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民主話語體系及話語權解構

美式民主話語體系及話語權解構

陸轶之

　　冷戰結束後，特别是21世紀以來，随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神話的破滅和遍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大爆發，美國發展後勁不足，而非西方國家，特别是新興經濟體展現出蓬勃的發展前景。為了阻滞非西方國家的發展、遏制其實力的增強，美國不惜使用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等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對它們展開全方位的打壓，其中，所謂的“民主、自由、平等”等價值觀和意識形态進攻與滲透占有重要的地位。非西方國家官方、學術界和民間在對美國的民主等價值觀和意識形态的反擊中，容易自覺不自覺地落入美國構建的民主話語陷阱，過多運用美國确立的民主概念、民主标準、民主理論以及對民主的解釋和評判範式，在美國精妙僞裝的所謂“普世性”的美式民主框架裡面打轉轉，沒有能夠及時地構建起本民族的民主話語體系，在對本國人民的民主實踐提供指導時欠缺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反擊美式民主話語體系和話語權需要分析、解構和批判其虛假本質和僞善性，特别是美式民主的理論基礎、内涵本質、建構路徑以及建構的方法論等的欺騙性和反人民性實質。弄清楚美國憑借其在國際社會的主導地位壟斷民主話語權和操作民主手法的真實目的，以美國的民主話語習慣、用美方聽得懂的民主話語方式揭示其民主的假普世性、真欺騙人民的面目，把美式民主送到它在人類社會文明中應處的位置，是我們應該做的一項基本工作。

一、西方中心主義是美式民主話語體系和話語權建構的理論基礎

　　近代以來，随着宗教改革、資本主義啟蒙運動與多輪科技革命的持續推動，西方國家率先步入工業社會，現代化發展取得長足進步，資産階級獲得絕對統治地位，資本主義制度在各國确立起來。與此相适應的是，西方在思想、理論、學術等方面也取得重大發展，在各領域、各學科确立了符合西方特點和規則的概念、範疇、觀點、理論、方法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為人類社會的進步作出了比較大的貢獻。美國依靠自己強大的經濟和科技等綜合實力，成為世界新的霸主，壟斷了民主等思想文化的定義權、解釋權、評判權和話語權，定美式民主于一尊，否定、抹黑和打壓非西方國家人民根據本民族文化傳統和民族發展特點探索、創新和發展适合自身的民主内涵與民主形式，把它們誣蔑為“不民主、專制”等，美國傲慢地把自己的民主等思想文化和學術理論看作高人一等，認為非西方民族創立的民主思想、理論等是錯誤的或落後的，着意構建和推動思想文化領域的“西方中心論”和“文化優秀論”，試圖在民主等思想文化領域打擊和壓制非西方民族的探索、創造和發展。

1.民族（種族）優秀論

　　認為西方民族（種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種族），這種認識在西方有比較長的曆史淵源，随着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萌芽和思想啟蒙運動的開啟而得到強化。早期的西方思想家甚至對非西方民族，比如非洲、拉美、南亞、中東、遠東等的民族能不能稱為文明的“人”尚存有疑問，他們認為，“隻有‘基督教的人’（這是自馬丁·路德以來仍為人熟知的一種表達）才真正是一個人”，而西方以外的“所有的異鄉人都不是 ‘人’”，德國哲學家米夏埃爾·蘭德曼把這種現象明确稱作“民族中心主義”。

　　進入殖民掠奪的野蠻時代以來，西方在機器大工業的強力推動和殖民地源源不斷的财富與資源以及被販賣的異族奴隸勞動的加持下獲得更快的發展，這也為其思想、理論、學術等的發展創造了物質條件和社會需求，于是，西方思想文化和各種學術理論紛紛登場，一時之間百花競放、精彩紛呈。但是，西方的思想文化發展缺少對外來文化的兼容并包、取長補短的精神，它們憑借自身率先采用現代生産方式的先發優勢造就的強大實力和在國際社會的主導地位，歌頌并宣揚西方民族（種族）優秀論和西方文化優越論，這些包含種族主義的理論以西方為中心，構建了所謂“中心-邊緣”“西方-東方”“先進-落後”“霸權-依附”等“理論框架”和“研究範式”，以高高在上、藐視其他民族（種族）思想文化的傲慢姿态，通過确立概念、明确範疇、建構理論、制定方法等手法，建構自己的民主等思想文化霸權和話語權，再以此反證西方民族（種族）的優秀性，強調隻有他們才能夠創造優秀文化，比如，德國史學家蘭克指出，“有些民族完全沒有能力談文化……人類思想隻是在偉大的民族（指西歐各國）中曆史地産生的”。也有西方學者聲稱，隻有西方民族才能夠創立“一系列具有普遍意義和普遍價值”的思想理論與文化。西方思想家僅從西方率先創造現代生産方式和建構現代思想理論的角度證明西方民族（種族）優秀于其他民族（種族），顯然失之偏頗。

