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權威思想及其當代啟示——基于《論權威》的文本分析

恩格斯權威思想及其當代啟示——基于《論權威》的文本分析

李東坡付堯堯

《論權威》是恩格斯于1872年10月至1873年3月，應意大利《人民報》編輯恩·比尼亞米的屢次請求，為深刻揭露和批判無政府主義和反權威主義對共産主義運動的消極影響，從而在思想上和理論上加強武裝正在組織工人政黨的無産階級而撰寫的一篇戰鬥檄文。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通過考察當時的社會情況，（公衆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提出了權威存在于經濟、政治、管理等各個領域的重要論斷，科學地分析了權威存在的客觀性、階級性和曆史性特征，“打破了以往囿于政治領域談權威的局限性，強調了權威主客體的對立統一性，樹立了科學的唯物主義權威觀”[1]，孕育着馬克思主義權威觀的萌芽。深入研讀恩格斯《論權威》中所蘊含的權威思想和觀點，對于深刻領悟“兩個确立”的決定性意義，堅決做到“兩個維護”，鞏固中國共産黨政黨權威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一、《論權威》中蘊含的權威思想：經濟、政治、管理權威    

　　《論權威》中“權威”一詞多次出現，貫穿整個文本。恩格斯緊扣工廠生産、鐵路運轉、船隻航行、社會革命、政權鞏固等社會現實，深刻闡明了經濟、政治和管理權威的思想意蘊，突破了以往對權威思想及其表現形式的狹隘認知。“沒有權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緻行動。”[2]372隻有在各個領域确立堅強的領導權威，才能确保聯合活動的步調一緻，否則就會陷入毫無組織紀律性的泥淖之中。

　　（一）經濟權威：發展生産和維持經濟穩定要求确立權威

1864年底，巴枯甯前往意大利開展第一國際活動，面對工業不發達、産業工人隊伍弱小、經濟極其落後的現實，尤其是受到一些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社會遊民和流氓無産者不滿現狀、仇視社會、對資本主義妥協的消極情緒影響，開始逐漸走向無政府主義。以巴枯甯為代表的反權威主義者深受空想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已不再需要權威，因為生産者在企業中能夠自治”[3]356。恩格斯駁斥了這種違背社會規律的幻想，系統論證了無論社會形态如何變化，社會化生産活動都離不開一定的經濟權威，即确立經濟權威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随着蒸汽機的廣泛應用，機器大工業代替工場手工業，導緻生産力不斷發展和社會分工不斷細化，在加速社會化生産進程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出現利益分配難題，于是恩格斯提出“問題是靠權威來解決的”[4]275重要論斷。

　　在《論權威》中，恩格斯的論證線索是“由于大工業特别是革命的需要，我們認為社會應當一定程度放棄自治，服從權威”[5]。如紡紗廠中隻有權威在每一環節都發揮作用，才能完成複雜的紡紗工序。這就要求“所有這些勞動者——男人、女人和兒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麼個人自治的蒸汽權威所确定的鐘點開始和停止工作。”[4]275蒸汽機使勞動者首先“就工作時間取得一緻”[4]275，“取得一緻”實際上包括了一個商定的過程，因而是個人對社會化生産的讓渡和服從。蒸汽機運轉要求工人勞動時間一經确定，大家就要毫無例外地遵守，即個人意志要服從“蒸汽權威”，這是組織社會化大生産的基本條件。生産力的發展導緻生産關系的變革，（公衆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決定了社會化大生産必須形成統一的管理，加強對經濟的統籌和安排，以适應經濟基礎的變化，從而确立經濟權威。生産的社會化程度越高，就越是需要統一的權威來組織聯合的生産活動。并且，經濟權威在現代工業大生産中是不可摧毀的，“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于想消滅工業本身，即想消滅蒸汽紡紗機而恢複手紡車。”[4]276資本主義經濟本身已經證明了生産資料私人占有的絕對權威，社會主義經濟由于建設目标、内容、任務等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超越性，其複雜的内部結構和運行機制更加強調要重視權威，切實統籌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為構建政治權威奠定現實基礎。

