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與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變遷

人工智能與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變遷

王文澤

　　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一直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探讨的主要内容。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以及和它相适應的生産關系和交換關系。”在《資本論》第2卷中，馬克思又講道：“不論生産的社會的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産資料始終是生産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隻在可能性上是生産因素。凡要進行生産，它們就必須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别是《資本論》第1卷的分析正是以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為對象展開的，包括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産和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産、資本的積累過程等。馬克思科學地證明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基礎是雇傭勞動，在這種生産方式下，“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産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一切發展生産的手段都轉變為統治和剝削生産者的手段”。

　　随着生産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不斷變遷，無論是勞動力、勞動資料還是二者相結合而産生的資本雇傭勞動的方式都處于持續的變化之中。在曆史上，由蒸汽機推動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人類社會進入蒸汽時代，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确立了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地位。由電機推動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人類社會進入電氣時代，加速了資本的積聚與集中，強化了資本對勞動的控制與剝削。由計算機推動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人類社會進入信息時代，勞動資料的變革速度顯著提升。信息技術使生産實現了自動化，科技手段在生産中的作用日益高于活勞動的作用。進入21世紀，人工智能的出現推動了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到來。人工智能比工業革命以來的任何推動力都要強大，正在深刻地改變着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在人工智能時代，資本主義向何處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變遷向何處去。有鑒于此，國外學界圍繞近年來人工智能與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變遷的相關問題展開了大量讨論。本文旨在對這些讨論進行梳理，并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進行分析。

一、人工智能對機器體系的改造

　　各經濟時代的區别不在于生産什麼，而在于怎樣生産，用什麼勞動資料進行生産。“生産方式的變革，在工場手工業中以勞動力為起點，在大工業中以勞動資料為起點。”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詳細地分析了勞動資料的主要載體——機器的發展曆史，指出“所有發達的機器都由三個本質上不同的部分組成：發動機，傳動機構，工具機或工作機。發動機是整個機構的動力”，傳動機構“調節運動，在必要時改變運動的形式（例如把垂直運動變為圓形運動），把運動分配并傳送到工具機上。機器的這兩個部分的作用，僅僅是把運動傳給工具機，由此工具機才抓住勞動對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來改變它”。馬克思關于機器的分析揭示了工業革命以來勞動資料發展的本質特征。在此基礎上，1960年代發生的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将機器體系推向了自動化新階段。自動化機器的顯著特點是在工具機、動力機和傳動機的基礎構成上增添了一個新的裝置——自動控制系統（控制機）。“第三次工業革命，從控制機開始，讓複雜的過程變成可控的，利用機器代替人腦的部分功能。”控制機能夠對接收到的信息進行處理，根據外部環境變化調節機器的運動。拉明·拉姆廷（Ramin Ramtin）指出，自動化機器是一個集成了控制技術的生産系統，由特定的生産結構（即傳統的機械化技術）和信息利用模塊所組成。自動化機器的重要特征是将機械化機器的加工工序進行電子化同步。自動化是勞動資料發展進程中的一次新革命，它開啟了機器代替人腦處理信息的新階段，大大推動了生産方式的變革。但是，這隻是數字化革命的初級階段，還存在明顯的局限。事實上，自動化機器隻是取代某些環節的工人勞動，并不會取代生産過程中的所有操作工人。自動化機器的運轉離不開工人的照料和糾偏，更離不開企業管理層下達的指令，因而存在僵化、不靈活、精細化程度不高等問題。

　　人工智能的出現将數字化革命推向了下一個階段，也将勞動資料的進步推向了新的階段，即智能化階段。人工智能對機器的智能化改造克服了自動化機器的弊病。從某種意義上講，人工智能的本質就是控制機智能化，使傳統機器擁有其原先所不具備的數據挖掘、數據分析、自動程序設計、智能控制、機器視覺、深度學習等能力。人工智能作為“能夠産生智能行為的計算代理人”，可以根據其所處環境與情形進行一系列類似于人類大腦思考過程的綜合分析。因此，配有傳感器和分析器的人工智能設備可以實時監測和修正工作狀态，在某種意義上擁有人類特有的學習能力和感知能力。野村直之認為，人工智能對自動化機器實現了全面的優化和超越，能夠對大量的信息數據進行快速提取、處理和分析。