　　西方思想家也曾深入研究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特别是民主與專制等思想與制度。他們認為，中國沒有民主制度傳統但有民主思想傳統，中國的民主思想指的是人民主宰，與現代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特指“票選管理者”和權力分立與制衡的制度安排等的含義不同。他們認為，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是專制，而專制政體的含義是“由單獨一個人按照一己的意志與反複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專制政體的特點和統治方法是要求人民絕對服從，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絕對沒有妥協和讨價還價的餘地，中國專制社會的“人就是一個生物服從另一個發出意志的生物罷了”；中國幾千年的專制統治造成專制主義已經根深蒂固，這種專制制度和專制主義顯然阻礙了近代中國的發展，但是中國人卻不知道打碎它，因此，中國人不是一個聰明的民族。包括狄德羅、赫爾德等西方思想家也對中國等東方國家的民主與專制等思想文化與制度進行過分析與研究，他們最終得出一個明确的結論，即：西方是繁榮、發展、民主、進步、文明的社會，而中國等東方社會則相反，是愚昧、落後、野蠻、專制、沒有前途的社會。可以看出，西方思想家從啟蒙運動以來就從沒有抛棄或者反思他們堅持的西方民族（種族）優秀論立場。

　　美國完美地繼承了西方早期思想家們的西方民族（種族）優秀論理論，它不但高舉着西方民族（種族）優秀論的種族主義大旗，宣揚西方民族（種族）的優秀性，而且更是吹噓自己是“天選之子”，在世界的統治和主導地位是“君權神授”（所謂的“山巅之城”），它可以而且應該淩駕于國際社會之上，在普遍的國際規則和世界秩序中享有“美國例外”權，為美國的世界霸權和對其他國家的掠奪确立合法性。美國政府推出的所謂“全球治理”實質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對世界的統治，它認為自己應該擁有這樣的權力，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種族）。

2.民主優越論

　　近代西方思想家認為西方享有先進的民主價值觀等思想文化，而其他民族還處于愚昧和落後狀态。這個民主優越性思想再經由其後的思想家黑格爾、魏特夫等的“确認”，以及吉登斯、亨廷頓和福山等現代思想家與美國政府的強化，在美國已經形成“定論”，成為美國社會的“普世價值”。但是，美國的民主優越感是很脆弱的，在馬克思主義誕生和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後，以人民共同占有生産資料和對國家社會管理為核心内涵的新型民主對美式民主造成極大的沖擊。為了戰勝社會主義，美國發動了以陣營對立為特點的冷戰，除了展開大規模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遏制與封鎖外，還積極進行民主等思想文化和價值觀的滲透，編造美式民主優越的謊言就成為美國政客和思想家、理論家的重要任務。

　　首先是對民主的形式進行裝扮。曆史上，資産階級對傳統民主的内涵與形式是非常反感的，認為民主會導緻暴民政治，搞亂社會秩序，侵犯資産階級的私有财産。因此，需要改變民主本來的形态，于是，經過巧妙地粉飾與裝扮，就有了“民主就是民主化、自由化”，它包含“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等内容，具體表現就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形式。其次是對民主的實踐設限。人民在行使民主權利時要保護而不能侵犯私有财産，“人人平等”，公民的私有财産神聖不可侵犯，資本主義民主的目的是“趨向于使少數人壟斷财富和權力”。再次是抽去民主的本真内核。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的統治，由人民管理國家一切事務。經過資産階級理論家、思想家的“理論創新”與思想轉換，資本主義民主就被等同于選舉本身，“選舉是民主的本質”。資本主義民主就是所謂“人民選舉管理者，由管理者行使國家權力對國家事務實行管理”。最後，西方在對民主進行改造和修飾完善之後，通過學術交流和宣傳機構對它進行神聖化和絕對化的宣傳，特别是宣揚它可以解決一切經濟社會問題，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主形式，在許多國家包括非西方國家的一部分人中逐漸形成所謂具有“普世性的政治宗教”，然後教導非西方國家要遵循美國的自由民主思想進行社會改造和政治制度“改革”。

　　随着冷戰的結束，美國在歡呼它“戰勝”社會主義陣營的同時，不忘借助它在世界輿論場中的話語權極力宣揚自己的民主思想、理論和制度。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和福山的“曆史終結論”均強調以美式民主為核心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态的優越性，如福山聲稱，隻有美式民主的内容和形式才是人類社會具有“普世性”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态，是人類社會的最高文明形态，也是最後一種統治形式，是曆史的終結。約瑟夫·奈強調以美式民主、自由等為核心内涵的所謂“文化軟實力”是人類社會價值觀永不熄滅的燈塔。美國政府和學術界甚至以美國自由民主為藍本，制定考核審查世界各國是否符合美式民主制度和規則的所謂民主“制度指數”，對非西方國家的民主内容和制度安排指手畫腳、橫加指責。美國還多次打着所謂“民主、自由、人權高于主權”的旗号，對非西方國家進行制裁、封鎖、禁運乃至軍事侵略。近些年來，美國試圖打造所謂“民主價值觀同盟”“民主自由之弧”“價值觀外交”等基于美式自由民主的團夥和幫派，對所謂的“非民主國家”開展“新冷戰”。這些無一不是體現美式民主優越感的傲慢表演。

3.文化優秀說

　　美國政府和思想理論界把美國文化界定為世界最優秀的文化，認為它既是戰勝社會主義陣營，獲得冷戰勝利的一支利箭，也是壓制和打擊非西方國家民主價值觀和思想文化的重要武器。美國認為，現在世界上的鬥争仍然是以文化類型劃分的，擁有優秀文化的民族不但可以在和其他民族的鬥争中戰而勝之，而且可以攫取最大的經濟和戰略利益。随着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發展，美國思想文化和學術理論界也紛紛突破舊的文化窠臼并創立新的理論學說，特别是在各個學科領域确定新的研究對象、研究視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構建新的理論框架、研究範式、學術規範和價值标準，試圖引領和主導世界思想文化和學術理論的新發展。

