見，我們也不贊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是商品，重點是分析公有企業生産的商品”[3]的觀點。顯然，隻有在說明完公有企業生産的産品為什麼會成為商品的情況下，才能進一步地對這個實際上具有特殊性的商品進行分析。

　　還有人提出，“生産力是推動整個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是整個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4]這實際上就是否定了《資本論》以商品為邏輯起點或出發點的做法。這個觀點是不能成立的。這是因為，任何生産力都是生産某種物的生産力，因此，要說明生産力，必須先說明這個物，必須以這個物為起點。恩格斯曾經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指出，“商業形成的第一個範疇就是價值。”[5]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還是以商品而不是價值為邏輯起點，也是因為價值必須依附于商品。

　　由此可見，漠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取得的成績，是引起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起點理論分歧的原因之一。

　　有人認為，“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研究經濟資源的配置問題，自然經濟資源也将成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研究起點。從曆史的角度來看，任何社會形态和經濟體制下都存在着經濟資源的配置問題。以什麼樣的方式配置經濟資源才能有效地利用資源以增加人類的福利，這是經濟學首先面臨和要回答的問題。”[6]

　　但是，不先說清楚什麼是經濟資源，為什麼是經濟資源，也是說不清楚經濟資源的配置的。而且既然他也承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研究起點是商品。那麼他應當反問自己為什麼沒有把經濟資源這個任何社會形态和經濟體制都存在的東西作為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研究起點，而隻是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起點。如果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可以不以經濟資源而以商品作為起點，那麼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自然也可以不以經濟資源為起點。更重要的問題，此人以西方經濟學的觀點作為依據，提出以什麼樣的方式配置經濟資源才能有效地利用資源以增加人類的福利，是經濟學首先面臨和要回答的問題。但是，馬克思早就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和《資本論》中指出，英國财政大臣格萊斯頓承認“财富和實力這種令人陶醉的增長……完全限于有産階級。”[7]因此，所謂“有效地利用資源以增加人類的福利”隻是迎合有産階級的利益，屬于資産階級經濟學。可見，受到資産階級經濟學說的幹擾也是引起理論分歧的原因之一。

　　有人提出，“消費需要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始點。一是消費需要是始初的、直接的需要。二是社會主義下人民群衆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斷擴大和滿足程度不斷提高，是社會主義生産的目的和動機。三是社會需要對于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具有決定意義，而消費需要在社會需要中具有決定的作用。”[8]

　　但是，其第一條理由對資本主義社會也成立，而馬克思并沒有因此把消費需要作為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起點，那麼這個理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不成立。相反地，倒是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是以消費者的需求曲線為起點的。其第二條理由要求把動機和目的作為邏輯起點，這一點對《資本論》同樣不成立。“資本主義生産過程的動機和決定目的，是資本盡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盡可能多地生産剩餘價值”[9]，但剩餘價值并不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邏輯起點。既然這一點對《資本論》不成立，也沒有理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成立。其第三條理由對于按需分配的共産主義社會更合适，但對于實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社會還不足以成為其政治經濟學的起點。對于要極大地發展生産力以便走向共産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來說，生産資料而不是消費資料的生産更為重要。當然，這個觀點是在改革開放不久的時候提出的，與當時我國經濟生活中産業布局的農輕重比例不當、人民的生活消費品短缺有關，但不應當忽視改革開放時強調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不是以滿足消費需要為中心。可見，對經濟生活和經濟現實的片面看重也是引起理論分歧的原因之一。

