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共産黨宣言》革命概念傳播與中國化

論《共産黨宣言》革命概念傳播與中國化

戴俊潭 潘沁

　　當代德國馬克思主義學者、《馬克思主義曆史考證大辭典》主編沃爾夫岡·弗裡茨·豪格認為：“革命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源代碼。”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關于革命内容的經典論述，經列甯在《國家與革命》中全面闡發，升華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革命代碼，是追索革命概念傳播的馬克思主義文本源頭。

一、馬克思主義原著概念Revolution/революция的确立

　　在古希臘和羅馬，君主政治（Monarchy）、僭主政治（Tyranny）、貴族政治（Aristocracy）、寡頭政治（Oligarchy）、民主政治（Democracy）、暴民政治（Mob System）等各種政體循環更替，但沒有形成一個通用術語來指稱這種政治變革。亞裡士多德在《政治學》中用metabole kai stasis表達“伴有暴力的變革”，指城邦政治生活中由人們的不平情緒引發的暴力性事件，不平則鳴，進而思變，波利比烏斯使用anakykloois（來源于詞幹kyklos，是英文cycle的詞根）表示“政體的循環興替”。在拉丁語中，曾經用novis rebus studere表示“為革新而奮鬥”，用commutatio rei publicae表示“政府的變動”，羅馬晚期馬爾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則使用天文術語conversio指代“社會政治領域的變革和交替”，conversio原義是指天體的“轉變”，由此，政治領域的徹底變革特别是動用武力實現轉變這種意義，就有了“旋轉的”或“周期性”變革的含義。在中世紀的拉丁語中，新出現的名詞revolutio逐步取得了與古典拉丁語詞conversio對等的語義，馬克思、恩格斯和列甯使用的德語詞Revolution、英語詞revolution、俄語詞революция，即濫觞于拉丁詞revolutio。該詞于14世紀進入英語，演變成revolution詞形。最先是在周期運動、重複循環、旋轉(to revolve)的義位上承接conversio的義項，克倫威爾革命以後，revolution能指拓寬，又接續了西塞羅“社會政治領域的變革和交替”之義，雖然保留“重複循環”義素賦予的“恢複法定的社會政治秩序”之名義，實質上卻成為人類社會某一領域徹底變革的代名詞，至此容受了拉丁語詞conversio的完整内涵。英國光榮革命之後的17和18世紀之交，revolution這個詞及其變體幾乎成為指稱光榮革命的專用詞，由此帶來的曆史語義結果是，revolution擺脫了“反叛、暴亂”的義項，保留的義項中兼具改善和恢複之前的社會政治秩序的雙重義素。美國獨立運動特别是《獨立宣言》，進一步彰顯revolution詞義中的政體正當性，而不是對某一統治者的效忠，使revolution成為完全的褒義詞。法國大革命爆發，是以revolution一詞赫然成為近代革命概念的定義詞來宣告的。法王路易十六驚呼：“C’est une révolte.”（人民反叛了。）拉羅什福科公爵糾正道：“Non, Sire, C’est une révolution.” （不，陛下，人民革命了。）國王定義的“反叛”被糾正為“革命”，大革命的實踐偉力，一躍而把révolution/revolution推舉為資産階級革命運動的通用政治術語，在詞義上不僅不排斥，而是吸納了暴力運動的意義。法國首相、曆史學家弗朗索瓦·基佐撰寫了影響巨大的《英國革命史（1826—1856）》六卷本，1843年夏天，馬克思駐留克羅伊茨納赫期間開始關注法國大革命，深深服膺法蘭西共和精神。到1848年春天發表《共産黨宣言》時，馬克思恩格斯運用階級鬥争學說，把革命視為階級鬥争的最高表現，而共産主義革命最後要實現與傳統所有制關系和傳統觀念的徹底決裂。《共産黨宣言》發表之後歐洲革命風暴降臨，馬克思親曆了這場歐洲曆史上最大規模的革命運動，見證了各階級圍繞國家政權展開的動員和争鬥，揭穿了基佐等人離開階級鬥争探讨革命問題的思想倒退。馬克思深入研究了法國六月起義和霧月政變，準備創辦不定期雜志《革命》，并為雜志寫下了《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兩部著作，申明革命鬥争的焦點并不是“共和國還是君主國”的問題，最終是統治階級各派别對代表無産者和小資産者的社會民主派力量的扼殺。這次歐洲革命失敗後，馬克思把目光投向中國的太平天國革命，寫下了《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國記事》等文章，指出周期性的改朝換代始終沒有撼動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相結合的社會經濟結構，而太平天國革命直接指向社會經濟結構，所以是封建中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革命。馬克思通過研究十九世紀中期的東西方革命運動，指明新興階級從沒落階級手中奪取國家政權，并利用國家政權改造社會經濟結構，是革命區别于一般反叛、民變、起義、叛亂、變法、改制的深層意義。著名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精準地看到：“正是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之後的幾乎所有著作中，運用經濟術語來重新定義他年輕時赤誠的革命激情。”馬克思恩格斯熱情支持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運動——巴黎公社，他們從公社找到了工人階級從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也就是發現了無産階級革命不是簡單的奪取政權，而是要打碎剝削階級的國家機器，代之以無産階級專政的全新的國家形式，從而以國家的名義重構社會經濟結構。