　　那麼，智能化機器的運用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産生了哪些影響呢？國外學界的相關研究表明，由于人工智能的改造，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發生了兩方面的變化。

　　一方面是平台成為生産組織的重要形式。尼克·斯爾尼塞克（Nick Srnicek）指出，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人工智能獲得了廣泛應用，它使人們的簡單活動轉化為數據的技術成本顯著降低，數據成為了社會生産的核心資源。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的生産組織形式發展出了一種新的形式——平台。在平台上，客戶、廣告商、生産商、供應商、勞動者等來自不同地域的不同行為主體能夠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進行信息交互或開展經濟活動。平台的特點決定了其具有很強的網絡效應和壟斷傾向。就網絡效應而言，平台的規模越大、承載的經濟活動越多，它的價值就越大，平台用戶能夠得到的效用也就越大。而壟斷傾向是指，平台資本家擁有強烈的意願通過兼并、收購等途徑進行擴張，以便使自己擁有更大的市場、更高的市場地位以及更自主的定價權力。從而，無論是平台資本家還是平台用戶，都願意看到平台的快速發展與擴張。傑米·伍德科克（Jamie Woodcock）等學者認為，平台已經成為人們進行生産活動和社交活動的中心，它能夠将用戶聚集在一起，使各種商品的供應與需求得到更好的匹配，可以調節近乎所有可以想象到的經濟活動。具體而言，平台能夠為各類用戶提供充足的靈活性和便利性，譬如雇主可以自由選擇雇傭工人的時間、方式，客戶需求能夠被快速地實現與滿足，工人不必被傳統的雇傭合同所逼迫，而是可以自由地選擇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和工作内容。

　　另一方面是“零工經濟”模式的出現。平台的出現使雇傭方式發生了重要改變。過去，工人與資本的結合是在企業之内，通過集中化的管理完成的。而現在，通過平台，工人在企業之外就可以相對自由且獨立地與雇主簽訂臨時工作協議。由此，一種基于在線平台的非正式、不穩定、臨時性、零散的勞動力組織模式逐漸形成，即“零工經濟”（gig economy）。伍德科克認為，零工經濟具體包含兩類不同的工作模式，其一是零工化的傳統工作。人工智能可以實時跟蹤、分析并預測工人的工作狀态和日常行為，其改變的不是傳統的工作内容而是組織方式和流程。因為建築工、維修工、外賣送餐員、出租車司機、家政保潔員等職業在平台出現前就已經廣泛存在。其二是伴随人工智能而産生的新的工作種類，即所謂的“幽靈工作”（ghost work）。為什麼稱為“幽靈”呢？瑪麗·L.格雷（Mary L.Gray）和西達爾特·蘇裡（Siddharth Suri）指出，為了不斷完善人工智能，資本家會命令軟件工程師通過平台發布大量的“微任務”，譬如訓練模型、信息标注等。工人通過應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接受指令、反饋工作成果，并獲得由人工智能自動結算的一定數額的報酬。整個過程如同幽靈一樣看不見、摸不到，“幽靈工作”便由此得名。通過“幽靈工作”模式，人工智能生成的新流水線把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工人彙聚起來，形成了集體勞動力。新流水線生産的不再是一個個零件，而是一個個“任務集”。傳統流水線上的分工形式被大量的衆包和外包所替代。

二、人工智能對勞動者的影響

　　勞動者是生産力的關鍵要素之一。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勞動者處于被資本支配的地位。相關分析表明，人工智能的應用不僅沒有改變、反而強化了這種被支配的地位，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人工智能的應用催生了新的勞動形态——數字勞動；二是人工智能的應用促進了勞動力的兩極分化；三是工人階級的團結程度被削弱。