　　造成理論分歧的第四個原因是，一些人隻是孤立地考慮了邏輯起點問題，而沒有把邏輯起點與從這個起點展開的邏輯主線聯合起來考察，從而其邏輯起點無法展開、舉步維艱，也就不成其為起點了。例如，有人認為，“黨的領導決定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産關系的發展趨勢，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确方向，因此，黨的領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形成和發展的關鍵要素，必然是研究這種經濟制度的邏輯起點。”[10]但是，前蘇聯也有黨的領導，那裡的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經濟卻崩盤了。事實上，黨要領導好經濟工作，必須掌握經濟規律，從而必須從經濟要素而不是政治要素出發，這也是唯物史觀的必然要求。當然，我們可以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得出結論來表明黨的領導是不可或缺的，畢竟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特征是有組織的經濟，離不開組織者和領導者。但是，如果從黨的領導這個上層建築的角度出發，卻沒有邏輯主線來推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經濟規律，無法展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再例如，有人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方面揭示市場經濟、社會化大生産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開放經濟的一般規律；另一方面也揭示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經濟的特殊運動規律。應以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探索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起點。”[11]但是，從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出發，能否形成邏輯主線推導出市場經濟、社會化大生産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開放經濟的一般規律呢？如果推導不出，那就要麼不能以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邏輯起點，要麼市場經濟、社會化大生産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開放經濟的一般規律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内容。事實上，一些人論述的邏輯起點隻是羅列各種觀點和内容的排隊起點，而不是把這些内容通過邏輯主線串連起來的邏輯起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會主義。”[12]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從屬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其邏輯起點的設定必須以後者的全部内容為基礎，同時參考已經被後者作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内容。

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馬克思指出，“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隻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資産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13]同樣地，如果我們把社會主義經濟比作人體的話，那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也隻是猴體或類人猿體。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要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那裡尋找鑰匙。下面我們先來考察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起點的問題。

　　有人以社會主義商品的客觀存在為理由，提出“社會主義商品是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14]這個觀點符合後來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精神。但是，社會主義商品隻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客觀存在。以這種客觀存在為依據來提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種做法與馬克思在研究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時選擇典型資本主義國家即英國中的客觀存在有本質的差别。當然，有人可能會提出，直到今天還沒有出現典型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否就不能提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了？不是的。

　　事實上，鄧小平同志在談到北京一個電視機廠因為引進了一條日本的電視機生産線提高了效率而人們就議論要多得獎金時曾經指出，“如果按照它的勞動生産率的增長倍數來發獎金，那個獎金就發不起。當家作主的勞動人民，不能不給國家創造更多的利潤，增加國家的财政收入，來用之于其他方面，用之于擴大再生産，用之于基本建設，進一步加快我們發展經濟的速度。多勞應該多得，但是必須照顧整個社會。就這個廠的例子說，隻是一條生産線，在本廠也要考慮别的車間。”[15]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觀點，反映的就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理，畢竟資本家隻會把超額利潤裝入自己的腰包，不會考慮照顧社會的問題。馬克思本人講的很清楚，他要“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16]，而且他已經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做到了這一點。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根據馬克思的發現來闡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有人認為，“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應接續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關于消滅私有制客觀要求的内容，闡述實現公有制的曆史趨勢和公有制的優越性，簡要介紹世界範圍内公有權所有制的建立過程，同時提及社會主義公有權曆史的、現實的及可能的形式。毛澤東就肯定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從所有制變革開始寫起的做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如果不以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為起點而試圖建立某種特殊的學術理論體系，則有走向煩瑣哲學和經院哲學之虞。社會主義經濟的範疇和現象，都以公有制為基礎和前提。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如果不以生産資料的共同占有為開端，就很難順暢科學地展現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真谛。”[17]但他同時認為，《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分析，本質上也是以（資本）所有權為起點，卻表明他沒有看懂《資本論》，不知道《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分析是從勞動力成為商品開始的，從而也表明，他把生産資料公有權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當然起點的論斷，是以他自己對《資本論》的不恰當的看法為依托的，從而這一論斷的理論依據不足。但是，他認為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應接續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說，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需要從頭開始闡述科學，必須從最基本的東西開始，那麼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有了更深厚的建立在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上的基礎，無須從頭開始。

　　有人反對把所有制作為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起點，認為這“要涉及到按勞分配的不同形式，商品生産、商品交換以及計劃管理的不同方式等等；以緻把許多有待分析的範疇一下都提到開端上來，用以說明所有制的問題。這樣就導緻了邏輯上的明顯混亂”[18]。但是，一方面按勞分配和計劃管理都是以公有制為前提的，把按勞分配和計劃管理提到所有制問題的開端而不是終端才是邏輯混亂的表現；另一方面，商品生産和商品交換已經在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中分析過了，作為更高形态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如果還要涉及它們，那也隻是探讨這些東西為什麼會在公有制的基礎上繼續存在，它們與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形态有何異同，從而仍然可以考慮把所有制作為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起點。