　　美國強調它的文化是人類社會最優秀的文化，指引并決定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因此極力向世界傳播和輸出，力圖把“落後國家”納入美國的文化範疇和價值體系。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擴張大大加強了美國思想文化在世界範圍内的擴散與滲透力度并強化了其話語霸權，使其在對“落後國家”的思想文化的攻擊中占據先發優勢和主導地位，極大地壓制、诋毀和抹黑這些國家的民族傳統文化，形成事實上的“文化帝國主義”，幫助美國征服和控制這些國家人民的思想，力圖摧毀其民族文化從而斬斷他們的文化血脈，強化西方中心主義，使東方依附于西方。

二、話語霸權主義是美式民主話語體系和話語權建構的主要手法

　　确立話語霸權主義，建構民主話語霸權是美式民主話語體系和話語權建構的主要手法和途徑。随着新自由主義全球擴張、特别是冷戰結束後，借助自己在經濟、政治、軍事和科技等方面的世界霸權，美國極力宣揚和強勢輸出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等美國價值觀和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等美式生活方式，一時間在非西方國家的部分年輕人中引起“跟風潮”和“模仿秀”，為美式民主價值觀的輸出确立了“目标人群”和“社會基礎”，在這些國家的傳統文化和民主傳統中打下了“楔子”，為美式“民主化”和“自由化”開辟了道路。

　　美國建構民主話語霸權的目的是壓制、诋毀和抹黑非西方國家的民主價值觀等思想文化，弱化和掏空其本真内涵與傳統和創新的表現形式，将其在國際話語體系中徹底邊緣化，用美式民主内涵、形式與價值觀對其實現完全替代，最終将其滅絕，實現美式民主定于一尊乃至一統世界的夢想。

　　第一，抹黑和诋毀非西方民族的民主文化與價值觀。主要使用三種手法：一是公開攻擊和抹黑非西方國家的民主與價值觀。美國把自己的民主内容與形式打扮成人類社會唯一的“民主圭臬”，凡是與美式民主文化和價值觀不相同的國家均被攻擊和诋毀為“不自由不民主”“惡劣民主”“專制國家”“失敗國家”。美國以“民主價值觀”劃線建立所謂“民主陣營”，試圖以集團優勢迫使“非民主國家”“改弦更張”，對标美國定義的民主标準修正和删改自己的民主内容與實踐形式，最終消滅自己民族的傳統民主文化和價值觀，确立美式民主。二是美式民主和價值觀等的文化滲透和文化征服。美國利用自己壟斷的國際話語權對非西方國家進行潛移默化的民主價值觀等文化滲透與征服。這種手法在部分非西方國家的學術界已經相當成功，美國把自己定義的民主等價值觀鑲嵌進思想文化和學術理論之中，借助“文化交流”和“學術讨論”的機會，對非西方國家進行滲透，使其人民群衆對本國民族文化産生懷疑，形成曆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最終摧毀其民族文化和民主等價值觀。這種手法最隐蔽也最有效，成本低又不易引起非西方國家政府和人民的警覺。這種滲透方式有一個比較明确的路徑，就是經由學術界譯介，再滲透進教育部門對學生灌輸，然後經由傳播媒介的宣傳對全國人民洗腦，得到人民群衆的相信和支持，最終實現對本民族的民主與價值觀等文化的幹擾、解構乃至替代。三是充當民主文化的“教師爺”。一方面喋喋不休地說教，什麼美式民主是“普世價值”，是人類社會的“優秀文化”；另一方面闆起面孔威脅，什麼“失敗國家說”“邪惡軸心論”“無賴國家說”“中國威脅論”“非洲殖民論”等不一而足，威脅和“教導”非西方國家應該學習和建立美式民主政治制度，哄騙它們說這是它們解決諸多社會問題、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唯一出路。

　　第二，打擊和壓制非西方民族探索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實踐，主要采用和平與武力兩種手法。一是壟斷民主話語議題設置、規則制定、價值評判。通過學術界“研究”非西方民主制度的“落後”“專制”“非民主”等特點，指出它阻礙這些國家的現代性發展和“民主化轉型”，将拖累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因此，非西方國家應該采用和建立美式民主制度。為了顯示美式民主理論的“高大上”，美國學者建立了許許多多令人眼花缭亂的所謂“理論框架”和“數學模型”，搞出許許多多令人目不暇接的所謂“評估體系”和“測量指标”，目的就是為了證明美式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和非西方民主制度的“落後性”，誘導非西方國家實現“政治轉型”“民主轉制”“發展轉軌”，接受美式民主制度安排。亨廷頓的《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加布裡埃爾·阿爾蒙德等的《公民文化: 五個國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以及阿倫·利普哈特的《民主的模式——36個國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績效》等著作是典型代表。二是以武力強行推行美式民主制度和民主實踐。美國從來沒有放棄使用武力推行美式民主制度和民主實踐的打算，對于那些不太容易滲透和難以“修正”的國家，則運用政治、經濟、軍事等一切手段強迫輸出民主制度，對不願意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實行政治幹預、貿易封鎖和經濟制裁，直至軍事颠覆，把經濟援助與美式民主政治制度挂鈎，逼迫非西方國家實行“民主轉型”和“政治轉軌”。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侵略和對亞非拉國家的幹涉，均包含有試圖在這些國家進行所謂“民主試驗”與建立所謂“民主樣闆”的目的。