　　第一，人工智能催生了新的勞動形态，即數字勞動。在數字勞動中，資本可以近乎無償地占有勞動者的全部勞動。克裡斯蒂安·富克斯（Christian Fuchs）認為，在智能化技術的推動下，出現了一種不同于傳統産業勞動、但同樣服務于資本積累的新的勞動形态——數字勞動。最典型的數字勞動者就是臉書、谷歌、推特等社交媒體上的用戶。社交媒體用戶的日常浏覽和點擊行為兼具了消費和生産兩種屬性。就消費屬性而言，社交媒體用戶的浏覽、觀看、購買等行為能夠為他們自身帶來消遣和放松的體驗；而就生産屬性而言，社交媒體用戶的日常行為會被算法全盤記錄，并為社交媒體的運營商生産兩種重要商品——數據和注意力。在富克斯等人看來，社交媒體的運營商無需向數字勞動者支付勞動報酬，卻能全面收集并無償占有數字勞動者的産品，并以售賣或投放廣告的形式賺取巨額利潤。赫克托·波斯蒂戈（Hector Postigo）以視頻網站優兔為例，讨論了社交媒體上的數字勞動者的勞動形态。他指出，優兔等社交媒體搭建起了一套複雜的虛拟架構，包括評論系統、标簽系統、廣告系統、視頻排名系統、遊戲控制系統和圖像視頻捕獲系統等。這套架構兼具社交性、娛樂性和激勵性，使大量的數字勞動者沉醉其中，投入大量的個人閑暇時間和金錢，不知疲倦地觀看廣告、創作内容并生成數據。

　　第二，人工智能的應用導緻了勞動力的兩極分化，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如果根據知識儲備和技能水平将勞動者分為高、中、低三個層次，人工智能的應用實現了對中層勞動者的大量替代，并導緻了高、低兩個層次勞動者的技能極化和收入極化，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大衛·奧特（David Autor）等人的研究表明，常規性質的工作受人工智能的沖擊最大，高技能的認知型工作和低技能的體力型工作所受的影響相對較小。受沖擊最大的是倉庫管理員、快遞員、财務出納員、普通建築工人、翻譯員等中層勞動者。這類勞動者掌握的技能的可替代性強，會因人工智能的應用而被迫下崗失業。其次，人工智能使高、低兩個層次的勞動者發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并對他們自身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對于擁有較高學曆、豐富的知識儲備和專業技術能力的腦力勞動者而言，他們能夠維持相對較高的勞動報酬、更高的社會地位，同時也被要求掌握完備的算法編程能力、數據分析技能、統籌管理和協調能力。而從事簡單的體力工作和服務性工作的低技能體力型勞動者則被圈定在相應的工作場所，長期從事枯燥的工作、賺取較低的工資，譬如清潔工、園丁、餐廳服務員、保安等。低技能工作還包括由于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而出現的數據挖掘、數據處理、信息标注等工作。出于成本和企業聲譽的考量，資本家通常會将這些低技能工作外包給不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勞動者去完成。這些外包勞動者的時薪非常低，大約從每小時幾美元到幾美分不等。

　　第三，工人階級的團結程度被削弱。在智能化技術表面繁榮的背後是大量勞動者日益孤立的境遇。人工智能帶來的新生産組織形式使很多行業的勞動者在工作過程中難以同其他勞動者見面和交流，這就導緻勞動者之間的聯結變得更加松散。格雷等人指出，“幽靈工作”替代了傳統的工作模式，工作時間變得更富彈性化，勞動者為了獲得工作機會還需要同其他人競争。勞動者不再共享工作地點、工作時間、職業身份。由于缺乏共同利益和團結機制，勞動者無法維護自己的勞動力價格。在“逐底競争”中，出價較低的勞動者往往能夠獲得工作機會。伊曼·庫馬爾·米特拉（Iman Kumar Mitra）等學者認為，勞動力市場出現了正式和非正式兩種形式的分化，資本家改變了以往慣用的管理手段，進一步加強了對勞動者的控制與分化。由于人工智能的應用，資本家給予了勞動者一種錯覺，即讓他們認為通過個人努力就可以賺取更多的回報。個人主義在社會中的影響逐漸凸顯。資本家依托新的生産組織形式将大量的工作交由獨立勞動者去執行，如網約車司機、共享民宿房主、外賣配送員等。獨立勞動者不受最低工資、就業稅等約束，隻要将更多的個人時間投入工作就有希望賺得更多報酬。這使勞動者之間的聯結變得弱化，工會工作受到巨大沖擊，其對抗資本家的力量被不斷削減。瓦萊裡亞·普利尼雅諾（Valeria Pulignano）也指出，碎片化工作可能會給社會結構帶來不穩定因素。工作本可以讓工人有機地團結在一起，但是人工智能催生的碎片化“任務集”将緊密團結的工人無産階級瓦解了。