　　（二）政治權威：無産階級革命和政權鞏固要求确立權威

　　針對巴枯甯無政府主義的“支部自治”“自由聯合”等反對國家存在和集中權威的觀點，恩格斯在《論權威》中指出：“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政治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将由于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4]277，“但現階段，無産階級還需要革命和權威來消除階級對立”[6]。無政府主義者和反權威主義者認為政治權威是強制和壓迫、剝削和奴役、掠奪和戰争等一切罪惡的根源，他們要求把廢除權威作為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行動，其實質是反對無産階級革命和無産階級專政，犯了唯心史觀的錯誤。恩格斯反問這些人見過革命沒有，并指出：“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4]277“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4]277，任何先進階級、先進政黨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都是以暴力革命為重要手段。這些否定權威和集中的人，要麼不知道什麼叫革命，要麼隻不過是口頭革命派[2]376。

　　獲得革命勝利的政黨不能立即放棄權威而陷入無政府主義所宣稱的“革命的全部秘密在于消滅政治權威”的圈套。無産階級“必須憑借它以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4]277來維護自己辛苦争得的政權。巴黎公社作為無産階級推翻資産階級統治，建立無産階級專政的一次偉大嘗試，僅存在兩個月就宣告失敗，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公社把武裝人民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4]277。恩格斯在《論權威》中并沒有否定建立巴黎公社是有政治權威參與的結果，至少是一部分人集中起來對付凡爾賽反革命分子而進行的聯合活動。（公衆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但是，建設和鞏固政權是一個長期、曲折的發展過程，巴黎公社沒有很好地運用和長期堅持政治權威，從而導緻其失敗。“在所有這些政治權威的類型中，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國家（政權、政府）才是最具典型意義的政治權威，其他形式的政治權威均可‘九九歸一’，即歸于國家權威。”[7]因此，政治權威絕不會在政治國家的各種社會條件廢除以前就走向消亡，而是會随着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變革不斷擴大其影響範圍。

　　（三）管理權威：社會運行和組織管理要求确立權威

　　如果說經濟生産和政治活動中确立的是宏觀意義上的權威，那麼社會組織管理過程中确立的就是微觀意義上的權威，即管理權威體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恩格斯以火車經營管理為例，指出“無數人的協作也是絕對必要的”[4]276。這種協作是指鐵路工人、列車長、乘務員、乘客等必須按照固定的時間和規則通過相互配合來完成工作，即協作過程就是産生管理權威的過程。如果按照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任何形式的權威來管理社會，那麼就算是一輛停止運行的火車也可能被另一輛不受統一調度的火車所碰撞，更何況是沒有按照時間和路線規定而運行的火車。恩格斯強調，火車“運轉的首要條件也是要有一個能處理一切所管轄問題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論體現這個意志的是一個代表，還是一個受托執行有關的大多數人的決議的委員會”[4]276。這裡所提到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就是要确立起組織管理權威。

　　“不論在哪一種場合，都要碰到一個顯而易見的權威。”[4]276恩格斯又通過航船遇險案例，指出“在危急關頭，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4]276，直截了當地闡明了在社會危機管理中确立權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實際上，社會主義事業本身就是集合無産階級力量航行在通往人類美好幸福生活道路上的一艘巨輪，隻有思想上的指引、方向上的堅定和指揮上的統一，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巨輪行穩緻遠。恩格斯在這裡提到了當權威隻能由個人意志代表整體意志的時候，就産生了“組織權威”和“領袖權威”。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馬克思恩格斯一緻認為經濟、政治和管理領域都需要确立權威，但都堅決反對迷信權威和個人崇拜。馬克思曾經這樣表态：“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産主義者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摒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8]524

二、《論權威》中體現的權威原則：客觀性、服從性、統一性原則

　　恩格斯在《論權威》中闡發的權威思想，對于各個領域内聯合活動的有效組織和正常運行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蘊含着确立權威的客觀必要性、意志服從性和辯證統一性原則。深入剖析和重點把握這些原則，是确保權威思想永葆青春活力、科學發揮效用的關鍵所在。

　　（一）“問題是靠權威解決”的客觀性原則

　　權威的本質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特殊社會關系，是社會實踐的産物，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是“任何社會正常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力量”[9]。《論權威》中反複強調和論證确立權威的極端重要性，究其根本，是遵循權威客觀存在性原則的集中體現。