　　有人提出，“定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細胞，可以作為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起點。”[19]這實際上是把計劃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畢竟定額是計劃的産物。這同樣存在他們所說的把計劃管理的不同方式等等許多有待分析的範疇一下都提到開端上來“導緻了邏輯上的明顯混亂”的問題。而且為什麼會出現定額呢？這個産生定額的原因難道不是更加應該成為邏輯起點嗎？

　　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中心範疇應當是資金範疇。在現代化生産條件下，生産資料主要是由物化勞動而不是由自然因素所構成。同時聯合勞動是社會主義資金範疇的曆史前提、邏輯前提，是社會主義資金的邏輯起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發展順序應該是社會主義聯合勞動、社會主義商品生産、社會主義資金、社會主義土地所有制等。因此，聯合勞動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矛盾萌芽與本質抽象”[20]

　　但是，資金本身不能用于生産，不是勞動對象和勞動材料，而聯合勞動本身離不開生産資料。所以，如果以聯合勞動為起點，那麼就必須事先分析聯合勞動何以可能，何以必要，事先說明聯合勞動的生産資料從何而來。從而聯合勞動即便是起點，它也必須同時以勞動過程所不可或缺的生産資料的聯合占有為起點。而且要從邏輯上由聯合勞動推導出商品生産也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商品生産從來就不是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範疇，它隻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或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範疇，不屬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範疇應是社會組織商品，也就是在一個社會中心如國家統一組織管理下的商品。共産主義是一個完全的産品經濟，資本主義是一個完全的商品經濟。為了完成這一轉化同樣需要一個中間形式。當然它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這種轉變，需要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需要一個生産力和生産關系共同發展的階段，這就是社會組織商品的階段。”[21]如果是這樣，那麼這個中間的過渡形式本身應當成為邏輯的起點，說明它與共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不同，在這個說明之後，我們才能使用“社會組織商品”這個詞，而不是一般地使用商品這個詞，以便說明為什麼要由一個社會中心來統一組織管理商品，而不是由市場自由組織管理商品。實際上，共産主義不僅是一個完全的産品經濟，而且是按需分配的經濟。社會主義作為它的前期階段實行的是按勞分配的計劃經濟，并不包括商品生産，也談不上社會組織商品。進行社會組織商品即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事情。

　　實際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已經告訴了我們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應當是什麼。在那裡，馬克思寫道：“資本主義生産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産的生産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22]這也就是說，“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産的生産資料的共同占有”或者說建立在生産資料公有制之上的聯合勞動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延伸出去的邏輯主線是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其結果也就是重新建立起來的個人所有制将成為共産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由于直到今天還缺乏典型的社會主義經濟形态，因此，我們還無法遵循曆史唯物主義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但是，我們能夠根據對資本主義的科學批判，判斷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内容或核心觀點。根據這些觀點或内容，加上前蘇聯尤其是蘇維埃俄國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經驗和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我們已經擁有足夠的科學理論與實踐經驗來建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闡述其邏輯起點和邏輯主線。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有人提出，“經濟學的學理邏輯要從實踐和曆史中總結出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應當從總結社會主義的最初實踐作為邏輯起點。”[23]但是，一方面，我們不是無中生有地創造理論，不是隻能從實踐中把理論摸索出來，而是已經擁有了《資本論》中所闡述的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因此，我們不是要或者不是僅僅要總結社會主義的最初實踐，而是要科學地分析這個實踐。另一方面，總結實踐經驗是研究的起點，而是在總結之後将總結成果按邏輯主線展開來叙述的邏輯起點。