　　馬克思全面研究東西方革命運動和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第一次嘗試，在實踐中不斷檢驗《共産黨宣言》的革命概念。列甯認真研讀《共産黨宣言》的革命思想，自己在寫作關于革命問題的著述時，注重根據德文原著來出引文，他批評俄文譯本雖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譯得不全,就是譯得很糟。十月革命前夕，列甯認真對照《共産黨宣言》德文版和俄文版，寫下了《國家與革命》，用俄語術語революция對應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原著術語Revolution，列甯引用《共産黨宣言》1906年德文第7版第31頁和第37頁對革命任務和内容的經典論述：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産階級轉化成（直譯是上升為）統治階級，争得民主。

　　“無産階級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産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産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産階級手裡，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産力的總量。”

　　《共産黨宣言》是無産階級的“聖經”，《國家與革命》則被公認為無産階級的“革命聖經”，副标題“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的學說與無産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表明引用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革命任務的經典論述是全書的中樞，對這個經典論述的全面闡發就成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革命概念的凝練。從一般意義而言，革命的實質是階級鬥争的最高表現，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最終目标是改造社會經濟結構。從特殊意義而言，列甯指出“《共産黨宣言》談到‘工人革命’、‘共産主義革命’、‘無産階級革命’”，革命的根本任務不僅要奪取政權，而且要用暴力打碎舊的官僚軍事國家機器，代之以無産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以此造成徹底廢除資産階級私有制存在的政治條件，在社會所有制的基礎上改變整個社會關系。這種革命不隻要成立一個新國家，更要重建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全新國家形式；不隻要改造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更要對所有制關系進行強制性的幹涉，按照共同體原則重構一個新社會。正如恩格斯所定義：“生産者階級把生産和分配的領導權從迄今為止掌握這種領導權但現在已經無力領導的那個階級手中奪過來，而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二、漢字圈“革命”詞源及其對譯revolution  

