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根本制度的發展與創新

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根本制度的發展與創新

吳學琴

　　制度和制度建設，關乎經濟持續發展，關乎社會繁榮穩定，而一項根本制度甚至關乎黨的旗幟方向，關乎前途命運，其意義非凡。“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就是這樣一項根本制度。這項根本制度在中國共産黨的百年征程中，不僅保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也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保駕護航，因而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巨大成就，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深刻總結道：“黨着力解決意識形态領域黨的領導弱化問題，立破并舉、激濁揚清，就意識形态領域許多方向性、戰略性問題作出部署，确立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識形态工作責任制，推動全黨動手抓宣傳思想工作，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敢抓敢管、敢于鬥争，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1](P44)回顧黨的百年奮鬥史，梳理中國共産黨把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寫入黨章，新時代将其作為根本制度，發揮制度和制度話語作用的曆史經驗和建設成效，對我們今天走好新的長征路，具有重大意義。

一、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根本制度的百年探尋

　　百年征程中，中國共産黨始終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制度化建設，恰是這一結合的具體體現，與此相應，也經曆了四個階段，即在革命鬥争中萌發、在全面執政條件下形成、在建設改革中不斷完善、在新時代成熟定型。

　　第一，在革命鬥争階段萌發。在革命早期中國共産黨就開展了豐富多樣的馬克思主義宣傳活動，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一是創辦補習學校和工會組織，20世紀20年代先後創辦了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天津工餘補習學校、鄭州扶輪工人夜校、徐州隴海工業補習所、唐山工人圖書館等，這些組織不僅增長了工人的文化知識，也覺醒了工人的階級意識；二是成立農運講習所和農民協會，像廣州和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影響較大，培養了幾千名農民運動骨幹，極大提高了農民的思想覺悟；三是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從1920年8月上海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開始，至次年5月，北京、南京、天津等全國各地也相繼成立了團組織，極大團結了廣大青年，樹立了青年學生的共産主義信仰。建黨早期的這些活動形成了在宣傳領域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初步方案。在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産黨逐漸認識到掌握意識形态領導權的重要性，把揭露批判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真理相結合，一是在國統區加大了宣傳力度，創辦了大量時政刊物，如《紅旗》（1928）、《上海報》（1929）、《士兵的話》等，據統計，由中國共産黨直接或間接創辦的刊物多達300餘種。二是領導文藝戰線開展了反圍剿、反壓迫活動，創辦了《文化批判》《萌芽月刊》《拓荒者》《十字街頭》等系列文學刊物，通過文藝的多種形式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中國共産黨的方針政策。這兩個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教育活動，雖然還不是規範化的制度建設，但以活動方案和實踐的形式，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人民群衆中生根發芽，逐步确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教育，尤其是在根據地局部執政條件下進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嘗試，開展延安整風運動，實現全黨的思想統一，改造主觀主義以發揚實事求是精神；改造宗派主義以加強黨性修養，這是中國共産黨第一次生動廣泛的意識形态制度構建活動，比如開辦報紙、雜志宣傳馬克思主義；通過各種形式宣傳革命文化；開辦列甯小學、紅軍大學和後來的陝北公學，在學校中傳播馬克思主義等。尤其是延安時期，在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李鼎銘提出了“精兵簡政”的提案前後，中國共産黨就着手建立了一整套教育宣傳方面的日常管理制度，為政黨和政權的規範化建設奠定基礎。如在幹部教育培訓方面，先後下發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幹部學習的指示》《中共中央關于辦理黨校的指示》《中央關于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等，對幹部教育培訓的重要性、幹部教育培訓的對象和機構都作了具體規定，并且專門設立幹部教育部作為全國抗日根據地的幹部教育培訓機構。在幹部配備和交流方面，1943年2月21日中央軍委發布了《關于部隊幹部實行交流的指示》《西北局組織部關于幹部調動規定的通知》，推進幹部上面與下面交流，前方與後方交流，軍隊與地方交流。在幹部考核和獎懲方面，陝甘甯邊區政府先後頒發了《陝甘甯邊區各級幹部任命暫行條例》《陝甘甯邊區各級政府幹部獎懲暫行條例》。在黨内監督方面，先後頒行《陝甘甯邊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組織暫行條例》《陝甘甯邊區各縣區公署組織暫行條例》《認真處理人民控告幹部案件的命令》，構建了較為完善的幹部監督體系。這些以指示、條例形式出台的措施，雖然其内容不是專門讨論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但貫穿始終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正如毛澤東指示的那樣：“對于在職幹部的教育和幹部學校的教育，應确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甯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的孤立的研究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方法”。[2](P53)這些文件和實踐活動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根本制度的确立打下了基礎。