　　一是權威的發展過程是客觀存在的曆史必然。權威的産生、存在、發展和消亡是一個具有客觀必然性和社會曆史性的自然過程。一方面，權威産生于社會實踐，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人類社會所進行的全部活動以及形成的一切關系，都始終取決于現實的物質生活條件。随着生産力的不斷發展，必須要确立一個能組織生産、協調分配、維護秩序的領導核心來推動人類社會整體進程，于是權威就在社會實踐中誕生了。另一方面，權威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特殊社會關系，是一個曆史範疇，它的存亡過程是同生産發展的一定曆史階段相聯系。“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态，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産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10]3。但是，“反權威主義者卻要求在産生權威的政治國家的各種社會條件廢除以前，一舉把權威的政治國家廢除。”[4]277恩格斯強調，人類必須遵循社會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人類不能征服自然力，同樣也不能征服權威，否則就會遭到自然力的報複，“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從一種真正的專制”[4]276。

　　二是确立權威是組織聯合活動的本質要求。恩格斯在《論權威》中指出，作為現代資産階級社會基礎的那些經濟關系，“它們有一種使各個孤立的活動越來越為人們的聯合活動所代替的趨勢。”[4]274随着社會生産方式的變革，分散生産的小作坊、客運馬車和貨運馬車、小型劃槳船和帆船已經不能滿足當時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取而代之的是更為集中高效的複雜機器、大工廠、火車、輪船等以協作為條件的現代化聯合活動。這種聯合活動是指把分散的個體活動組織起來，而不依靠權威是無法組織起來的。（公衆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恩格斯通過列舉紡紗廠中車間協作、機器運轉、時間統一、材料分配等生産活動中出現的實際問題，鐵路上火車運行的時間規定、多人協作、過程管轄等組織管理活動中出現的現實困難，遠洋航行中輪船遇險的求生困境，社會革命和維護政權等政治實踐中的曲折遭遇等問題，系統地論證了權威是組織一切聯合活動的本質要求，并以此反對最頑固的反權威主義者，消滅他們僅憑“摳字眼”“換名稱”就企圖否認權威客觀存在的幻想。

　　三是确立權威是抨擊無政府主義的現實需要。恩格斯開篇以“十字軍征讨”為諷喻，客觀評價了無政府主義和反權威主義公然反對國家存在、反對一切權威、鼓吹個人無限自由的現象，揭露了這種錯誤思潮的泛濫給國際工人運動帶來的巨大威脅。無政府主義已經到了不加絲毫掩飾，竭力歪曲和攻擊無産階級專政，簡單地把任何罪行都說成是權威的地步，以此“來反對他們稱之為權威原則的東西”[4]274。此時，确立權威是鏟除錯誤思潮根源、維護無産階級政權和促進國家發展最為迫切的任務和要求，是應對無政府主義簡單化污蔑的有力抨擊，是客觀曆史條件下的必然産物和必要實踐。無政府主義者和反權威主義者無論是由于自身的認知局限，還是深谙反對一切國家和權威的實際指向而激進地進行陰謀篡奪，他們所炮制的無政府主義論調、反對權威原則的政治主張都是建立在為反動派效勞的基礎上。因此，消滅無政府主義的分裂活動就必然要求确立堅強的政治權威，從而摧毀反動派對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殘酷鎮壓。

　　（二）“形成權威認同”的意志服從性原則

　　為整治無政府主義歪曲和濫用權威的亂象，恩格斯提出，權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強加于我們；另一方面，權威又是以服從為前提的。”[4]274這就明确了權威的産生，一方面，是主體意志的外在強加；另一方面，是客體的主動反應，其中内在地蘊含着形成理性認知和自覺認同的過程，即權威的産生是以客體的認識覺醒為必要條件，以形成權威認同為更高目标。

　　一是權威認同以主體的意志強加為外部條件。工人階級由于自身的落後性和意識水平的限制，隻能為要求改善自身勞動條件和生活狀況而鬥争，他們無法主動意識到在經濟鬥争中确立權威的必要性，也忽略了政治鬥争的重要性，以緻于不能自發産生權威認同。正如工人不能自發産生科學社會主義意識，隻能從外部灌輸一樣，權威認同的産生首先是由一部分人的意志強加給另一部分人，（公衆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而後者必須服從前者。所謂“權威主體的意志強加”，是指權威主體通過特定的方式和手段使客體直接感受到權威的客觀存在，認識到權威的統領性作用，從而産生必須服從的客體性反應。以巴枯甯為首的無政府主義者極力反對權威、推崇無政府狀态、狂熱追求無限自由，原因在于其固有的認知局限導緻他們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權威的實質和力量。他們認為權威是與自由相對立的專制，把自由當作權威不可觸及的反面，并且污蔑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在人民的統治的名義下……勇敢地宣布了人民對國際的奴隸般的依附”[11]296，以此來質疑甚至是要求摧毀權威。但是，“權威體現着人的自由，而非自由的反面；自由的反面是專制，而不是權威”[12]。權威不是專制，權威與自由是一種相對性關系存在，權威是自由的前提，自由是權威的現實彰顯。因此，恩格斯所強調的“主體意志強加”，必然不能等同于無政府主義和反權威主義所批判的“專制”，否則恩格斯對權威的論證不僅在反動派中立不住腳，而且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也難圓其說。