　　“革命”系漢語固有詞，《說文解字》曰：“獸皮治去毛曰革”，引申為“革取”“取走”“改革”等動詞語義。“命”即“天命”，《楚辭·天問》曰：“天命反側，何罰何佑？”意思是天命反複無常，哪能一成不變地懲罰誰、庇護誰？古代中西方皆有君權神授之說，帝王自稱受命于天，而天命是可以變更的，“革”與“命”構成動賓結構的詞語，字面意即從某位帝王那裡取走天命的授權和庇佑。在中國傳統思想中，“仁義”是“革命”區别于“弑君”的政治道德标準，“革命”是革無道昏君如桀纣之流的命，若殺“仁義之君”就是弑君之罪。這種傳統革命觀認為革命的行為主體是帝王，如《周易》記載“湯武革命”，《尚書》記載“革殷受命”，《三國志》記載“承運革命，君臨萬國”，所以《晉書》稱革命為“帝王之美事”，反叛起義成功王朝易姓被稱為“革命”。日本恪守皇統萬世一系的政治傳統，在接受儒家文化并使之本土化的過程中，他們用“天道”取代“天命”，用“改元”取代“易姓”，以改變年号紀元以應天道，所以漢字詞“革命”在近代以前沒有進入日語，而是将徹底的朝代更疊，用來自漢語的另一個詞“転覆”指稱。作為世界曆史概念的革命，是以作為世界曆史事件的革命被日本國内認知為前提的。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蘭學家介紹西方資産階級革命事件，開始使用かくめい日語詞，日本儒學家将中國傳統農民起義亦謂為“革命”，啟用了和制漢字詞革命（かくめい），通過和制漢字詞對譯了蘭學和漢學術語。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萬國史記》《法蘭西志》等譯述法、英、美等國資産階級革命的著作開始在日本流傳，把The French Revolution譯作法國革命，July Revolution譯作七月革命，3rd Revolution譯為三日革命，從而在revolution—かくめい—革命之間建立起對譯關系。1884年，井上哲次郎在《改訂增補哲學字彙》中，将revolution譯作：革命、颠覆，并進行格義曰：興國謂之革命，亡國謂之颠覆，在正向積極的義位上，日語原典的“転覆”一詞被“革命”替代，并實現了術語意義的近代化。

　　在日語語境獲得近代積極語義的革命一詞，旋即被漢語借詞回歸，1879年5月15日，中國最早的報紙《申報》（上海版）第2167号載《譯日本人論亞細亞東部形勢》中，中國譯者在近代語義上論及“戊辰革命”，繼而通過黃遵憲撰《日本國志》、王韬撰《重訂法國史略》，“革命”作為近代政治術語在學術界得以重生，但直到1895年之前，這種近代語義尚未進入官方和民間社會，朝廷和市井之間仍然視此等事件為犯上作亂、起義造反。甲午戰敗讓清朝政府喪失了順應天命的政治資格，“革命”概念由此進入中國社會改造運動的曆史大潮。1895年底至1898年兩次逗留日本期間，孫中山一改此前的“造反”“起義”“光複”等口号，以“革命”相号召，并以革命黨人自任。與孫中山赴日同一時間，《時務報》日籍翻譯古城貞吉在上海居留，譯介西方資産階級革命和革命黨人，與同盟會彙成近代“革命”語義的廻流，讓這一術語脫去帝王美事的罩衣，而與資産階級民主派暴力排滿、推翻帝制等政治目标統一起來，近代革命概念正式進入民間社會。而在官方社會，由于“革命”借詞時兼有暴力和仁義兩種色彩，清政府對這個回歸詞當然是深閉固拒。法國大革命意象籠罩之下的轟轟烈烈色彩，凸顯了革命運動實現國家政權更疊的暴烈性一面，相比之下，資産階級改良派推崇明治維新（在日本亦稱“明治革命”），在此意象之下極力回避王朝異姓的同時，反而更突出社會經濟結構改造的深遠性。1902年底，流亡日本的梁啟超著文釋字，認為用“革命”二字翻譯Revolution 不是确譯，Revolution 真義不在王朝易姓而在于社會的根本變革，“Revolution者，若轉輪然，從根柢處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所謂變革雲者，即英語Revolution之義也。”從這時開始，近代革命概念用“變革”的名義，得到官方的默許，直到辛亥革命爆發，“革命”才最終在術語競争中全面勝出。中國資産階級整體上看到了革命在社會近代轉型中的曆史火車頭作用，改良派突出社會改造的深遠性，民主派突出政權更疊的暴烈性，後來的自由派則突出經濟成長的基礎性，使得中國的近代革命概念形成了多元取向和多種意象，并蘊含強烈的結構性張力，這種矛盾和張力亟待馬克思主義科學革命觀來纾解和融通。