　　第二，在全面執政條件下的形成與曲折發展。随着新中國的建立，中國共産黨在總結革命時期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各項制度。在政治領域以憲法形式确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解決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思想混亂和動搖的問題；在黨的建設上為保持共産黨的先進性與人民公仆的本色，新中國成立初期就建立起了有效抵禦“糖衣炮彈”侵蝕的權力制約監督機制；在教育領域建立了完整的國民教育體系，在學校教育中始終貫徹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在文化領域建立了全面的文化體制，使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宣傳都有了有效的載體；解決了“一元”指導和“多樣”發展的關系，“百花齊放，百家争鳴”成為了文化領域的基本方針。但是，随着“左”傾錯誤泛濫，這一根本制度也遭到沖擊。

　　第三，在改革開放中不斷完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随着黨在思想路線上的撥亂反正，逐步擺脫了“左”傾錯誤的幹擾以後，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各項制度得以逐步恢複，并不斷完善。中央适時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命題，堅定黨的基本路線以增強意識形态定力，在“民主” “自由” “人道主義” “姓資姓社”等問題上，廓清思想混亂；出台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幹重要問題的決議》（1996）、《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二〇一〇年遠景目标綱要》（1996）等系列文件，加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的指導地位；面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情況，構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時俱進地推進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的領導權，對于反馬克思主義、非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進行堅決鬥争，保證了社會主義的文化方向。

　　第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成熟定型。随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重大意義愈發凸顯，工作力度日益加大，中國共産黨對意識形态工作有了新認識新理解。習近平從原理的角度重新闡發了意識形态領域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科學性和真理性，提出了以“中國夢”引領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明确了執政黨意識形态建設一系列原則和方法，堅持黨管媒體、堅持黨性原則、堅持不懈地開展輿論鬥争、打好多陣地多方法加強執政黨意識形态建設的“組合拳”；加強制度建設，從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紀律、反腐鬥争等層面，共同構築制度性規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将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主題，并正式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的指導地位規定為根本制度。

　　百年曆程昭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是中國共産黨建設的根本制度之一，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形成和确立這一根本制度過程中，中國共産黨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一是以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作為這一制度的首要任務。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根本制度的生命力在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但是社會環境不斷發展，需要不斷促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需要促進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與時俱進；馬克思主義這一批判的武器需要與人民群衆的實踐結合在一起，才能迸發出巨大的能量。二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教育作為這一制度的核心要求。如同工人階級自發情況下隻能形成工聯主義，受制于社會實踐的局限性，普通群衆也無法直接擁有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态理論。因此，宣傳教育就是幫助群衆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思想、觀點的重要方法，我黨首創的幹部教育培訓輪訓制度、開設思政課等宣傳教育制度，充分發揮了制度和機制的巨大作用，讓馬克思主義成為群衆自覺的生活方式，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根本制度的要求。三是以借鑒吸收各種優秀文化成果作為這一制度的重要資源。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一直以來都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它不斷吸收和借鑒各種先進文化成果，一方面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對國外先進文化的批判與吸收，這也使得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根本制度具有非常強大的學習能力和制度彈性。四是以完善黨領導下的文化教育體制作為這一制度的重要抓手。任何制度都需要落實到社會實踐之中，無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還是對人民群衆的宣傳教育，以及與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論戰都需要依托于一定的物質基礎。黨領導下的文化教育體制将各種機構和資源結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共同維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五是以奪取意識形态領域的主導權和話語權作為這一制度的重要保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建構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加強與海外文化的交流和對話，批評西方鼓吹所謂普世價值等話語霸權，從而實現意識形态領域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話語引領和制度認同。這一偉大的制度創造，經曆了以奪取國家政權、确立先進社會制度、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價值訴求的曆史發展過程，是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曆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的必然結果，也是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價值凝聚和制度化的成果。