　　二是權威認同以客體的認識覺醒為必要條件。恩格斯在文本中總結道：“一方面是一定的權威，不管它是怎樣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從，這兩者都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4]276。形成權威認同并非僅靠主體意志的外在強加，還包括客體認識權威并自覺服從的内部運行過程。如果沒有客體的理性認知、自我覺醒并進而産生自覺性認同和服從，便無真正意義上的權威可言。權威的意志服從關系具體表現為“外部輸入”和“内部覺醒”兩種類型。“外部輸入”是指需要一定的外在手段，如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使客體不得不接受主體的意志強加。“内部覺醒”是權威的本質屬性和根本追求，是指客體對主體所施加意志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采取積極認同和主動擁護的态度，（公衆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二者堅持利益一緻原則，即“權威建立在服從者的理性之上”[13]。《論權威》中以“個别人的意志總是要表示服從”[4]275來解決工廠生産的經濟問題、火車和船隻運行的管理問題、政治國家存亡與社會革命的關系問題，系統地論證了“權威的意志服從性”原則。實際上，社會的整體性變革更加需要統一的思想、統一的意志、統一的指揮和統一的行動。面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态陣地的激烈争奪，世界範圍内思潮多變、價值多元、風險滋生的現實挑戰，更需要滿足人民的實際需求，努力實現人們對社會主義權威的自覺服從，為推動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凝聚磅礴力量。

　　（三）“權威與自治”的辯證統一性原則

　　巴枯甯極力主張“必須排斥一切權威原則，而把自治原則作為革命組織和社會組織的絕對原則”[11]74。這種強行割裂權威與自治的辯證統一關系，肆意散播着反對權威的謬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不過是“一個最無知的人”的“東一點西一點地草率拼湊起來的大雜燴”[8]497行為而已。

　　一是權威與自治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權威與自治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把權威原則說成是絕對壞的東西，而把自治原則說成是絕對好的東西，這是荒謬的。”[4]276權威與自治的對立關系首先體現在概念上，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範疇，它們之間的區别是絕對的。反權威主義者僅靠抓住概念上的對立關系，就拼命反對權威成為必要的種種事實。但這并不能說明權威與自治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二者之間還具有同一性。一方面，權威是建立在一定的自治基礎之上，權威的長期存在要依靠合理的自治，離開自治談權威，則會走向專制主義。另一方面，實行自治要求堅持權威，離開權威談自治，則會走向無政府主義。“人們可以摧毀或改變權威，但人們要有自由則不能沒有權威，或者說他們起碼需要建立新的權威。”[12]必要的權威不但不會摧毀自治，還會引導自治，成為自治的前提和保證。“沒有一個作出最後決定的意志，沒有統一的領導，人們究竟怎樣經營工廠，管理鐵路，駕駛輪船，……一個哪怕隻由兩個人組成的社會，如果每個人都不放棄一些自治權，又怎麼可能存在”[8]502。因此，權威與自治是相互依存、相反相成的辯證關系，并在一定範圍内存在和發生作用。

二是權威與自治的應用範圍随着社會發展而改變。權威與自治的辯證統一關系還體現在“它們的應用範圍是随着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改變的。”[4]277恩格斯指出：“生産和流通的物質條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業和大農業的發展而擴展起來，并且趨向于日益擴大這種權威的範圍。”[4]276權威作為上層建築，會随着社會化生産水平的提高而日益擴大其作用範圍。（公衆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因此，社會生産越發展，權威就越重要，就越需要處理好權威與自治的關系。即使到了階級消失、政黨國家消亡的時候，也不能完全取消權威而實行絕對的自治。因為到那時，整個社會實行的是高度自治，這種社會形态下的自治是建立在權威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是源于社會首先依靠權威創造出高度發達的生産力從而促進物質财富得到極大豐富。此時，權威依然會樹立于整個社會，隻是其“公共職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維護真正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4]277，因此，權威與自治應用範圍的改變隻是社會發展階段的特征表現，而這種變化絕不會超越特定曆史階段的本質界限而導緻權威消失。