　　從馬禮遜來華到五四運動一百年間，在華傳教士和中日知識界編纂的早期英華字典revolution詞目下漢譯詞演變，也印證了近代革命概念在中國創生的脈絡。1822年馬禮遜編成第一部《英華字典》，把revolution按中國傳統含義譯作“大變”“大亂”，其後1866—1869年德國傳教士羅存德《英華字典》、1872年美國傳教士盧公明《華萃林韻府》，譯作“國變”“國之亂”“叛逆”，直至1895年李提摩太譯述《泰西新史攬要》，都是步馬禮遜之韻譯為“大亂”。盡管在1880年代初，日本國内已經出現了“革命”的近代語義，且日本哲學家井上哲次郎已在正面意義上用“革命”翻譯revolution，但在這時編纂的《訂增英華字典》卻依舊用“作亂”對譯revolution。第一部中國人自編的華英詞典見于1899年，系洋務派人士邝其照主持的《華英字典集成》，屏蔽了民間社會的近代革命概念，按官方社會的傳統理解譯成“變亂”“叛逆”。進入20世紀，出現了中國人自編的第一部英華詞典，1908年顔惠慶《英華大辭典》開始用朝廷能夠容忍的“變革”一詞翻譯revolution，同時有意避開改朝換代之諱，将“變革”“改革”并列，但畢竟近代含義也已裹挾其中。從辛亥革命開始，“革命”一詞從民間走上廟堂，并日益在詞語競争中成為revolution的通用譯詞。1911年被視為“西方孔子”的德國傳教士衛禮賢編《德英華文科學字典》，在全社會範圍内将Revolution—revolution—革命之間建立對應關系，但同時保留了傳統義項“民變”；次年英國漢學家翟理斯編《華英字典》，将“革命”一詞釋為：name of a modern reform society,賦予“革命”術語正向積極的概念意義；1913年商務印書館印行《英華新字典》，将傳統譯法“反叛”和近代譯法“革命”并列；到1916年《赫美玲官話》中，已經廢棄了傳統譯法，用“革命”或“變革”作為revolution标準譯詞。

三、《共産黨宣言》革命概念漢譯與中國化

　　最早在中國譯介無産階級革命運動的是美國傳教士林樂知，1878年他口譯 “康密尼人亂黨夏間起事” ，從反面将工人革命譯成“亂黨起事”，影響甚微。到20世紀初日本掀起社會主義傳播高潮，從1902年起，居留日本的梁啟超、馬君武、朱執信等将“階級論”和“階級競争”“階級争奪”“階級争鬥”“階級戰争”等觀念譯介到國内，為理解馬克思主義革命概念提供了初步前提。1903年2月，上海廣智書局出版了趙必振翻譯日本學者福井準造著作《近世社會主義》，書中稱馬克思為“一代偉人”，《共産黨宣言》為“一大雄篇”，首次摘譯了《共産黨宣言》的最後一段話，譯出了“共産的革命”一語，1906年宋教仁再次摘譯這段話，也是将此處譯作“共産的革命”，同一時期朱執信在同盟會機關報節譯《共産黨宣言》，将最後一段話中“共産主義革命”譯成“吾侪勇進”，相較早期傳教士譯詞“亂黨起事”，回歸借詞“革命”在漢語馬克思主義語境中徹底成為積極的褒義詞。正如階級和階級鬥争的發現早于馬克思主義誕生一樣，基于階級概念和階級鬥争學說的先期漢譯和傳播，從廣義上理解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概念，即作為階級鬥争最高形式的革命概念，到辛亥革命前後已經進入中國知識界，早于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全面傳播。所以李達在1921年元旦所說：“一部《共産黨宣言》，差不多純粹講革命的”，在《共産黨宣言》七篇序言和正文中，Revolution術語共出現55次，正文中就出現37次。如果說《共産黨宣言》最後一段鼓動性話語的漢譯，讓中國人理解了馬克思主義革命概念的一般意義，那麼，無産階級的“革命聖經”——《國家與革命》摘引過的《共産黨宣言》中關于無産階級革命任務的論述，這段關鍵論述的漢譯、傳播、理解和運用，則指引中國人進一步從特殊意義上理解了無産階級革命概念的内在規定性。