　　第三，遏制和摧毀非西方民族探索的民主發展道路。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當然包括民主價值觀等民族文化發展道路，這是顯著區别于其他國家發展道路的重要民族标識之一。為了實現對非西方國家的控制，美國使用各種手段力圖中斷或遏制非西方國家的民主發展道路。一是在話語上混淆“民主化”與“現代化”的内涵，用美式民主理論替代現代化發展理論。美國精心編制了美式民主理論邏輯：“民主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化等同于現代化”，把美式民主内容與形式嵌入現代化發展理論之中，用美式民主話語偷換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發展理論，并向這些國家的學術界、社會大衆和政府官員灌輸，謊稱不走美式民主化道路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就不能擺脫經濟社會落後的傳統社會形态。二是制定民主标準和民主規則并依仗國際話語權向非西方國家輸出，試圖改變或“修正”其民主發展道路。美國标榜自己是“民主典範”“自由世界”，美國的民主競争、自由選舉是“普世價值”，是保證美國現代發展的“圭臬”，“民主就是一切”“民主就是富足”，是全人類的“幸福歸宿”，吸引和誘導非西方國家人民仰慕和追求美式民主發展道路。為此，美國不惜在非西方國家發動“民主化運動”，形成了諸如“阿拉伯之春”“玫瑰革命”“郁金香革命”“栗子花革命”等騷亂和暴動，其核心内涵是“全盤美式民主化”，颠覆和摧毀這些國家探索的本國民主發展道路。

三、極端利己主義是美式民主話語體系和話語權建構的主要目的

　　美國竭盡全力建立所謂“民主陣營聯盟”，動員聯盟的力量挖空心思建構美式民主話語體系與話語權的目的并非真心幫助非西方國家完善本國民主制度、發展本國民主文化，而是借助民主話語權壓制、打擊、摧毀其傳統的民主文化與價值觀，動搖其進行國家經濟、文化等建設的信心，甚至颠覆其國家政權，阻礙其向現代社會發展，試圖将非西方國家牢牢釘在“資源供給國”或“商品生産國”的地位，永遠為美國稱霸世界的戰略和經濟、政治、文化等利益服務。

　　第一，攫取戰略利益。美國通過壟斷民主話語權，使自己對非西方國家占據民主價值觀與思想文化等道德制高點，擁有抹黑、誣蔑、打壓它們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公正性”，以民主價值觀作為颠覆非西方國家政權的武器和籌碼，逼迫其對自己作出重大戰略讓步。一是在非西方國家掀起“民主化”運動。把美式民主定義為“普世價值”“民主價值”“民主制度”，把非西方國家的民主定義為“不民主”“反民主” “邪惡國家”等，把這些國家政府誣蔑為“專制”“獨裁”，應該被打倒和推翻，在這些國家竭力推動所謂“民主化”運動，試圖颠覆其政權和搞亂其經濟社會發展。二是構建以美式民主為重要内容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規則，把它描繪成現代社會發展的基本準則。以美國的發展理論和“現代化實踐”論證美式民主的優越性和“先進性”，同時“論證”非西方國家民主制度和傳統文化的“落後性”，誘導它們在推進國家現代化發展時必須學習和吸收美式民主思想、内涵、制度，全盤接受美式民主。三是賦予自己稱霸世界的“合法性”。由于美式民主是優秀的和先進的，因此，美國有責任和義務拯救那些處于落後狀态和“專制”“獨裁”政府統治的國家的人民，鼓吹“自由、民主、平等、人權高于主權”，美國對這些國家的封鎖、禁運、滲透、軍事打擊是“合法的”。美國以民主話語權搶占道德制高點，以民主價值體系統一世界價值體系，使非西方國家無處發聲、難以自辯，在戰略上處于極端不利地位，最終隻能對美國讓渡戰略利益以獲得暫時發展的時間和空間。

　　第二，掠奪經濟利益。美國官方和思想界、學術界相信，美式民主話語可以轉變為經濟利益，可以充分利用它攻擊和壓制非西方國家，把非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與民主挂鈎，誣稱非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是反民主的”“商品限制了自由”“商品生産壓制人權”等，對非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計劃、目标和政策進行抹黑、誣蔑乃至封鎖、禁運、制裁，打擊和壓制其經濟發展進程和勢頭，為自己攫取物質财富和經濟利益。主要手法有：一是同非西方國家進行經貿往來、對其進行經濟援助時與民主挂鈎，要求它們實行新自由主義，推行政治“民主化”、市場“自由化”和财産“私有化”等政治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造，把向美國“民主、自由”社會制度看齊和遵循新自由主義的“金科玉律”作為前提和條件。二是對非西方國家發展良好，甚至有可能超越美國的産業、行業和科學技術等進行打壓，借口是這些産業和科技行業等“不民主”“強迫勞動”、損害美國“國家安全”。打擊的手法是組織和動員“民主陣營”以及脅迫其他相關國家共同參與禁止提供生産設備、零部件或配件以及相關軟件、貿易禁運、“經濟脫鈎”和擺脫“産業鍊依賴”等，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試圖把這些非西方國家和相關産業等排擠出世界市場。

　　美國以所謂“民主、自由”等價值觀為條件，極力向非西方國家輸出新自由主義，使其“民主化、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從而對美國資本打開方便之門，美國資本攜強大實力和娴熟的現代資本運作手法，毫不費力地實現掌控和“購買”這些國家的優良和“不良”資産。對于非西方國家有趕超美國勢頭的經濟産業和科學技術，則以西方集團和先發優勢，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打壓其發展勢頭，阻礙其向高水平攀登，試圖将它們永遠釘在低端産業鍊和商品組裝與加工者的地位，為美國的經濟利益服務。