三、資本主義勞資關系的新特征

　　恩格斯指出，“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也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核心。對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資本與勞動的關系的主要特征，馬克思曾做過這樣的概括：“工人在資本家的監督下勞動，他的勞動屬于資本家”，“産品是資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産者工人的所有物”。人工智能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本質特征，而是用新的技術和手段強化了資本對勞動的控制與剝削。國外學界的相關研究讨論了智能化條件下資本主義勞資關系的新特征，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資本獲得了更多、更先進的手段來加強對勞動的控制，即所謂的“監視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二是傳統的工人轉變為“幽靈工人”，勞動者遭受的剝削程度進一步提升；三是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矛盾總體走向隐匿化。

　　（一）資本對勞動的控制顯著增強

　　機器大工業的出現極大地加強了資本對勞動的控制，“使工人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使工人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被并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從表面上看，随着人工智能在各領域的廣泛應用，資本對勞動的控制似乎松動了，比如勞動時間更加靈活、工作地點更加自由，勞動者可以單獨工作或者與其他勞動者組成臨時團隊開展協作，甚至可以兼職從事多份有報酬的工作。但實際上，人工智能使資本對勞動的控制進一步增強了，活勞動受對象化勞動支配的程度進一步加深。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用“監視資本主義”來刻畫這一特征。她解釋道，之所以叫“監視資本主義”，是因為資本家為争取到數據的壟斷權和主導權，借助于智能化技術手段去尋找、挖掘和捕捉原本屬于私人領域的信息，整個過程突出地呈現了監視的特點。祖博夫将從事“監視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資本家稱作“監視資本家”（surveillance capitalist），并認為監視資本家的所有行為始終圍繞着兩個主要目的進行：一是強化對勞動過程中勞動者的全方位監督，增強對勞動的控制，并對剩餘勞動進行征用、盜取、重新分配或囤積；二是用人工智能替代勞動者，不斷擴充社會中的産業後備軍數量，創造一個越來越大的勞動力“蓄水池”。處于優勢地位的監視資本家擁有雄厚的資本，可以在規則制定和勞動力雇傭等方面居于并鞏固絕對主導地位。具體而言，資本對勞動的控制增強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資本家獲得了遠程與全面控制的新手段。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認為，人工智能将資本主義帶入了“超級控制時代”（the age of hyper-control）。在他看來，人工智能與互聯網技術的融合使生産部門大規模地“去本地化”（de-localize），資本家構建起了一個能夠實現遠程控制的龐大世界工廠，使雇傭全球各地的勞動者進行遠程工作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掌握人工智能的資本家能夠通過捕獲勞動者和消費者的個人和集體行為痕迹，對相關數據加以收集、分析和存儲，從而加強對勞動的控制以及對消費市場的操控。從勞動者的角度而言，勞動場所不再局限于工廠，可以是私人住宅、咖啡廳、餐館甚至是交通工具。羅莎琳德·吉爾（Rosalind Gill）等學者将這些非傳統意義上的工作場所稱為“社會工廠”（social factory）。在他們看來，“社會工廠”是包括傳統工廠以及勞動者能夠進行工作的所有地點。在“社會工廠”中，不僅工作時間，勞動者全部的生命曆程都将服務于資本積累過程。“社會工廠”産生于生産領域，但不限于生産領域，它會逐漸蔓延并深刻改造分配、交換、消費等各領域。

　　第二，資本實行對數據要素的壟斷。從表面上看，與資本、勞動、土地等傳統生産要素不同，數據要素作為數字時代的重要生産要素具有不完全排他、不完全競争等特點，但實際上并非如此。數據要素的來源十分豐富，人們在使用網絡平台和社交媒體時，在不知不覺中為資本家貢獻了個人數字勞動，生産了大量的數據。資本家可以近乎無償地占有數字勞動者的勞動産品并侵吞剩餘價值。祖博夫指出，無論是人們在網上的浏覽記錄、發布的内容，還是個人的身體數據信息，都能夠被監視資本家暗中抓取并私自占有。掌握數據越多的資本家也将擁有更高的市場地位和市場權力。資本之間的競争仍然服從馬克思所說的資本集中規律，資本和數據要素總體上會單向集中到在市場上占據有利和主導地位的企業手中，大資本不斷兼并小資本。在K.薩比爾·拉赫曼（K.Sabeel Rahman）等學者看來，在平台模式下，市場競争結構向寡頭壟斷的方向邁進，市場的進入壁壘也将越築越高。