　　辛亥革命後不久，朱執信率先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關于無産階級革命任務的論述，譯文曰：“其第—事，則以現社會組織之弊，而使勞動者與之反抗競争。其第二事則破資本家雇主之經濟支配權，而易以新社會平均經濟之組織是也。”朱譯文不僅比較深刻地理解了重構社會經濟結構的革命内容，而且用“破”字突出了對經濟關系的強制性幹涉，但囿于譯者的資産階級民主主義立場，在譯文中淡化了革命主體，淡化了暴力革命色彩，更淡化了無産階級組織成統治階級的國家形式。五四運動時期，一些具有初步共産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馬克思恩格斯的這段話，最具代表性的是成舍我專門摘譯這段話所處的自然段，譯文雲：“勞工革命的第一步，我們所最希望的，就是把無産階級高舉起來，放他們在統治的地位，以圖Democracy的戰争的勝利。這些無産階級的平民，将行使他們政治上的特權，打破一切的階級，沒收中産階級的資本，把一切的生産機關，都收歸政府掌管，由這些人去組織一個統治的機關。”成舍我用“戰争”“打破”“沒收”等譯詞，凸顯無産階級必須用暴力奪取政權，再利用統治階級的強制性權力剝奪資本，明顯比朱執信的翻譯更深切了，同時，把無産階級的統治理解成“政府掌管”“統治機關”，說明還沒有廓清無産階級組織成的全新國家形式。1920年夏天，陳望道譯出《共産黨宣言》全文，這段話的譯法是：“勞動階級的革命，第一步是在使他們跑上權力階級的地位，也就是民主主義底戰勝。”“既達到第一步，勞動家就用他的政權漸次奪取資本階級的一切資本，将一切生産工具，集中在國家底手裡，就是集中在組織權力階級的勞動者手裡”，陳譯文用“跑上”“戰勝”“奪取”等詞堅定暴力革命原則的同時，對馬克思恩格斯論說未來全新國家形式的譯法，沒有再使用傳統的“政府”“機關”等字眼，而是采取了保存原著字面直譯的方式，在否定舊官僚軍事國家機器的同時，為先進分子理解無産階級國家形式留足了思想空間，此後，《共産黨宣言》第二章的這段話日益成為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革命問題的經典論述。1920年11月，上海共産黨發起組拟定《中國共産黨宣言》，顯示出黨的早期組織成員對無産階級國家形式和功能的初步理解和運用，文件寫道：“第一步就得鏟除現在的資本制度”，“資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權之轉移于革命的無産階級之手；這不過是共産黨的目的之一部分”，不是說推翻資本主義政權的結果，共産主義就很容易很簡單地實現了。無産階級革命還要“廢除政權，如同現在所有的國家機關和政府，是當然不能存在的”，繼續用強力與資本主義的剩餘勢力作戰，“将生産工具——機器，工廠，原料，土地，交通機關等——收歸社會共有，社會共用。”《中國共産黨宣言》将《共産黨宣言》陳譯文中的“勞動階級的民主主義”理解為廢除舊式的國家政權，建立勞動專政，而将生産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裡理解為收歸社會共有共用，盡管尚未把革命對象進行中國化轉換，但從基本内容上比較準确地傳承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革命概念。