　　第三，榨取政治利益。美國資産階級統治精英并不滿足于掠取本國人民的政治利益，因此，打壓非西方國家的民主和政治制度，迫使其作出政治妥協和政治讓利就是美國的一個很自然的行動。美國通過壟斷民主話語權，把美式民主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内涵作為美國政治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價值觀，并且奉為對外政治輸出的“政治聖經”。美國在國際上以“民主和非民主國家”劃線，挑動陣營對立和政治對抗，組織“民主陣營”并施壓弱小國家依附于它們，對“非民主國家”進行民主價值觀等攻擊以及“自由”和“人權”抹黑，強迫它們追随和依附于西方，承認和接受美國的“民主制度”，确立美式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在政治上成為西方的附庸。

　　美國榨取政治利益的手法主要是利用民主等的話語權對世界人民進行政治欺騙和詐騙，手法并不複雜，就是編造、僞造、作假、移花接木和裁剪信息與所謂“證據”，對信息進行選擇性炒作和屏蔽，制造“信息繭房”，對同類問題根據不同國家采用不同标準，在美國是“民主、自由、人權”，在非西方國家就是“專制、獨裁、壓制人權”，美國人民的罷工、遊行等是“騷亂”和“暴動”，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暴亂和恐怖襲擊是“反對專制”和“美麗的風景線”。冷戰以來，美國在非西方國家已經掀起一輪又一輪所謂“民主運動”和“革命浪潮”，在這些國家進行一次又一次“民主試驗”和“政治轉型”運動，力圖用美式民主和政治制度改造這些國家，為自己謀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第四，鲸吞文化利益。美國早就認識到，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征服不在于占領和屠殺，而是從根本上中斷、摧毀和滅絕其語言、曆史和文化，而且把這種認識付諸實踐，比如滅絕印第安人的文化和在非西方國家搞“民主替代”等。在現代社會，美國仍然認為“國際關系根本上是一種依賴語言的社會及文化建構” 。因此，把以美式民主價值觀等為核心的思想文化輸出和話語權建構作為對非西方國家壓制和打擊的重要手段，搶占文化和道德制高點，構建文化和道德話語體系與話語權，摧毀和滅絕非西方國家的民族傳統文化，獲取文化本身及其衍生利益就成為美國的一個重要手段。美國鲸吞非西方國家文化利益的手法主要有三種：一是強迫手段。把非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美式民主和思想文化等挂鈎，強迫它們接受美國文化。通過政治孤立、經濟封鎖直至軍事侵略和占領等手段，逼迫非西方國家搞“民主試驗”和建設“民主樣闆”，強行推行美式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等美式文化。二是陰謀手段，主要是搞和平演變。把美式民主價值觀等思想文化隐藏在“學術交流”“科學研究”“人文交流”和大衆傳媒等之中，向非西方國家的思想界、學術界、教育界和人民群衆推廣與傳播。三是市場手段。美國依仗先進技術制作一些炫酷的影視等産品，通過電影、電視、藝術、網絡等途徑，在非西方國家演播和發行，吸引衆多價值觀尚未完全形塑、分辨能力尚弱的青少年，既影響了這些國家青少年價值觀的形成，也掠奪了大量文化經濟利益。

　　美國通過民主價值觀等思想文化滲透和話語權的建構，影響和控制非西方國家民衆，實現對他們的“精神”和“靈魂”的征服，消解和摧毀他們對本民族傳統思想文化和民主價值觀的信念和信仰，掃除他們的民族意識和民族傳統，用美國文化置換其本民族文化，實現美國渴望已久的對非西方國家的曆史虛無主義、民族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思想和意識的建構，繼之，美國就在這些非西方國家确立自己的思想文化和民主價值觀等話語體系和話語權，實現對這些國家的思想文化的控制。

四、掩蓋其民主的虛僞性是美式民主話語體系和話語權建構的實質

　　美國竭力拼湊所謂“民主陣營聯盟”，使用一切手段和方法構建民主話語體系和話語權，目的是打壓其他民族的民主思想與實踐，輸出和傳播美式民主，對世界人民洗腦，實質上是為了掩蓋其所謂“民主”的欺騙性和虛僞性。

　　第一，偷換民主的概念，把人民治理國家變更成人民選舉統治者治理國家。不管在西方還是東方，民主都是一個相對古老的詞語，其本來的意思也大緻相同，都包含有“人民統治”“人民管理”“人民主權”等含義。美國資産階級統治者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對民主的本來含義進行篡改，強調民主是一種政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競取人民的選票而取得作決定的權力”。于是，民主就變成了“人民選舉統治者”，由“民選統治者對國家實行統治”，“人民統治”被換成了“人民選舉”，“人民” 變成了“選民”。人民的民主權利體現在“一人一票”的選舉權利和選舉活動中，搞這樣活動的就是“民主國家”，不搞這樣活動的就是“不民主”“專制”國家，或者 “邪惡國家”。到此為止，就把人民對國家的統治與投票選舉的制度安排畫上了等号，民主概念的轉換完成。