　　更重要的是，盡管當時即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剛剛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最初實踐卻是按照非初級階段的較發達的社會主義模式來進行的。例如，毛澤東在1952年指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産階級以後，中國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産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将民族資産階級稱為中間階級。”[24]而當時中國的生産力水平是什麼樣的呢？毛澤東于1954年指出：“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25]新中國的這個情況，與十月革命勝利三年多之後的蘇維埃俄國的情況是很像的。列甯對當時俄國的各種社會經濟結構成分進行了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的分析，指出“在一個小農國家内，占優勢而且不能不占優勢的是小資産階級自發勢力，因為大多數甚至絕大多數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産者。”[26]從而經濟鬥争的主要表現“不是國家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作鬥争，而是小資産階級和私人資本主義合在一起，既同國家資本主義又同社會主義作鬥争。”[27]對此，列甯進一步指出，“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同中世紀制度、同小生産、同小生産者渙散性引起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則是幸福。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産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産和交換的自發産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别是要把它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作為小生産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産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28]由此可見，毛澤東同志早早地把新中國的主要矛盾上升到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産階級的矛盾，不是把握了而是脫離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從而看待那個時期的實踐，必須注意吸取教訓，分析的成份要大于總結的成份。

　　有人提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所提出的‘人民主體論’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豐富和發展，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29]但是，黨的十八大以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因此，充其量這隻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而不能作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其次，“人民主體論”雖然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理論之一，但是，以人民為主體或者視人民為主體卻是馬克思主義曆來一貫的主張，它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不能因為它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并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所堅持，就把它直接拿來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否則它也可以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邏輯起點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邏輯起點，以至于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合并成了一個學科，政治經濟學不再存在，那也就沒有相應的邏輯起點了。

　　有人認為，“社會主義‘變形的商品’應該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範疇。迄今為止，商品已經經曆了三次變形。第一次變形是從一般的簡單商品轉化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産；第二次變形是很多實體經濟條件下的資本主義商品，轉變為金融商品即金融衍生品；第三次變形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條件下的商品，不同于計劃經濟商品，也不同于資本主義商品，而是二元并存條件下的‘變形的商品’。”[30]但是，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二重性，而金融商品或金融衍生品顯然不具有這種二重性，尤其是它們不能滿足生産和消費的需要，因此，談不上實體經濟的商品向這種所謂的商品轉變，從而不存在第二次變形。而第一次變形雖然存在，但它的主要意義在于價值轉形為生産價格。至于第三次變形，既然提到此前的計劃經濟商品，那麼這次變形應當屬于計劃經濟商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條件下的商品的變形隻能往後排序。然而，此人又認為，這種“變形的商品”主要來自國營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但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商品恰恰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屬于第一次變形，而不是第三次變形，隻有國營企業的商品才是從計劃經濟商品變形而來的。其實，既然他談到了變形，那麼這個變形本身而不是變形後的商品才适合作為（邏輯）起點。

　　有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就是要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運動的規律，也就是以促進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為核心的規律體系。由此，也就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必然是剩餘産品。剩餘産品在人類發展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物質條件，沒有剩餘就沒有發展和進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着廣泛的商品貨币關系，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還需要借助商品貨币關系來實現，還不能像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那樣直接以勞動為尺度來實現。有内容更豐富、品質更高的剩餘産品以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31]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剩餘産品是歸剝削階級所享有的，工人階級所享有的隻是必要産品。改善人民生活就應當減少剩餘産品，提高必要産品的比重。另外，剩餘産品之所以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物質條件，主要在于它能轉化為擴大再生産的生産資料，而生産資本本身不能直接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剩餘産品之所以稱為“剩餘”，就在于它是第二位的，是扣除了必要産品之後的東西。因此，要說明剩餘産品，必須先說明必要産品。所以，無論如何剩餘産品不能搶在必要産品之前成為邏輯起點。

　　有人認為，“初級階段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依然是資本，隻不過這裡的資本既包括公有資本也包括私有資本而已，理論基礎必然是勞動價值論，理論叙述必然從價值的載體——商品開始。否則，堅持勞動價值論、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利益關系、揭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範疇與經濟規律體系就失去了唯物主義基礎，就無法運用辯證的邏輯體系演繹理論體系。”[32]但是，從商品開始展開邏輯體系，難道是要把《資本論》重演一遍麼？但《資本論》主要屬于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内容。而且從商品開始的邏輯主線是不可能引導出公有資本的，從而要說明公有資本的存在，必須另有邏輯起點才行。