　　中國共産黨“一大”前夕，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産主義者圍繞《共産黨宣言》這段經典論述出現了完全不同的解讀。徐六幾将無産階級革命的第一步翻譯成“無産階級占據治人階級的地位”，将未來國家翻譯成無産者組織的治人階級，将生産工具集中到國家手裡理解為“國家資本”“完全獨占”，由此推論出革命的結果是國家機能的擴大和由此造成的所謂集産主義，從無政府主義立場曲解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概念。其後月餘，李達重新譯介這段話，突出革命是勞動階級和資本階級之間的階級戰争，指明《共産黨宣言》上說：“勞動階級的革命，第一步在使勞動階級跑上支配階級的地位”，未來國家即是組成支配階級的勞動階級，并解釋說這種國家形式即勞動專政，把一切生産工具集中到國家手裡，即是無産階級“用權力掃除舊生産條件”，推動全部生産力用大速度增加起來。尤其重要的是，通過這篇譯介文章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求索勾稽，李達指明：“經列甯引申立論之後，凡是曾經研究社會主義的人，都是不得不承認的，無論柯祖基如何曲辨，而勞動專政發源于馬克思主義一事，已有确切的根據了。”列甯在《國家與革命》中對馬克思恩格斯這段話的引用闡發，經李達言之鑿鑿地點撥出來，使無産階級的“革命聖經”成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革命概念的權威注解，從而促使十月革命成為思考中國革命的現實注腳。

　　中國共産黨成立後，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理解和運用《共産黨宣言》的經典論述，始終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發展的思想推動力。1922年2月，廣東南雄中學進步學生李樂天（字：勵冰）作《〈共産黨宣言〉〈的後序》，摘引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論述說：“宣言有言：工人階級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組織無産階級為支配階級，以（本階級的）德莫克拉西專攬公衆一般的政權”，然後籍政治的最高權，“要革資産階級私有财産制的命，劇烈的破壞是不可免掉的，宣言第二章的末段已明說過了。”這篇後序發表在北京團組織主編的半月刊《先驅》上，陳獨秀等黨的領導人非常關注，對黨的“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綱領有積極意義。同年底，黨内專題學習讨論《共産黨宣言》，并針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論述，将“勞動階級的革命，第一步的目的何在？”作為讨論的主要問題，表明中國共産黨人從思想上聚焦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問題。而在實踐上探索這個問題的答案，一直到開辟井岡山革命道路，形成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形勢，1929年初蘇區黨組織公開發布紅四軍《共産黨宣言》，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革命任務的經典論述進行了中國化應用和創造。這個《宣言》指出，中國共産黨領導革命的第一個責任是打倒帝國主義，全國才可以統一，工業才可以發展；第二個責任是推翻封建剝削，解決土地問題；第三個責任是“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建設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這裡的第三個責任，被當成革命任務的第一步，實際上是“勞動階級的革命，第一步的目的何在？”這一問題的解答，明确提出工農群衆組織成統治階級的方式是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依靠這種政權形式強制性地沒收外國資本，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廣大農民，徹底改變舊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這時，摘譯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論述并為《共産黨宣言》作序的青年學生李樂天，已經成長為毛澤東倍加贊賞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遊擊司令”了。由此可見，紅四軍《共産黨宣言》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歸納了無産階級革命概念的中國化解讀，代表着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革命任務的經典論述在中國土地革命戰争中變成了行動綱領。與中國共産黨的革命實踐探索相輔相成，中國知識界這時開始全文翻譯《國家與革命》，書中第二章對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關于革命任務的經典論述的轉譯，以及列甯對這段話的系統解讀和闡發，成為馬克思主義革命概念中國化的重要引擎。1928年商務印書館編輯沈百英（署名：石英）翻譯《國家與革命》，将其中援引的《共産黨宣言》經典論述翻譯為：“勞動者的革命底最初的一步是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升登于支配階級，是德模克拉西之獲得”，“普羅列塔利亞特将利用自己政治上的支配權，漸次地從布爾喬亞汜去剝奪一切的資本，集中一切的生産用具于國家即當作支配階級而組織了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手中，而盡可能的急速地去增進生産諸力。”這段文白夾雜的譯文，雖然沒有突出革命第一步的暴力原則，但将革命定位為階級鬥争範疇，道明了未來國家是無産階級作為支配階級的組織形式，并指明這種國家對資本的強制性剝奪，可以說代表了當時大多數進步知識分子對無産階級革命概念的認知水平。1929年7月，中共上海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書記柯柏年全譯《國家與革命》，上述這段話的譯文是：“工人革命中之第一步是變（字義上即‘提升’之意）無産階級為統治階級，也就是德謨克拉西的戰勝。”“無産階級将利用自己的政權漸次奪取資産階級的一切資本，将一切生産工具集中到國家的手裡——就是集中到一個組織成統治階級的無産階級手裡去；這樣做去，那總生産力就可以用最大的速度增加了。”柯柏年使用全白話文翻譯，不僅清晰直白地把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之間的階級鬥争揭示出來，而且突出了革命第一步的暴力原則，填補了沈譯文的留白，在“紅色的三十年代”之前，這反映了黨内對馬克思主義革命概念的最高認知水平。1930年代初，毛澤東讀到柯柏年譯本，從此随身攜帶，愛不釋手，長征途中在馬背上反複閱讀《國家與革命》柯譯本，對于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概念，中國進步知識界的深刻理解和無産階級革命家的深切體悟，通過無産階級的“革命聖經”相互融會貫通了。中央蘇區時期奠定的科學革命概念，為延安時期制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準備了概念分析工具，也為勝利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審定《共産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為“幹部必讀”，作為适時實現革命轉變的紅色秘笈。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始終對《共産黨宣言》耕讀不辍，特别是在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革命内容的經典論述處矚目留墨，在書中“無産階級運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産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的地方，劃上直線、曲線，甚至加上兩三個圓圈，将此珍視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代碼。