　　第二，建立在私人資本基礎之上的金錢民主。美國的“民主選舉”表面上人人可以競選，人人可以投票，但是總統和議員的競選聚會、廣告、旅行、演講乃至個人拉票花費動辄以數十億、上百億美元計，絕不是普通民衆可以承擔的。因此，美國的“民主選舉”實質上就是金錢選舉，是被富人、權貴和媒體掌控和玩弄的一場豪華遊戲，就是一場“民主變‘選主’、選舉變‘錢舉’”的選舉秀。為了獲得競選經費，總統和議員候選人使用各種手段籌措資金，比如，競選捐款、政治遊說、政商“旋轉門”以至于利益輸送、黑金、毒品等均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乘機合法化。毫無疑問，資本的投入是要計算回報率的，總統和議員當選後自然要對金主投桃報李，為其牟利，“合法的”利益交換到此完成。

　　第三，名為“一人一票”實為“少數精英統治”的形式民主。美國的選民可以參加投票，但是不能參與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政策和法規的制定，政府官員和議會議員大多是資産階級大富翁或者世家權貴充任，他們把持着各級政府機關和立法司法機關，制定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并執行，“權力制衡”僅僅是“統治精英”之間的“左右手互搏”遊戲。選民僅僅在競選和投票期間才有存在感，投票結束選民即被棄之不用、視而不見，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和具體治國理政的過程沒有他們的參與，這些權力都由他們投票選舉的政府官員和議會議員“代替”他們行使了，他們隻是統治精英“競選遊戲”中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群衆演員”或者“道具”。美國民主對于人民來說隻是形式上的民主，實質上是統治精英的民主。

　　第四，黨派利益淩駕于國家利益之上的“否決政治”民主。美國政黨是不同金融資本、産業、行業甚至區域資産階級的代表，使命是為其代表的資産階級利益集團争取利益。資産階級利益集團操控政黨和議員對涉及自己集團利益的“議案”支持或者否決，比如，美國共和黨堅決否決民主黨支持的“醫保法案”，民主黨則否決了共和黨支持的美國和墨西哥邊境“修牆”法案等。在資産階級利益集團的操控下，美國議會和政黨陷入了“為否決而否決”的“否決政治”，不管一項議案對國家是否有益，隻要和自己集團的利益不一緻，則堅決反對并付諸否決，甚至帶來否決和“否決的否決”的死循環，導緻國會對議案的讨論和投票表決分散、冗長并拖沓，大大降低了決策和議案通過的效率，增加政策和法律制定的成本。更為嚴重的是，美國有的政黨和議員已經完全不再考慮和關注國家利益，在國會中把“否決政治”作為唯一的投票原則，癡迷于投票否決對方政黨的議案，完全是一種“你不讓我辦成事，我也堅決不讓你辦成事”的心态和做派，國會内的政治生态就是議員們天天吵架，事事否決。

　　第五，權勢集團特殊利益高于人民利益的特權利益民主。美國的資産階級根據占有生産資料的不同又可以分為工業資産階級、金融資産階級、農業資産階級、軍工資産階級等，每一類資産階級根據規模又可以分為大、中、小資産階級，還可以根據産業、行業細分為不同類型的資産階級，如石油大王、鋼鐵大王、煤炭大王、傳媒大王等，這些資産階級及其代表者掌控和壟斷美國的政治權力，世代繼承形成不同的資産階級權貴和門閥。

　　美國資産階級政黨是這些權貴和門閥的代言人和“白手套”，權貴和門閥是各個資産階級政黨的“捐款人”和“操盤手”，被推到前台代表政黨選舉“總統”和“議員”的人則是提線木偶。他們沆瀣一氣、上下其手，使用一切手法中飽私囊滿足自己的利益，損害人民的利益。權貴和門閥的“統治精英”通過資産階級政黨、議會和政府“合法地”掠奪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與财富，他們在統治國家時不會甚至不屑于考慮和顧及選民們的利益與需求，他們隻從自身利益出發，隻要很好地照顧自己的利益就萬事大吉了。表面上“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隻是給予選民“政治權利”和“政治平等”的假象，它掩蓋的是人民的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文化權利、發展權利等的不平等。一方面，資産階級權貴和門閥通過控制的政黨、國會和政府，制定對自己有利的法律和政策并付諸實施，可以“合法地”獲得利益和财富；另一方面，又通過“民主、自由、平等、私有财産神聖不可侵犯”等話語，對人民群衆進行洗腦，告誡他們權利和财富來自“勤勞、平等、積累”，讓人民群衆接受現實，好好勞動，“未來更美好”，不要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存制度有懷疑和反抗，實質是維護資産階級權貴和門閥的特殊利益，要人民群衆放棄争取自己利益的民主權利。

五、美式民主話語體系和話語權構建的方法論

　　美國建構民主話語體系和話語權有一個相對完善和成熟的方法論路徑，在資本權貴和世家門閥的操縱下，資産階級政黨、政府和議會全力支持與推動，制定“法律”和政策，保證充足的金錢資助，鼓動和引導思想界、學術界和大衆傳媒編造學術概念、“創新”思想理論、确立研究範式、制定評價标準，通過話術轉換和辭藻修飾與蒙蔽，裝扮起美式民主“完美”“普世”與“神聖”的外衣，構築話語體系與話語權，向全世界輸出和傳播，确保美式民主定于一尊。

　　第一，民主理想模糊化和民主實踐利己化。自從美國資産階級統治者及其思想家認識到傳統的民主内涵與實踐對資本主義的沖擊和“危害”後，就挖空心思想盡一切辦法不遺餘力地掏空和模糊化“人民主宰”“人民統治”等人類古老的民主理想與民主的本真内涵，将原本具體而微的民主抽象化，誘導人民群衆隻注重和關注民主的外在形式，忽略乃至忘記民主的具體實踐，為自己的壟斷利益服務。