　　第三，資本在勞動力市場中掌握絕對權力。在平台上，智能算法将活生生的勞動者簡化為一系列的字符串，勞動者的個人特征、愛好、性格都被符号化。在資本家的眼中，勞動者的作用隻在于能夠提供同質化的勞動力。過去，如果企業想要在勞動力市場中聘用員工，通常會對意向人選的家庭背景、學曆背景、知識結構、言談舉止等進行綜合考察，完成一系列程序後再最終簽訂雇傭合同。而人工智能則極大地簡化了相關流程，資本家不會過度關心通過外包和衆包平台雇傭到的勞動者的身心健康、情感、家庭等狀況，因為這些工人隻要能夠在規定的時間内完成工作任務就可以了。格雷認為，高科技企業通過大數據、智能算法和雲計算等技術，不斷地将分布式數據庫、員工派遣等盡可能多的事項外包出去，以提升自己的科技聲譽或行業聲望，原有的企業雇傭員工則被迫下崗。美國矽谷的許多初創企業都會選擇雇傭臨時工或通過人力資源機構簽約的臨時工來開展工作，這樣還能使公司的賬面保持“精益”的形象。

　　（二）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持續加劇

　　第一，勞動者的工作時間被迫延長，勞動報酬被壓低。人工智能使勞動者不必在場也仍然能夠為資本家所剝削，這在客觀上擴大了剝削的範圍。在智能化的大背景下，生産資料仍然歸資本家所有，勞動者的實際地位并沒有改變，仍處于被支配的地位。技術的發展始終是服務于資本榨取剩餘勞動的一種手段。珍妮·伯格（Janine Berg）以知名的雇工平台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網站（Amazon Mechanical Turk, MTurk）和衆花（CrowdFlower）為案例，讨論了人工智能對普通工人工作狀态和薪酬的影響。她指出，薪酬過低是平台勞工面臨的普遍問題。為賺到更多的錢，平台勞工在夜間工作是常态，甚至還有很多人從事着無酬的工作。低技能勞動者往往長期處在有着巨大壓力的環境之中，不僅收入微薄、前景黯淡，個人心理負擔也非常沉重。算法工程師和程序員的境遇也不容樂觀。為争取到工作機會，普通的程序員不得不付出持久努力，參與到大型企業主導的“競标馬拉松”之中，但是他們卻無法拿到确定的勞動報酬。

　　第二，勞動者的自主性進一步降低。人工智能讓人們要麼失業，要麼被迫進入對勞動技能要求更低的行業。失業的勞動者通常會出現物質生活匮乏、心理空虛、社會地位低下等問題。據報道，美國一家從事數據挖掘業務的公司員工在談及工作狀态時表示，自己完全無法自主安排所做的工作，因為所有的任務必須在平台上完成，自己無法選擇工作時間，一旦有任務就必須去完成。格雷指出，平台勞工若想賺取勞動報酬，就必須接受平台不規律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流程。而算法程序如果出現錯誤和紊亂則會讓平台勞工深受其擾。例如， 2013年，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網站系統曾出現一個小故障，凍結了一部分登記注冊的工人賬号，導緻這些無辜的勞動者損失了數百美元。有人将人工智能的無意識行為給人們帶來的傷害稱作“無意的算法殘酷”（inadvertent algorithmic cruelty）。然而從某種程度而言，并非人工智能本身對特定群體進行了偏袒或傷害，而是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對普通勞動者造成了殘酷的影響。