二、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根本制度的新時代成就

　　推動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制度化，是中國共産黨百年制度建設的主題之一，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把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的指導地位作為一項根本制度明确提出，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要求“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健全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工作體系，完善黨委（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等各層級學習制度，建設和用好網絡學習平台。深入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全面落實到思想理論建設、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教育教學各方面。加強和改進學校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全員、全程、全方位育人體制機制。落實意識形态工作責任制，注意區分政治原則問題、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3](P43)這是當代中國的重大制度創新，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撐，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有力保障。

　　第一，明确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根本制度的首要任務，即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築牢制度之“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踐證明，隻有這一思想能夠引領當代中國發展進步、指引人民創造美好生活。在新時代，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堅持和鞏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

　　第二，明确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根本制度建設的核心要求，即從頂層決定性、全域覆蓋性、全局指導性出發，搭建根本制度的“四梁八柱”，以夯實制度之“體”。所謂“四梁”，就是在《中國共産黨黨章》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把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的指導地位上升到根本制度的高度。《中國共産黨黨章》規定：“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牢牢掌握意識形态工作領導權，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4](P6-7)《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倡導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教育，反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5](P17-18)這些規定以最高章程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強化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的指導地位的權威性。所謂“八柱”，就是在黨内其他法規以及國家其他法律中堅持這一根本制度，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把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的指導地位具體化為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因此，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根本制度的确立，意味着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都要貫穿這一條。

　　第三，厘清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根本制度建設的重要環節，即聚焦網絡空間治理，用制度理性遏制網絡任性、用制度體系維護網絡意識形态安全，以健全制度之“鍊”。随着信息時代的到來，互聯網已經成為意識形态鬥争的主戰場。網絡意識形态安全事關中國的旗幟和道路、事關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當代中國不僅在現實世界中構築制度體系，保障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的指導地位，還努力用制度體系築牢網絡意識形态防火牆，“網上”“網下”齊發力，不斷健全制度之“鍊”，并把制度鍊條建設成一個有條不紊、環環相扣的有機閉環。

　　第四，抓住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根本制度建設的關鍵舉措，即從“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出發，對根本制度的執行體系予以配套和完善，以激活制度之“用”。如果缺乏高效有力的執行體系，就不能把作為“體”的制度優勢轉換為作為“用”的治理效能。當代中國從四個方面對根本制度的執行體系予以配套和完善，一是切實把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貫穿到文化建設各方面；二是深入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三是加強和改進學校思想政治教育；四是落實意識形态工作責任制。在這四個方面的執行體系中，前三個屬于履行“分内之事”意義上的肯定性責任，主要為執行主體設置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第四個屬于追究“不利後果”意義上的否定性責任，主要為執行主體設置問責清單。

　　第五，完善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根本制度建設的具體保障，即從發揮制度的協同效能出發，堅持根本文化制度、根本領導制度、根本政治制度、根本社會治理制度、根本軍事制度為一體，以強化制度之“力”。一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是堅持根本領導制度、根本政治制度、根本社會治理制度、根本軍事制度的必然要求和題中之義。根本領導制度、根本政治制度、根本社會治理制度、根本軍事制度之所以彰顯獨特而顯著的優勢，正是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結果。另一方面，堅持和完善根本領導制度、根本政治制度、根本社會治理制度、根本軍事制度，能在源頭上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自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建立以來，一直存在各種歪曲、抹黑、唱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的論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之所以被部分人“質疑”和“污蔑”，很大程度上源于根本領導制度、根本政治制度、根本社會治理制度、根本軍事制度的真正優勢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概言之，以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作為首要任務、以宣傳教育作為核心要求、以借鑒吸收各種優秀文化成果作為重要資源、以完善黨領導下的文化教育體制作為關鍵舉措、以奪取意識形态領域的主導權和話語權作為根本保障，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在百年制度建設經驗基礎上，新時代在首要任務、核心要求、重要環節、關鍵舉措、具體保障五個方面，進一步推動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取得巨大成就。