　　概念抽象化。美國對美式民主進行話語包裝和“内涵切換”，抽去“人民主權”等具體内涵，把民主概念等同于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等政治文明思想和價值理念，使民主内涵空洞化、抽象化。美國把民主理想描繪成美式政治文明的核心内涵，混淆民主與文明的邊界，聲稱民主就是民主化，民主化就是文明化。美國文明就是美式民主，就是在政治上“人人平等”，人們有表達政治自由的一切權利，誘導人民隻需要關注 “選舉程序正義”和“投票過程公平”即可，而不需要考慮和關心“人民治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具體意涵。

　　價值庸俗化。美國把美式民主理想與價值追求等同于民主選舉過程和競選制度設計，吹噓美式民主選舉的“程序正義”和“過程公平”，把美式民主等同于“民選”，就是公民的自由競選、自願投票、“一人一票”、人人平等、“天賦人權”、政治自由等，美式民主的實踐就是由選民“一人一票”選舉出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官員和工作人員代替人民行使民主權利。選民的自由權利是完成民主投票，然後把一切國家管理與社會治理交給“民選”的國家公務人員，民主“程序”即告完成。

　　理論神聖化。美國把美式民主理論神聖化、絕對化。以美國理論家和學者們創立的“理論框架”“數學模型”“研究範式”和“實證方法”來“科學論證”與“實踐證明”美式民主的“優越性”“正确性”“普世性”和“合理性”，并用美國神學理論給民主塗抹上“聖油”的外衣，不斷給美式民主頌唱神聖的贊歌，希冀它最終“羽化成仙”，完美無缺，成為人類社會唯一的民主思想與政治文明。

　　制度幻象化。美國把美式民主制度幻化為人類社會“普适的”和“永恒的”制度模式，聲稱它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最先進、完美無缺的制度，人類社會的民主制度将終于美式民主制度。美式民主制度包括競選制度、投票制度、選舉制度、代議制度、普選制度、政黨制度、“三權分立”制度、權力制衡制度等，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先進文明成果，必然成為人類社會普遍采用和共同遵守的制度安排。

　　雙重标準化。美國政要口頭上時刻不離“民主”二字，但對民主的運用上卻采取雙重标準，“合則用、不合則棄”，根本不是為了幫助世界維護和發展民主，而是一切以自身的戰略利益為根本，符合自己戰略利益的，“不民主也是民主”，不符合自己戰略利益的，“民主也是不民主”。美國在世界上擁有廣泛的戰略利益，其利益觸角延伸到哪裡，民主的雙重标準就伸展到哪裡。

　　實踐武器化。美國以美式民主價值構建話語霸權，以美式民主尺度評判非西方國家的民主實踐與制度安排，以自己的戰略利益制定對外民主與文化戰略和政策，在世界上培植附庸，甚至通過顔色革命、軍事侵略和占領等方法迫使非西方國家照搬自己的民主模式和政治制度，已經在世界衆多國家和地區造成所謂的“民主浪潮”與“政治革命”，導緻這些國家和地區陷入動蕩和社會混亂。這種做法已經成為美式民主話語霸權對非西方國家施加影響和幹涉的不二法則，其本身是反民主和反人類的。

　　第二，“民主與專制”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美國政府與思想界學術界把世界截然劃分為“中心-邊緣”“先進-蒙昧”“西方-東方”“主體-客體”兩個部分，視西方為發達、先進、文明的政治、經濟、文化地區，把非西方統一認定為落後、愚昧、蒙昧的地區。與這個“理論”相适應，美國對世界展示了自己仁慈、人性、文明和道德高尚的面目，認定自己有責任和義務“幫助”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當然，首先要改造它們“落後”的思想文化和民主等政治制度與價值觀。

　　美國把自己的民主等價值觀作為模闆和評判标尺，凡是和美式民主不一緻的均被定義為“不民主”“假民主”“邪惡軸心”等，其政府必須予以制裁、颠覆和改造。近現代以來，美國始終以“非黑即白”的截然态度，對世界各國的民主文化與制度進行所謂的“民主與專制”二元劃分，以學術話語權和民主話語權把美式民主絕對化和神聖化，對非西方民主進行诋毀、抹黑和壓制，從來不考慮世界上很多民族國家的文化和文明史遠超美國，更不會考慮借鑒和學習其他民族創造的民主等思想文化的深刻内涵和深邃思想，以實現文化的創造與創新，共同提高全人類的文明水平。美國的“民主-專制”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和方法僅僅是利用先發優勢和話語霸權，維護自己在世界上的政治、經濟等壟斷地位和利益的手段而已。

　　第三，民主等思想文化價值觀全球治理的“雙人雙面”。美國不遺餘力地推動美式民主等思想文化和價值觀的全球擴張和治理行動，但是，在這個行動中，美國對于國内和國外的态度和手法顯示了明确的兩面性。