三、《論權威》的時代啟示：鞏固中國共産黨政黨權威

　　恩格斯在《論權威》中關于權威思想的深刻闡發、權威原則的深入把握，揭示了權威是社會實踐基礎上合法性和認同性的辯證統一，在今天依然閃耀着真理的光輝。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更加需要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來沉着應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曆史之變，即必須充分發揮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在推動我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14]16。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要從《論權威》中汲取理論啟示，深刻領悟“兩個确立”的決定性意義，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決做到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站穩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場，從而鞏固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産黨政黨權威。

　　（一）深刻領悟“兩個确立”的決定性意義，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恩格斯在《論權威》中指出：“政治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将由于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這就是說，公共職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維護真正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4]277因此，在國家消亡之前，任何政黨特别是執政黨的權威隻能加強不能削弱。新時代加強中國共産黨的政黨權威，就是要維護好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确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确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願，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曆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15]（公衆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兩個确立”體現了《論權威》中确立權威的客觀性原則，體現了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政治必然性，體現了堅持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和唯物史觀的理論必然性，體現了總結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和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經驗的曆史必然性，也體現了新時代推進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實踐必然性。“兩個确立”重大政治論斷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的根本政治保證，是全黨的共同意志和民心所向，是戰勝一切艱難險阻、應對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氣、最大保證，深刻領悟其決定性意義是新時代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必然要求和應有之義。因此，新征程上，我們必須深刻把握“兩個确立”的決定性意義，把“兩個确立”真正轉化為做到“兩個維護”的政治自覺、思想自覺、行動自覺，為走好新的趕考之路、奪取更大勝利提供根本保證。

　　一是要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淬煉政治品格，這是《論權威》中“規則意識”的時代拓展。政黨權威的确立以全體黨員思想認識的覺醒和提升為前提條件，并在這一過程中産生規則意識。因此，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要增強“四個意識”，始終“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緻”[14]64；要自覺學習、主動認同和貫徹落實黨中央的重大決策和部署，确保黨中央政令暢通和令行禁止；要以黨的二十大通過的《中國共産黨章程（修正案）》為基本遵循，主動查找自身不足，嚴格遵守黨章最新規定和最新内容，不斷提升政治自覺性；始終牢記底線思維，增強角色意識和責任擔當，不得發表任何違背黨中央權威的不當言論，不得做出任何不利于黨中央團結統一的政治行為，堅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始終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緻。

　　二是要進一步堅定理想信念，錘煉黨性修養，這是《論權威》中意志服從性的時代延伸。“馬克思主義信仰、共産主義遠大理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産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15]全體黨員幹部要以堅定的理想信念明辨是非、廓清迷霧，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進而内化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思想自覺。全體黨員和幹部隊伍不僅要與時俱進更新理念，還要做到“務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務必謙虛謹慎、艱苦奮鬥，務必敢于鬥争、善于鬥争”[14]1，讓理想信念在具體實踐中得以凸顯，讓黨性修養在偉大鬥争中淬煉提升，在新時代新征程的奮鬥中夯實擁護權威、維護權威的思想基礎。

　　三是要進一步深化理論學習，加強實踐曆練，這是《論權威》中權威手段的理性發展。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進工作，做到“學思用貫通、知信行統一”[14]65。要深入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義、精神實質、豐富内涵、實踐要求和世界觀方法論，做到系統性學習；要深刻領悟新思想新理論引領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曆史性成就的工作優勢，做到認同性學習；要聯系客觀實際，堅持問題導向，做到針對性學習；同時要堅持理論指導實踐和實踐反哺理論的協同運行，提升行動自覺性。

　　（二）站穩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場，築牢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群衆基礎

　　恩格斯在《論權威》中重點論證了權威與自治的對立統一關系，提出二者是随着社會形态的發展和變革而不斷優化和拓展，并在一定的情況下可以相互轉化的。這一重要原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最鮮明體現，就是黨與人民的關系進入到一種良性互動狀态。中國共産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黨在任何時候都是無産階級和人民群衆的忠實代表，因而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的堅定選擇、忠誠信任和堅決擁護。中國共産黨的政黨權威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始終堅持服務人民的過程中客觀形成的認同性權威。“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14]19，習近平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群衆史觀、馬克思主義人民主體思想、中國共産黨群衆路線等内容的繼承和發展，形成了科學的“人民至上”的理論體系，為新時代中國共産黨堅持人民至上執政理念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4]46這是《論權威》中追求權威認同的直接體現，即“社會成員對權威的價值認同是真正的權威體現形式，其對權威的服從是自覺自願的服從。”[9]中國共産黨政黨權威歸根到底是人民對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的自覺服從、理性服從和衷心擁護。“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黨執政興國的最大底氣。”[15]我們黨要把握好民心所向，站穩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場，緊緊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築牢黨執政興國的群衆基礎。