　　中國共産黨人在實踐探索中不斷解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代碼，故而廓清了無産階級革命的概念内在規定性，包括用暴力打碎國家機器，代之以無産階級專政的全新國家形式，即以人民的武裝取代舊式常備軍、以人民的公仆取代舊式官吏、以議行合一的工作機關取代舊式議會，并依靠無産階級的這種組織形式和統治形式，強制性地幹涉所有制關系，在公有制基礎上重構全新的社會經濟結構。這是無産階級革命相比以往其他階級發動的革命的特殊概念規定，而在一般的意義上，中國共産黨人和中國人民也掌握了革命概念的科學含義，《現代漢語詞典》對革命詞條的解釋為：社會、政治、經濟的大變革。被壓迫階級用暴力奪取政權，摧毀舊的社會制度和生産關系,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和生産關系。階級鬥争實質、暴力革命原則、政權根本問題和社會經濟結構改造的概念内涵規定性，已經沉澱在權威漢譯辭書中。反而觀之，那些以重大革命事件催生了近代Revolution概念的歐美國家，他們的學術界至今還在衆口不一地争論革命概念的含義，當代美國曆史學家馬丁·馬利亞發現：“‘革命’一詞沒有确切且令人信服的統一含義，法國大革命、英國大革命、美國革命和俄羅斯的革命各具社會學特點。直到今天，歐洲學界依然在努力準确界定‘革命’一詞的内涵。”西方權威辭書《韋氏新世界美語詞典》正是以法國大革命、英國大革命、美國革命、俄國十月革命以及中國辛亥革命為例，對revolution詞條的釋義為：“被統治者推翻政府、政體或社會制度，代之以另外的政府或體制，通常采用暴力的方式。”這裡抹去了階級鬥争最高形式的實質，更沒有深入社會經濟結構的改造問題，實際上僅僅定義了無産階級革命以前的政治革命。 

　　（作者簡介：戴俊潭，臨沂大學傳媒學院院長、教授；潘沁，哲學博士，武漢輕工大學6774澳门永利副教授）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項目編号：19BKS001））

　　來源：《蘭州學刊》2022年第十一期（P005-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