　　第三，勞動者遭受剝削的形式更加多元。在數字時代，在體力勞動、腦力勞動之外，又出現了“玩勞動”（playbor）、“情感勞動”（affective labor）等新的工作形式。工作形式的多元化意味着剝削内容發生了延展，資本家在無償占有勞動者剩餘勞動的同時，還會進一步無償占有勞動者的思想情感、娛樂時間、個人信息、社交關系等。此外，新的剝削還體現在勞動者無法享受勞動保護政策的庇護等方面。在傳統的生産組織中，資本家須向勞動者支付最低工資、保障相應的福利待遇。但是，随着生産組織的平台化變遷，平台工人會被肆意壓低工資或是被判處高額罰金。拉赫曼等人的研究顯示，現實中許多公司不再簽訂勞動合同，從而也就無需承擔勞動者的工資、福利和保險等方面的支出。這便讓資本家同時實現了削減勞動力成本、規避執法監督和加強對生産制造網絡的控制等三個目的。

　　（三）勞動與資本的矛盾走向隐匿

　　以人工智能為重要載體的勞資結合方式使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矛盾關系變得更加隐蔽。正如格雷和蘇裡所說的：“真正驅動許多手機應用程序、網站和人工智能系統運行的竟是人類的勞動力，但我們很難發現——事實上，這些勞動力往往是被故意隐藏起來的。”

　　一方面是剩餘價值的生産過程變得隐蔽。馬克思曾指出：“工人超出必要勞動的界限做工的時間，雖然耗費工人的勞動，耗費勞動力，但并不為工人形成任何價值。這段時間形成剩餘價值，剩餘價值以從無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誘着資本家。”人工智能為資本剝削剩餘勞動提供了新的穩定場所。資本家将工作任務衆包給網絡使用者，這些使用者作為消費者的同時又是勞動者，他們在勞動報酬極低的情形下，為資本家賣命工作。特雷博·肖爾茨（Trebor Scholz）就指出，人們通常把在線平台當作是遊樂場，并未發現它其實是工廠。在傳統勞動仍然存在的同時，社會中出現了一些無償的非正規勞動，無論是從形式還是内容上看，這些勞動都不像是勞動。資本家巧妙地将自己隐匿于技術背後，設置各種不可觀測的壁壘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與過去相比，人工智能時代的勞動者更有可能愉快地接受這種工作形式，但資本剝削勞動的本質并沒有改變。先進技術将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和異化帶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勞動者很難有機會直接面對資本家。

　　另一方面是資本對勞動的控制變得隐蔽。資本家借助人工智能加強了對勞動者的控制，同時又使控制形式變得隐蔽。安德森·施瓦茨（Andersson Schwarz）等學者在研究中指出，資本家在運營在線平台時設置了各種不平等條款與協議，以便開展對消費者的不合理監控活動并加強對勞動者的實時監督。這些行為不易被發現，且都是資本攫取剩餘價值的關鍵環節。此外，在線平台的正常運轉需要一定數量的雇主和數量龐大的勞動者，大量資本和匿名勞動者形成了雙邊市場。在這種雙邊市場中，平台資本家辯稱自己是“中立”的，不會偏向任何一方，隻是為了消除信息壁壘而提供一種匹配機制，審慎管理着“雙邊市場”。但事實上，平台背後的算法機制完全服務于平台資本家獲取剩餘價值的根本目的，資本家通過“算法黑箱”來操控勞動者并榨取剩餘勞動。結果便是，勞動者即使感受到了某種壓迫，也會因為沒有固定的工作場所、工作時間，不清楚受雇于誰，而直接将這種壓迫歸因于其他勞動者的内卷化競争、消費者的非善意行為或是智能算法本身，并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搜尋和等待工作機會。

四、結語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人工智能引領的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推動下，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發生了深刻變遷。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應用深刻地改造了機器體系，促進了社會生産力和社會生産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與工人的活勞動加速融合，并開始作為一種強大的生産機制和社會運轉方式而存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強調：“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和勞動生産力的發展——既是積累的原因，又是積累的結果——使資本家能夠通過從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加強對單個勞動力的剝削。”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證實了馬克思的這一重要論斷。在資本邏輯的主導下，人工智能深刻地重塑了生産組織形式、雇傭方式、勞動形态等各個方面，資本對勞動的控制與剝削發展到了一個更為深化的階段，資本家借助于新技術和新手段顯著加大了對剩餘勞動的剝削力度。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再次激化了資産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并在資本主義社會内部醞釀着全面危機。

　　（作者：王文澤，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來源：《國外理論動态》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