三、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根本制度的有效執行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确提出：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制度建設是一個從“有法可依”到“有良法可依”的完善過程。新時代中國共産黨在面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征程中，推動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制度化，從制度建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要求出發，既堅守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又根據新情況新問題探索了制度創新之路。

　　第一，把制度建設的“文化自信”與文化建設的“制度自信”有機結合起來。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既是文化領域的制度建設，也是制度領域的文化建設。一方面，要做到制度建設的“文化自信”。黨中央明确提出：“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這是新時代做好意識形态工作的“宣言書”，也是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要求。黨中央之所以明确提出用“根本制度”維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的指導地位，在于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人民性、實踐性。世界上有很多思想、理論和學說，但沒有哪一種思想、理論和學說能像馬克思主義這樣為人民謀幸福、為世界謀和平、為人類謀進步。另一方面，要做到文化建設的“制度自信”。制度帶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長期性，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獨特的優勢，不僅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制度保證，是中國之治的“制度密碼”，也将成為維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的制度保證，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之治的“制度密碼”。因此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揚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立健全相關的制度條例，以制度之力堅定文化自信。

　　第二，把制度建設的“守正”與制度建設的“創新”有機結合起來。一方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系統總結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十三個方面顯著優勢，全面回答了在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中應該“堅持和鞏固什麼”這個重大政治問題。這一回答解決了制度建設的“守正”問題，其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是制度守正的最核心制度之一。另一方面，習近平指出：“我們說堅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斷革除體制機制弊端，讓我們的制度成熟而持久。”[6](P106)因此，為了更好推動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制度化，還需要回答“完善和發展什麼”這個重大政治問題。這一回答能夠解決制度建設的“創新”問題。隻有把制度建設的“守正”與制度建設的“創新”有機結合起來，把“固根基、揚優勢”與“補短闆、強弱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在守正中創新、在創新中守正。尤其是針對今天的新形勢、新情況，如何完善承載意識形态理念的各類制度和機制、創新文化産業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赢的機制、建立大數據時代下的我國網絡意識形态安全防範機制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群衆心坎機制，恰恰是我們必須面對且要盡快解決的問題。為此需在三方面發力，一是建立和完善組織領導、明确分工與齊抓共管的工作機制。首先要優化組織架構，配齊配強配優意識形态工作隊伍，要樹立意識形态工作“大宣傳”的理念，吸引廣大黨員幹部積極投入到該項工作中；要加強業務學習，增強團隊合作，提高工作成效；要完善各項機制，激發整體的工作效能；要提高黨員幹部意識形态工作的自覺性，明确主動擔當的責任意識。其次要推動主流意識形态的生産、傳播、認可、實踐的有序展開，使之在回應時代要求中生産更多質量上乘形式活潑的意識形态作品，拓展傳播渠道，并以提升黨内意識形态認同各環節的連續性和協調性為抓手，推動民衆的意識形态認同。還要提升幹部的意識形态領導能力，健全常态化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機制以堅定理想信念；培養戰略定力以提升觀察力辨别力和抵抗力，練就“金剛不壞之身”；發揮領導帶頭作用以率先垂範。二是健全完善意識形态領域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管理機制。首先從管理主體上，要求自覺守則與科學考核相結合，落實意識形态責任制；按照分級負責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堅持黨管意識形态；建立意識形态工作研究的報告機制；健全意識形态會商分析的研判機制；完善意識形态安全預警和預防機制；強化意識形态處置機制；創新意識形态檢查監督機制。其次從管理領域上加強陣地管理與群體輻射相結合，牢牢掌握意識形态領導權，加強新聞媒體、高校、企業等機構的陣地管理，包括加強中心組學習和基層學習，督促長效化開展“三會一課”等，在陣地管理中要注意區分政治原則問題、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以最大程度凝聚共識；同時關心學生成長，關注弱勢群體以拓展群體輻射力；加強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相結合，打好網絡意識形态攻堅戰。最後要以“時效度”為原則促進媒體融合發展，從而提高黨對網絡意識形态領域的群衆組織力，使網絡真正成為了解民意、開展工作的重要橋梁。三是創新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領導地位的環境機制。首先要把意識形态工作主體、工作方式以及工作對象建設一體進行，這就需要進一步加強執政黨自身建設、進一步創新工作方式、加強對社會各群體的分衆化傳播領導。其次要将意識形态的正面宣傳與堅持鬥争相結合，執政黨通過有組織的方式，進行集中學習和教育，全面分析審視經濟政治文化領域的各種思潮，對有代表性的思潮展開持久、有力和有效的批判。最後堅持學術争鳴的自由與宣傳紀律的統一，毫無疑問學術争鳴有利于促進學術繁榮，促進學術的科學性真理性，但學術争鳴不代表對錯誤思潮和觀點放任自流，因為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隻有樹立人民立場，開展學術讨論才能明辨是非，最終求得社會發展的真理和規律，其原因在于最廣大的人民群衆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若在狹隘立場上進行研究，為部分人代言發聲，也許暫時有擁趸，但一定經不起曆史檢驗，這就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中強調“注意區分政治原則問題、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的關鍵。對此我們的理論宣傳尤其是政治宣傳要有紀律，要以廣大人民的利益為根本，着眼于中國共産黨執政，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第三，把制度的體系化與制度的可行化有機結合起來。一方面，所謂制度體系化，就是圍繞一級層次的根本制度，不斷具體化為二級層次的基本制度和三級層次的重要制度。根本制度，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起頂層決定性、全域覆蓋性、全局指導性作用的制度。基本制度，是通過貫徹和體現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的基本原則、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等發揮重大影響的制度。重要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來的、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的具體的主體性制度。隻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制度體系，制度的優勢和功能，才能充分發揮出來。另一方面，所謂制度可行化，指制度具有表述簡明性和實際可操作性。就此，習近平指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那麼幾條，很容易記，更容易執行……修訂準則要化繁為簡、突出重點、針對時弊，解決領導幹部從政過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使廣大黨員、幹部一目了然。”[7](P57-58)如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體系中，提出要加強和改進學校思想政治教育，以落實根本制度。那麼，怎樣才能加強和改進？各個學校都出台了相關的通知、決定，一定程度上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根本制度的體系化要求與制度的可行化有機結合起來。