　　有人認為，“可以将所有制确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一是所有制決定經濟社會最終發展方向的同時，也決定着該社會的基本性質；二是在中國經濟發展實踐中，特别是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認識，無不發轫于對所有制認識的深化以及對所有制關系的調整。三是對二元化所有制結構現象的理論闡述已成為正确理解當代中國經濟現象的基本理論訴求，這需要從所有制出發，在對二元化所有制結構進行科學闡述的基礎上，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其它相關理論組成部分。”[33]但是，決定經濟社會最終發展方向的不是所有制，而是生産力與生産關系之間的矛盾，而且所有制本身也是由生産力和生産關系決定的，所以與其拿所有制作為邏輯起點，還不如拿生産力和生産關系作為邏輯起點。而且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會對所有制關系進行調整，也正是把所有制作為一種手段來解決某些問題，從而應當把這些問題而不是把解決問題的手段作為邏輯的起點。

　　有人提出，“借鑒馬克思主義經濟細胞學說，遵循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人民立場’，可以發現，‘為人民的勞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起點。”[34]但問題是馬克思所指出的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細胞的商品，是一個勞動和社會關系的靜态載體，是一個物；而“為人民的勞動”是一個動态的東西，是一個看不見的東西，它的載體才能算是經濟細胞。更何況，“為人民的勞動”這個說法似乎表明人民不是勞動者，而是施舍的接受者，有其他什麼人在為人民勞動。因此，與其說“為人民的勞動”，還不如說“人民共同共有共享的勞動”。而且即使“為人民的勞動”算經濟細胞，仍然需要回答，為什麼這個勞動是為人民的，怎麼體現它是為人民的，從而它也不能算是理論或邏輯的起點，而是理論或邏輯的終點或結論。此人後來将“為人民的勞動”改為“人民勞動”[35]，仍然存在用語上的問題。畢竟哪個時代哪個社會的勞動不是人民勞動而是其他什麼人勞動呢？

　　有人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總體生産這一抽象的範疇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36]顯然，要說明這個邏輯起點的内容必須說明中國特色是什麼，因此如果從這個角度考察邏輯起點，也必須以總體生産的中國特色為邏輯起點，而不是以總體生産，即便是中國特色的總體生産作為邏輯起點。

　　有人認為，“‘自覺性’的二重性商品生産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現實的人’，以人們之間聯合勞動（分工）的方式進行物質生産。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以利他性勞動與利己性價值（貨币、商品）需要的方式來滿足自身對物質生活資料的需要，可以嘗試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起點的探索方向。”[37]但是，滿足人的需要的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所謂利他性勞動隻不過反映了勞動的社會屬性，是社會勞動的蹩腳說法。以現實的人為出發點，恰恰需要先研究好，現實的人是什麼樣的，他們的社會關系如何，畢竟人的本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8]這樣就要先說明他們的社會關系為什麼是這樣的。從而現實的人可以作為研究的起點，而不能作為邏輯的起點。

　　有人認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緻的，社會主要矛盾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共同任務和主題，因此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39]事實上，說明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探讨它的發展變化，提出解決它的辦法恰恰是政治經濟學的任務，但并不能因為就把社會主要矛盾作為是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沒有這樣做，我們今天同樣不适合這些做。

　　其實，考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首先應當說明為什麼要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外，另建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意味着首先要說明或表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一般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不同之處所在。對此，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産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40]為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要說明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處于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

　　正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會在完成政治上的撥亂反正之後，決定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對此，鄧小平指出，“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41]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42]。由此可見，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主線。這條主線的邏輯起點也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的起點。這個起點恰恰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因為隻有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才談得上社會主義現代化問題，從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要探讨如何通過中國式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向社會主義的更高階段發展。

　　不過，鑒于目前還沒有也不具備條件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的主要觀點又是我們必須參考和依據的主要原理，因此，如果在單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有必要引進和介紹這些觀點時，從邏輯框架上，我們可以“先叙述作為原理的政治經濟學一般，再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般，然後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43]，從而這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就會以政治經濟學一般作為其邏輯起點[44]。而如果已經另有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這樣的東西，無須重新闡述這些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就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開始。

　　（作者：餘斌，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來源：《觀察與思考》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