　　美國國内民主治理更強調“私有産權保護”。自從資産階級理論家喊出“私有财産神聖不可侵犯”的口号後，這一原則以及随後逐漸衍生擴展到更廣泛的領域後的内涵就成了美國“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核心内容之一。當美國資産階級思想家和理論家成功地把“民主”的初始理想和内涵轉移到“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形式後，“私有産權保護”就上升為人民群衆最高的和首要的民主權利。美國資産階級政府以及思想理論界和大衆傳媒開足馬力對人民群衆洗腦，告誡他們所擁有的最重要的民主權利是“私有産權保護”，人人都要接受“私有産權保護”的“平等”和“合法”權利，以法治保護自己的“私有産權”利益。為了保護私有産權和統治利益，美國政府官員和議會議員們絕對不會對他們在競選時曾對其許下天花亂墜承諾的“選民”手下留情。當美國黑人被白人警察“跪斃”和射殺在街頭時，沒有看見議員們提出黑人生命保護的民主和人權法案。當美國超過百萬人死于新冠肺炎時，沒有看見國會和政府提出保護人民生命權的民主議案或者政策。而一旦人民的遊行示威或者集會行動威脅到統治階級的利益時，相關的“私有産權保護”法案會很快獲得國會通過并獲得批準與執行。

　　在非西方國家強制推行民主自由人權等權利保護。美國對美式民主擁有偏執狂般的狂熱和崇拜，急于用它統一世界，在非西方國家建立美式民主制度。美國在非西方國家進行“民主試驗”或者建立“民主樣闆”隻注重“自由競選”“公平投票”和“人權保護”等民主的外在形式，逼迫這些國家給予人民充分的“選舉自由”和“人權保護”。美國利用自己強大的民主話語權以及大衆媒體和互聯網等傳播手段與政治、經濟、軍事等實力，對非西方國家進行“民主、自由、人權”等意識形态和價值觀的狂轟濫炸，甚至進行政治經濟制裁和軍事威懾，威脅和強迫它們廢除“專制制度”保證人民享有充分的美式“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權利。

　　美國利用民主自由人權等手段撕裂非西方國家的民意和階級階層，制造人民對立，乘機培植親美人士、政黨和階級，培養賣國者和“買辦”階層，充當美國資本控制和壟斷本國經濟命脈的“白手套”和代言人，最終實現對非西方國家的控制和奴役，使其成為美國的附庸，以利于美國對非西方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掠奪與侵吞。

　　第四，創新學術話語隐藏美式民主價值觀與意識形态。近現代以來，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取得長足進展，學術理論界在學術研究上展現出積極學習借鑒其他學科甚至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和學術成果的濃厚興趣，如實證研究、定量分析、數量統計和建構數學模型等，創新和創造出一些“規範和科學”的“研究範式”和“分析方法”，于是，諸如後現代主義、後實證主義、解構主義、批判主義、後結構主義等研究方法和分析範式紛紛出場，同時，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間也表現出極大的交叉融合和相互滲透态勢，産生一批新興的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美國學者借助這些新興的“研究範式”和“理論框架”構建大批新的學術概念、理論和學科，創造了諸如“文明沖突論”、民主和平論、“曆史終結論”、修昔底德陷阱、霸權穩定論、中等收入陷阱以及私有财産神聖不可侵犯、理性經濟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等新的理論與學說，這些理論與學說滲透進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曆史學、法學、文學以及教育學、心理學等幾乎所有的人文社會學科，推動這些學科産生更多創新性理論成果和研究方法。這些理論學說與研究方法一經産生，即在美國強大實力的推動下在廣大非西方國家廣泛傳播，成為它們思想界、學術界乃至教育界學習和研究的熱點。

　　美國學術理論界創立的理論與學說有一定的創新性和應用性，可以進行實證研究和定量分析，推動人類社會科學的進步和發展。但是，美國也借此機會牢牢把控學術話語權、學科話語權、理論創新話語權，“權力制造知識……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美國借助學術話語霸權對民主等價值觀和意識形态進行改造和“升級”，創造“合法”“正義”“平等”的民主選舉形式，構建起民主話語霸權。美國把自己的民主價值觀和思想文化意識形态淹沒和隐藏在這些話語權力之中，向非西方國家滲透和兜售。非西方國家有些學者在學習和研究西方的學術理論與思想文化時，由于受到自己國家相對落後以及預設西方國家發達和“先進”的前提的影響，容易采取全盤接受的“拿來主義”态度，自覺不自覺地充當了美式民主價值觀和意識形态對自己國家人民滲透和洗腦的推手，直接和間接地幫助了美式民主話語霸權的建構。

　　美國極力建構民主話語霸權，并以民主話語霸權為工具抹黑、诋毀和打壓非西方國家傳統的民主思想文化和民主制度，意欲摧毀和消滅它們而後快，試圖定美式民主價值觀和思想文化意識形态于一尊，用它統一世界人民的思想，構建排他性的美式民主價值觀和意識形态唯一的世界秩序和規則。非西方國家有些人在學習、引進美國現代生産方式的同時，也學習、吸收、引進了美國的思想文化、學術理論乃至價值觀，在美國預設自己文化先進性的引導和誘導下，很容易落入美式民主等思想文化的“話語陷阱”，對美國的學習不加鑒别、照單全收。在美國話語權的優勢下，非西方國家努力維護自己的民主價值觀與傳統思想文化，同美國展開民主話語權的較量與鬥争，需要解構美式民主話語權建構的理論依據、目的、手法、路徑與實質等核心内容，分析其民主内涵與民主話語霸權的虛僞性、虛假性與欺騙性，找準它的缺陷與弊端，有針對性地進行揭露和鬥争，構建适合自身國情和發展實際的、具有時代性創新性的民族民主内涵和制度體系。

　　（作者系河南工業大學6774澳门永利教授）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3年第1期