　　第四，把制度的問責化與問責的制度化有機結合起來。制度是“秀才”和“兵”的結合。“秀才”是制度中的肯定性責任，它告訴人們“路在何方”。“兵”是制度中的否定性責任，它對誤入歧途者進行問責。所有的制度，都需強化“兵”的存在，是“制度問責化”。“兵”也容易在實踐工作中迷失方向，甚至不作為和亂作為。由此，需要設置更高位階的制度，對位階較低的“兵”予以監管，是“問責制度化”。關于“制度問責化”，現行制度體系已經有了充分體現，其中，制度體系中的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就是制度中的肯定性責任即“秀才”；問責清單，就是制度中的否定性責任即“兵”。關于“問責制度化”，現行制度體系尚有很大完善空間，需要從完善問責架構和循環問責體系出發，進一步厘清執行主體即“兵”的制度性責任。圍繞“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上文提及的從四個方面對根本制度的執行體系予以配套和完善，其中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等前三方面即屬于制度中的“秀才”，意識形态責任制和問責制則是“兵”，其責任制又具體化為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負面清單，較好地發揮了這一根本制度在教育宣傳、經濟文化領域的作用。

　　第五，把制度的外化于行與制度的内化于心有機結合起來。一方面，制度的外化于行，就是通過制度體系的外在強制性約束人們，用制度剛性保障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的指導地位。另一方面，制度的内化于心，就是通過制度體系的内在訓導感化人們，用制度柔性或“軟法”的力量，保障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的指導地位。管用而有效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内心裡。隻有讓制度和法律成為一種全民信仰，才能讓制度體系釋放出巨大力量，對“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而言，更是如此，隻有讓這項根本制度融入人們的血脈，變成人們的生活方式，才能真正發揮這項制度的作用，才能确保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事業的如期完成。

（作者簡介：吳學琴，安徽大學6774澳门永利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