　　站穩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場，最重要的是解決好人民群衆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堅持人民利益至上原則，并将其貫穿于黨治國理政的方方面面。新時代新征程，我們更要積極貫徹人民至上的執政理念，深入基層，深入群衆，切實解決好人民群衆急難愁盼問題，着力維護好人民關切的利益問題，紮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讓人民真切感受到中國共産黨真心實意辦實事的态度、方法和能力，進而自覺擁護中國共産黨在新時代的政黨權威，夯實黨的執政根基。站穩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場，（公衆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要科學把握人民主體思想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體系中的拓展與應用，始終凸顯人民在社會治理中的主體地位，進一步完善國家、政府、社會和個人“四位一體”治理格局，“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14]54，這也是《論權威》中社會組織管理權威的時代發展之必然。站穩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場，要不斷優化黨與人民的關系樣态，始終同人民保持血肉聯系。人民群衆和中國共産黨是互為表裡，相輔相成的。中國共産黨的政黨權威是建立在人民群衆團結統一的基礎之上，政黨權威的切實運行和真實貫徹又是将全國14億多人口凝聚在一起的核心力量。權威授之于民，用之于民，受制于民。因此，在新時代維護政黨權威，要以正确審視黨與人民的關系為前提，以誠懇接受人民的監督和批評為重點，以始終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為目标，确保把黨的權威真正運行在人民群衆的豐厚土壤之中。

　　（三）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提升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基本能力

　　恩格斯在《論權威》中系統論證了權威存在于經濟、政治、管理等各個領域，實際上闡明了權威存在的多樣性；通過揭示權威在國家消亡之前不會消失的深刻道理，實際上闡明了權威存在的長期性。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恩格斯關于權威的多樣性和長期性論斷得到了豐富和發展，權威由多樣性存在轉化為全面性存在，由長期性存在轉化為發展性存在，這對于鞏固中國共産黨政黨權威具有重要啟示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共産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最高政治原則。”[14]6新時代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全面的權威、系統的權威和整體的權威，（公衆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尤其是面對國内外和黨内外的複雜形勢變化，基于新時代新征程的宏大目标和艱巨任務，中國共産黨“必須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14]63，進一步增強人民群衆自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信心和決心，不斷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偉大勝利。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關鍵在黨”[14]63，我們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深入推進黨的建設，切實提升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

　　從權威的全面性審視，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核心在全面。中國共産黨的政黨權威要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不同領域的方方面面，要“把黨的領導落實到黨和國家事業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14]26，全面提升黨的治國理政效能，全方位塑造黨的權威形象，确保黨的權威以全面領導的方式在全國各個領域、各個地域得到展現、貫徹和落實。從權威的發展性審視，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重點在加強。隻有持續不斷和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才能有效鞏固中國共産黨的政黨權威。因此，我們黨隻有始終堅持自我革命，在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完善黨的制度化自我革命、建設高素質黨員幹部隊伍、堅決打赢反腐敗鬥争攻堅戰持久戰的進程中，優化黨的建設現代化治理新格局，着力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推進，以管黨治黨的現代化效能，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才能确保中國共産黨政黨權威持續長久。從權威的執行力審視，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要義在領導。隻有不斷增強和提高黨的領導力，才能賦予中國共産黨政黨權威以現實力量。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要求各級黨員幹部強化政治意識，加強政治曆練，提升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多方面政治能力；增強黨的思想引領力要求全黨加強理論武裝，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創新理論武裝全黨；增強黨的群衆組織力要求全黨緻力于解決群衆的實際困難，滿足群衆的實際需求，切實提升群衆的滿意度和獲得感；增強黨的社會号召力要求深谙時代境遇，分析群衆特點，廣泛動員社會力量。隻有這樣，全黨同志才能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緻，确保全黨上下擰成一股繩，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16]，真正提升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綜合能力。

　　（作者簡介：李東坡，蘭州大學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創新發展中心、6774澳门永利副教授；付堯堯，蘭州大學6774澳门永利）

　　來源：《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